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增长乡—城迁移与就业压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就业压力论文,人口增长论文,世纪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来临。在这世纪之交，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其所造成的人口压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注：本文的论述及统计数字均指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我国的港、澳、台地区。）而人口增长、劳动力相对过剩和乡—城迁移所造成的就业压力，更是现阶段我国人口经济发展的特大难题之一。经济改革必须推进产业结构现代化和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势必导致对劳动力在数量上的需求相对减少；但是，我国现有的劳动力已经大量过剩，人口的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更增加了就业压力，使彻底解决就业问题更为困难。下面我们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新世纪我国人口增长、乡—城迁移发展趋势和就业压力问题。
一、2000—2045年我国人口增长率将平缓下降，而总人口数量将持续增长，人口压力仍将持续增大。
我国人口增长率平缓下降而总人口数量仍持续增长的势态，自1990年以来已经比较明显。我们从1981—1998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可以看出这种发展趋势。
从下页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81—1990年， 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已经降到1.5%以下，但是其间仍然起伏波动；而自1991年到1998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一直平缓下降，1998年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已基本上处于三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水平，可是，总人口数量却持续增长。1981年以来，每年新增人口大都在1 300万以上， 即使在自然增长率一直平缓下降期间也如此。1981—1990年累计新增人口15 628万，年均1 560万以上；1991—1998年累计新增人口亦达10 477万， 年均约1 300万，1995年总人口已超过12亿。 还应指出的是，虽然在1997—1998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1%的较低水平， 但如果这个增长速度保持不变，那么按照人口倍增时间表，不用70年（约在2066年）我国人口将成倍增长到25亿左右。这将是我国资源和环境难以容纳的非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规模。因此，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零增长，仍将是下个世纪势在必行的基本国策。
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仍将按照20世纪90年代人口自然变动的势态发展。可以预期，人口增长率仍将平缓下降，但在实现零增长以前总人口规模仍将不断扩大。我们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并参考1995年数据，预测2000—2050年我国人口增长趋势，所得中位方案数字见表2。
表1 1981—1998年中国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单位：万人、 千分比
年份 总人口 比上年 出生率
死亡率
1981 100072 +1367
20.916.36
1982 101654 +1582
21.096.60
1983 103008 +1354
18.627.08
1984 104357 +1349
17.506.69
1985 105851 +1494
17.806.57
1986 107507 +1656
20.716.67
1987 109330 +1823
21.046.65
1988 111026 +1696
20.786.58
1989 112704 +1678
16.505.54
1990 114333 +1629
21.066.67
1991 115823 +1490
19.656.70
1992 117171 +1348
18.246.64
1993 118517 +1346
18.096.64
1994 119850 +1333
17.706.69
1995 121121 +1271
17.126.57
1996 122389 +1268
16.986.65
1997 123626 +1237
16.576.51
1998 124810 +1184
16.036.50
年份 自然增长率
比上年
1981 14.55+2.68
1982 14.49-0.06
1983 11.54-2.95
1984 10.81-0.73
1985 11.23+0.42
1986 14.08+2.85
1987 14.39+0.31
1988 14.20-0.19
1989 10.96-3.24
1990 14.39+3.43
1991 12.98-1.41
1992 11.60-1.38
1993 11.45-0.19
1994 11.21-0.24
1995 10.55-0.66
1996 10.42-0.13
1997 10.06-0.36
1998
9.53-0.53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统计提要1993》、《中国统计摘要1997》和1991—1998年《中国人口年鉴》等有关数字整理。
表2 2000—2050年中国人口增长趋势预测（中位方案）
总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
年份 (万人)人数(万人)比重(%)
2000 128984 86006.53 66.68
2005 135700 91285.39 67.27
2010 140086 94866.24 67.72
2015 144268 97424.18 67.53
2020 148349 99334.49 66.96
2025 151863 101140.76 66.60
2030 155108 102293.73 65.95
2035 157448 101884.60 64.71
2040 159723 101551.88 63.58
2045 161450 101487.47 62.86
2050 160782 100311.89 62.39
65岁以上人口
年份
人数(万人)比重(%)
2000 8951.49 6.94
200510245.35 7.55
201011501.06 8.21
201513503.48 9.36
202016244.22 10.95
202518603.22 12.25
203022723.32 14.65
203527065.31 17.19
204029341.11 18.37
204531030.69 19.22
205031320.33 19.48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竞能、郭阳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并参照199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所做预测（1998）。
从上述预测数字可以看出，在2045年以前，大陆人口增长率虽然将平缓地降到零，但是总人口规模仍将不断增大：2000年总人口将接近13亿，2010年将达14亿，2020年接近15亿，2030年将超过15.5亿，2040年将接近16亿（峰值人口有可能达16.2亿）。不仅如此，新世纪头10年平均每年新增人口将仍在1 100万以上（其中头5年平均每年新增人口将高达1300万以上），第2个10年平均每年新增人口仍将在800万人以上。如果人口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不发生更根本的变化，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仍将十分艰巨。
这个总人口持续增长的过程，还伴随着劳动力人口数量长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过程迅速发展等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 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始终占总人口62%以上的同时，2000—2045年间0岁～14 岁人口的比重由26.38%降到17.92%，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则由6.94%升至19.2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以减缓老龄化速度， 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将是新世纪人口政策研究的重点。此外，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无疑也是必要的任务。这意味着，21世纪上半叶，我国不仅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过程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而且人口发展的优化过程也是如此。
21世纪上半叶，这种持续增长和规模空前巨大的人口，无疑将对我国的就业、粮食、耕地、淡水、能源和其他资源及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事业等方面，形成日益增加的压力，并将给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很大困难。仅以耕地资源和粮食为例，由于可耕地面积总量基本上是既定的（原官方统计数字80年代大约是14.5亿亩左右，数字偏小，我们在此以17亿亩为基数），随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便不断减少，1949年人均约3亩，1978年约1.8 亩， 1988年不到1.6亩，到1998年不到1.4亩，预计到2000年约1.3 亩， 到2045年则只有1亩左右；与此同时，随人口的不断增加， 对粮食的需求压力也不断增加，以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计算（这是90 年代中叶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粮食总产量需达5.16亿吨，2020年约需近6 亿吨，2045年约需近6.5亿吨，以现有的农业技术和淡水资源状况来看， 这样巨大的粮食需求压力似乎是难以承担的（90年代丰年最高粮食总产量约为4.8亿吨）。
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40年以前将持续增长，并将超过10亿，其比重将持续上升到2010年，其后虽然平缓下降，但始终占总人口的62%以上。
从上述人口预测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年龄人口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持续增加：2000年将达到8.6亿以上，2005年超过9亿，2025年将超过10亿，其后到2050年都将一直保持在10亿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1995年的65.87%持续增长到2010年的67.72%，其后虽平缓下降，但直到2050年它将始终保持在62%以上的高位上。事实上，在新世纪起始年代，仍将保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的特点。在2000—2005年间，每年平均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1100万以上，其中属于城镇人口的约为400万（这两个数字可能偏低， 据统计，从1990—1996年，年均新增城镇劳动力约为730 万（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20页。）。由于个人工资收入低，劳动就业起始年龄低，通常劳动参与率高达85%以上，这就意味着在上述时期，城镇每年将至少需要新增约350 万个就业岗位。然而，城镇实际需要新增的就业岗位远多于350万，因为农业劳动力早已大量过剩，乡村新增劳动人口大都需要到城镇去寻找就业机会。这无疑将使早已存在大量待业人口的城镇面临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人口统计对现行的劳动年龄人口年限规定为：男16岁～59岁，女16岁～54岁，比国际通行有关规定的15岁～64岁为劳动年龄的年限短，所以，按我国统计标准计算的劳动年龄人口自然要比按国际通行标准计算的数量要少。而且我国有些企业职工（特别是女职工）的实际退休年龄比国家规定的还要提前。这样，未来实有的法定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可能并没有我们预测的数字那么多。（注：参见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但是，由于工人工资普遍比较低， 退休金很少而且往往拖欠并缺乏保障，工人退休后常常要再就业以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因此工人退休年龄提前并不能减轻就业压力。
还应指出的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而且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并不一定呈正相关变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其收入未必高，不少文化水平低的人，其收入远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高，这必将导致许多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在年龄较小和文化程度尚低时就谋求就业，因而增加了就业压力。虽然，政府已经注意到这种就业政策的弊病，正强调要提高就业起始年龄，延长就学年限，加强劳动培训，以提高劳动技能素质，借以减轻就业压力。但由于一般工资水平偏低，实际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而教育费用等预期开支不断增长，家庭生活仍需要家长以外的劳动成员多收入来维持，因此一般低收入家庭还是倾向于让低劳动年龄孩子早就业。无论从现阶段一般工人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以及就业意识来看，或是从现有劳动培训和中等教育以上的教学设备与师资条件来看，要想扭转早就业、多就业的弊病以减轻就业压力，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是一个几十年持续增长的发展趋势，而且劳动力数量相对于可能增加的就业需求来说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换言之，在未来几十年里，我国将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相对过剩的剩余劳动力。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可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比较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将会小些；反之，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则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将会更大。据劳动部一个课题组的预测，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则1996—2000年富余劳动力约1.6亿，2001—2005年为1.52亿至1.61亿，如果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 则富余劳动力数量将可比前者减少3 000万至4 000万。（注：《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第36期。）无论如何，在新世纪开始年代，大陆将面临劳动力人口大量相对过剩所形成的就业压力。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仍将增长，需从第一产业转移出去的在业人口数量庞大，形成巨大的隐性或显性的就业压力。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存在的大量潜在失业的剩余劳动人口日益显现出来。它的数量究竟有多大，各说不一。根据1997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乡村人口仍约占总人口的70%，其数量约为8.7亿，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5%，则乡村劳动年龄人口为数约达5.8亿，其中从事种植业的超过4.7亿（当年耕种业劳动力人口数量按官方统计为4.5亿）， 按照每亩耕地平均需要的标准劳动力来推算，估计全部乡村剩余劳动力已超过1.2亿。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速度愈快，则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也愈多。然而，在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农村劳动力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在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则是必然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6年第一产业在业人口比重仍占55.5%，如果按照第一产业在业人口比重不超过20%作为现代型产业结构的最低标准，那就意味着将有35%以上的在业人口要从第一产业部门中转移出来，为数将以亿计（1996年在业人口的35%为2.4亿），由此可见， 我国未来非农化、城镇化和人口产业结构转型的任务将是十分艰巨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非农化突出地表现为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集镇和小城镇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以及他们流向大、中城市的中间站。乡镇企业从业人数1980年为3 000万， 1985年为6 979万，1990年已增至9 265万，1995年更增至12 862 万， 1996年为13 508万。（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7页。）估计乡镇企业陆续吸纳了一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的“类二元经济结构”出现了四个部门：传统农业部门，乡村非农产业部门，城市非正式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因此多元化。可以认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兴起，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供了新途径，但并不一定是主要的更非唯一的途径。所谓“离土不离乡”亦即就地解决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曾经被看作是解决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的剩余劳动力隐性或显性失业的最佳道路。但是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除了缺乏资金、人才和技术，规模不经济，重复生产等一般性问题外，主要是生产设备和经营方式落后所引起的资源耗费大、环境污染严重问题（许多乡镇企业是城市污染扩散的产物）。到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已面临必须彻底整顿改造的问题，它们如果不能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的吸纳能力已经基本饱和了。在这种形势下，城市、城市化仍然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希望所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但会离土（非农化）而且也必然会离乡（城市化），他们形成的乡—城迁移流仍将涌向大、中城市。
在21世纪头30年，一方面，乡村人口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仍将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不但种植业和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已基本饱和，而且随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经济对劳动力在数量上的需求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数量仍将继续增加，估计2000年有可能增到1.5亿，2010年可能超过2亿。如此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已经不是农村本身所能容纳，必然形成巨大的乡—城迁移流，其大部分必将成为流向城市的民工潮。他们在农村还主要是潜在的或隐性的失业群体，但对城镇来说，他们已不是潜在的就业压力，而是必须面对的实际的巨大就业压力。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成为乡—城迁移流的源泉，民工潮将继续冲击城镇，使城镇继续承受巨大的就业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由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形成的乡—城迁移，主要是经济性迁移，即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迁移（包括变更户籍的永久性迁移，或不变更户籍的暂时性迁移、流动）。以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流向大、中城市，因为那里同农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异最大。在90年代中期，即使是一般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当于乡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3.5倍。有资料表明，1994年， 城市职工人均工资4 538元，农民人均收入仅为1 210元，而进城农民工人均收入为3 649.33元，相当于乡居农民人均收入的3倍。 （注：农村年度分析课题组：《1994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经济绿皮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吸引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涌向城镇的不仅是现实收入和非正式部门，而且还有预期收入和正式部门的就业岗位，更不用说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在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从1984年起进城民工数量不断增加，1989—1991年间已形成民工潮，1993年进城农民工总数达6 000万人，1995年达8 000万人。（注：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发展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10页。）在20世纪末，全国流动人口为数约达9 000 万（农忙时数量略减），估计到2010年有可能达到1.2亿。当前， 流动人口进城已有从个体化转变为家庭化的倾向，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村落化的现象。在许多城镇，尤其是大城市，劳动力流动人口已经自发地形成一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指可以自由进出、工资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市场）。（注：朱镜德：《中国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1期。 ）虽然市政当局一再取缔，但是这种自发的劳动力市场仍然顽强地存在于各地城镇。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流，主要流向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因为这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较多、收入水平较高。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有关迁移的资料，1985—1990年我国8 个最大迁移量依次为：广西迁往广东，湖南迁往广东，江苏迁往上海，河北迁往北京，四川迁往广东，安徽迁往江苏，黑龙江迁往辽宁，黑龙江迁往山东。（注：鲍思顿：《中国省际迁移1985—1990》，1997年10月6 日在南开大学人口所的报告。）经济改革开放最早、市场经济发展最快的广东，作为迁入地在上述最大迁移流中占了三个，其余的迁入地也都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这无疑可以作为乡—城迁移主要流向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有力论据。
还应指出，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或者说民工潮向城镇的流动与就业活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注：朱镜德：《中国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1期。），在民工潮涌入城镇的不同阶段， 他们对城镇所造成的就业压力不尽相同。民工潮涌进城市的第一阶段，他们主要是在非正式部门谋求就业，特别是从事家庭劳务、城市环境卫生、房屋建筑等体力劳动，或者做小商贩，从事饮食、零售和服务性商业劳动，还有废品回收等，这些就业岗位大都是城市原有一般职工不愿从事而空缺出来的，而城市正式部门对流动人口来说仍是“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指劳动力市场不可以自由进出，工资不完全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注：朱镜德：《中国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1期。）难以打入， 因此在这个阶段流动人口对城市正式部门国有企业职工所形成的就业压力还不大，他们从事上述劳务甚至受城市居民的欢迎。目前，许多北方大城市的民工潮基本上还处于第一阶段，据北京市1994年11月流动人口调查资料， 在200多万外来民工中，从事商业、饮食、服务业的占54.5%，从事建筑业的占29%。（注：冀党生等：《北京市流动人口现状与对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4期。）
然而，当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并且非国有企业大量上市时，民工潮在城镇的就业活动便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他们开始涌向正式部门，特别是合营或私营的制鞋、缝衣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谋求就业，从而成为城市工人在就业上正式的竞争对手，这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城镇的就业压力。许多南方沿海城镇，特别是在各类经济开发区的民工潮最先转入第二阶段。正是由私营和中外合资企业最先形成城镇的“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它们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允许农民工参与就业竞争，自由进入其劳动力市场，并根据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由民工潮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不仅在就业岗位竞争上给城镇劳动力以很大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压低劳动力价格。
按照托达罗的模式，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迁移的迁移率，同城镇工资较高和就业机会较多的程度成正比，当城乡收入差距为正的情况下，城镇较高的就业率将扩大城乡预期收入的差距，从而加快乡—城迁移速度，对城市形成更大的就业压力，任何一个新就业岗位的出现都有可能驱使2个至3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往城市，最后也就有可能导致2 个失业者的产生。（注：托达罗：《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56—357页。）正如他所强调的，发展中国家在乡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城镇也存在大量失业人口，从而使就业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更难解决，这也正是我国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挑战。此外，在90年代末叶，许多城镇失业和下岗待业职工为了维持生活也开始涌向非正式部门，特别是做小商贩，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入城镇，也会使劳动力市场上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
五、世纪之交我国城镇就业压力的特殊表现：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大量职工下岗待业，要求再就业，而再就业难度很大。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城镇登记失业率比较低，1985年仅为1.8 %，1988年为2.0%，1990年为2.6%，1995年为2.9%，1996年为3%。（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1页。）。另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包括“从未工作、正找工作”， “失去工作、正找工作”和“企业停产、等待安置”三种失业形式在内的城镇失业率为5.03%，（注：国家统计局：《1995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虽然比前者接近实际情况，但显然还不足反映城镇失业的真实情况。官方统计的城镇失业率所以偏低，首先因为以往在就业问题上有一种偏见，即认为“百分之百的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换言之，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有失业问题，至少失业率要比西方国家低，从而在编制失业率时容易偏向于尽可能地压低数字；大陆的失业率只统计城镇失业人口，并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口，城镇失业率又只包括在有关部门登记的失业人口，主要是正式部门的失业人口，而不少人虽已失业却不去登记，因为失业的人常被看作是“有问题”的人，容易受到人们的歧视；最后，这个失业率没有包括“下岗待业工人”等隐性失业人口。近几年，人们普遍感觉到失业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但是公布的失业率仍在3.5%～5.5%之间。如果加上下岗待业等隐性失业人口，城镇失业率估计在10%以上，有人甚至估计城镇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率高达23.9%。（注：刘加林：《隐性失业显性化所造成的城市人口贫困问题》，《西北人口》，1998年第2期。）
在我们的分析中，就业不充分的剩余劳动力是“潜在失业人口”，亦即失业后备军，而那些实际上已经失业但未登记为或未称为失业人口的是“隐性失业人口”。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乡村来说绝大部分是隐性失业人口，但对城镇来说则意味着是潜在失业人口；这些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流入城镇后，如果找不到正式的固定的工作甚至完全失业又不能登记为失业人口，就成为城镇的隐性失业人口。仅就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流动人口而言，我国现存的潜在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人口为数是十分惊人的。但是，当前最受到关注的隐性失业人口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待业工人。
关于我国下岗待业工人的数量，各说不一。据国家统计局排除在岗隐性失业人口以后的统计数字，1994年为120.23万，1995年为431.38万，1996年为585.69万；又据劳动部门的登记数字，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约在1 100万人～1 200万人之间；（注：转引自刘家强：《再就业：认识与对策》，1998年5月提交第7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另据《中国统计摘要1997》公布的数字，1996年下岗职工为891.6万人。至于 90年代末国有企业下岗待业工人的数量究竟有多大，更没有比较确切的数字，各种估算出入较大。一种估算认为一般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8 %～10%，约在700万人～800万人之间；（注：转引自刘家强：《再就业：认识与对策》，1998年5月提交第7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第 2页。）另一认为国有企业“公开闲置”的工人约1 500万人， 占全部职工总数的14%；（注：张根明：《我国劳动就业的现状与问题》，《市场与人口分析》，1996年第2期。）类似的意见认为，90年代以来下岗、分流人员达1 500万人，1996—2000年间还将有1 500万人～2 000 万人，年均300万人～400万人（注：冯兰瑞：《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情况及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我们认为，90 年代末国有企业下岗待业工人的数目，即使比较保守的估计已在1 500 万人以上，如果把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岗的待业工人的数目加上，则下岗待业人员将超过1 800万人。随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加速推进， 对劳动力在数量上的需求将继续相对减少，如果国有企业亏损问题仍严重存在的话，下岗待业工人人数仍将不断增加。在世纪之交我们将面对的就是这种严峻的形势。
90年代后期，我国所以会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下岗待业工人，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为了避免失业问题显性化，以往就业政策追求的是在表面上实现充分就业，不顾国有企业是否需要增加劳动力，强行安置就业，“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结果使国有企业日益人浮于事，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富余劳动力，一般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估计达1/3以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进程的加快，这种隐性失业人口势必显性化。如前所述，产业结构现代化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矛盾，将是我国在世纪之交必须长期面对的难题。90年代以来，大陆经济增长速度相当高，然而尚未能弥补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经济停滞所造成的新就业岗位短缺的“欠账”，而改革后特别是转向市场经济后经济的加速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使劳动力相对过剩和就业岗位短缺问题完全暴露出来。正因如此，一般论点大都强调当前国有企业出现的大量失业或下岗待业是结构性失业。然而，我们认为，决不能因此忽视造成这种失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人为因素”；由于国有企业某些领导人经营管理不善，或者用非法手段损公肥私，甚至化公为私，使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以致使企业长期亏损直至破产，而使本厂工人失业，或者说下岗待业。
当前我国城镇不仅因为存在着大量失业和下岗待业工人而感受就业压力，而且还因为这些失业和待业者普遍要求再就业，也使就业压力更为沉重。如前所述，由于他们原有工资水平比较低，下岗补贴也比较低，并且往往不能按期发放（有的企业半年未发放，有的甚至从未发放），所以，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谋求再就业。然而，由于实现再就业的难度很大，因此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
造成城镇下岗工人再就业难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新增就业岗位先要满足新增劳动力的需要， 以免造成新的失业。 90年代中期，当经济增长率在10%及以上时， 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约700万～800万个， 但是还不能满足需要安置就业的新增劳动力人口的要求，因此并没有多少空缺留给要求再就业的待业工人。不仅如此，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7》统计，1985—1996年间城镇新就业人数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是递减的，情况见表3。
表3 1985—1996年城镇新就业人数 单位：万人
项目1985199019951996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总计813.6
785.0
720.0
705.0
就业人员主要来源
城镇劳动力 502.3
475.0
270.0
258.0
农村劳动力 150.2
235.0
220.0
210.0
大学中专技校毕业生
88.535.0
210.0
207.0
其他 72.640.020.030.0
就业人员安置去向
国有经济单位499.1
475.0
260.0
243.0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203.8
235.0
170.0
155.0
其他经济单位-35.0
155.0
167.0
个体经济110.740.0
135.0
14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1页。
表3的数字充分证明了，90 年代后期城镇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就业量有递减的趋势，1996年和1990年相比，新增就业人员安置到国有企业的比重由60.5%降到34.47%，非公有经济安置就业的增幅虽然比较大， 但其绝对量同要求就业的劳动力数量相比显然还不能满足需要。其次，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不仅存在大量下岗待业工人，而且还有数量巨大的就业不充分的富余劳动力（总数约1 500万～2 000万），这种潜在失业人口是失业或下岗待业工人的后备军，他们不但给再就业增加潜在的压力，而且由于其中一部分早已谋求兼职，处于“潜在就业”的前沿，因此也占据了一部分再就业机会，增加了别人再就业的难度。再次，国有企业下岗待业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偏低，而且技术基本上已经定型，大多在劳动密集型而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工作，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转变和新兴产业的需要，即使改行也需要经过职业培训，但又缺乏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最后，他们往往有在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就业才是“铁饭碗”的陈旧的就业意识，有的甚至认为在非正式部门就业“不光彩”，从而妨碍他们扩大就业门路，尽快地实现再就业。
六、从就业压力形成的根源，探讨缓解我国跨世纪就业压力的主要途径。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总的说来，形成就业压力的根源，主要是劳动力“供给过剩”和多种因素造成的创造就业岗位“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些人口经济问题固然是发展中、前进中的问题，但确实十分错综复杂。我们现有的条件与经验尚不足以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能在理论上从劳动力人口的供求关系双方，探讨缓解就业压力的主要途径，并作简要的论述。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关键是减少劳动力供给数量，解决由于劳动力相对过剩所产生的“供给过剩”问题。其主要途径是：第一，继续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的人口政策，争取早日实现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零增长，进而实现人口现代化和最优人口规模；第二，改革劳动制度和就业管理体制，延长就学年限（至少要完成9 年义务教育和3年职业教育），延长劳动培训年限， 把城镇劳动就业起始年龄至少提高到18岁以上，并制定从事劳动就业的基本条件与法规，完善继续教育和劳动服务公司体系以发挥它们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第三，逐步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改革和完善有关劳动就业、退休、医疗保健等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制度，逐步提高退休金和生活保障金，以减少再就业压力；第四，发展新农业、大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乡村第三产业和振兴乡镇企业，以增强乡村地区就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而减少乡—城迁移流、民工潮给城镇造成的就业压力。
对于上述解决“供给过剩”办法的可行性，我们可以根据90年代人口经济发展趋势作前瞻性分析。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实现人口零增长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控制人口增长已定为基本国策，而且实行计划生育已经取得良好的成绩与经验，虽然它的进程会受到人口老龄化过快和性别比偏高等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但“两害取其轻”，政府还将会坚持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关于改革现行劳动就业制度和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等问题，政策已在着手进行，问题是条件欠缺、力度不足，估计将是一个比较漫长和困难的过程。如果考虑到低收入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教育费用日益增高而文化程度与收入水平相关系数不高的条件下，解决低龄就业问题的前景似乎未可乐观。关于发展农村经济和集镇经济以增强就地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目前已在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农业产业化和庭院经济搞得较好的地区见效，已有外流民工回流。这种做法估计在新世纪必将大力推行。然而中国大陆幅员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恐怕也难以在短期内见到比较大的成效。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关键是增加就业岗位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解决由于新就业岗位相对不足所造成的“需求不足”问题。其主要途径是：第一，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更多的新就业岗位，从前面的分析已可看到，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要在8%以上， 才能提供满足安置新增劳动力所需要的就业岗位；第二，大力兴建公共工程与基础设施，大事发展第三产业，在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还要发展高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三，发展出口贸易和相关的加工工业，以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第四，改善就业分布结构，并创造条件加速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主要是改善当前人口就业分布结构的东重西轻的不平衡状态，加速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
对于上述解决“需求不足”办法的可行性，我们也可以根据90年代经济发展趋势作前瞻性分析。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在8%以上）已是政府确保的经济发展目标， 在新世纪也必将全力以赴去争取。然而，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基数不断扩大，要在长时期里持续实现这个增长目标必将日益困难，更不用说经济体制改革才刚起步，市场经济还不够成熟、不够规范，经济建设环境还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如重大自然灾害），也会延缓经济增长速度。关于兴建公共工程等扩大劳动力需求的办法，已取得很好的效果（1998年下半年因此增加了25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 问题是如何持续地筹措所需的数以千亿计的建设资金。而发展出口贸易及相关的加工工业，虽然曾使我国增加了许多就业岗位，但竞争日益激烈，并易受外部环境所左右，很难靠它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至于改善就业分布结构，在新世纪将会加紧进行，但限于资金与人才短缺、生活环境差异等各种条件，它的实现也将是一个漫长过程。除经济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完善外，我国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内需不足。一般认为，造成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下降，家庭预期开支增加从而使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一般人的收入水平太低，与超前的社会消费水平极不相称；同时，市场经济不规范（假、冒、伪、劣商品冲击市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也会降低人们的消费倾向。
最后，还应指出，前面曾经谈到的那些导致国有企业亏损、破产的经营管理体制上的“人为因素”，既会加剧劳动力的“供给过剩”（使大量工人下岗待业），又会加剧安置就业的“需求不足”（人为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减少就业岗位）。然而，要想清除这些“人为因素”，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对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首先必须彻底实现“政企分家”，把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建立在法制和竞争机制的基础上。这将是一个势在必行的长期而艰巨的经济发展过程。无论如何，控制人口增长，疏导劳动力乡—城迁移，减轻就业压力，将是21世纪上半叶我国必须解决好的关键问题，它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而且关系到社会安定以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