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情报的本质属性——从一句名言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属性论文,本质论文,一句名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有一句名言，“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注：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科学》，4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尽管这不是严格的情报定义，却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描述了情报的本质属性。确切地说，钱学森所说的情报是指科学情报，是把情报限制在知识范围里了。笔者认为，情报不仅仅是知识。当然，有些知识或者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可以转化为情报，因为“一切情报都是为满足特定需求而获取的符号的意义”。（注：曹默：《特定需求符号论阐释》，载《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3）。）作为知识形态的情报， 其来源必然属于这种或那种人类符号系统。科学技术情报、社会科学情报就属于这种情报。其情报源的物质存在形式可以是书报、杂志、磁带、胶卷和磁盘等，我们统称其为资料。
个别反映一般，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正确揭示事物的特殊本质，必然包含着对事物普遍性的正确揭示。正确诠释钱学森对科学情报现象的生动陈述，也就必然有助于认识普遍情报现象的本质属性。
一、激活就是把“死”资料调动起来、利用起来
人们通常把那些闲置的未曾被利用过的资料称作“死”资料。“激活”就是把“死”资料调动起来，利用起来，实际上就是开发和利用人类知识的过程。“死”资料大致有下述几种情况：
一是藏而不知。书报杂志年年买，月月订，各类资料收藏不少，但缺少健全的检索工具，有如乱堆乱放的物品仓库，不知都有些啥内容。资料长期搁置，无人问津，造成人、财、物的极大浪费。
二是知而不用。虽有基本的检索工具，也可以知道资料的大致内容，但资料还是不曾被利用起来。资料管理人员被动服务，来者寥寥，大有“守株待兔”之感。
三是用而无效。不仅有比较健全的检索工具，有不同层次的情报加工，甚至还有二次文献传来传去，但仍然不时传来“这些东西没用”的抱怨声。表面上热热闹闹，恪守“情报是传递的知识”的信条，实际上依旧收效甚微。这种状况从形式上看资料是“活”了，但实质上“虽生犹死”，因为照旧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造成以上状况，人们通常只从人、财、物等方面去寻找原因，却很少从情报的内在的本质属性方面去分析研究。这首先是因为情报学科意识淡薄，认为情报学同图书馆学以及档案学等相关学科相差无几，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因此，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以传统图书馆的工作代替情报工作。
“死”资料不是情报，表面上传播和交流的资料也未必就是情报。那么，怎样才能把资料激活，使其转化为情报呢？这固然涉及搜集、著录以及必要的加工等一系列环节，但关键问题是应该以情报的本质属性为向导，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际的工作问题。
二、“激活”死资料的决定因素是特定的情报需求
一切情报都是为满足特定需求的。满足特定需求是一切情报的本质属性，离开特定的需求，也就没有情报。作为知识形态的情报也不例外，它必然具有一切情报所共有的普遍特征。抓住特定需求这个根本，才能从根本上把“死”资料激活，即把“死”资料转化为情报。这是因为：
第一，特定需求是激活“死”资料的原动力。资料不同于一般的物品，它是凭借物质的外壳蕴含着一定内容的知识存在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物品。将资料开发利用起来，首先要弄清楚谁需要这些知识。而且这种需要不是一般性的需要，而是个别的、特定的需要。因此，作为情报本质属性的特定需求，其“特定”二字不是可有可无的。那种满足所谓“开卷有益”式的需要不能同情报本质属性的“特定需求”划等号。前者是传统图书馆就可以满足的需要。作为情报机构，只有有了特定需求，沉睡的资料才有可能被开发和利用起来，这是激活“死”资料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资料的整序工作做得好，开发利用起来就方便快捷。反之，整序工作做得差，开发利用起来就会困难些。但是，假如没有特定的情报需求，资料管理即使井然有序，终究还是“活”不起来。“特定需求”就是这样赋予“死”资料以活力，给它以生命，成为激活“死”资料的决定因素和原动力。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情报机构工作没少做，效果并不佳，恐怕没有认识到或者忽视了“特定需求”这个情报的本质属性是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特定需求是资料构成的向导。没有特定需求就根本谈不上激活资料，有了特定需求才有可能激活资料。说“有可能”就是说对能满足特定需求的资料才能够被激活，对不能满足特定需求的资料依然无能为力。在这里，特定需求显示了情报的主观性品格。资料对特定需求的针对性决定了其本身的有用性。没有对特定需求的针对性，再好的资料也不会被激活，也就实现不了其有用性。一般地讲，一份很有价值的工程技术资料，对一个大夫来讲派不上用场。同样，一份反映医学上重大突破的学术资料也很难对研究导弹的专家有实际用处。资料的针对性问题在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中更复杂得多。所以，特定需求就如同向导一样，引导着情报用户去寻找有可能被激活的资料。现实中有的情报机构功能发挥得不好，未能满足特定需求，反映在情报上就是资料构成不合理，针对性不强。结果是“人家要的你没有，你有的人家不要”。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根据特定需求来决定资料的构成，决定资料的种类、高低层次，以及具体的内容和形式等等。
第三，特定需求是情报资料运动的方向和归宿。有了特定需求，才能引导情报用户去寻找、发现能满足特定需求的资料，从而把“死”资料激活，使其转化为情报。可见，特定需求是情报发生过程中的起点。当在特定需求的指引下，情报用户找到了他所需求的资料后，这些被激活的资料实际上就朝着特定需求的方向运动了。于是，这一情报发生的起点就转变成了资料运动的方向和目标，或者说是情报资料运动的归宿。换言之，情报是由特定需求开始，又以满足特定需求而告终。至此，一份具体的情报就完成了因特定需求而产生又以满足了特定需求而告终的封闭式运行轨迹。
第四，特定需求是情报区别“死”资料的基本特征。激活的资料即情报，同没被激活的“死”资料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死”资料未必没有利用价值，相反，还可能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死”资料不管什么形式，当它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问世的时候，也就借助于物质载体变成了人类精神财富的客观存在，其知识内容就不再仅仅保留在人脑中了。这就是波普尔所说的“客观知识”，其存在形式有书籍、报刊、磁带、胶卷、磁盘等等。然而，这些客观知识却不会像波普尔认为的那样，一旦存在就具有独立性，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和历史，可以在那里独立发展和进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知识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主体只有在特定需求的引导下，对相应“死”资料进行一番再认识，作出必要的价值认定，这些“死”资料才有可能进入知识的再生产过程，也才有可能在新的认识活动中得以发展和进化。可见，“死”资料在真正意义上被激活而转化为情报的过程，实际上是认识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已有知识的再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特定需求是刺激知识转化为情报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情报区别“死”资料的基本特征。综上所述，要把“死”资料激活，关键在于要充分认识情报的特定需求这一本质属性，从而在解决特定需求上下功夫，这是提高情报机构工作效率、更好发挥其功能的关键所在。
三、特定需求决定情报加工的特点
特定需求可以把“死”资料激活，使其成为针对具体情报用户所需要的知识，实现其有用性。但这个过程并不像物质产品实现有用性那样简单，如一件棉衣穿在身上就可以御寒。情报资料实现其有用性的过程还将涉及一系列问题，例如，要不要进行情报加工？根据什么原则，用什么方法进行加工？加工的广度、深度以及具体形式如何，等等。所有这些都应该根据特定的需求特点而定。特定需求是有差别的，这样，特定需求的差异性就决定了情报加工的差异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情报加工的时效差异。一般地讲，情报的提供是越快越好，但也不是绝对的。究竟快到什么程度算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同的特定需求，反映在情报的性质、内容、形式及加工的难易程度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对情报加工的时效要求就不一样，甚至同一份情报在平时和在战时，对其时效的要求也不同。一份很有价值的情报，在战时如果超过特定的时限可能变得一文不值。这样看来，时效的根本要求在于适时，对具体一份情报的要求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一份适时的情报，其加工的内容和形式再完美，其情报价值也要大打折扣。特定需求就是这样严格限定了情报加工的时效性。
第二，情报加工的层次差异。科层组织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处于科层组织中不同地位的情报用户，其特定情报需求也是有高低层次之分的，这就决定了情报加工层次的高低差别。一般地讲，高层次的情报多属高级情报，战略性、全局性和综合性强，因此，也更加重要。高层领导决策所需要的情报就是这种情报。但值得提及的是，处于低层次的情报加工并非就不重要，它也可能涉及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此外，情报的重要程度除层次外还涉及情报本身的价值以及加工的水平和质量等问题。
第三，情报加工的学科差异。就科学情报而言，不同的特定需求，可能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从大的范围来看，科技情报的加工同社会科学情报的加工就有很大差别。科技情报加工的对象，除基础理论研究和宏观的战略研究外，在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方面属于说明某学科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的文献居多，因此，进行情报加工时，用简炼明晰的语言准确表述原始文献中新的发明创造就可以了。对比之下，社会科学的情报加工就复杂得多。社会科学文献大多数属于阐述新的认识成果的逻辑体系，其新观点、新材料以及新方法在不同的具体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由于缺少自然科学技术的那种实证性，往往一篇具体的文献中新与旧兼有，正确与错误并存。这些给社会科学情报加工增添了困难，往往是固定的程式少，灵活性多。哪怕是一篇文摘，也须对全篇文献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分析制作。同是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情报加工差别也很大。对有的学科的文献，归纳观点就能说明问题；对另外一些学科的文献，离开具体数据观点就没有说服力；而对像史学这样的学科来说，发现新的史料甚至要比观点更重要。
第四，情报加工的方法和形式上的差异。这里的形式差异指的是情报样式的差异，强调的不仅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特定需求对情报样式的制约作用。当然，情报的内容和形式不同，要求情报加工的方法也就不同。例如，高层领导决策所需要的情报，一般情况下，以情报分析类产品为宜，诸如情报调研、述评等。此外，综合类产品也受欢迎，如综述，情报浓缩程度高，情报含量大。这样自然就要采用价值评估的方法和综合概括的方法。考虑到这种特定需求的特点，无论采用哪种情报样式，篇幅都应该相对短小。再如，为科学研究情报用户提供的情报，能够反映最新学术动态的文摘就很受欢迎，这自然需要采用选择概括的方法。此外，围绕一个科研课题提供的专题情报综述更是难得，而且篇幅不嫌大，旁征博引不嫌多。总之，情报加工的方法和形式多种多样，就单一的一篇原始文献而言，加工的方法和形式也可以不同。那么应该选择怎样的加工方法和情报样式呢？这决不是随意的，不能取决于情报工作人员的偏爱，而要从情报的本质属性出发，充分考虑不同情报用户的特点，根据特定的情报需求而定。
特定需求的差异性影响情报加工的差异性的表现绝非仅仅上述四个方面。但它们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总之，特定需求的特点决定着情报加工的特点，离开特定的情报需求，情报加工就有可能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归根结底，这些都是由情报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诚然，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我国情报事业必将出现更大发展，但也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并不富裕的我国，以较大的经济投入购置的电脑等先进技术设备，其利用率却极低。因此，只有加强对情报本质属性的研究，推动情报理论的发展，我国情报工作才会得到更有力的理论指导，先进的信息技术也才会使我国情报事业如虎添翼。反之，技术愈进步，信息处理能力愈强，离钱学森所说的“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可能愈远，甚至有可能使“信息爆炸”或“知识爆炸”的情况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