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通感_听力论文

论审美通感_听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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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89X(2000)04—0054—03

通感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了解通感,对文艺创作、文艺鉴赏和大中学语文教学,都有一定意义。因此,本文拟对审美通感的性质、种类、作用和形成条件等,作一些探讨。

对通感的论述,西方文艺理论界较早。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在《心灵论》(又译为《论灵魂》)中就首先提到过通感现象,他认为声音有“尖锐”与“钝重”之分,那是与触觉比照的结果。”因为听觉与触觉有相似之处。柏克莱在《视觉新论》中,也论及了人的感觉领域中存在着相互联系,这就是通感现象,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借光和色的媒介,不但把空间、形相和运动等观念暗示在心中,还可以把任何借文学表示出来的观念提示于心中。”意大利近代美学家克罗齐对通感也有精辟的论述:“又有一种怪论,以为图画只能产生视觉印象。腮上的晕,少年人体肤的温暖,利刃的锋,果子的新鲜香甜,这些不也是可以从图画中得到的印象么?它们是视觉的印象么?假想一个人没有听、触、香、味诸感觉,只有视觉感官,图画对于他的意味何如呢?我们所看到的而且相信只用眼睛看的那幅画,在他的眼光中,就不过像画家的涂过颜料的调色板了。”[1]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 曾将通感作为他们的一种重要艺术手段,并从理论上发挥为“通感说”。1840年,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交感》(又译为《呼应》或《对应》),这是他的诗的宣言。他认为大自然的各种颜色、芳香、音响虽各具特质且互相呼应,甚至可以互相转化,同时,外界的一切又可以与人的精神互相对应和升华。他的所谓“感官呼应论”后来成为象征主义诗派的理论基础,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虽然没有提出通感一词,但在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中却大量存在。当代文艺理论家钱钟书指出:“中国诗文有一种描写手法,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拈出。”他还说:“寻常眼、耳、鼻三觉每通有无而忘彼此,所谓‘感受了共产’;即如花,其入目之形色,触鼻之气息,均可以移音响以揣称之”。[2]

从以上理论家们的论述可以看出,所谓审美通感,简单地说,就是各种不同感觉的互相替代。

人有眼、耳、鼻、舌、身(肤)等五种主要感觉器官。从心理学讲,人的这五种感觉器官都可以产生美感,且各感官的感觉领域也不是绝缘的,可以而且经常相通,文学艺术以艺术形象表情达意,艺术形象作用于鉴赏者的感受,当然也可以彼此打通,所以心理学把它叫做通感,而修辞学则称为“移觉”,即感觉之转移。

一般认为,审美通感可分为感觉通感、表象通感和多重通感等三种。

(一)感觉通感

感觉通感就是不同感觉的相互转换。心理学认为,人的认识可分几个阶段,有感觉、知觉、表象、概念等等,感觉是最低级的阶段,所以感觉通感是最简单的通感,如视觉转触觉、视觉转听觉等。

视觉转触觉,如“泉清入目凉”。泉清是视觉的感受,凉却是触觉才能感受。这句诗是视觉通于触觉。又如“寺多红叶烧人眼”,红叶不会有热量,“红叶烧人眼”是不科学的,但从审美通感的理论讲,却合情合理,红叶似火,看上去好像有热的感觉。同样,李贺《蝴蝶飞》诗句“杨花朴帐春云热”的句子里,“春云热”也是由视觉转为触觉。

视觉转为听觉。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和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同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由视觉中的月色,转为听觉中的名曲。杜牧《阿房宫赋》中的“歌台暖响”,是由视觉转为触觉,再转为听觉。贾岛《客思》中“促织声尖尖如针”是由听觉转为视觉。宋祁《玉楼春》中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苏轼《夜行观星》中的“小星闹若沸”,都是由视觉转为听觉。

(二)表象通感

表象通感是比感觉通感更高级、更复杂的一种通感。因为感觉是对事物比较简单、片面的认识,往往只认识到事物的个别属性,较难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所以运用感觉通感创造出来的形象虽然比较新奇,但比较简单,而表象通感就不同了。表象通感是表象的互相转化,而其表象是事物比较完整的全面的反映。因而表象通感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达到典型美。

表象通感又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听觉表象转为视觉表象。贾岛的诗“促织声尖尖如针”,针尖只能看到,不能听到,但它与促织的尖声类似,引起联想,产生通感。19世纪奥地利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说过:“通过音乐的高低、强弱、速度和节奏化,我们听觉中产生了一个音型,这个音型与视觉印象有着一定的类似性,它是在不同的种类的感觉间可能达到的。正如生理学上在一定的限度内有感官之间的‘替代’,审美学上也有感官印象之间的某中‘替代’。”[3]他的所谓印象, 就是各种感觉的记忆表象。所谓替代,就是感觉的转移,“促织声尖尖如针”就是由听觉表象转称移到视觉表象。因为两者都有尖的特点,所以产生类似联想,引起通感。听觉与视觉的通感,是通感中最常见和最主要的一种,这是因为在人的多种感官中,视觉和听觉是最敏感、最细致,最丰富而又结合得最紧密的,是人类感官中最高级的感官,而嗅觉、味觉和触觉是低级感官。人的大脑贮藏感觉信息,80%来自视觉,10%来自听觉,所以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中说:“美感是和听觉、视觉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的诗句“白杨仍在诉无边的悲哀,喷泉仍在吐银白的呢喃”,法国另一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的诗句“回声渺茫如黑夜,浩荡如白天”等,都是听觉通于视觉。英国著名音乐家马利翁曾说:“声音是听得见的色彩,色彩是看得见的声音。”[4 ]这位音乐家道出了现实生活与审美感受中视觉与听觉相通的真谛。

第二种是听觉表象转化为触觉表象。触觉,主要指感触物体的软硬、冷暖、厚薄、宽窄、干湿、滑腻等。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他在抚摸古希腊的大理石雕像时,好像感到人的体温。罗丹运用的感觉器官就是触觉。触觉也可能与听觉相通,产生美感,李贺诗《自昌谷到洛后门》:“石涧冻波声,鸡叫清寒晨”,李贺《江南弄》:“吴歌越吟未终曲,江上团团贴寒玉”等等,将捉摸不定的音乐表象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触觉表象,使诗的意象鲜明、具体、生动,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感染力。

第三种是嗅觉表象转化为听觉表象。嗅觉与听觉也是可以相通的,如李贺《昌寒读书示巴童》诗中:“虫响灯充薄,宵寒药气浓。”“虫响”与“药气”二表象转化,突出了灯昏宵寒,暗示作者在仕途上不得志而心灰意冷的感受。贾唯孝《登螺峰四顾亭》:“雨过树头云气湿,风来花底鸟声香。”“鸟声香”是听觉表象转化为嗅觉表象,写出风雨过后,空气新鲜、气候宜人的美感。现代诗人何其芳《祝福》:“青色的夜流荡在花阴如一张琴,香气是它飘散出的歌吟。”嗅觉表象转化为听觉表象,晋代陆机《拟西北有高楼》:“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芬随风结,哀响馥若兰。”哀伤的音乐带着兰花的香气,是听觉表象通于嗅觉表象。

(三)多重通感

多重通感是两个以上的表象互相转移,即在第一次通感之后又追加一次或几次通感。宋祁《玉楼春》中的名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第一句是视觉表象转触觉表象,第二句是视觉表象转触觉表象,再转为听觉表象。因多次运用通感,便成为名句,这首词在当时脍炙人口,作者被人尊为“红杏尚书”。清末美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这首词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杜甫《月夜》中“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也是运用多重通感,深刻而形象地写出了作者在异乡月夜思念家人的情景。刘鹗《老残游记》第二回对王小玉说书的一段描写,也运用了多重通感,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王小玉唱段的精彩。

通感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法,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文艺创作,具有重要作用。

(一)通感可以帮助作家形象地表现客观生活

文学艺术是用艺术形象反映生活、表现情感的,艺术形象塑造得越鲜明、生动,其艺术性就越高。例如,声音是看不见,触摸不到的,音乐形象不那么清晰确定,运用通感,可以把难以捉摸的音乐、声音形象转化为物质形象,即把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或触觉形象,使音乐形象具体可感。“促织声尖尖如针”,促织的叫声可听而不可眼见,其形象不情晰,而转为尖针的视觉形象以后,可见可触,就非常具体了。乐器琵琶弹出的乐声也是难以言状的音乐形象,但经白居易运用通感的方法描写,就变得清晰在目了。“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读了这段诗句,仿佛觉得琵琶弹出的乐声可视可触,音乐形象清晰可见,难怪白居易也觉得“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这就是通感的作用。陆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逆胡未灭心不平,孤剑床头铿有声。”诗人杀敌心切的情感是别人的感官无法感受的,但一用审美通感,仿佛剑发出急切杀敌的声音,把无形的情感转化为听觉表象,这就把作者的情感形象化了,具体化了。运用审美通感,可以化无形为有形,化无声为有声,化无味为有味,从而把情感表现得更具体、更鲜明、更生动,增强审美效果。

(二)通感可以帮助作家更好地表情达意

作家艺术家塑造艺术形象,是为了表情达意。运用通感,可以更生动更有力地表情达意。贾岛诗“促织声尖尖如针”,蟋蟀发出的尖叫声像针尖一样刺着游子的心,有力地表达了游子那种悲伤的情感。陆游诗“逆胡未灭心不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作者把急切杀敌这一无形的情感转为听觉表象,于是就形象有力地表达了这一情感。俄国美学家杜勃罗留波夫说过:“诗人的情感总是被生动的事象所引起的,而不是被一般概念所引起的。”既然被“事象”所引起,也应当利用“事象”去进行想象、联想、幻想,去进行概括、推测、虚构,从而创造鲜明具体的艺术形象。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运用通感,就有利于创造形象、创造意境,增强艺术感染力。1930年,列宁格勒出版社曾向高尔基提出如下的问题:“您常常根据什么样的感觉来构成形象: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等等?”高尔基的回答是:“当然是根据一切的感受。”高尔基在《保尔·魏伦和颓废派》一文中还说:“你一面读,一面想象色彩、气味、声音、感觉——非常鲜明地想象这一切,在一首诗里体味许多活的形象。”[5]看起来, 作家培养五官的感受能力和运用通感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审美通感对艺术鉴赏也有促进作用,能加深对作品的领悟、理解。北京大学金开诚教授深有体会地说:“记得小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参观书法展览,我觉得有一种字体很好看,老师说:‘这叫‘铁线篆’,你看它那线条那么硬,很有力道和弹性,就像钢丝似的。’其实当时我觉得这种字好看,只不过因为它整齐均衡,而老师还感到了‘力道’、‘弹性’之类。但‘力道’‘弹性’是要靠肤觉才能感知的,用眼睛看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这就是通感在起作用,老师有通感,所以他的感受就比我丰富而深入。”[6]

审美通感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艺术家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有其客观基础和主观的原因。从审美客体来讲,是因为各事物有其相似之处,如贾岛诗“促织声尖尖如针”,促织的叫声和针两个表象有其相似之处,这就是尖,所以审美主体就得以产生通感,如果一个尖,一个钝,那是无法产生通感的。从审美主体来讲,是由于有其生理依据,据心理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人的每种感官都有分析器,视感觉的器官是光性分析器,听感觉的器官是声音分析器,嗅感觉的器官是鼻腔化学性分析器,肤感觉的器官是皮肤机械性分析器、皮肤损伤性分析器和温度性分析器等。这些分析器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但各分析器的大脑末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彼此交错和互相联结着的。所以,各种不同的感觉可以获得沟通而形成通感。而且,人的知觉过程中,以往的各种经验起着重要作用,如见到火就感觉热,见到冰就感觉凉,心理学认为,在这些经验体验的过程中,各分析器的大脑末端内的有关部位之间,就能形成巩固的暂时神经联系,这便是产生通感的生理基础。美国汤普森主编的《生理心理学》认为,外界信息进入人的感官而向中枢输送时,可能发生改辙换道的现象,如视觉表象转换为听觉表象,嗅觉表象转换为肤觉表象等,这一理论便是产生通感的心理学依据,所以贾岛听到促织叫出的尖细的声音,便转换为尖针这一视觉表象。现实生活中,一般人都有此种心理功能,所以日常生活用语也常常出现通感的语言,如火热、冰冷、清凉、冷静、热闹等等。作家艺术家比一般人感官更敏感,心理活动更活跃,所以更能产生通感。诗人郭风在《关于创作》中强调说:“到生活中,要开放‘五官’,要把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方面的感觉器官统统开放起来,观察周围的人和物以至领略自然的各种声、色、香、味。”郭风的话是要说明,从审美客体来说,存在有声、色、香、味等,从审美主体来说,要调动各种感官去深入观察,积极反映。在我国古代,道家和佛教也非常强调人的这种主观方面的积极性,只不过把它神秘化了。道家著作《列子》就说:“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神释。”又说:“老聃之弟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佛经里如《愣严经说》:“由是六根互相为用,……无目而目,……无耳而听,……非鼻闻香……异舌知味。”[7 ]道家和佛家把通感现象无限夸大,认为无所不能,这当然不科学,但确实看到了通感的存在,这是应当肯定的。马克思说过:“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8]马克思的话说明, 人的感觉器官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的,是有其存在的依据和基础的。这个依据和基础终于被当代的心理学、生理学研究成果所证实。

另外,通感的产生还依赖于作家艺术家创造性的联想和想象,究其实质来说,审美通感就是表象的联想。前面说过,从心理学讲,通感是感觉的转移。从一种感觉转移到另一种感觉,是作家运用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进行想象和联想,由此及彼的想象的结果。“促织声尖尖如针”是由促织的尖声这一听觉表象联想尖针这一视觉表象而创造出来的诗句。据天津京剧团演员季小兰回忆,她的老师张君秋曾经说过:“我的唱腔是枣核型,开始时轻,中间重,醇厚,结尾又轻。”张先生这段话就很好地运用了审美通感,把他的唱腔这一听觉表象比作视觉表象枣核,由于两个表象相似,引起张先生的表象联想,于是产生了通感。白居易对琵琶声的一段绝妙描写,也是因为各种表象相似,才产生通感。唐代诗人刘长卿《听弹琴诗》:“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诗中表现了听觉、触觉与视觉的通感。诗人由琴声似乎感觉到了寒冷的松风。这当然是联想的结果。是由“冷”而产生的联想。我国当代著名的诗评家李元洛先生说:“成功的艺术通感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想象。”[9 ]这是很有见地的断言。

通感在文艺创作中运用得好,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当然,如果不循其原理而滥用,则会适得其反。

收稿日期:200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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