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同龄人·
编者按： 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9年，迎来了新中国70华诞，本刊特邀曾经奋斗在计划生育科技战线上的4位新中国同龄人，回顾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我国计划生育科技事业发展默默耕耘的人生经历。从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老一辈“计生人”努力拼搏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是千千万万“计生人”的代表，他们的精神将鞭策我们不断进取，昂首前行，为新时期计划生育科技工作的发展，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应有的力量。
终生的职业 未尽的事业
吴尚纯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北京，100081)
我是1949年12月底出生的，在妈妈的肚子里听到过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当人们问起年龄和属相，我都会自豪地说，“新中国同龄人”、“属牛”！建国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成长的历程跟国家发展变革的重大事件总有契合，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交融。1966年，我初中毕业，该“中考”的时候，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上山下乡，去内蒙古插队3年，获得了我的又一个自豪，逢有人问“你在哪里插队？”我就骄傲地说“我在航天飞船返回着陆的地方—四子王旗，你一定知道的！”。1978年，我从天津塘沽医院考取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开始了我计划生育临床研究的职业生涯。后来，党中央将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的起始年，我的脚步又精准地踩在国家发展的重要时点上。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步入工作岗位，又正赶上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立为国策，刚刚成立2年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就成为我未再离开，也从未想离开的工作单位，她成就了我终生的职业。对这个职业，我无怨无悔，但并不自豪，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对自己而言，这是个未尽的事业。
1调剂来的计划生育专业
1978年初，得知国家要恢复研究生招收，就是那种“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研究生时，我就决定得试一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自己没上过高中，文化知识底子薄，虽说上了医学院，但是工农兵学员，专业基础差。我当时斗胆报考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还是林巧稚大夫对我进行的面试呐(自豪！)。林大夫和蔼可亲，都是以临床常见的情况提问诊疗要点、手术指征等，完全不会使人感到紧张、窘迫。使我紧张的倒是一起面试的同学，多是协和、北医、上医的老大学生，不仅是学霸，还个个都有长达十年以上的临床经验，我自愧不如，惴惴不安。
一个月后吧，有电话来问，是否同意调剂到肿瘤医院的病理专业，我豪不犹豫，同意！再隔几天，又有电话来问，是否同意调剂到基础医学研究所的计划生育专业，还是那句话，同意！只要是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那种地方，学什么专业我都愿意！那个时候，搞计划生育并不是我的初衷，我的初衷只是加强学习而已。这么说吧，我干了一辈子的计划生育专业，是调剂来的。
本研究针对南方典型 Cd污染稻田主要的 Cd污染源（干湿沉降和污水灌溉），结合稻草离田的Cd输出主要途径，设置稻草离田、清洁水灌溉+稻草离田、截断干湿沉降+稻草离田3种消减措施，并以常规稻草还田为对照田间微区试验，揭示 Cd污染稻田系统不同消减措施下土壤和水稻植株 Cd的累积特征，为南方稻田土壤Cd污染防控和治理及水稻中Cd累积的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2有用的计划生育专业
自从我进入计划生育专业，可就赶上计划生育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期。1978年秋季入学的时候，年级里就有一些同学怀孕了，有的是第一孩子有的是第二个孩。但几乎没有同学生第三个孩子，因为当时对“晚、稀、少”的倡导已经比较深入人心了。但是到了研二和研三的时候，若再听到有同学怀孕时，就会敏感地关心是第几个孩子，显然，怀孕二孩将面临压力。 1978年初在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并没有计划生育专业，但时隔几个月，到录取的时候，共有连同我在内的4名学生被招入这个新的专业，成为我国首届计划生育专业的硕士生。这个专业加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计划生育研究室，实际上这个研究室也是新成立的。入学后我们四个同学被安排在在一间刚腾空的实验室里，除了每人一套桌椅外，四壁皆空。但那是一段天天有变化、时常有惊喜的日子，实验室里今天运来了新的桌椅或实验台，明天添置了新的仪器。那些堆满楼道印着外文字母的进口设备真令基础所的其他同道羡慕、嫉妒、恨呀！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老师从青海、甘肃等边远地区陆续调回，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老协和”、“老医大”的业务骨干。入学第一年学习理论课期间，我们四位同学也由长至幼，依次被导师认领，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我的导师是刚从第四军医大学转业的高纪大夫，领导安排她负责临床研究，我也就从此干了一辈子女性计划生育临床研究。
1980年，以中共中央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起点，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全国城乡对以避孕节育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需求日趋强烈。在充分认识到人工流产对妇女健康存在危害的基础上，政府和医护人员共同提出“一环二扎”技术建议，鼓励生育一个孩子的妇女放置宫内节育器，已生育两个子女的夫妇实施绝育手术。众所周知，采用避孕方法的群众，绝大多数都是健康育龄妇女，因此对避孕方法的安全性有很高的要求。为了评价最广为使用的宫内节育器的出血副作用，我们研究所成立后实施的第一个临床研究课题就是建立月经血量的测定方法。四十年前，我国市场上还没有卫生巾，观察对象收集经血使用的卫生巾都是进口的，测量的仪器设备也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经费从不同的国家购置的。通过对400多名健康育龄妇女月经血量、血红蛋白和血清铁蛋白的测定，我们发现，当月经血量超过60毫升或80毫升时，妇女的血红蛋白或血清铁蛋白的平均值就会明显下降，发生贫血的比例就会增加。因此我们将月经血量超过80毫升定义为月经过多。以此为基础，我们连续多年，陆续对我国常用的多种宫内节育器的出血情况进行了客观、准确的评估，掌握了宫内节育器出血副作用的表现、程度、转归、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和预防治疗方法及效果，为宫内节育器的安全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改进、研发新型宫内节育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我们的研究还证实，由我国研发的含铜含药宫内节育器确实能够有效地控制放置含铜宫内节育器后月经血量的增加，降低妇女发生贫血的风险。
3重要的计划生育专业
我姥爷有10个子女，我妈妈排行老大。我们从小就知道，妈妈要替她的父母分忧，供一系列舅舅姨们上学，经济负担不轻。我爷爷家5个子女，到我们这一辈，我爸妈也是5个子女，在那个时代，能够代表当时的总和生育率。而且同时还能代表，并不是所生育的每一个子女都是意愿的。我妈是个特别好强的人，不仅要出来工作，还通过卫生部的考试从助产士转成了医生，我真不能想象，一边生孩子、带孩子的职业妇女，用怎样的努力完成了这个转变。不随人愿的是我妈一连串生了三个女孩，不得已还得争取生一个男孩。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家盼来了大弟弟。大弟弟出生后，我爸妈肯定是了结了再生育的念想，但当时避孕节育是受限制的。1953年，邓颖超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时，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反映机关女干部要求节育的意见。邓小平做了“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批示，在他的提倡和促进下，1954年政府才撤销了对人工流产、绝育手术、节育用具出售的限制，并于1956年国家在广州建设了第一个避孕套生产线。当时避孕产品的匮乏可想而知。在1961年，我妈妈非意愿妊娠了，所幸的是，此前的1958年，分别由上海的吴源泰医生和陕西的蔡光宗大夫发明的负压吸宫术已用于临床，我妈妈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准备实施人工流产。术前消毒时，我妈妈对碘酒过敏，停止了手术，那时候也没有药物流产啊，我小弟弟1962年出生，不经意间汇入了我国人口出生的最高峰。
一年的理论课还没结束，就传来国家要成立专门的计划生育研究所的消息，要在海淀区魏公村盖新的大楼，我们的研究室要离开闹市中的最高学府，到西郊的的“村儿里”去，一时间在师生心里都引起了不小的波动。1979年，我们这个隶属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国家级计划生育研究所宣告成立，以先建立后建设的模式，不断地成长、成熟。
为了尽快地培养计划生育专业的科研队伍，我的师兄师姐在研究生的第二年就陆续被派往瑞典和英国进修，同时完成硕士论文的研究工作，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情况，令其他同学羡慕不已。这些学习的机会来源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对华援助项目，除了人才培养外，对仪器设备的支持力度也很大，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是积极支持的。
4科学严谨的计划生育专业
1968年，我到内蒙古插队，分配到四子王旗农区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因为父母是医生，插队前给我教了一点点医疗小常识，遇到老乡有个头疼脑热，就会给人家打针送药的当起了赤脚医生，其实我连个红十字药箱也没有。冬天回家的时候，村里的大嫂们会神神秘秘地托我给她们带药片片(短效口服避孕药)，还指明要大瓶瓶的(散装大瓶，每瓶有几百片)，她们喜欢天天连着吃，不停药，因为这样不仅避孕效果好，而且不来身上的(月经)，特别方便。近十几年，我在讲口服避孕药的国际进展时，会提到短效复方口服避孕药的无间断连续服用，岂不知，这种服用方法早在50年前就在中国的边远地区被群众自行实践了。用现在的话说，上世纪50至70年代，群众的避孕需求是远远未被满足的，对我父母那辈人而言，计划生育是个有用的专业。
图6a所示，叶片的最大应力为3.79 MPa，叶片材质为304不锈钢，因此叶片的安全系数约为54.13。图6b所示其最大应力为23.65 MPa。框架材质为Q235钢，其安全性系数约为9.93。叶片结构其安全系数过大，造成加工成本的浪费，因此需要对叶片结构进行结构优化[19]，减轻自身质量。
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绩，出生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地控制。无论人们对这几十年计划生育国策的评价是褒是贬，我自己体会计划生育政策是必要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是必须的，不仅利国，而且利民。作为这个政策实施过程中未敢停歇的同路人，虽有遗憾，但不后悔。如今，我已年复一年地走到退休的年龄，但总是觉得还有很多的事需要做，脚步居然还没有慢下来。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了卫生计生委员会，短短的5年后，又重新组建了卫生健康委员会。更加上2016年生育政策调整，全面放开两孩，计划生育这四个字一下子居然变得敏感起来。
5不应被忽视的计划生育专业
科学严谨地做好计划生育专业，秉承的是计划生育的初衷，避孕节育是对公民生殖权利的保护，使人们能够决定生育的数量、时间和间隔。进而，合适的生育时间、数量和间隔，也就是不要生得太早，不要生得太多，不要生得太密，是对母婴健康最大的保护。
对于避孕失败补救措施的人工流产，我们更是积极探索更安全、有效和简便的方法。上世纪80年代，抗孕激素米非司酮进入中国，我们研究所参与了多项相关的临床研究。在初期的临床试验中，我国的研究人员率先发现配伍前列腺素类药物，可以明显增加流产的成功率。经过对多种用药方案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观察，筛选出最佳给药方案的药物流产已广泛用于全国，为妇女提供了更多可以选择的流产方法。
由于汉语和英语具有不同的语调特点，而英语的语调又十分复杂多变，所以有些中国学生尽管能发出正确的英语语音，但仍然不能用地道的语调和节奏读出英语句子。为此，教学时可以通过揭示以下规律帮助学生学习英语语音。
这两年常有人问“你们的计划生育还要搞吗？”“你们的《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得更名了吧”。我一直在想，现在咱们国家每年还有将近1千万的人工流产，其中年轻、未婚、未育的比例高达1/4甚至1/3。若计划生育不搞了，避孕的事没人管了，这些多次做人工流产的年轻人今后要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就难免会遇到麻烦。继发不孕是明摆着的问题，即使有幸怀了孕，孕期和分娩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不断，危机四伏。近年来，妇产科领域对生育力保护的话题非常火，追根寻源，这个话题来自对患有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或其他较严重疾病导致生育力损伤患者的关爱，这非常重要，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人工流产对妇女生育能力的损伤。我国人工流产数量之大，重复流产次数之多，高危人工流产比例之高，都源于人们不能做到科学避孕。高效避孕才可以有效预防非意愿妊娠，避免人工流产和过短间隔生育。做好避孕，体现预防为主的原则，要是能让几亿群众都能做好避孕，远离人工流产，就是大健康。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与祖国共同走过70年，我觉得很幸运。国家培养锻炼了我们这一代人，成就了我一生热爱的职业，支持着我未尽的事业。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规划，有助于实现计划生育保护群众生殖健康的初衷。我很喜欢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个愿景—让每一次妊娠都是意愿的，为了这样的一个愿景，我仍在路上，而且有成千上万的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与我同行。
物流企业十分重视财务风险管控，风险管控主要是掌握企业决策的起点和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和控制。要想做好掌握财务风险管控中的每一个环节，就必须掌握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各项环节，并实施有效跟踪审核和科学决策，企业管理者从风险管控系统掌握信息后，有利于高效处理信息，有效控制资金流向，潜在的财务决策风险处理必须做到及时和准确。
(吴尚纯，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女性计划生育临床研究，现任《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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