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新中国美学理论的统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学界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美学理论，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确立为美学研究的“元理论”。新中国美学理论的统识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新中国实现重新统一后，由于“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①，因此必须要批判旧知识分子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他们进行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然后才能服务于文化建设。按照这种界定，新中国的美学家被明确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美学家，第二类是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美学家。毫无疑问，第二类美学家自然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持续六年的“思想改造”对新中国美学界最大的影响便是美学理论的统识，美学理论的“大一统”不仅为开设美学课程做好了知识准备，同时也为传播和生产美学理论奠定了知识基础。
一、建国初期的一次美学论争
1956年，周恩来在总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时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同知识界思想斗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②在美学领域，这种思想斗争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与西方美学理论的论争。
早在民国时期，这场论争就已经开始，论争的焦点是“美质论”和“美感论”。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艺美学的论著通过俄文和日文的转译而传入中国，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艺美学著作也随之被介绍进来。由于朱光潜的“距离说”、“移情说”等美感经验论在民国美学界的广泛影响，朱光潜便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家批判的主要对象。早在1936年，艾思奇就在《大众哲学》中将朱光潜的美学观斥为“唯心主义”。进入40年代，黄药眠的《论美之诞生》、蔡仪的《新美学》和《论朱光潜》、洪毅然的《新美学评论》等都批判了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家对朱光潜的批判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朱光潜也没有直接回应这些批评，而且民国美学界对西方美学理论的持重仍然没有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美学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和西方美学理论之争已经变得毫无悬念，对“旧”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观念的清理和批判成为当前美学界的主要任务。而这种清理和批判几乎与新中国的成立是同步的。1949年10月，《文艺报》第1卷第3期的“文艺信箱”栏目中登载了普通读者丁进在10月6日的来信。丁进在信中指出，朱光潜的“距离说”和“移情说”对他影响很大，但如今却被批判为“用美学理论的手段来达到替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消闲法、享乐法”③，这使得他很困惑。因此，丁进认为“我的理论或者染了朱光潜的什么毒，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展开讨论”④。为了避免“旧”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观念对人民群众的“毒害”，就必须要进行清理和批判。于是《文艺报》编辑部邀请蔡仪来回复丁进提出的问题。蔡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出发，批判了朱光潜的“距离说”和“移情说”，指出“美感对象不是孤立绝缘，无实际效用，无实际意义的”，“美感态度也不是超脱的，排除一切情欲的”，对象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实是基本上决定它成为我们美感对象的条件”⑤。尽管此时朱光潜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自我检讨》并批判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美学观点，他撰写了《关于美感问题》来回应丁进和蔡仪。朱光潜指出，《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中的美学观点是欧洲从希腊以来普遍认可的传统观点，如果现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来看，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或过偏的，但治学问应该注意学术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就会缺乏历史意识和批判精神。在为自己的美学观辩护之后，朱光潜坚持认为自己的美学理论具有有效性：“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日，过去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否都要全盘打到九层地狱中去呢？”，“比如‘移情说’和‘距离说’是否可以经过批判而融会于新美学呢？”⑥针对朱光潜的辩护，《文艺报》又分别邀请蔡仪和黄药眠撰写文章回应朱光潜。蔡仪在《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中一方面指明了朱光潜美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即与康德和克罗齐一脉相承的形式派美学；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朱光潜美学思想的缺陷，即否认艺术和人生的关系。如果说蔡仪的文章还仍然是在学术争鸣的范畴内进行的，那么黄药眠在《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中对朱光潜的批判则是简单粗暴的全盘否定：“康德的形式主义的美学，是企图把思想从美学领域驱逐出去的学说；心理距离说，是企图把人们引向脱离现实；孤立绝缘说，是劝人们要离群索居；内模仿说，是要把美和艺术还原到诉诸于感觉的游戏；移情说，是以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立场来分析美感经验的东西。”⑦
总体而言，建国初期的这次美学论争基本上是在学术范畴内进行的，但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却深深影响并左右着这次论争。我们可以在蔡仪与黄药眠批判朱光潜的言辞中感觉到某种政治优势，而在朱光潜的回应文章中也能体会到一种政治忏悔。随后几年，当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使得对于西方美学理论的批判越过学术讨论与思想争鸣的界限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便自然获得了主导的地位。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的普及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是重要步骤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⑧尽管美学家们在学术上已经颇有建树，但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恰如朱光潜所言，“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⑨。与同时期大多知识分子一样，美学家们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作是改正其错误思想和错误立场的重要途径，“就我个人来说，我要想走近社会主义，首先要克服的是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自由散漫和剥削阶级眷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思想，要克服这两种思想上的病根，还必须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站上无产阶级的立场”⑩。
在知识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对美学领域制定专门的学习内容，而是借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经验，指定在全国范围内学习十二本“干部必读”(11)。由于这种学习的目的并不指向美学本身，而直接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因此，美学家们的学习收获，重要的并不是美学知识，而是要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和适用性，例如宗白华在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就认识到：“只有对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当前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及正确地理解我们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和作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和为未来中国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12)
经过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接受“批判”和“自我批判”，美学家们彻底地与“旧”的美学理论划清了界限、转变了立场。如果说1950年朱光潜在《关于美感问题》中还在为自己的美学思想进行辩护的话，而1951年底他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中对自己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全盘否定，“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其中像《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文艺心理学》之类竟得到很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博得许多青年的赞赏。……我的思想是一种逃避主义的思想，其根源在上文所说的封建思想与洋教育所形成的买办思想的结合，它一方面反映着对封建社会的留恋，一方面也反映着西方资本主义末期的厌畏现实。”(13)对于自己的错误，年近花甲的朱光潜表示了深深地歉意：“这一年来，我对新的文艺理论稍加研究，才明白我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是错误的。我愿意趁此向我的读者和批评者谢罪”(14)。
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化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直接进入了美学的核心地位，但这种地位的确立却并非通过学术讨论与思想争鸣所获取，而是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强加于美学界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左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都将得到批判。尽管美学理论的“大一统”为新中国开设美学课程做好了知识准备，但这也直接造成了美学知识的断裂，美学界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交流和融合被暂时中断，这也意味着中国美学将在未来若干年内丧失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
三、美学理论阐释模式的确立
与清理和批判“旧”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观念相比，在美学理论统识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美学领域的适用性，即让每一位美学家都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这也是对美学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最终目的。当美学被一种理论先入为主地进行指导研究时，必然产生新的美学理论阐释模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学理论的重心由美学观点的学理阐述和美学历史的知识梳理转变为从社会学角度论述其思想性。1951年，朱光潜在翻译出版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时，对哈拉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艺术问题的方法颇有感触。朱光潜指出，“像读者自己可以看得出的，这部书是从马列主义观点出发，把文艺上一些活的问题提出，根据艺术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具体事实，详加剖析，然后得出结论。他对马列主义掌握得很稳，对于各种艺术的历史发展又有很渊博的学识，所以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很好。”(15)哈拉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艺术研究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朱光潜，这一点可以在1951年朱光潜撰写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引论》中明确看到。在这篇文章中，朱光潜不仅在古希腊政治经济环境和思想文化背景中对柏拉图的文艺思想进行了说明和批判，而且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观点论争中分析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朱光潜一方面沉浸在对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学理论述中，另一方面他又不时地从思想的徜徉中站出来批判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反动方面”。
其次，美学理论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视野下重新解读文艺。在全国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的运动中，邓以蛰撰写了长篇论文《中国艺术的发展——从这个观察上体会毛主席的〈实践论〉的真理》。文章前三节论述了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过程和艺术史与艺术理论互动的发展过程，进而总结出中国艺术从“工艺”到“美术”的发展规律。但随后，作者运用《实践论》的主要观点，论述了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和艺术史发展过程的关系，并得出论断：“中国艺术因为源流长，过程统一，所以看得出是发展的。因为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矛盾与斗争，所以它是辩证的发展。又因为它是有内容的，是有活生生的逐渐深入的感性内容，而又是不断地理论与实践相互推动向前，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由感性认识到理论认识的推移运动’的内容；所以它是具体的、实在的。同时，它是建筑在生产斗争的基础上的，所以是唯物的。”(16)
再次，美学理论的阐释方式由学术批判转变为社会历史批判。宗白华在1952年院系大调整中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悬置了他所熟稔的中、西美学和中、西艺术的比较研究，而是致力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梳理并重写哲学史和思想史。在《西洋哲学史》中，宗白华指出，由于唯心论颠倒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是错误的认识，唯物论如实反映存在和思维的关系是科学的认识，因而“基于这种理解，我们便不能不把哲学史，作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作为唯心论的唯物论化，唯物论完成化的历史，来叙述。”(17)在《中国哲学史提纲》中，宗白华以列宁的“阶级斗争”思想为原则将中国的哲学史归结为阶级的斗争史，如“诸子学说即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18)，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的缺陷“是由于这些思想家都反映脱离生产的大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19)。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提纲》中，宗白华将中国近代历次革命的失败原因归结为落后的阶级性和思想性，进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的重大影响。
美学理论的这种阐释模式是建国初期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如果用当下的学术规范来评判这种模式的话，姑且不论观点正确与否，就其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研究方法和批判思想局限性的研究方式就会让读者倍感突兀和繁冗。但如果在五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视野下审视这些著述，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让当下读者倍感突兀和繁冗的东西才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成果，从而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学学科才能重新受到重视。
四、美学理论统识向美学知识生产过渡
一般认为，截止1956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完成。1956年1月20日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代表党中央肯定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美学界的理论统识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同时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确立为中国美学界的“元理论”，美学家已经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开展美学研究。新中国美学界完成理论统识的标志是1956年开始的美学大讨论。尽管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出现在思想控制相对宽松，对知识分子相对重视的历史时机中，而且有“双百方针”政策的支持，但究其根本，这次大讨论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理论，恰如《文艺报》的编者按所言：“我们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21)所以，这次大讨论并不是各种美学流派的“百家争鸣”和多元美学理论的“百花齐放”，朱光潜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中同样指明了这一点：“参加美学讨论者在主观意图上都是想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出发，分歧起于对这方面一些基本原则的认识。人人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招牌背在自己身上，把‘唯心主义’的帽子扔给对方，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22)正是在这种意义上，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既可以看成是新中国美学界理论统识的完成，也可以看做是美学知识生产的新的开端。
总之，美学界理论统识的完成为开设美学课程做好了知识准备，美学学科已经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美学问题的研究和美学知识的生产。当然，这种知识准备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最理想的美学理论，因为它缺失的不仅是美学课程所需的多元思想，更是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学术精神。
注释：
①②⑧(20)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4年版，第62页，第178页，第177页，第162页。
③④“文艺信箱”，《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3期。
⑤蔡仪：《谈“距离说”与“移情说”》，《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3期。
⑥朱光潜：《关于美感问题》，《文艺报》，1950年第1卷第8期。
⑦黄药眠：《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文艺报》，1950年第1卷第8期。
⑨朱光潜：《自我检查》，《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7页。
⑩朱光潜：《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面——学习总路线的几点体会》，《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34页。
(11)据《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7页的注释5载，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十二本“干部必读”分别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12)宗白华：《学习〈国家与革命〉》，《宗白华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13)(14)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6日。
(15)朱光潜：《哈拉普〈艺术的社会根源〉译后记》，《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
(16)邓以蛰：《中国艺术的发展——从这个观察上体会毛主席的〈实践论〉的真理》，《邓以蛰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17)宗白华：《西洋哲学史》，《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500页。
(18)(19)宗白华：《中国哲学史提纲》，《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729页，第864页。
(21)《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编者按，《美学问题讨论集》(第1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22)朱光潜：《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交美学的底》，《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53-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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