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争论与现实冲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森林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964[2008]05-080122-0092
当前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其成因、能否持续和如何调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3年，Dooley、Folkerts-Landau和Garber(以下简称DFG)基于历史类比，从国际货币体系视角首次提出了“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以下简称BWⅡ)①，并在随后一系列文章中做了进一步阐述。他们的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掀起了一场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下简称BWⅠ)是否复活”的讨论。在对相关理论争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考虑到该学说正式提出的时间不长以及影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本文仅结合2005年以来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最新变化对这一理论框架未来可能的走向进行分析。
一、BWⅡ的内涵及运行机制
“BWⅡ”的提出源自DFG对目前世界上三个主要经济货币区——中心国家(美国)、贸易账户区(亚洲)和资本账户区(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拉美)的分析。他们认为，贸易账户区的目标是通过低估本币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因而官方乐意用贸易顺差和市场干预积累的美元购买美国证券而不计较其风险/收益特征。资本账户区的私人投资者关心美国证券的风险和收益，一般实行浮动汇率，外汇储备的变化很小。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不断积累，资本账户区的私人投资者开始担心美国证券的风险和回报。但是，贸易账户区不断增长的出口以及相应对美国证券的购买需求超过资本账户区私人投资者减少的份额，所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能够得到持续的外部融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得以继续。
DFG把研究集中在新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框架——“中心”(Center)国家和“外围”(Periphery)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上。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市场管制很少、经济和资本实力雄厚，处于体系的“中心”，欧洲和日本则构成“外围”。为了战后复苏，“外围”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低估本币、管制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积累外汇储备、利用“中心”国充当金融中介向本国金融体系输入“可信度”(credibility)②。这种安排支持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和资本重建，并使他们的角色从“外围”向“中心”转化，实行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再没有必要，所以20世纪70年代初固定汇率制度崩溃。随后的浮动汇率体制仅仅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暂时过渡，原因是这一时期缺少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并且具备足够影响力的“外围”。从80、90年代开始，随着亚洲国家和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逐渐成为新的“外围”，前苏联、东欧一些转轨国家也相继成为“外围”，美国的中心地位则保持不变。新的“外围”国家中，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最引人注目，尽管它们没有根据黄金或美元为固定平价做出保证，但是通过央行干预限制了本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幅，并借助货币低估促进出口和吸引FDI，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他们从干预外汇市场以及贸易顺差中积累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又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
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分析认为：以美元为中心的BW I解体以后，随后的牙买加体系是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外围”国家或“外围”国家不足以影响“中心”国的经济。DFG认为这是严重的疏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BW I沉寂了数年以后的“复活”，体系的运行机制没有改变，只是“外围”和“中心”的具体对象发生了变化。DFG还强调，“外围”国家是有目的地压低本币对“中心”国货币的汇率，主动为“中心”国融资，对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来说，这是唯一而且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模式。
BWⅡ学说的核心问题是，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增加，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目前全球经济失衡是否持续。以DFG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亚洲国家对出口部门的依赖以及就业压力促使这些国家继续对美融资，同时美国巨额双赤字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BWⅡ稳定并且可继续。最初，DFG认为BWⅡ能够持续一代(“one generation”，约30年)，直到中国城市工业经济将剩余劳动力基本吸收。他们甚至认为：“即使(中国)这一劳动力储备不复存在，印度也将以其庞大的劳动力供应成为美国的‘外围’”。不久前，Dolley和Garber(2005)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美元最终将不得不贬值以阻止外债无限积累，但认为调整会在若干年后以软着陆的方式进行。DFG坚持认为BWⅡ将至少在中期存续的最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目前的制度安排使“中心”和“外围”双方受益。
从“中心”的角度看，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止2005年末，仅日本、中国、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泰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达到12 065亿美元，占美国国债境外持有存量的59.32％。若不是亚洲各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的利率会更高③，美国外部赤字的资金供应缺乏保障，或许还将引发美国储蓄与投资失衡局面的调整。另一方面，美国企业找到了利用亚洲低成本劳动力创造高额利润的投资机会。
从“外围”的角度看，稳定、低估的本币汇率产生的收益超过储备增长的成本。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行动阻止了本币对美元升值，支持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带来了经济和就业增长并维持社会稳定。另外，流向出口部门的FDI和国内投资对出口产业的倾斜有助于亚洲国家建立一个世界级资本存量，否则，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低效，这种资本存量无法实现。同时，在保持美国市场向东亚的出口开放上，美国投资者成为亚洲国家的盟友，因为美国投资者想通过减少同该地区的贸易争端维持其市场销路。DFG(2004c)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储备积累可以被认为是引入FDI的担保，一旦美国在华投资被没收，美国财政部就会对其国债违约。他们将这种“双赢”称为“总量上的收益掉期”(“total return swap”)。
DFG认为，BWⅡ假说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一般意义，在他们看来，其他新兴市场甚至拉美也正转向BWⅡ的资本输出(即以经常账户盈余为基础)而不是资本输入(以经常账户赤字为基础)模式；2003～2004年日本央行积极入市干预说明日本是BWⅡ的一部分；如果欧元快速升值，欧洲也会加入BWⅡ。
二、BWⅡ引起的争议
DFG关于BWⅡ的大胆构想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因为中国和其他部分新兴经济体似乎从表面上契合了DFG的描述。但是，缺乏实证支持一直是该学说最大的软肋。另外，该学说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一致支持。归纳起来，学术界的争论主要围绕“外围”国范畴和BWⅡ的稳定性两个方面展开。
1.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是否符合“外围”国特征
DFG认为中国是“外围”国家的典型代表，因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剩余劳动力供应源并且是全球接受FDI最多的国家；是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的两大官方来源之一；美国10年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④；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难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就业压力大甚至因此可能危及政权等。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对中国在BWⅡ中的定位提出了质疑。
Goldstein和Lardy(2005)认为“外围”在BWⅡ中所反映出的特征与中国的经济现实并不吻合。第一，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是输往美国以外的国家或货币不与美元挂钩的国家；第二，人民币贸易加权实际汇率的走势并不支持货币低估促进中国出口竞争力和就业增长这一结论；第三，中国的货币显著低估仅仅发生在2002年初以后；第四，DFG认为，货币低估造成中国的FDI和资本存量增加，但他们忽略了过去数年外国投资只为中国不到5％的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资金；第五，DFG认为，汇率低估导致国内资本积累更多地偏向出口部门，这有助于建立世界级的资本存量。事实上，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仅仅用6％的固定资产存量生产出来，其中一半是国内企业；第六，BWⅡ低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冲销成本，包括与金融抑制相关的成本；第七，美国在华企业出口大量产品到美国获得高额利润，使得他们有动机和资本去游说美国实行贸易开放这一论点不成立。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最主要目的是抢占市场而非面向美国出口。
Eichengreen(2006)不同意DFG所提出的美元储备作为决定美国跨国公司是否对中国投资的担保。首先，从时间上说不通，美国对华投资的显著增加始于1992年，而中国巨额储备积累却发生在10年之后。其次，政治形势的变化不会造成美国收回在华投资。此外，最近几年，中国吸收的FDI中，美国只占了不到10％。
Prasad和Wei(2005)发现：第一，2001年以后流入中国的资本主要是证券投资而非经常账户盈余和FDI；第二，近年来中国FDI的主要来源地并非美国⑤；第三，虽然贬值会促进出口，但是1997～1998年人民币没有贬值；第四，大规模的储备积累发生在最近几年；第五，2001年以前的20年里，绝大多数年份的外汇黑市溢价说明人民币不是低估而是高估。
McKinnon(2005)同意DFG的部分观点，即维持单一钉住制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他认为“外围”国家之所以钉住美元，是为了稳定本国物价、控制本国金融系统的汇率风险。
Goldstein和Lardy(2005)认为其他亚洲经济体与BWⅡ模式难以契合。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者，2003年前后，日本致力于干预外汇市场以支持美元币值，但劳动力过剩在日本并不突出、FDI非常有限并且早已不是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孟加拉国有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没有为美国的外部赤字提供大量融资。印度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不及中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2003、2004年的储备大幅度增加(总计2420亿美元)，但这些经济体相互之间有差别，没有哪一个显示出总体上BWⅡ模式的特征。此外，不能将它们同中国的贸易和汇率联系视为简单的国家集团。
2.BWⅡ能否持续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反驳了DFG关于BW Ⅱ中长期可维持的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BW Ⅰ类比的想法很肤浅，如Eichengreen(2006)认为，“BWⅡ是一个误导，它低估了1960年以来世界的巨大变化”，二者存在6个主要区别。第一，相对于40年前欧洲国家主导的“外围”而言，由亚洲国家构成的“外围”是一个数量较多且不同质的集团，很难就集体钉住美元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第二，除美元外，现在还有其他国际货币如欧元可供选择；第三，美国目前存在储蓄缺口，这与20世纪60年代末的情况相反，债务的不可维持使美元汇率的稳定性饱受质疑；第四，资本项目开放使私人部门资本国际流动管理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五，在国内金融市场更加自由化的环境中，汇率低估与过多储蓄并不能保证投资向贸易品部门集中；第六，亚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不会盲目模仿历史。他的结论是，即使存在新体系，这个新体系也不会持续太久。
Kamin(2005)认为，近期亚洲市场的巨额盈余是金融危机后各国投资和内需不足的反映，危机过后，当局在外汇市场干预是为了重建外汇储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影响会逐渐消失，亚洲投资支出会出现恢复性增长，货币当局会愿意本币走强，贸易盈余将会减少。
一些学者对“中心”和“外围”双方维系这种安排的种种努力能否持续提出了质疑。Roubini和Setser(2005)预测，如果没有政策和结构调整，2008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将占GDP的8％，净外债余额将占GDP的50％，亚洲央行的外汇储备将从2.4万亿美元攀升至5.2万亿美元。亚洲央行不愿意也无能力消化增加的储备，一旦它们不能按比现在更高的速度增持美元储备，BWⅡ便会崩溃。Rajan(2005)认为：“尽管外国官方机构在增加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但目前持有美国资产的主体仍然是私人——而非中央银行……一旦私人投资者认为美国贸易赤字难以解决而不愿再向其融资，则美元存在暴跌的可能”⑥。DFG预测欧洲央行将被迫实施大规模干预以阻止欧元进一步升值。但是，Roubini和Setser(2005)、Truman(2005)都预测欧洲央行不会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最近日本的大规模干预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欧各国有自己的财政主权，如何分担由此带来的汇率损失将成为外交和政治难题。这意味着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还有持续的贬值压力，直到这种调整同更低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相匹配。Dullien(2005)对新体系下东亚各国(地区)央行的储备资产调整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东亚经济体将美元资产转化为欧元资产，则钉住制难以维持。
尽管观点纷呈，多数学者还是认同以下观点：第一，过去数年，以东亚为代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与美国之间确实形成了区域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全球大多数经济体尚未纳入该体系的范畴，因此BWⅡ称不上是一个完整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这种隐性制度安排不如全盛时期的BW Ⅰ稳定；第三，BWⅡ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如Roubini和Setser这样的悲观主义者预计BWⅡ会在两三年内崩溃，多数学者认为BWⅡ不会在短期崩溃但风险很高。
三、2005年以来国际经济最新变化对BWⅡ的冲击
BWⅡ的内在不稳定性毋庸置疑，然而回溯历史可以发现，由于“特里芬难题”，BWⅠ具有相似的内在不稳定性，但BWⅠ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71年才最终崩溃。在特里芬教授声称体系不能永远维持之后，BWⅠ继续运行了11年之久⑦。类似地，BWⅡ在表现形式上是否也是一种“稳定的非均衡”，可以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当初导致BWⅠ崩溃的导火索是美国的通胀。现阶段，人们关心的是，在复杂多元的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哪些变化可能促使BWⅡ重蹈BWⅠ崩溃的覆辙？
归纳起来，BWⅡ未来能否持续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央行之间的合作程度，二是各国维持钉住制的成本/收益权衡。就前者而言，在现行的货币体系中，美国对世界美元的实际价值没有提供任何保值承诺，美元有可能贬值。“外围”国家都希望保护本国资产价值免受美元下跌的侵蚀，如果他们结成联盟，保证现在和未来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单位，BWⅡ就能维持。如果缺乏国际合作，随着美元贬值风险加大，某一家央行率先抛售美元资产必然触发投资者竞相抛售的“羊群行为”，这将造成美国长期利率激增和美元暴跌，BWⅡ解体不可避免。就后者而言，钉住美元的经济体在维持固定汇率政策的过程中不得不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而面临金融、货币和真实经济的扭曲，这些扭曲日益表现为经济过热、通胀上升和资产泡沫，最终迫使他们调整汇率政策，主要“外围”国货币与美元实际脱钩之时有可能就是BWⅡ瓦解之日。
2005年以来，尽管BWⅡ还在继续，由于“外围”国与美国发展速度的差别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一系列显著影响其运作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些变化有可能或者正在导致该体系逐渐走向分化。
第一，部分新兴经济体选择与美元脱钩，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是这个过程的代表。
中国在这种准固定汇率安排中居于中流砥柱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BWⅡ可以维持多久，基本上是看人民币还可以钉住美元多久。中国多年来出口增长、外汇储备积累的表象背后事实上潜藏危机，当维持钉住制的通胀成本加剧时，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调整。汇改之初，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虽然宣布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和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政策，但因受制于国内就业问题及羸弱的金融体系，短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调整的机会渺茫。改革伊始人民币汇率小幅缓慢的爬升印证了他们的预期。人民币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一次性升值2.1％后的8.11，到2005年12月末的8.07，5个多月仅变动了0.49％，2006年一季度末和二季度末与汇改后第一日相比，分别上升1.0％和1.42％。然而，2006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明显加大，截至2008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汇改后第一日已上升10.5％(如图1所示)。不仅如此，中国的汇率政策调整还影响到其他“外围”国家。就在人民币汇率调整之后的一个小时内，马来西亚央行宣布废除实行了7年之久的林吉特与美元固定汇率制度(如图2所示)。另外，根据LYS的事实汇率制度分类法，2005年以来新兴市场的汇率体制总体上反映出汇率弹性增加的趋势(如表1所示)。人民币等“外围”国家货币与美元价值渐行渐远说明DFG所描述的亚洲国家通过货币低估和钉住制维持本国贸易盈余的图景正在发生变化⑧。
表1 2005年以来汇率弹性增加的部分“外围”国家
从钉住制转向管理浮动 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从管理浮动转向自由浮动 印度、菲律宾、俄罗斯
从钉住制转向管理浮动 韩国
继而转向自由浮动
资料来源：根据LYS(2003)的事实汇率制度分类方法和IFS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第二，美元持续贬值迫使多家央行开始减持美国国债，各国储备资产多元化趋势加快。
如图1所示，美元自2002年开始对主要货币贬值⑨，最初，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外围”国家非但没有抛售反而增持美元资产，外国投资者对于美元资产的需求化解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上升的危局，使BWⅡ相对稳定的状态得以延续，但美元贬值风险始终是“外围”货币当局的隐忧。从2005年开始，韩国、中国、泰国等积极倡导外汇储备多元化改革，2007年，部分央行开始小幅减持美元储备资产。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07年1～10月，尽管英国、巴西、俄罗斯等增持美国国债，但减持似乎已成为大势，官方持有美国国债净减少43亿美元；在其统计的27个主要海外经济体中有15个净减持美国国债。东亚经济体中，减持力度较大的依次为韩国(30.50％)、中国台湾(9.64％)、日本(5.61％)、中国(3.48％)⑩(如图2所示)。一般来说，一国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和美元储备比重的下滑是长期的过程。在外汇储备总量上升的情况下，美元储备比重的调整并不意味着马上抛售美元资产，开始可能只是美元储备增幅趋缓或者小幅减持。相对于目前近1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总量来讲，近期的减持无论是绝对额还是相对比例，都不足以证明美国的外部融资来源已经切断。但是如果“外围”国家不愿为美国不断增加的赤字融资成为常态，BWⅡ的资金循环链条就会断裂。
图1 美元对欧元、英镑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美联储
图2 部分东亚经济体减持美国国债情况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
第三，美国次级按揭危机加剧了BWⅡ的解体风险。
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不断增长、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美元对主要货币持续贬值的情况下，如果美联储加息，加息之后美国国债的收益提高，“外围”国家的储备重新流向美国，美元贬值的幅度得以控制，BWⅡ也得以延续。然而，美国次级按揭危机于2006年第四季度开始显现，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为了防止次级按揭危机和房价大幅下降对整体经济带来的冲击，美联储自2007年9月两度降息并大举注资，放松信贷控制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国债魅力不如从前，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外围”国家寻求美元替代品的过程，BWⅡ解体风险加剧。
第四，石油美元投向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BWⅡ的不稳定性。
2004年以前，日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对全球储备增长做出最主要贡献。2005年以后外汇储备积累，特别是增量部分的源头发生改变，石油输出国的出现是主要变化。一方面是因为部分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造成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放缓，另一方面是因为2001年以来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石油美元迅速增加。产油国如何分配石油美元会影响BW Ⅱ的可持续性。与东亚经济体不同，石油出口国通常不会顾及通过稳定汇率推动工业化发展这一次级目的，而是更关注金融回报。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这些国家有抛售其美元资产的潜在可能。此外，东亚经济体与美国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主要取决于美元价值和美国公众的消费，中东地区与美国的联系则更多地受非经济因素的驱使，一次政治危机可能导致中东投资者和央行迅速减少美元资产。因此，从长远来看，石油美元投向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BWⅡ的不稳定性。
结论及前瞻
DFG认为，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和迅速上升的对外债务，靠亚洲国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来弥补的这一循环格局构建了世界经济新的动态均衡模式，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复活”。与此同时，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在近期发生显著变化。人民币等货币与美元脱钩、美元持续贬值、多国央行从2007年初开始减持美元国债、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等，使美国依赖“外围”国家对其经常账户融资的现状难以持续。这意味着BWⅡ仅仅是短暂的幻觉，这种幻觉会因为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某些现实冲击迅速破灭。从根本上讲，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既不存在可信的对钉住制的承诺，也没有类似BWⅠ的调节机制，BWⅡ在部分地区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对强势美元和美国经济的信心，如果信心破灭，BWⅡ难免面临崩溃风险。2005年以来，美国国内经济的持续低迷使人们对美国的信心下降，使美元在扮演“中心”国家的角色时显得乏力，后起的欧元又远未成熟到担当这一角色的地步。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国家作为支点，单一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很难持续。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转变，世界经济动态均衡趋势正在被打破，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在此新旧交替过程中出现的重要变化影响深远，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
注释：
①也有人称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或“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②美国的金融中介作用，具体是指资本市场发达的美国向“外围”国家提供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长期非流动性资本，当“外围”国家建立了美元账户和官方外汇储备时，美国又向“外围”国家借入更富流动性的资本。
③外国央行大量购入美元债券从而压低美国长期利率的程度有各种测算。最低的认为只有40个基点，但普遍认为远高于此数，如Roach认为在100和150个基点之间、DFG(2004a)认为约为1个百分点、Warnock等(2005)认为约1.5个百分点。
④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超过香港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大多数中国向香港的出口是转口贸易。如果把这些转口贸易的最终目的地考虑进来，美国从1993年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⑤2003年，中国FDI的主要来源地依次为：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
⑥转引自李扬主编：《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⑦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Triffin)在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提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
⑧许少强、庄后晌(2007)的实证研究显示：2004年以后在东亚五国(新加坡、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货币汇率决策中，美元的重要性明显减弱。丁剑平、杨飞(2007)的实证研究显示：汇改后，人民币参照美元比重显著减小，港币、林吉特、韩元和台币等区域货币权重逐步增大；在集体降低对美元的参照比重之后，港币、林吉特、韩元和台币互相间参照比重上升。
⑨2002年1月至2007年12月，美元对欧元贬值64.9％，对英镑贬值40.8％，同期按贸易加权的美元汇率(TWEX)贬值了27.9％。
⑩韩国、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与近期成立专门的外汇储备投资公司、追求更高投资收益有一定关系。
标签：国际货币体系论文; 外汇论文; 外汇储备论文; 美国国债论文; 汇率贬值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汇率改革论文; 经常账户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债论文; 中国人民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