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结构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生产论文,特征论文,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粮食生产波动与粮食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对生产者、消费者和营销商的福利都有着直接的影响。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卖粮难”以来，我国粮食经济陷入了“短缺”与“过剩”的循环波动之中，粮食生产波动成为政府和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认真分析粮食生产波动的品种特征、区域特征及其对总产波动的影响，对认识粮食波动的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从而作出相应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指标与方法
在波动问题研究中，为了将波动区别于由科技进步等因素带来的一般性增长，首先应运用趋势回归的方法剔除产量变动中的长期趋势因素。在剔除长期趋势以后，我们可以用变异率和变异系数两个指标分别表征短期波动和长期波动水平。其中，变异率是回归残差与趋势值的比率，反映特定年度的粮食产量波动幅度；变异系数则是回归标准误差占变量均值的比重，反映研究期内波动的平均强度。
就波动结构的研究而言，通过方差分解确定方差在不同层面上的具体构成是一种常用的有效的方法，这里我们主要考察1963～1996年总产量方差的来源及其贡献。借用P.R.Hazell等学者的研究思路，用Q代表总产量、i和j代表作物品种、h和k代表省份，则总产量方差可以分解为：
将分项方差除以总产量方差，所得百分比就成为该项方差对整个方差所作的贡献，这个百分数的大小标志着某地区或某作物自身的产量波动对整个波动产生的影响或贡献。就协方差项而言，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们将某项如Q[,hi]与其它项的协方差统一相加作为该项的协方差项，以表示该项与其它项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
二、品种波动与粮食总产波动
1.作物品种波动的特征
我国粮食作物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大豆、高梁、大麦、薯类等品种，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这里仅考虑稻谷、小麦、玉米和杂粮四类。首先，我们在剔除长期趋势的基础上计算出它们各自的变异率水平，并将它们汇总为生产变异率比较图（如下图所示（注：原始数据序列过长，图示比较简捷，故一一列出。））。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各类粮食作物生产波动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在三种作物中水稻波动强度相对较低，振荡较为平缓，变异率鲜有大起大落的现象，变异系数仅为5.7%。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中国水稻主产区集中在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几个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光、热、水、土等农业生产资源的配合状况较为良好，而且这几个区农变异率作历史比较悠久，具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水稻作为该地域主要粮食产品耕作历史更长、栽培技术水平更高，从而降低了气候、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对稻谷生产的影响，使得水稻单产能持续稳定地增长；其二，稻米是中国大多数居民消费的主食，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播种面积的安排不管对政府还是对农户来说都具有优先性、计划性和很大程度的确定性。
第二，玉米生产的波动频繁、振幅较大，变异系数达8.3%。重要的原因在于玉米的主产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相邻的河北和山东的气候条件高度相关，单产的变化常常遵循相同的模式，一升俱升，一降俱降，从而导致玉米产量变化的剧烈性。玉米生产波动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播种面积的变化，这又与玉米受病虫害侵袭的程度密切相关。五十年代我国曾在东北平原大规模地推广玉米的种植，但1961年玉米病虫害的蔓延使得随后几年的播种面积徘徊不前，1966年病虫害的再次侵袭则导致了玉米产量和变异率的急剧下降。1974年后，随着抗病杂交品种的不断推广应用（注：抗病杂交玉米在1973年达到全国玉米播种面积的40%，到1978年覆盖率为60%。），玉米播种面积开始超出50年代的最高水平，到80年代初甚至超过了小麦的播种面积。八十年代末期以后，玉米逐步从口粮中分离出来，其饲料粮地位得以确立和稳固，从而成为各粮食品种中受市场调节最多的一类，这也是其波动幅度较大的重要原因。
第三，小麦是年际波动幅度最大的粮食品种，研究期内变异系数高达9.8%，这种剧烈的波动尤其反映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小麦产区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和华东三个地区，而主要的波动则来自于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1963～1965年间较大的正变异率的出现是作物面积扩大和气候良好的综合结果，70年代中期（1973～1976年）和八十年代早期（1980～1984年）半矮杆小麦品种的推广和作物面积的扩大则从单产提高和面积扩大两个方面为小麦产量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基础。干旱是影响整个北方地区冬小麦生产的主要自然灾害，在灾情不严重的年份，良好的灌溉系统可以很好地缓解干旱的影响，但在另外一些年份如1976～1978年大旱则导致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大幅度减产，造成了历史上最低的变异率水平。
第四，整个粮食生产的波动水平（变异系数为4.1%）比任何一个作物的波动水平为低。除了1963～1965年水稻的负变异率与小麦、玉米的正变异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外，其它年份似乎采取了较为一致的走向，虽然波动的幅度各不相同，但一定程度的相关度还是存在的。
第五，1963～1996年，整个粮食的平均增长率为0.031，而水稻的平均增长率为0.027，小麦、玉米和杂粮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055、0.052和0.0007。（注：这里的增长率是根据剔除趋势回归Log(y)=C(1)+C(2)×T所求得的趋势增长率即C(2)）可以看出，水稻和杂粮的波动低于平均增长率的波动，而小麦和玉米的波动高于平均增长率的波动。这种变动趋势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国粮食生产区以秦岭—淮河为界，南方主产水稻，北方主产小麦和玉米，所以，我国粮食总产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北方地区；其次，我国的粮食消费有口粮和饲料粮之分，口粮的收入需求弹性较小，而饲料粮的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因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小麦和玉米的消费需求不断膨胀，而稻米的需求则徘徊不前；再次，从粮食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世界市场上，稻米的供给量极其有限，而小麦的供给量和供给潜力则相当大，所以，我们可以在保证稻米生产的前提下，适当进口小麦和玉米，从而保证我国粮食总量的供需平衡。
2.作物品种波动对粮食总产波动的影响
以上我们分别描述了水稻、小麦和玉米生产波动的特点和造成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的是这些局部的特点与粮食总产量波动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依据上面的方差分解原则根据作物品种对粮食总产量进行方差分解（结果如表一所示）。
上述分解结果显示，在总产量方差的构成上水稻方差的贡献最大，贡献率为36.5%，而小麦、玉米和杂粮的贡献率分别为20.2%、13.6%、13.7%。就协方差项而言，小麦的协方差项对总方差的贡献率高达13%，表明小麦与其它项共振的趋向最为明显，是加大总产波动的一大来源；水稻的协方差项对总方差的贡献率近8%，与其它项的共振趋向也比较明显；而玉米的协方差贡献率约为-4%，杂粮的协方差贡献率则达到-5%，说明在中国多元的粮食作物生产体系中，玉米和杂粮等非主导粮食作物不仅大大增加了中国粮食的总供给，而且对减缓粮食总产量的波动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同时，我们可以用模拟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各作物波动对粮食总产量波动的影响。1963～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的变异系数为0.0408，我们要考察的是单个作物产量每增长1%，粮食总产量的变异系数在原有0.0408的基础上增长百分之几，即各作物波动的影响弹性。
通过模拟计算，我们得到，玉米和杂粮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086和-0.065，这进一步说明增加玉米和杂粮的生产对稳定粮食生产有着积极的作用，减少其生产反而会增加总产波动的相对强度；小麦的影响弹性高达0.143，即如果增加1%小麦的生产，总产的变异系数将提高0.143%，表明在所有作物中小麦是影响总产波动水平的最重要因子；水稻的影响弹性仅为0.008，说明稻谷产量的变化对总产相对波动强度的影响微弱。
三、区域波动与粮食总产波动
1.粮食生产区域波动特征
中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农业生产条件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根据自然条件、耕作制度、种植业结构以及外部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区内相似性和区间差异性原则，粮食生产可以分为华中、华东、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华南等七大各具特色的区域。（注：东北包括黑龙江、辽宁和吉林；华北包括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和山西；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和青海；华东包括浙江、江苏、上海和安徽；华中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华南包括广东（含海南）、广西和福建；西南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和西藏。）分析各区域粮食生产波动的特点及其对总量波动的影响是研究粮食生产波动的重要侧面，对制定相应的粮食区域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反映各大区粮食生产波动的特点，我们利用1963～1996年各自的粮食产量数据，采取变异系数和变异指数（注：变异指数是和剔除趋势回归方程的拟合度相关的一个指标，等于1减去回归的可决系数。）两个指标加以衡量，结果列表如下：
从变异指数这一指标来看，西南、华中特别是华北的粮食产量对时间的拟合度较好，华东和西北次之，华南、东北的拟合度最差；而从变异系数指标来看，粮食生产波动由弱到强依次是华北、西南、华中、华南、西北、华东和东北。
就华南而言，该区波动呈典型“山峰型”分布，1963～1984年粮食稳定增长的趋势非常明显，但1984年以后受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影响，粮食生产在区域分工中的优势迅速下降，其持续增长的强劲势头嘎然中止，故变异指数位居全国第一。另一方面，华南地区自然条件良好，复种指数最高，历史上农作物耕作技术和农业发展水平也较高，粮食生产在年度间的变动幅度较小，从而导致了以变异系数表征的波动强度并不很高。华东地区的情形与华南极其相似，但由于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和梯度性，华东粮食生产直到90年代以后才进入衰退期，所以其线性拟合度较华南地区为高。
在华南、华东不同，东北、西北的波动属于另一类型，其残差分布同属“山坳型”。由于自然条件和开发基础等方面的原因，历史上这两个地区的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一直较为缓慢，是传统的粮食调入区。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原有的地域分工格局被打破，东北和西北两地区在“全国一盘棋”的政策框架下开始成为全国商品粮的重要基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华南和华东粮食生产停滞不前而消费需求持续扩张所留下的供给缺口（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较大规模地利用国际市场弥补这一缺口）。在这里，波动的产生与地域分工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它对于各地区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华中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良好的自然条件、精耕细作的农作制度保证了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但由于开发历史较长，传统农业投入边际报酬递减的原因，粮食增产的潜力已比不上新的商品粮生产地。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后农业比较利益下降以及粮食计划种植制度的放松等原因，该区域增长潜力不足的问题在90年代更加暴露无遗，从1984年～1985年的增长高峰开始，粮食生产的变异率便一路下滑，甚至在个别年份出现粮食调入的现象。西南地区和华北地区都具有较低的粮食生产波动水平，显而易见这不能全归结为自然的因素，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华北一直处于经济发展的中间状态，不具备结构转换的客观条件，因而长期采取了粮食“区内自给”政策；而西南则由于区位原因，粮食调拨成本很大，也不得不采取“自给”政策。作为政策实施的结果，各省、各地区必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引导，从而保证了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
2.区域波动对总产波动的影响
与作物品种分解的步骤相同，我们可以先对各大区1963～1996年的粮食产量进行剔除趋势回归，再求方差和协方差，然后计算各自方差和协方差的贡献率，最后，通过模拟区域粮食生产的变化计算出区域波动对全国总产波动的影响弹性（见表三）。
通过各大区方差和协方差的计算可以看出如下特点：第一，东北、西北与华北的协方差较大，同时华中与华东甚至包括华南和西南之间的协方差亦较大，表明相邻地区在粮食波动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振倾向，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地域关联性、气候相似性和政策一致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二，东北、西北与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协方差为负。（注：计算过程与结果从略。）说明北方两区与南方三区在粮食生产上有相互补充的倾向，这既是由于气候条件和种植业结构的地域差异性等原因引起的，也是粮食安全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合理结果。
从方差和协方差的贡献来看，区域粮食生产波动对总产波动影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总体水平上，协方差贡献率大于方差贡献率，中国的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区域共振性。这说明虽然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但这种互补与地区内形成的共振效果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80年代末开始的粮食生产分工格局调整只是一种局部的不占主导地位的微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央政府“粮食立足于省内自给”的政策安排。
就区域波动对总体波动的影响弹性而言，各区弹性值普遍偏小，表明每个区的粮食生产仍比较稳定，不足以对全国总产波动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从各区弹性值的微小差异中我们仍能看出，在1963～1996年这段时期内，与其他四个地区相比，华东、东北以及华中三个地区对总产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大。
四、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阶段性特征
1.改革前后中国粮食生产波动强度的对比
1978年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在改革流潮的不断冲击下，传统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即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正逐步地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着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逐步建立起来，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
与上述宏观环境的调整和变化相对应，粮食生产和粮食供给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在改革后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不断得到加强和改善，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各项物质投入水平也呈缓慢增长的态势，农业的基础设施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开始得到发挥，生产者可以根据价格信号的指示部分地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向和投入行为，与此相关粮食价格的波动已逐步成为新时期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所有这一切是否昭示着改革前后的中国粮食生产波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呢？
若用变异系数来衡量，则改革前粮食平均产量为239.3百万吨，回归的标准误差为8.95百万吨，变异系数等于0.0374；改革后粮食平均产量为404.0百万吨，回归的标准误差为14.84百万吨，变异系数等于0.0367，改革前后的差异不很明显。进一步地假设两个时期的增长速度或趋势（斜率）相同，则变异系数分别变为0.0376和0.0368，两者之间仍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虽然改革后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因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不同因子作用的相互抵消使得中国粮食生产波动的相对强度变化甚微。
2.区域波动的阶段性特征
为了把握各历史时期中国粮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遵循不同阶段趋势相同的原则，分别计算出改革前后三不同地区的粮食生产波动对全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弹性（见表四）。
从上述系统模拟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改革前后中国粮食波动的区域来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以前南方四区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弹性为负，为粮食总产的稳定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而北方三区的弹性为正，对中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改革以后，南方各区除西南外的影响弹性都变为了正值，意味着在新的发展环境条件下，南方地区已演变为中国粮食生产波动的主要策源地；在北方三区中，华北、西南的弹性由正变负，东北的弹性下降得较为明显，表明北方地区已逐步成为中国粮食生产稳定的来源。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成因非常复杂，牵涉到制度、政策、技术、投入、自然等诸多方面，运用单因素分析法研究我国粮食波动问题很难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第二，受市场调节较多的非主导粮食作物对粮食总产的增长起稳定作用，而受计划控制较多的水稻和小麦则是粮食总产波动的主要来源。同时，改革前后我国粮食生产波动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说明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并没有提高我国粮食生产的波动水平，市场因素和粮食生产波动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第三，在“区内自给”的政策框架内，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共振现象比较明显，这种区域共振现象是价格波动产生并得以加强的重要原因；
第四，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必然会引起原有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动，如何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又保证粮食总产的稳定增长，是我国粮食经济今后应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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