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位势分析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增加值核算法
孙铭壕1，侯梦薇1，钱馨蕾1，徐建玲2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2.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江苏省现代粮食流通与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210003）
摘要： 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2个角度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4个梯度、7个区域，并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UNCTAD-Eora数据库，对沿线国家1990-2017年的贸易增加值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沿线贸易增加值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最不发达国家并未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亟须通过进口能力建设来释放出口潜能；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环节锁定”问题，可通过生产活动前后向“任务捆绑”实现参与环节多元化；依据参与环节优势的差异，中国可与沿线国家以特殊经济合作区为平台，共同构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参与的新“雁阵模式”。
关键词：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内增加值；出口国外增加值；新“雁阵模式”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运输成本降低及信息技术的普及，跨境生产布局成为可能。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推动下，全球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通关效率稳步提升，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加快。要素成本差异及跨境流动效率提升共同促进生产的垂直专业化，产品供给链不断细分、碎片化，生产从一国范畴中跳出，“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
巴拉萨Balassa（1967）[1]指出产品的生产过程变成了一条垂直生产链，各国根据自己的禀赋优势承担生产的某些环节，他们将这种生产过程称为“垂直专业化”。胡梅尔斯 Hummels（2001）[2]（p75-96）首次用出口中进口投入所占的比例衡量一国生产的垂直专业化程度（VS）。胡梅尔斯通过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10个OECD国家和4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VS指数，发现从1970年至1990年，这些国家产品垂直化程度提高了30%。技术冲击、跨国公司生产、协调成本降低和贸易障碍减少共同促使生产阶段增加并极易分离，中间品贸易兴起。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界成为普遍现象，工业革命前建立的传统贸易统计核算体系极易导致“重复计算”问题，造成贸易规模被扭曲，并不能反映一国贸易的真实利得。库普曼等（2014）在胡梅尔斯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产业层面，传统贸易统计体系中的总出口都可以分解为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出口后复进口的国内增加值、国外价值增值及重复计算4部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3](p459-494)随着生产进一步碎片化，单国投入产出模型仅能对一国投入品和出口品的来源及去向进行追溯，对多国参与的全球价值链供给体系各国贸易利得分析稍显不足（潘文卿和李根强，2014）。[4](p188-207)Johnson andNoguerra（2012）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及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数据，对增加值出口进行精确定义，将贸易增加值指数（VAX）作为衡量贸易增加值的重要指标。[5](p224-236)
中国近年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不断，研究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成果颇丰。魏龙和王磊（2016）利用KPWW方法和WIOD数据库对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内及产业间合作可行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互补性高于竞争性，具备产业合作的基础。[6](p104-115)孟祺（2016）通过工业竞争力指标分析沿线区域工业竞争力水平，提出根据不同国家要素禀赋进行产业合作的可行路径。[7](p72-81)张茉楠（2016）通过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优势进行分析，提出“一带一路”价值链与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策略。[8](p15-18)黄先海和余骁（2017）认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具备共同的发展诉求，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嵌套型”分工体系，拓宽沿线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多领域合作。在新的分工体系下，我国应当从环节专业化、生产链本土化、生产网络深入化三个层面提升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地位。[9](p32-39)李建军和孙慧（2017）利用投资一般化模型对中国向沿线国家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重要补充。[10]（p110-122）王领和胡晓涛（2017）从企业构建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企业应与东道国企业构建利益共同体，统筹国内与国际价值链。[11](p1-5)
当前研究集中于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及产业合作的可行性及实施路径，但从增加值贸易核算角度分析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和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测度沿线各区域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及贸易利得，便于掌握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的真实情况。根据各区域贸易增加值呈现的特征及变化趋势，针对性提出各区域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的政策建议。
由于数据样本涉及“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和地区，数据量较为庞大，本文采用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及欧洲城市研究中心（Eora）共同开发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NCTAD—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涵盖187个国家、26个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时间跨度从1990到2017年。由于涉及国家较多，一些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估算。但UNCTAD—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所测算的增加值比重相关度高达90%，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贸易增加值的发展趋势，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参考。
FVA体现一国出口中他国投入品的价值增值，衡量一国产业对统一生产体系的依赖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出口FVA占比是衡量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必要参考，FVA是进口能力和市场开放度的重要体现（陈雯和李强，2014）。[15](p107-115)
DVA是一国出口贸易的真实收益，出口DVA占比反映出本国要素的出口竞争力。作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跨国投资的热门选择，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DVA占比远大于其余国家。相比沿线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仅有更低廉的劳动成本，由于国内市场消费潜力巨大，便于跨国公司直接销售，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跨国公司中间产品组装、加工、直接销售的目的地。
一、分析模型
MRIO模型需要满足两个假设条件：1.为了构造平衡的投入产出表，每一个产业的总产出必须与总投入相等；2.中间品投入与产出是线性关系，并且代表产业技术水平的生产函数系数是固定的常数。
为了便于分析，将对MRIO模型简化为2×1的投入产出模型，A、B国部门C总产出按照使用途径分为中间品、最终品，X=T+Y。如表1所示，从第一行来看，A国总产出 XA=（TAA+TAB）+（YAA+YAB），即A国的中间品、最终品或用于本国生产使用或向B国出口，本表灰色部分构成A国对B国的出口。从第一列来看，
本国中间品投入TAA与从B国进口的中间品投入TBA与A国要素结合创造了价值增值VA。该式反映出本国中间品投入与进口中间品投入对总产出的贡献程度，即中间品投入T与总产出X存在比例关系：
2014年，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孤岛采油厂作为产量大厂，利润大幅下滑。王宏带着同事们寻找破解老油田提质增效的方向，摸清了每口井的效益状况和保效增效的潜力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兴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出口DVA占比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增长路径。在WTO等世界性经济组织的作用下，世界平均关税率从1995年的34%降至2017年的2.9%。关税壁垒的减少直接导致进口中间品的成本大幅降低，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通过大量进口中间产品简单加工的方式获得贸易利益，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当中，因而DVA占总出口规模的比重一直在下降（Jong-Ho Shin et al.2015）。[13](p1727-1742)在“干中学”的过程中，新兴工业化国家逐渐掌握更多的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并不断完善自身的产业结构。原先进口的中间产品逐渐实现本土化生产，国内的产业价值链延伸，出口DVA占比提升。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出口DVA占比变化跨度较小，基本保持在60%、50%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出口DVA波动过大，波动主要源自本国资源类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
上述技术与产品分别在河套灌区上游磴口沙金套海、中游临河九庄示范区进行了示范应用，充分显示其优越性，保证了较大面积滴灌系统灌水均匀性，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应，可为黄河水滴灌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将公式（2）应用于贸易增加值核算中，（2）式可改写为：
表1 简化版MRIO模型
沿线国家出口FVA地域特征较为明显。以资源出口为主的中亚、独联体、西亚的海湾国家出口FVA平均占比分别为10%、7%、7%，低于多数沿线国家。工业基础良好和基础设施完善的西亚国家出口FVA占比更低，仅为5%。在保持石油、天然气输出等上游优势的基础上，卡塔尔、巴林实施产业多元化战略，金融业及其他服务业已经成为本国出口增加值来源的第5大产业。同为资源型出口国家，卡塔尔、巴林具有更低的出口FVA占比（3%），出口对外部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低。东盟作为沿线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最早的国家，年均出口FVA达23%。与东中欧国家由行业复杂度引起的FVA占比过高不同，东盟出口增加值占比较高的产业如食品加工业、化学、橡胶、塑料制品业行业复杂度偏低，FVA过高说明东盟国家位于产业全球生产体系的下游，对已有的一体化生产体系依赖性较高。一旦生产体系中发生需求或技术冲击，都会影响东盟各国的出口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区域分析
（一）DVA是衡量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一国的出口DVA是本国要素竞争优势的体现，是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DVA为272.77亿美元，是1990年的10.23倍，年均增长13%。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利益逐年增长，占世界贸易增加值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4%增长到2017年的30%。如图1所示，除最不发达国家以外，其余各国出口DVA增速均保持正增长。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DVA增长最快且波动较小，年均增长1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均为13%。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并未找到能够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生产任务或生产环节，DVA增长随外部市场对本国产品需求变动而剧烈波动，DVA增长的不确定性较大。
从发展水平上讲，新兴工业化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出口DVA占比最高和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沿线最具出口竞争力的国家。但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过大，且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的生产环节不具备完全的竞争优势。作为沿线工业基础最扎实、市场自由度最高的区域，发达国家国家出口DVA占比总体波动小于沿线其他国家。但随着亚洲国家在相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发达国家面临生产环节分流的危机，出口DVA占比有逐年放缓的趋势。沿线多数最不发达国家依然通过出口本国资源或低技术制造业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由于没有进口的拉动，多数产业出口潜力还未能开发。
①术后即刻膀胱灌注化疗。目的为预防肿瘤细胞种植，杀灭肿瘤基底可能残留的肿瘤细胞以及肉眼不可见的膀胱黏膜面微小肿瘤病灶。推荐术后尽早进行(<2 h)，最迟24 h内完成[13]。除非存在膀胱穿孔或术后严重肉眼血尿，所有NMIBC患者均应行术后即刻灌注；
混凝土浇筑应尽量避开雨季或高温时段，合拢段混凝土选择在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段浇筑。开仓浇筑前，技术人员在施工仓面再次就混凝土坍落度、浇筑顺序和速度、底板和腹板间隔时间等对参与浇筑的人员再次进行交底；物资管理人员和经验丰富的试验人员应提前到达商品混凝土公司，监督并协助商混公司进行混凝土拌和质量控制；负责现场混凝土控制的试验员接到通知后携带混凝土坍落度测定仪、试模等检测和取样仪器设备到达指定地点。
A为技术系数矩阵，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将公式（1）扩展为N×1模型，可表示为：
图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DVA占比 （单位：%）
从地理区位来看，出口DVA占比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除柬埔寨以外，东盟各国出口DVA占比均高于60%。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占比更高达70%以上，两国不仅国内劳动力充足，且自然资源充沛，能够在产业供给链上承担资源开采、加工、装配等多个环节，故而出口的DVA比例更高。但从动态来看，东盟出口DVA占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大多数东盟国家经济规模偏小，产业体系的完整度无法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提并论。受制于产业升级能力，多数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依然处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环节，面临“低端锁定”的问题。南亚、东亚的出口DVA占比都具有相同的“U”型轨迹，作为两区域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印度DVA占到所在区域总值的90%和70%，“U”型轨迹几乎是两国DVA变动的写照。“U”型轨迹变动原因在上文已得到说明，但驱动两国出口DVA增加的主导产业不同，分别为制造业与服务业。中、印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外包和服务外包目的地，服务业、制造业出口DVA占到总增加值出口的55%以上（DominikBoddin（2016））。[14]
相较于其他地区，中东欧国家市场制度健全、贸易开放程度高、基础设施完善，跨国企业向中东欧地区投资的壁垒较少，加之与发达市场临近的地理优势和低廉的高素质技术工人储备，中东欧国家是西欧发达国家跨境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聚集地。中东欧国家凭借与西欧国家构建的区域价值链充分利用本国的要素禀赋，在运输设备、电力、制药、资讯科技等领域形成了一批优势产业。1995年之前，中东欧地区的出口DVA占比达65%左右，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竞争力最强的区域。受益于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市场制度，中东欧国家出口DVA总体波动小于其他区域。但是，伴随着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东盟、南亚、东亚国家凭借更加低廉的人力成本优势成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目的地，中东欧国家原先在区域价值链中承担的生产环节分流至东南亚地区。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西欧发达国家市场的低迷和原先比较优势的减弱，中东欧国家出口DVA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中亚、西亚、独联体国家多为资源型出口国，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国内经济结构较为单一，本国生产和出口产品多为初级农牧产品和石油、贵金属类资源。出口石油、天然气、贵金属资源的国家如：俄罗斯、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出口DVA占比较高，多在60%以上，而出口资源以农产品为主的国家如：塞浦路斯、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出口DVA占比不到40%。与石油等战略资源相比，初级农牧类产品价值较低，价值增值较高的食品加工环节受制于本国薄弱的工业基础而难以实现。因此，同为资源出口国，以农牧类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仅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承担获利最少的原料供应环节。为了摆脱对资源出口的依赖，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以石油出口为主的西亚国家都在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和市场私有化改革，增强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独联体国家不断改善交通与通信设施，构建良好的投资环境。随着出口产业的多元化和设施条件的改善，2005年后上述3区域的出口DVA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
出口DVA是本国要素所创造的价值被国外消费的部分，属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范畴。DVA占GDP比重可以反映出贸易对经济的真实贡献，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对贸易的实际依赖程度。2017年，DVA占GDP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2%，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达33%、30%，这与“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关。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外贸驱动型经济，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捷克，DVA占到GDP的一半以上。同为外贸驱动型经济，新兴工业化国家需要面对更多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同等环节的竞争，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迫在眉睫。最不发达国家DVA占GDP比重仅为10%，还未能发掘国内要素的出口潜力。从纵向上来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DVA占GDP比重除2008年偶有下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新兴工业化国家自2008年达到39%的峰值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的阶段。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市场制度和工业体系的完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规模扩张速度快于本国DVA的增速。
图2 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不同
发展水平国家DVA占GDP比重 （单位：%）
（二）FVA是一国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的体现。
本文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根据发展水平差别将这些国家划分为：最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文根据联合国发展委员会在人均国民收入（GNI）、人力资产指数（HAI）和经济脆弱性指数（EVI）3个方面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划分，将缅甸、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阿富汗、尼泊尔划归为最不发达国家，这是目前对最不发达国家最权威的分类。其余国家发展水平划分均采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对经济体的分类，其中，世界银行以6000美元（1970年价格）为阈值，将新加坡、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划归为发达国家，以480美元＜GNI＜6000美元作为划分发展中国家标准。在操作层面，根据国家复兴开发银行（IBRD）“IBRD”毕业者标准将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分为上中等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土耳其、印度、中国这些上中等收入国家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贸易利得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本文将沿线国家从地理上划分为：东亚、西亚、南亚、中亚、东盟、独联体、中东欧7个区域① 东亚2国：中国、蒙古；西亚16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南亚8国：印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东盟10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菲律宾；独联体7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中东欧16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其中巴勒斯坦与埃及西奈半岛数据缺失，不计入统计分析。 ，便于分析区域特征和提出政策建议。
公路桥梁施工过程中，需要对施工管理机构进行完善，同时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需要将施工的质量安全责任层层分解，并且落实到每个施工人员，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施工责任制。公路桥梁施工管理工作中，还需要做好施工方案审批以及施工组织计划等方面的工作，并且建立严格的施工规范标准，保证公路桥梁施工管理制度可以顺利的实施，进而提升公路桥梁施工的质量。公路桥梁施工的竣工验收阶段，需要将施工原始记录提交给有关部门，包括自检数据、试验数据、施工变更等资源，这样才能够做好科学有效的公路桥梁施工管理工作[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FVA呈现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在进口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最不发达国家一般通过进口中间产品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因此，最不发达国家FVA的出口占比一般较高，缅甸年均23%的出口FVA占比正是这一参与方式的体现。但是，除缅甸、尼泊尔以外的其他最不发达国家出口FVA占比常年维持在6%左右，并且变动极小，这说明沿线最不发达国家进口能力尚未得到开发。最不发达国家主要增加值出口产业为啤酒、烟草、服装生产、农产品加工、木材加工等低技术制造业，在进口市场开放度较低和进口能力不足的背景下，仅能对本国资源简单再加工，因而出口FVA占比极低。由于没有进口投入的拉动，最不发达国家的建筑业、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出口潜能受到极大的限制。
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除2009年外，出口FVA占比一直保持增长趋势。发达国家增长无论在出口FVA占比还是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这种不寻常的发展态势与沿线发达国家的出口行业复杂度密切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出口主导产业依次为汽车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成电路仪器设备制造业、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业，占到出口增加值的40%以上。① 根据世界一体化贸易解决方案（WITS）提供的数据计算所得，参见https://wits.worldbank.org/Default.aspx?lang=en。 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过程较为复杂，生产环节细分程度高。尤其是电子设备和汽车制造业，产业链垂直专业化程度高，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能独立生产，需进口大量中间投入品才能完成生产，行业出口FVA占比超过35%。
沿线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印度、俄罗斯年均出口FVA占比分别为17%、10%、6%，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较大经济体在生产或出口过程中具备更强的自给能力，进口需求低于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是由三国的出口结构决定的。服务业、资源出口对中间品需求较低，因而印度、俄罗斯出口FVA占比比中国更低。
我在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对学生学习中的普遍难点问题做了总结，发现学生的作文学习是一个难点，而很多老师又苦于缺少有效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写作素材较少，再加上信息匮乏，因此想要写出高质量的作文非常困难。多媒体教学方式的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情况，各种多媒体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客观事物和各种学习资源呈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近距离地感知事物，接触信息资源。学生在对这些信息了解和掌握之后，完全可以将其灵活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之中。
公式（3）中等号右侧第一项为贸易增加值占比，即一单位总产出中所包含的贸易增加值（v=V/X）。第三项中的向量e表示一国出口中间品与最终品的总和，即总出口。三项相乘便得到等式左侧的贸易增加值矩阵Tv，矩阵Tv的对角线上的向量
即为各国出口贸易的国内增加值（DVA）。以国1为例，从第一列来看，
表示出口的国内价值增值，
以下的向量表示国1出口中进口国外投入品的价值，即国外增加值（FVA）。从第一行来看，
右侧的向量表示各国出口中进口国1投入品的价值，Koopman（2011）[12]称其为“出口的间接价值增值”（DVX）。以此类推，每一列除对角线向量以外的向量反映一国出口产品的进口投入来源，每一行除对角线外的其他向量则反映出一国出口产品的价值流向。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通过别国出口实现的本国间接价值增值必须等于该国出口中所进口的国外价值，即FVA=DVX。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MRIO模型和由UNCTAD-Eora共同开发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基于贸易增加值和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受益于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构建的“东亚雁行分工体系”，东亚、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参与到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分工体系当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借此机遇将本国劳动成本优势与日本的技术优势结合，提高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和就业水平。由于跨国公司的技术、管理的外溢效应，新兴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链不断延长，中间品生产自给能力增强，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比重稳步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工业化国家一直是沿线国家中总出口DVA占比最高的国家，从过去的46%上升至60%。虽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出口DVA总额不断增长，但其在沿线国家的占比却一直在下降，分别从过去的39%、14%降至30%、9%，可见沿线发展中与发达国家实际出口能力提升速度远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出口DVA占比微乎其微，一直保持在1%左右。
从区域上看，东盟是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生产体系最早且程度最深的区域，但出口FVA的比例一直在上升，DVA却在逐年下降，东盟国家在价值链中面临“低端锁定”的问题。中亚、独联体、西亚多为资源型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实施产业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国家明显具备更高的出口能力和更低的进口需求。
全球价值链的“碎片化”生产特性导致国家比较优势固化，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不进行适当的政策干预，极易陷入“环节锁定”的困境（Baldwin，2015）。[16](p31-50)因此，针对沿线不同发展水平和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该项改革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重视学生基本功和临床综合能力的训练，同时也培养学生沟通能力及临床科研意识，学生问卷及教师问卷结果显示出科考核采用学术报告形式是可行、有效的。
（一）根据最不发达国家参与价值链的属性制定灵活的贸易和产业政策。
最不发达国家参与的价值链可以分为垂直型价值链(vertical specialized value chains)和顺序型价值链（additive value chains）。在垂直型的价值链中，专业化部件和中间产品可在不同的区域同时生产，而在顺序型价值链中，生产步骤及区域相对固定，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后者居多。对于顺序型价值链，政策的重心应集中于增强供给能力和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例如，对出口的产品提出具有明确时效性的出口产品国内价值要求和出口关税优惠政策，鼓励出口企业在短期内提升产品的本国价值含量。而对于垂直型的价值链，政策应集中于如何消除贸易障碍和提升贸易设施水平。最不发达国家应尽可能落实《贸易便利化协定》条款，简化行政程序，改善海关通关设施，推动海关管理信息化与国际化，增强进口效率。从长期来看，《贸易便利化协定》通过降低进口成本的方式增加最不发达国家可参与的生产环节，提升出口竞争力，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此外，对于交通设施、运输设备、信息技术设施等贸易硬件设施的改进，最不发达国家可借助由世界银行提供的贸易便利化支持项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贸易援助项目，获得改善贸易硬环境的资金支持（FlENTØ，2017）。[17](p366-374)国内的产业政策应更集中于帮助中小企业参与具体的生产任务或生产环节，使中小企业通过提供中间产品或服务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而不是盲目构建产业生产体系。
（二）对于沿线已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措施应偏重于实现参与环节多元化。
随着多边区域贸易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贸易壁垒已从边界外转向边界内，各国政府政策的作用空间变窄。对由跨国企业推动的行业标准变更导致的贸易壁垒，政府应当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推动行业标准提升，消除贸易障碍。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东亚、南亚、东盟地区，可在原有区域贸易协定的基础上，缔造更大范围的贸易与投资协定，构建区域贸易投资促进机制。通过共同投资促成多边产业集群形成，并在集群内进一步统一行业、环保和劳工标准，形成区域一体化生产体系，减少对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一体化生产体系的依赖。在低水平发展中国家更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压力下，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在保持传统优势环节的基础上，向生产活动的前后向延伸，实现“任务捆绑”。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前的调研、设计、研发、品牌推广、融资及物流、售后等生产后环节都具备一定参与能力。因此，将生产前中后部分环节捆绑承担，不仅有利于跨国企业减少中间产品进口和降低协调成本，也有利于实现东道国生产性服务的多元化发展，为出口增加值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将生产性服务嵌入制造业出口，需要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要素跨境流动提供更自由的市场环境，不断扩充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
（三）沿线发达国家的政策重心应集中于保持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由于沿线发达国家国内的经济资源有限，为了保持比较优势，需对国内产业环节重新布局，将部分产业环节外包至沿线其他国家。对于本国竞争优势不突出的化学、橡胶、塑料制造类部门，可将其转移至工业基础良好、资源丰富的西亚、独联体国家，将制造业中间品生产外包至南亚、东亚、东盟地区，国内人力、技术、资本则集中于技术开发、品牌推广、生产线设计等供给链上游环节。在优势行业培育世界级人力资本是发达国家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发达国家专业性技术培训机构、地方大学及跨国企业三方应密切合作，确保市场需求和技术研发走向的一致性；不断完善国家技术认证体系，确保技术人才质量；发挥私营企业、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投资项目的角色作用，为行业发展提供人才储备。
成锐说，铆工又称为冷作钣金工，其工作内容主要是把板材、型材、线材、管材等，通过焊接、铆接、螺栓连接等加工方法制作成钢结构的一种制作工艺。在这些工序中，铆工是金属构件施工中的指挥者，要对放样、号料、下料、成型、制作、校正、安装等工艺非常了解。
（四）对于中亚、独联体、西亚地区，产业链在国内的延伸是关键。
以初级农牧类产品为出口主体的国家，可适当引入外资并放宽出口产品本国价值的比例，进口加工设备及生产线，将农牧产品增值最多的加工环节留在国内。以石油、天然气、贵金属等资源类产品出口为主的中亚、西亚部分国家，需要不断完善以产业为主体的配套设施体系和运输网络，提高出口效率。对于国内出口主导产业发展基础良好的国家，可进一步尝试产业多元化发展，在巩固原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出口渠道，保持出口国内价值增值的可持续性。
（五）沿线国家可以根据各自比较优势共同构建新“雁阵模式”，即“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
沿线国家产业优势不同，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所承担的任务和环节互补性强，“雁阵模式”以产业价值链上游的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印度、中国为雁首，承担产品标准化设计、研发、高技术制造等环节，其余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第二梯度，利用自身资源和工业基础，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最不发达国家为第三梯度，承接由第二梯度国家转移的中间产品加工环节。
实现数据共享是降低金融风险的有效措施。首先，要打破垄断，建立共享体系。每一个金融企业都在进行数据收集，如果将各个金融机构、网络平台及其他公司的数据进行整合，打破垄断格局、形成共享模式，这样不仅能对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控，更是金融风险降低的有效途径。其次，要建立数据平台，优化数据调取渠道。对大数据的分析要想及时准确，渠道畅通很重要。建立数据平台，让各部门都能对所需数据进行及时调取，并借助数据的相关性特征，对客户的信用状况、风险能力等进行自动审核，以防范风险的发生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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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74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2-0094-08
作者简介： 孙铭壕（1990—），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经系博士研究生；侯梦薇（1989—），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经系博士研究生；钱馨蕾（1992—），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经系博士研究生；徐建玲（1975—），女，博士，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江苏省现代粮食流通与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2018CJY01-B004）。
责任编辑 郁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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