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知识经济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什么是知识经济
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或时代，按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的特点划分，大致有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大约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按照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Naisbitt,1982)的说法，“1956年1957年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工业时代的结束”，因为“1956年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数字超过了蓝领工人。美国的工业社会要让路给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大多数人要处理信息，而不是生产产品”。这个经济时代如何命名？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第三次浪潮》，在书中他提出了“后工业经济”的概念(A.Toffler,1980)。此前，还有“后工业社会”(D.Bell,1973)的提法。但奈斯比特对此持否定态度：“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把它称作为‘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个名称有些不伦不类。每当我们无计可施时，就习惯于给某个时代或运动加上‘后’或‘新’的字样。”奈斯比特是对的，我们过去没有将工业经济叫做后农业经济，我们更不能将更遥远的将来某种经济称之为“后后工业经济”，因为那样做的确是不伦不类。奈斯比特自己则用“信息社会”和“信息经济”来命名即将来临的社会和经济，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在80年代曾经很有影响，且为政界、学界很多人使用。90年代以来，它却逐步为“知识经济”的提法所取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相比较，接受后者的人比较多，理由很可能是：信息只是知识的一部分，或信息是知识的子集。近几年还有一种“新经济”的提法。1996年12月30日的《商业周刊》（美）刊发一组有关文章，提出了“新经济”这一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后来有人做了这样的归纳（李长久，1998）：从80年代初起，美国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特别是增加了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推动了“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新经济”同传统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和软化，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我认为，如果用“新经济”来说明或概括美国一个时期经济的新变化，即90年代的“双低一高”（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而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取代了70年代的经济滞胀这种现象或经济特征并无不可，那么，将它扩大到世界范围用以命名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则并不合适，理由仍如奈斯比特以上所说。
即使对美国来说，将它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改称为知识经济，倒可能更合适一些。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来概括目前已见端倪的经济。
“知识经济”是1990年由联合国有关研究机构首先提出的，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其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知识经济”为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很大程度上是“约定俗成”。因为，如果按照“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一定义，那么，人类社会的经济都可以说是知识经济。不是吗？所谓知识，无非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所获得的认识包括积累的经验的总和，而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在所有各个发展阶段上，则无不以这种知识的积累为基础，难道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吗？不以知识为基础的行动，那是动物的生存活动，而不是人类的经济行为。正因为如此，提出或赞同知识经济提法的人不得不做出进一步说明，例如，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解释说，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具有四个主要特征：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经济的重要基础；信息与通讯技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服务业在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人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我国在研究知识经济方面较有影响的专家吴季松(1998)则将其概括为：知识经济是充分知识化的社会中的经济，它的特点是：(1)经济发展可持续化。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技术发明和运用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因为高技术产生在多种自然资源几近耗竭、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它把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科学全面的认识。所以高技术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自然资源来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从而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资产投入无形化。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传统的工业经济是有形资产起决定作用，而知识经济则是信息、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3)世界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知识经济依靠无形资产的投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世界经济一体化。高技术产业的技术领域十分广阔，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众多的且层出不穷的高新技术中全面领先，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4)经济决策知识化。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其决策和管理必须知识化，科学决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有日渐增强的趋
势。我们或许还可以对以上归纳作些补充，比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缘由还应包括，在知识经济时代，不仅跨国公司的大发展模糊了国界，更主要的是经济活动的数字化、网络化，如利用INTERNET进行的经济活动，这都表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必然趋势，等等。由于知识经济影响是如此深广，我们不可能用很短的文字将其包揽无遗，列出几条能知其梗概也就可以了。
在作了这一系列特征的描述之后，应该说，知识经济的提法是站得住的。以此衡量，当人类迎接21世纪的时候，的确，“知识经济已见端倪”。
二、对知识经济中若干具体问题的看法
对什么是知识经济，以上大致给了个说法。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廓清的认识问题。解决这类问题，对于我们这个处于改革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是重大的。知识经济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国顺应世界潮流，已经正确地确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但有些认识问题不解决，对贯彻这一方针是不利的。我把现存的主要问题分为两类，分别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若干概念辩析
1.全面理解知识经济中的知识
前已提及，所谓知识，无非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所获得的认识，包括积累的经验的总和。当然，这样讲可能过于宽泛，因为我们这里仅涉及知识经济中的知识。我认为，与经济发展直接有关的知识，至少应将制度知识、管理知识、技术知识等三个方面涵盖在内。指出这样一个常识性的内容，很有现实意义，因为像在许多场合，我们一些人在讲科学的时候，事实上存在自觉不自觉地将它等同于自然科学一样，现在讲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也存在着将它仅理解为科学技术或高新技术的偏差。诚然，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一种主要知识是勿庸置疑的。但我们也不能否定，制度方面的知识也极为重要。在制度方面有足够的知识，能够进行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就既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而直接提高经济效率，还能从根本上促进技术进步和管理改善。至于现代管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以至国际上公认的八大高新技术中就有管理科学技术。不过，我认为，管理科学与其他七大类高新技术差别明显，还是作为单独的一类知识比较合适，对促进经济发展更有利，特别是在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时更有必要。
除此之处，应当指出的是，还有多种知识给予知识经济直接间接的影响。比如文化，其影响就非常大而深远。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细说了。
2.正确认识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地位
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直至主体产业无疑是高新技术产业。这里的关键是对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要有正确认识。高新技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它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定范围。知识经济中的高新技术，不是泛指比以前高级一些、新一些的技术，国际上一般认为它大致包括信息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含生物工程等）、空间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管理科学技术。以上科学技术运用到经济实践中所形成的产业即高新技术产业。以高新技术武装、改造传统产业和新建现代产业，就形成了知识经济实体。因此，在知识经济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地位是从主导产业进而发展为主体产业，但它仍然是社会经济中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可以说，知识经济也是一种二元结构，如同工业经济社会存在农业经济一样，除了高新技术产业，它也将存在工业经济时代的某些传统产业，如一些并非高技术的工业和服务业，当然这些传统产业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如电脑及其网络的运用等等。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它引导我们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并以之带动而不是取代其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并未完成，因此，加上农业经济，我国事实上是三元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不但要大力支持、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且要把知识创新的成果用来革新传统的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以保证我国在下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正确认识物质资源与知识资源的关系
有关知识经济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资源”、“财富”这类经济中基本问题的认识，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比如，在知识经济时代，特别重视知识资源或智力资源是对的，但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是谬误。有人说“没有自然资源，能够通过智力资源创造财富”，这就有点离谱了，因为财富的创造，最终离不开自然资源或物质资源，就以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所举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受控核聚变将水中的氢变为新能源”来说，这无疑是高技术创造了新能源，但这是凭空创造的吗？水或水中的氢难道不是自然资源吗？我们应该看到，人类要生存就需要同自然实现物质变换，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改变的只是物质变换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比如人类认识到煤炭、石油这些不可再生的能源存在短缺等问题时，创造了核能这一新的物质变换形式；当植物纤维不足时，科学技术的创新使人类生产出化学纤维、合成纤维来取代，此前有谁能相信石头能变成衣服穿呢？凡此种种，固然说明了知识资源的重要性，而且越来越重要，但它只有与物质资源结合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二者缺一不可。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还存在“绝对”的东西，那么首要的或最大的“绝对”，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首先是绝对离不开自然资源，离不开宇宙（我特意把这个话也说得“绝对”一些，不说地球而一下子说到宇宙，一是因为有一种地球在遥远的将来也会毁灭的假说，假定地球毁灭了，人类不会毁灭——假定因科技进步他们得以提前移民到别的星球；二是假如地球不会毁灭，人类继续在地球上生活，或许也有一部分人移民到别的星球。地球、其他星球，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无论如何，只要人类存在，他就离不开宇宙），因为需要宇宙提供自然资源。其次是绝对离不开知识资源，知识资源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它的无限性又是人类在这个物质资源相对稀缺的世界得以永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二）关于知识经济的判别标准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知识经济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约定俗成，因为换一个别的名称，比如信息经济、高技术经济之类，也未尝不可。说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然而知识无非是人类在实践中（从经济上讲则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积累起来的认识（所谓经验，也是一种认识），不管是将它分为"4W"的知识(OECD,1996)——Know-what（知道是什么）、Know-why（知道为什么）、Know-how（知道怎么做）、Know-who（知道是谁），还是再加"2W"知识，就是Know-when（知道什么时间）和Know-where（知道什么地点），都不能改变任何社会经济都是以知识为基础这一事实，因而“以知识为基础”并不为人类即将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所专有。如果我们要使用知识经济这样的概念（我也是同意采用知识经济的提法的），那么，除了一般性地定性分析，比如如何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确定知识产业的地位，以及说明知识经济的特征（已如上述）之外，还应当有量化标准。我主张用以下三个指标所形成的指标体系来综合衡量：
1.全要素生产率。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亦译为“总要素生产率”或“总和要素生产率”），是指除了劳动与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之外的所有其他要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在现有条件下，除劳动和资本之外的诸多要素的贡献无法分别算出，故一般采取剩余法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
A′=Q′-W[,1]K′-W[,2]L′
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Q′代表总产出增长率，K′代表资本存量增长率，L′代表劳动力增长率，W[,1]和W[,2]是权数。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所谓“全”，是指除劳动和资本这两大要素之外的全，按辞典的说法，它包括规模经济、建立的创新基础上的技术进步、劳动的重新配置，以及研究与开发(R&D)费用；或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85)所说“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进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导致的余留额”。我们倾向于将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要素归纳为制度创新、管理改善、技术进步这三个方面（陈东琪、李茂生，1995）。
这里提出了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制度、管理、技术三个方面，如前所述，这是知识经济所说的知识必须涵盖的内容。指出这样一个常识性的内容，很有现实意义，因为若干时候以来，一直存在将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技术进步贡献率、将知识理解为科学技术（在许多场合，那实际上又是自然科学的另一种说法）的偏差。诚然，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勿庸置疑的，在一般情况下技术进步贡献率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主体部分也应当肯定。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制度安排是否适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增长效率那么低，而这20年来却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应该说，其中制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制度创新直接就能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制度还决定着技术和管理，因为选择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为技术进步和管理改善提供持续的动力。同样，还有管理改善的因素在起作用。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改革管理方式，优化管理组织结构，一方面能提高管理者自身的行为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被管理的人、财、物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由此可见，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不能否定，而且不宜低估。
至于知识经济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应当有多高，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它应当长期保持在50%以上。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是必须与其他指标结合考虑的最低标准，因为在20世纪后半叶，某些国家经济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超过了50%，但它们的经济还不能说已经是知识经济。
2.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如前所述，知识经济此前曾被称之为信息经济，直至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在使用这一概念。这至少说明信息、信息技术在知识经济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高低，可以用作判别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知识经济的指标之一。在知识经济中，这个贡献率的最低标准怎么定？我们可以用美国的发展状况作参照。199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表了美国政府关于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第一份评价报告《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商务部在这里所说的数字经济，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经济），充分肯定了信息技术的作用。这份评价报告指出，在美国，近5年来信息技术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四分之一。我认为，现在的美国，已经站在知识经济的门槛上，当她在新世纪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时，其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应无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将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作为知识经济的又一个标准。
3.产业结构中高技术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
我想，在知识经济的初级阶段，这个比重大体可以定在30%以上，在较成熟的知识经济中，这一比重至少应超过50%。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根据是，在知识经济方面走在世界前面的美国，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有大约27%来自于高技术产业，世纪之交或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的这一比重即可超过30%，可以认为它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如果定得过高，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是知识经济，那我们还空谈什么知识经济？当然，定得太低，很多国家现在就已经够格了，可是它们的经济事实上与工业经济时代差不多，工业经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那就没有积极意义了。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衡量指标，比如本文开头部分引述的奈斯比特提出的“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数字超过了蓝领工人”，这样的标准当然也很有参考价值。但这里提出的三个指标是主要的。这三个标准也不是孤立的，它们构成统一指标体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同时达到了这三个指标的最低要求才能够称之为知识经济。
三、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学的更新与发展
知识经济对经济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它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要为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作贡献，它自身就需要更新或创新。但如何更新、创新？就目前认识所及，我认为可以从方法与内容两个方面作些分析。
（一）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革新
首先应当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的革新，不是说过去没有这种方法，而是说我们过去没有去用或用得不好。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一以费之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并无新意。其实不然。当我们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果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学时，在如何对待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和给予科学的说明。我这里举一些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比如效用和边际效用问题。效用大体上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当我们讲消费者选择时，使用的效用概念基本上是西方的定义：所谓效用就是消费者在购买或使用某种商品时所感觉的满足程度。这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而陷入了主观唯心论呢？没有。某种商品对人（作为整体的人）有用，即有使用价值，这是共性；但同一种有用的东西，对一个个具体的人（消费者）来说，其有用程度是有差别的，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就是个性。以满足程度来定义效用，当然不是唯心的而是唯物的，它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问题用处极大。这样的问题过去我们就没有处理好。对于“边际效用”的认识更是如此，我们过去曾错误地将边际效用作为庸俗经济学加以批判。比如60年代有人在批判边际效用时，举例说某A吃饭时人家给了他五个馒头，A吃两个半（半斤）就饱了，因此到第三个馒头时出现了边际效用，第四、第五个（对A来说）就没什么效用了，于是批判者说：这后两个馒头怎么能没有用！它的使用价值没变，还是很有用，因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他们在忍饥挨饿，这两个馒头可以用来救命！因此，批判者认为边际效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这就是用普遍性、共性批判特殊性、个性，因而是不正确的。又如市场经济中出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过去我们只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制度不合理，其实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它的出现有必然的一面，需要辩证认识。还有，在讨论知识经济时，有人提出没有自然资源仅凭知识资源就能创造财富，这类问题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认识（上面已专门论及）。总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用全面的比较分析方法，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说明，对实践才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更有条件这样做。
2.适度地运用数理分析工具和工程技术知识。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应该是与自然科学联系最紧密的学科之一，它天然离不开数学。迄今为止，我们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是比较差的，翻开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看看，就可证实这一判断。不仅如此，我们对数学的运用在认识上还上不去，比如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默顿和斯坦福大学的梅隆·索尔斯，他们的主要贡献的核心部分实际上就是布莱克—索尔斯期权定价公式，是通过求解微分方程得出的。在我们经济学界，却有人认为这是诺奖甚至是经济学的悲哀。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该换换脑子了。与此相关，我们还应该在经济学中运用工程技术知识。这是我近期从对金融工程的研究中得到的启发。工程是运用科学知识使资源最佳地为人类服务的一种专门技术或一项系统性工作。工程学（有时径称工程）的本义则是将自然科学的原理运用到物质生产领域中去而形成的学科。金融工程是本来意义上的工程从物质生产领域向服务贸易领域的一种延伸，它也可以引入经济学分析解决许多一般经济问题，这是符合工程的质的规定性的，因为工程是利用已有的知识解决面临的问题，只是在解决问题时不是单向思维，工程问题应有最佳的解决方案，必须考虑诸多因素，采取最可靠的和最经济的方式方法。因此，将工程科学应用于那些需要综合利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研究、设计和开发，具有一个较复杂过程的现代经济问题是很必要的。总之。通过哲学、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联姻，对经济学进行革命性改造，是使经济学现代化即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必要条件。
（二）关于经济学内容的更新
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科学，每一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不同，经济学内容自然也就有别。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虽然其中许多原理性内容不过时，但知识经济时代也提出了不少不同于以往的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必然引起经济学内容的更新。由于我们目前处在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时期，知识经济不过是才见“端倪”，它对整个经济学的影响、对经济学的要求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这里仅对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谈点并不系统的看法。
1.关于制度生产力的问题。我们认为，制度也是生产力。如果一种经济制度能比另一种制度更自由和有更适当的纪律，即一方面能为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的活动提供均等的机会和充分的自由，使供其选择的多样性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达到最为丰富的程度，同时又有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更合乎人的本性的市场秩序、“游戏规则”对主体加以约束，那自然能够产生高效率。远的不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导致经济的大发展，以及某些制度未能配套进行改革而起的钳制作用，都充分证实了这种判断。现代制度经济学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对基本经济制度、产权制度的研究很有价值，很有指导意义。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尤其要强调的产权制度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在经济学中却几近空白。知识经济中核心资源是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作为商品，具有与一般商品不同的特点，它虽然也有寿命或生命周期，但它没有有形损耗（物质磨损，这里舍象了技术商品某些实物载体的价值量不大的磨损），而只有无形损耗（精神磨损）。在生命周期内，它具有无限供给性和共享性。“技术商品的寿命不取决于使用强度，而仅仅是时间的函数”（杨继绳，1998）。对社会来说，在技术的自然寿命期内推广得越快、范围越大，其价值就越大，社会生产力发展得越快，当然也越有利。但是，无偿使用和推广只能窒息创新、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为技术创新和发明是要有投入的，创新者、发明者能得到回报而且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才有积极性。这就需要属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专利制度，在制度框架内依法进行专利技术交易，通过市场实现社会利益与经济人个体利益的优化组合。显然，我们的经济学在制度分析方面是很弱的，自然有必要加强。
2.关于机会均等的问题。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其实，抓住了机会均等这个根本，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就好说了。几年前，我们率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专门论述了机会均等（陈东琪、李茂生，1995）。当时是从竞争基础的平等、产权的平等（包括产权的形成机会、利用机会的均等和产权运用效果的评价标准的公平）来谈的，并且指出机会均等是根本意义上的平等。现在回过头来看，机会均等的问题在经济学中有必要再展开一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的经济学需要从机会均等出发科学地阐明平等与效率的辩证关系。我想，如果我们承认机会均等是根本意义上的平等，那么，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中，基本的方面就是平等决定效率（另一方面是，有了效率，反过来又有利于实现公平），因为只有机会均等，经济才可能有效率。道理很简单：社会的经济效率从何而来？来自劳动者或者说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进取性、创造性。如果他们得不到均等的机会，即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就会情绪低落，牢骚满腹，愤愤不平，上述“四性”也就没有了，这样一来，经济哪里还会有什么效率？所以，不把机会均等这样的平等问题置于首位，而只是兼顾一下，恐怕是不行的，因为那样一来，效率就失去了根本保证。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在经济学中对机会均等问题作出更全面的阐述。
3.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问题。过去我们在经济学中讲生产力，有最高层次的抽象，如讲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讲人的因素第一；有最具体的，如讲蒸气机、电动机等等。这样讲并不错，问题在于缺乏中间层次。从马克思开始也讲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是没有展开，没有讲到底。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丰富了生产力理论。当然，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美国的企业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70年代就说过，“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产业，这个产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的中心资源”（转引自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在我看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学需要着力阐发的一个命题，它是一个历史概念，在原始经济、农业经济社会它不成立，在工业经济中如何则可以研究，很可能如马克思所说是生产力，但还不是“第一”，只有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或在知识经济中，科学技术才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我们的经济学要将这个道理讲清楚。
4.关于人力资本的问题。在经济中，人力资本涉及人类作为生产收入的行为者的生产能力。由于资本被定义为作为现在和未来的产出与收入的源泉，是一个价值存量，所以人力资本就定义为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由于人力资本问题本身的复杂，现有的经济学讲得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在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不承认“资本”，而用“资金”代替；二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和存在劳动力市场，因而根本没有人力资本概念。由于人力资本是一个客观存在，人们不能完全否定它，又不能使用“人力资金”这种不伦不类的提法，只好用“人力资源”来代替，但人力资源本身有特定含义，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我国这方面的理论是贫乏的。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经济学在这方面有着繁重的任务，比如要为彻底转变人们的观念服务，为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真正落实到经济生活中提供理论基础；对实践已经走在前面的现象，比如某些个人以其特殊的技能或拥有的专利作价投资入股办公司，这是知识市场经济中正常而规范的做法，应给予理论说明；又如人力资本投入产生了效率后收入如何分配，特别是如何对待人力资本带来的管理效率和经济决策效率的提高，都需要深入研究后予以阐述，如此等等。
5.关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体力而是靠智力，核心问题是应用知识、创新技术，因此，必须对原有分配理论特别是按劳分配理论重新审视，逐步进行革新、充实和发展，形成适应时代要求的完整的分配理论体系。我们这里不可能谈体系，只提及目前普遍关心的几个要点：①必须对教育收益率问题有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使其能体现在基本工资（特别是不同档次的最低工资）的决定上。②应从理论上讲清楚管理者的薪金决定。我们迄今为止制定的企业家工薪标准虽然有多方面的考虑，比如可以从中看到小生产中劳动分工所能认可的分配差别的影子、巴黎公社分配原则的痕迹，以及脱胎于旧时官员“九品中正制”的干部等级薪俸制（只是级差已大大缩小），缺乏的恰恰是市场评价，即不是市场机制决定。何况我们现在面临的已不是一般的劳动力市场评价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中管理资源的市场评价。③同样，高新技术者以及技术人才技术创新的市场评价也是需要进行开拓性研究的一个领域。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以生产力标准调整人们对收入差距的认识和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比如，在美国的微软公司中，现在16000名雇员中，百万富翁就有2000多人，应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分配，因为它有利于知识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可与上面所说人力资本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予科学阐明。
6.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具体说明已如前述。从实践上看，我国近期提出的要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经济中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这个问题在我们以后的经济学中应着力论述。
7.关于增长的极限问题。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和资源配置中人的行为的科学，是为了研究解决资源的稀缺性与需求的无限性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在工业经济时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几近掠夺性的利用，使人类社会的这一基本矛盾空前尖锐，以至有了“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提出(1972)，这是经济理论界都很熟悉的。但在知识经济中，我们对资源问题的认识应该调整，资源并不导致增长极限的出现，换言之，知识经济时代增长是无极限的，这正如甘哈曼(1984)在《第四次浪潮》中所说，“重要的资源是指资本、技术和受教育的人民。此种资源越多，资源增大的潜在力就越大，除了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以外，并没有出现‘增长有一定界限’的证据。如果‘地球物质有限’的说法存在，而且物资的使用有长期界限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利用庞大的宇宙资源和空间来抵消这种长期界限”。过去我们关于资源有限性的结论是建立在迄今为止那种局限性很大的知识基础之上的。然而世界是无限的，人的认识是无限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是无限的。在这个无尽的长河中，将不断有新的资源被发现或被创造出来为人类所利用，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对资源问题的不全面认识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的悲观论。我们的经济学应对此予以科学阐明。
8.关于经济周期的问题。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经济学不能给自己赋予消灭周期的任务。但是，通过对周期成因的分析，探求反周期的对策，避免强周期波动，通俗地说，就是避免大起大落、大上大下，设法使增长期尽量延长、低谷期的增长率为正值且波幅不至太大，即实现通常所说的稳定增长的目标还是可能的。我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周期虽不可能消失或消灭，但却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客观基础。从在知识经济方面走在世界最前面的美国，我们也许看到了实现这种愿望的曙光。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美国的“新经济”，美国自1991年以来，出现了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而经济以较理想的速度增长的良好态势，持续增长的时间已长达7年多（1991年3月至今），而且近期内运行态势依然良好，看不到它的经济有萧条的迹象。究其原因，可能与知识经济的以下特点有关：知识经济以高新技术为主，产业更新快，能有力地带动设备投资的扩大而推动经济增长；不断出现的新兴产业及为其服务的产业发展扩大了就业；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不同于此前产业的特点是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或消耗相对较少，对物价上涨的拉动较小，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知识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高新技术对属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产业的改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知识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服务业，较之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的传统工业，有较强的抗衰退能力，等等。此外，还有一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就是知识经济中的管理科学、管理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对政府的武装，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水平大大提高，“逆对现行经济风向”、熨平经济周期的能力大大增强。正因为如此，我们虽不能就此断言经济周期将消失，但知识经济确确实实将对经济周期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使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变小，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增强，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经济衰退。这些前所未有的特点，需要我们去研究，以更新和丰富我们的周期理论。
知识经济时代对经济学有很高的要求。本人能力所限，以上所述，东鳞西爪，可能挂一漏万，不敢有什么奢望，只是想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共同将这种探索深入下去。我深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作为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中国经济学，将辉煌于21世纪。
标签：知识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技术与管理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科学论文; 新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