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源危机的成因和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取向论文,危机论文,我国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资源问题是一个热点问题。综观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难发现，人们对资源危机的现象描述较多，而对资源危机的成因和政策取向则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资源危机的表现、成因及战略选择作深入、全面的探讨，这对解决我国的资源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作这样的努力。
一、我国的资源状况
资源，是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需的诸生产要素的总和。对资源的态度如何，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存时空和生存质量。在资源问题上，我国存在着现实的资源危机，它深刻地表现在：
1、目前国家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存量难以流动，因此当某种产品或某个行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时，很难进行结构调整，使一部分低效企业得以继续生存，这些企业仍不断地向社会提供大量无效的供给，造成资源的浪费。
2、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组合欠佳，表现在：①国家存在着大批开工不足的企业，这些企业资产闲置；②很多企业选进的机器设备由于劳动力素质低下而不能达到充分利用；③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本是经济发展和腾飞的原动力，但我国经济不仅未受其惠，恰恰相反，到处充斥着的剩余劳动力或企业冗员，已构成经济增长的现实负担。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之间的这种不佳组合，使得大批机器设备和劳动力处于浪费状态。
3、生产低效十分严重。生产的增长不是最经济地使用资源，而是要靠资源的大量投入，靠外延扩大再生产，投入产出系数越来越低，生产同等产值所耗费的能源、原材料居世界之首，每增加1美元产值所需能源消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的7倍。
4、物质性资源严重流失，表现在：①国有资产由于产权没有理顺，管理秩序混乱等原因，近13年来，每天大约流失1亿元；②税制不健全和故意逃税造成流失。1994年全国税收财务大检查，仅从9月到10月就查出违纪金额49.47亿元，其中属于偷税漏税的有26.56亿元，占违纪金额的53.17%，而私营企业的偷漏税面达90%；③由于腐败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导致流失。1993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追缴赃款赃物折人民币22亿元。此外，还有海外国有资产的流失、团体非法活动引起的流失，如有组织的走私活动等。
5、能源危机。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天然气为主，但当今中国煤、天然气人均开采储量分别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0.4-0.5，仅为前苏联的1/7，美国的1/10。1988年以来我国煤炭生产已出现大缺口，如果工业增长速度始终居高不下，煤炭消耗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那么我国煤炭的前景更为悲观。我国缺电的局面已持续了20余年，而且日趋严重，每年国民生产总值因缺电要少生产数千亿美元，40%的农村地区仍过着无电的生活。农村生活用能源80%主要靠生物能源，加上长期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毁林开荒和无计划采伐木材，我国森林覆盖率排世界倒数第7位，面积按人均计只有世界人均的1/9，森林资源面临枯竭。
6、其他资源危机。关于水，由于人口剧增和经济发展，部分地区出现了水荒，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又加剧了供水的紧张，水资源问题越来越严重。关于生物资源，由于对生物资源过度开发，对动物滥猎滥捕，对植物乱砍滥伐，因此导致了大量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关于耕地，现在我国的人均可耕地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以下，多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土地的流失、土壤的沙化和盐碱化，耕地还在减少，耕地的减少，使得本来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吃饭问题的中国进入更为艰难的境地。草原生态失调、草场与蓄牧退化也日趋严重，草原生态状况趋于恶化。
我国资源的这些危机，并非人们着意以悲剧的心境加以描绘，而是一种事实。而且，这种危机会因中华民族的某些劣根性，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我国体制上存在的缺陷以及改革开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或许，未来我国社会的崩溃，有可能源于不可更新的资源耗尽。因为经济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需要巨额的资源投入，由于在前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中已消耗掉资源储藏的很大一部份，资源价格上升，因此，必须用越来越多的资本去获取资源，而留下来可用于未来发展生产的资本越来越少，最后投资跟不上消耗，导致经济基础崩溃，进而累及社会的崩溃。因此，对资源的危机我们不应视而不见，而应深入分析自身所面临的困境，自觉接受资源危机的挑战。
二、我国资源危机的成因
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因果关系。我国资源危机作为一种结果，有其产生的原因，对这种原因的揭示，正是我们寻找解决危机对策所必需。和资源危机的深刻性一样，资源危机的原因也是深刻的。
1、从体制看，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及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是国家主体经济。由于体制的某些缺陷，特别是旧体制下国家不愿意自己的企业破产，因而企业对国家形成一种天然的依赖关系，国家和企业间是没有约束的经济核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企业的收入对支出的约束是软性的，只不过是一种事后象征性的核算形式。这样的一种“父爱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资源结果：当企业作为买者时，对社会生产资源有强烈的吸纳欲望和囤积倾向；当企业作为卖者时，又不顾消费者的需要，硬性为社会提供大量无效的资源组合。
2、从结构方面看，我国现行的产业结构本来就是畸形的，存在着资源结构的约束、过剩和短缺并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实行追求高速度增长的计划体制，使原来的产业结构没有得到调整，反而形成长线更长，短线更短，一些收入弹性高、进入障碍小的行业，从1981年以来都是国家产业结构政策和中央政府多次强调要限制发展的产业，但实际上它们是扩增最快的行业，而重点支持的“瓶颈”产业实际上成为发展滞后的产业，导致结构失衡状况进一步加剧。这种失衡的结构，同样使长线的行业和产业消耗本该合理配置的资源，向社会提供过量的产品，或者是库存积压产品，资源未得到合理利用。
3、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原来的社会资源逐渐不再由政治体制直接管理而由市场分配，但是另一方面，社会许多基本的活动却没有形成必要的秩序和体制，各个领域尚处在形成新体制的转换过程，有利于新政治资源增加的体制结构和规范没有形成，造成政治资源的总量下降，从而导致了政治体系对资源管理功能的削弱。
4、我国人口迄今已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其他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也很低。面对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需求群体，中国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国民对粮食以外物品的需求，也使国家如牛重负。在这样的国情上解决人民的吃、穿、住、用等问题，对资源掠夺性的开发和大量性的消耗就显得无可奈何了。
5、由于体制上尚存的缺陷和缺乏约束规范，政府、企业、个人这三个利益主体对资源的行为往往超过了资源约束的可承受的程度，从而导致资源危机。改革以来，我国发生了四次总需求过度膨胀的经济过热便说明了这一点。
6、长期以来“地大物博”观念的误导和潜移默化，使国民普遍没有建立“资源危机”的概念，这突出地反映在生产上，特别是乡镇企业生产上，就是对资源开发的野蛮性、掠夺性，生产低效十分严重；反映在消费上就是人们对资源的毫不珍惜。现在我国很多地方的自来水每吨仅收费几角，电费低于发电成本，这样轻易地处理资源，实际上鼓励了人们对资源的大方，以致烈日里路灯照开国人未觉不妥，龙头下清水白流过客不屑一顾。而致富阶层们有的更是挥金如土、斗富取乐。国民普遍地缺乏资源危机感，资源的被蚕食便是见怪不怪了。
7、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资源，但是由于我国市场体系未充分发育和市场法则未健全，进入市场的主体资格未能受到严格审查，而进入市场后其行为又未受到严格的规范，市场的运行很大程度上尚处在无序和混乱之中，因而使得通过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资源的效果远未如初衷。
8、没有制定“资源宪法”。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科学、合理的法规来规范人们对资源的行为。改革开放后，虽然制定了一些部门法、如矿产资源法等，但一套从总体上规范对资源行为的法案没有制订出来，这样，资源行为的主体只遵守已颁布的部门法，对那些未颁布的或者不便通过专门立法来规范主体对资源的行为，就只停留在道德规范的水平上。
三、对待资源危机的政策取向
对我国的资源危机和成因，我们不仅要有认识，更重要的是要有解决危机的恰当战略。我认为，对待我国资源危机的政策取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实现新的政治供给。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中，政治体系的力量和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所掌握和分配的资源，拥有一定量的资源总量是我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保障。在旧体制下，政治体系通过直接管理的方式拥有资源总量，在体制改革的社会转型中，政治体系对资源管理的功能和活动发生了变革，转向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社会物质资源，大部分不再由政治体系直接管理，而是由市场分配。政治体系在退出对资源的直接管理之后，如何继续占有一定的资源？这在客观上要求政治体系本身要有新的供给，即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政治体系要有新的道道出台。对此，我们应有深刻的认识，要尽量保护、寻找和开发新的政治资源，以保证对一定量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在保护、寻找和开发新的政治资源时，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适应资源的快速消耗，相应地甚至超前地扩大政治体系中的体制资源和规范资源，因为在资源的快速消耗中，个人和团体的利益是突出的，关键就是要有确定的体制和严格的规范来确定它们各自的位置；二是扩大人事和财货资源，没有一定量的人事和财货资源，体制资源和规范资源便成无源之水。
2、深化改革，把资源配置的基础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一是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各类主体市场，形成优化资源配置结构的利益驱动机制，合理配置利益关系，实现按生产要素的比例及其收益进行资源分配的扩大再生产。二是转换开发模式，以市场的需求引导资源的开发，使资源开发与市场需求动态变化相适应。旧体制的资源开发，只注重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忽视了综合开发；仅限于能源、矿产资源，忽视了对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增值；重要资源开发主体单一定位于国家，忽视了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可见，弊端很多。我们应把这种模式转换成资源与市场形成良性循环模式，转换的思路可以表述为：以效益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提高资源转换效率为目标，形成市场——资源型的价值扩大再生产。
3、改善能源的产品结构，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80年代初中国能源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煤炭的供不应求，全面紧缺，而90年代则突出表现为电力缺口的广泛和升级。就一般趋势而言，当地区煤炭达到一定规模后，电力的增长速度就要大大快于煤炭。在我国，电力的燃料来源在相当长的时间以煤炭为主的结构不会改变，因此，我们应提高煤转为电的转化率，改善能源的产品结构，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4、改变高耗能源材料工业的空间布局。目前，我国能源形势、运输状况和高耗能源材料工业的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因此，我们应对原有的布局进行调整，调整的总原则是：在富能富料地区，加速布置高耗能源材料工业。具体操作是：在水电资源富裕的地区实行水电——工业联合开发；在富煤地区实行煤——电——工业联合开发；在富油地区发展石化工业；在富油、富煤地区横向联手实行煤——合成气——化学工业的综合发展；将国家越来越紧缺的高耗能源材料工业的建设重点向中、西部富能地区转移。
5、加强资源管理。作为一种资源忧患意识，政府要对资源实行严格和科学的管理。一是调整经济结构，对高耗资源而又低效的企业，要限令技改，技改无望的则痛下决心关闭；对节能降耗的企业和部门要优先扶持，并予以奖励。二是制定节能技术政策和经济政策，具体规定节能的标准、定额，使对资源的管理建立在量化的基础上。三是制定“资源宪法”，使各消耗资源的主体制定部门法时有母法作依据，从而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置于国家总的调控之下，同时也使那些不具备条件立专门法加以限制的自然人和法人在对资源作出行为时受到规范。四是设“资源师”职称，由法律赋予其专司对资源的使用进行技术监督和检查的职权，凡有资源消耗超过政府或法律规定的标准和定额时，则由之依法予以处理。
6、建立自然资源价值理论。长期以来，人们将自然资源看成是自然界无限与无偿的馈赠，因而为追求物质财富尽快增长，人们对自然进行过度开发与滥用，结果出现了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与自然界供给日益有限的矛盾，并激化为当代的资源危机。危机实质上是人们长期没有负出一定的劳动参与资源的再生产所积累的结果。这个危机使我们面临二难选择：既不能仅靠自然资源的自然再生产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能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而回到对自然资源低水平的开发利用上，唯一的选择就是付出一定的劳动参与自然资源的再生产。据此，我们可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确定自然资源的价值，这就是为使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再生产人们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这个理论的建立，可使资源的生产、流通、分配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建立在质和量的规定上，从而为我们解决资源危机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