略论周谷城研究中国史的特点与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谷城论文,中国史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树立以“通”为特征的整体历史观，求得历史自身的完整性
周谷城先生以一人之力，撰写出《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开明书店，1939年出版），这在中国史学界是不多的。
在初版《中国通史》的“导论”中，周先生标举了中国古代所谓通史的“通”字的四种意义，如“历代事情前后相续，著于一书，叫做通史”，等等。他以为这几种意思都不足以反映今日通史之“通”的内蕴，从而提出“维护完形之通史”的概念。即，将“通”建立在他的“历史完形论”的基础上，其要义在于：不要毁坏历史之完形；在分解历史的诸因素时，须寻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求得历史自身的完整性。
对这一整体的历史观，后来周先生又在《史学上的全局观念》等文章中作进一步的阐述，他强调：“历史自身是复杂众多的统一整体，它的各部分互相联系着，互相依靠着，互相制约着。”研究会通各部门的历史，不能不利用专科史，但专史之和不同于会通史；研究纵贯各朝代的历史，不能不利用各朝史，但各朝历史之和不同于贯通史；研究历史，不能不利用史料，但个别史料的考释之和不同于整体历史之有机组织。（注：《学术月刊》，1959年第12期。）
针对当时流传的“史学本是史料学”（蔡元培：《明清史料序言》）的观点，周先生有一段很精当的评论。他认为历史“只能从史料中寻找而发见出来”，因为此说有助于纠正史学界的空疏之弊；然而这一说法本身却并不正确，因为史料并不等于历史，而“只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他还批评当时的一些史著，将“动的历史化成静的史料”，将“历史之完形化为史料之分类排比”，“致读者只看见条理系统井然的史料，看不见活跃而完整的人类活动”。（注：《历史完形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周先生的中国史论著往往具有高屋建瓴之势，力图阐明由社会活动和各个历史事件所组成的整体的历史过程，即“历史自身之完整性”。即使细小的个案研究，也是着意于以小见大，由树木而引见到森林。
二、在世界史的总体格局中审视中国历史的发展
周先生常讲：研究中国史，千万莫把世界史的那个全局观点丢掉了，一定要与世界史结合着研究。（注：《史学与美学》“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直到迟暮之年，他仍反复告诫下一辈，只有了解世界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在近代会落后，才能看准世界的发展趋势。（注：周洛华：《回忆我的祖父周谷城》，载《世纪》1998年第3期。）
周先生曾专门著文阐发中外历史比较的重要性。他说，研究历史，“不拿中外历史对照着看，就很不容易看得清，就很不容易作进一步的考虑”。而有了比较的眼光，就可以减少“一些不应有的偏见”。（注：《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在这方面，周先生自己身体力行，为后学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具典型意义的例子。
自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国学术界确立其作为圭臬的地位之后，引发出一场旷日持久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社会分期”的大讨论。“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等，诸家说法不一，各执一辞；并且在无形中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的观点。周先生以世界史的眼光审视中国问题，独辟蹊径，自创一说，饶有深意。他概括出十项世界古史上奴隶制时代的特征，包括：铁的发现和使用、城市工商业的发达、社会激烈的自由竞争、法或法制的出现、经典的纂集、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封建等级国的没落等，指出中国封建时代始于东汉后期，如此，上述诸特征也无例外地见之于中国的奴隶制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相符合。准此，中国封建时代至长不过一千多年，也就“可以省去（中国）封建长期的假设或特例”。（注：《封建长期，似乎不长》，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周先生将中国进入封建时代的上限定在公元二世纪下半期，不过又指出，“为了方便起见，找一固定的年代，即以公元9年，王莽纂夺汉政权的那一年为开始之年”（注：《论古封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这与他早先在《中国通史》中以该年作为中国中世的开端相一致，也表明其古代史分期的见解，是建立在对中国史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基础上的，并非简单地套用某一既定的标准、模式，削中国之“足”以适外国之“履”。
在遵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同时，周先生还尽力将“封建”的古义（“分封建诸侯”）彰显出来，以此突现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某些特点，并将其置放到世界史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观照。他强调，所谓“封建”有两种，一指古封建，即奴隶制时代的封建等级制，一指中世纪的封建，即时人习称的封建社会。这样做，有助于当时的人们比较完整地把握“封建”的涵义，进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史。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检视中国的封建社会问题，周先生的言论无疑是可资参考的思想资源。
三、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角度挖掘和分析中国历史的丰厚内涵
周先生在中国史的许多领域都作了深入研究。他撰作的第一本书是《生活系统》（商务印书馆，1924年），该书论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的作用和意义。以后相继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三卷本，新生命书店，1931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40年）、《中国史学之进化》（生活书店，1946年），并著有《中国教育小史》。晚年又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刊行。这些论著，构筑起周先生中国史研究的宏大体系，内容丰富、详瞻，底蕴深厚。
以《中国政治史》为例。这是一本自成一体、有个性的中国政治史专著。它不同于一般专讲治乱兴衰的政治史，也不以叙述政治思想或政治制度的演变为重点，而着力于揭示、分析“第一时代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在周先生看来，“政治现象实为各种社会势力所造成”（注：《中国政治史》，“弁言”。）。因此透过现象看实质，就有必要对推动历史变化发展、造成政治现象千变万化的人，尤其是构成社会势力的政治团体给予高度重视。如此写史的思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恰如周先生自己所说，“在中国为初创，即在欧美各国，亦不多见”（注：《中国政治史》，“弁言”。）。该书凡五篇、十五章，分别以“部族联合的完成”、“政治社会的确立”、“门阀藩镇的交替”、“绝对专制的完成”和“民主政治的创造”为线索，如实地勾画出政治史上动态的、以人的欲求、矛盾、冲突和其创造性与破坏性为经纬的一面。
思想文化史方面，周先生虽未著有系统性的作品，却也是一直十分留意的，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比如，他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视作与犹太旧约、基督新约、波斯袄教经典、印度吠陀经典、佛教经典、阿拉伯可兰经相类似的“一系列的东西”，皆属于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遗产。（注：周谷城讲授、周训芳记录整理：《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载《世纪》1998年第3期。）这多少与雅斯贝尔斯有关“轴心时代”各主要文化区经典的产生的议论不谋而合，为理解“六经”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个新视域。他还坚持倡导儒家经典的今译工作，俾便于继承和领受这一份世界性的文化遗产。
进入80年代以后，周先生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由他领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任顾问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好评。他多次出席由复旦大学主办的有关座谈会、研讨会，并发表讲话，积极扶持和推动这门年轻学科的发展。《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意见和希望》（1982年）、《论中西文化的交融》（1986年）等篇章，便是在这类会议上留下的思想结晶。
四、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博大又精深
周先生气势博大，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擅长作宏观的分析和把握；但他同时也乐意做一些具体细致的个案考察，而且慧眼独具，发前人未发之覆。《古史零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部曾由新知识出版社于1956年单独刊印的著作，收录了周先生7篇考释古文字的文章。在“自序”中，周先生申明，中国古史应“从书本上研究，从文字上研究，从实物上研究”，亦即须广泛地利用传世文献、新发现的古文字材料以及考古资料，以多种手段互相求证，寻求突破，推进认识。周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便直接体现了这种努力。
《亂为乐之结》一篇借助《番生
》、《毛公鼎》等金文材料，佐以《尚书》、《论语》、《离骚》等传世文献，提出“亂”字的原义不是通常所说的混乱或治理，而是结合或亲近。此论极受古史专家丁山的推重，以为因此而使屈原赋的“乱曰”、《论语》的“关雎之乱”得以正确释读，“旧疑冰释”。（注：《古史零证》：“附：丁山先生来信”。）被郭沫若誉为“很有见地”的《庶为奴说》一篇，同样用金文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求得结论：“庶”字的原初意义为杂屋，为灶披间，为烧饭或住佣人的地方，由此引伸为卑贱、渺小、旁出。这使早已为过往岁月淹没的“庶”的原义重新呈现出来，让人窥见历史的一个真实面相。这些细致入微的考察，使周先生的研究工作在“博大”之外兼具“精深”的特点。
周先生还善于择取一些在历史的某一时段具有关键意义的现象和问题作重点剖析，以此作为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例如他曾对春秋以降商人势力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政府对商人的政策给予很多的关注，多有阐述。他不赞同传统的“中国一向是重农轻商”的说法，以为“这在文化政策或教育政策上讲，或许是真的。但就经济政策或财政政策讲，专制时代的中国，未尝不重商人”。他精辟地指出，秦汉的统一，与工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势力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北宋以后，商人势力再度兴盛，“商人需要集权政府，故帮助集权政府；政府得了商人的帮助，愈能发挥其效用。因此之故，绝对专制的发展与商人势力的扩张是相依的”（注：《中国通史》，“结论”。）。此说把握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且对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地位、作用作出了一个总体的评价，并由此推导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见：中国古代的这一类商品经济不能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如此便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说法相忤逆，这大概是周先生的不少论著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提起的原因之一）。此类研究，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具体的分析，“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实给人以良多的启示。
五、察古知今，关注中国文化发展前景
周先生不倦地研究着人类的过去，同时又以历史学家独到的眼光时刻注视着现在和未来，心系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真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充分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可贵良知和爱国之心。20年代发表的《农村社会之新观察》（1927年），30年代的《中国社会之现状》（收入《中国社会史论》），40年代的《论中国的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和《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文章，论史与议政相结合，将认识中国的学术追求与改造中国的美好愿望统一、交融在一起，留下了这位杰出史家的一段心路历程。
解放以后，周先生注意从美学的高度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以促进、推动“古为今用”，从而有助于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1962年他在《文汇报》发表《礼乐新解》一文，开宗明义便说：“祖国美学原理有最突出的一条，曰由礼到乐。”随后对何谓礼、何谓乐和礼乐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加以说明、阐扬，指出：“礼的教育做到物欲相持而长，乐的教育做到能奋至德之光；那便是最合理想的了。”他在文中多次表示：“人不能一刻无生活，因之也不能一刻无礼乐”；“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从而表达了与时论很不一致的对待古代礼乐文化的新观点。其中寄寓了他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一种理解和态度。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周先生进一步就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抒发己见。他既不赞成“国粹”式的评价态度，以为中国的东西什么都好；又反对欧洲中心论，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他强调：“（中国）文化上的好传统，好特色，是我们的财富，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意见和希望》，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为此，他不断呼吁要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认为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他承接在《礼乐新解》中业已展开的有关如何构建未来文化的思考，提出：随着中国的发展，“儒家礼、乐之类的精神，可能优先活跃”（注：《论中西文化的交融》，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一九八六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因而明白地告诉人们，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的合理价值将汇入新文化的创造洪流之中，成为其中不可忽缺的一个部分。他还反复申言中西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强调这“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并且预言：“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注：《论中西文化的交融》，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一九八六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诚乃高瞻远瞩，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