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的创业制度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制度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9.2；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2）01－0072－05
在WTO走进中国大门口时，中国人不仅需要从政治上站起来， 成为国际大家庭坚实的一员，更要从经济上站起来，成为国际大家庭强大的一员。兴奋的同时，人们又不能不紧张：在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人，我们拿什么去竞争？我们不掌握当代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没有雄厚的货币资本积累，没有坚实的物质资本基础，没有国际化企业管理的实际经验，甚至没有成体系、比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多少年里，中国没有了企业制度，没有了市场制度，也没有了企业家；多少代中国人，本身都没有经历过创业的实际环境的熏陶，即使自己现在在创业，但以前也没有见过别人创业。而现在的创业又何其难啊。是谁妨碍了我们创业？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创业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企业多层次合约的优化。
一、优化企业外部合约
企业外部合约，包括政府合约、社会合约和学界合约。
其一，政府合约。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市场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现代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发展显现滞后，由此阻碍了经济上的顺畅创业：（1）政治化使改革导向扭曲， 走形式主义，目标和手段打擦边球，结果模糊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增添了中国后续改革的难度，放大了改革的时间跨度，加重了改革的社会成本。（2）庞大的政府官员队伍极大地消耗了社会财富。财政收入的47％作为人头费支出，其中极大一部分是公务员支出。在一个相当低下的收入水平上，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承受着极大的政府费用支出，收益水平与政府费用支出严重不相称。（3 ）政府作为社会活动的中介机制混淆了市场与社会关系。在纯粹法治化的市场机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可以进行面对面的、直接的、便捷的、通畅的、简短的交易，不仅交易费用低廉，而且比较容易形成合约，并规范化，形成制度。但在现实的中国，政府依然是市场与社会的主体和各种交易关系的中介，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经常通过政府打交道，这种情况下的交易是间接的、烦琐的、阻滞的、漫长的，增大了交易费用，无法形成合约和规范化。（4）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政治体制本身存在内在结构性缺陷，缺乏内在分权与内在权力间的相互制衡，无法有效运作、低价运作，而且整个政治系统只对上学习、只对上负责，系统利益与政绩缺乏关联，如此使政府机制中介下的社会关系严重扭曲。（5）政府在不该“为”的“为”了的同时，该“为”的却严重地没有“为”，严重失职，职能虚置，市场机制法律秩序的规范化制定与公正执行目前尤其滞后。市场中众多企业行为的扭曲、关系的扭曲，说到底，这是政府失职的结果。
其二，社会合约。在纷呈的创业机会面前，中国社会却表现出了巨大的创业实践畏缩性，不敢创业。（1）知识分子甘于指点企业家， 却不敢自己成为企业家；不敢下海、耻于下海，宁愿穷死、饿死，却不愿自己去创业、富身、养家、济天下；甘于别人施舍，也并不为羞；宁愿给别人出点子、当参谋，却不愿给自己出点子，当参谋；宁愿作外部董事，却不愿意自己成为内部董事；甘愿技术成果囿于评奖，不愿意使之企业化、产品化，然后市场化；喜欢自己的爱好和政府的爱好，不喜欢市场的爱好、企业的爱好。（2）民营企业家敢于自己当老板， 却不敢聘请别人当企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一股天生的勇气，使得他们能在各种环境下、通常是比较恶劣的环境（如大多出生于乡村地区，源自个体户，学历低，社会地位低，家境贫寒，命运坎坷）下起步，闯出了自己的一条生路，但企业却经常做不大，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过于相信自己，错误地认为：自己既有立业的能力，也一定有扩业的能力；既有原始资本积累的节俭能力，也一定有资本运营的决策能力；既有小作坊生产的指挥能力，也一定有大企业运作的管理能力。他们经常只相信家庭、家族，不相信市场，排斥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他们可以当资本家，当老板，但并不一定要永远当企业家——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不断成长的企业需要不断更替的职业企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或许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就是在实践上“不敢”。他们管理能力的衰退经常主导了企业的溃退。（3 ）国营企业家敢于躺在国有企业中拿隐性消费和隐性收入，却不敢到民营企业中拿显性消费和显性收入。中国的企业家资源不仅严重稀缺，同时配置上严重不平衡：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企业家不仅大量积压，而且通常报酬较低，激励较弱；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企业家尽管激励较强，但企业家择业取向却极其薄弱。大量富余、报酬偏低的国营企业企业家不愿向民营企业流动。实际上，民营企业、小企业才是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土壤。在国外，企业家成长最快、企业家精神表现最为明显的通常都是小企业（国外几乎全是民营企业），大学生毕业分配取向也“宁为鸡头，不为牛尾”；而在国内，整体上是错位了，反其道而行之。（4）中国的企业家整体上缺乏一种主体的勇气，甘于在企业内部树立形象，却不敢在企业外部树立形象；敢于对企业职工说“不”，却不敢对政府说“不”；深受政府不合理行为的侵扰，却不敢明确拒绝；深知政府在市场的不合理存在，却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与财力继续去“公关”。如此深陷与恶化了企业与政府的不合理关系。中国创业制度的根本改进，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企业家手上；中国的企业家，不要让自己的这种权力虚置！
其三，学界合约。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形成企业家、学者与政治家三者的理性合约。但由于企业家地位的不独立与不平等，加之数量的稀少，在中国，尚没有形成这三者的理性合约，而其中，经济学家严重地站错了位置，在组织上、在学术上都是如此。（1）在经济成长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背靠企业、面向政府，为企业家说话、替企业家呼吁，否则，就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但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却完全错位了，他们背靠政府、面向企业，不是替企业家说话、为企业家呼吁，而是替政府官员说话、为政府官员呼吁。甚而，他们还会指责企业家、讽刺企业家、挖苦企业家，一部分经济学家还会寻找各种不利企业家的信息与资料，想方设法要把企业家赶下台，而在企业家因为经济或其他问题落难时，他们会调动自己手中的工具，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2）当代中国，极其需要企业家队伍的健康、自由、 迅速地成长，而创业制度的种种不和谐之处的关键点，无不掌握在滞后的政治制度上，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此，众多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不是减轻了企业家成长的重负，减少了企业家创业的困难，反而是增添了企业家成长的重负，增多了企业家创业的困难。（3 ）经济学只是一门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经济学家只能给社会提供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思路，而并不能提供政策答案。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又错位了，他们错位为管理学家，或者直接错位为企业家：到处提口号、到处提政策、到处提解决问题的答案，软着陆、资产重组……双轨制、两权分离、债转股……一个个异常新鲜的理论，一个个奇妙的政策方案，甚至在有着几百年市场经济实践的西方国家也未曾听说过的理论与政策方案，在中国此起彼伏，让企业家应接不暇。每一个事后被证明是十分荒谬的理论或政策，事前都获得了极大的欢呼与认同。
谁妨碍了我们创业？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问题的相关者。而在这其中，我们有理由对政治家、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这三个群体功能的明确界定、相互合约的理性博弈与职责的全面完成，寄望于重。
二、优化企业之间合约
将企业比作鱼，将整个市场看做是水，“鱼”养不大，很重要的一点是“水”不够深，也就是市场做得不够厚。以中国目前10多亿的人口，加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市场“尺寸”是够大的。要养大中国企业的“鱼”，还需要优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约。企业之间的合约，包括信用合约、规则合约和产业合约。
其一，信用合约。企业成长的市场厚度首先与企业的信用水平密切联系。1998年6月份广州曾公布100多家赖账企业，其中有不少是私营企业。失信就像瘟疫一样具有传染性。信用管理系统薄弱。由于丧失信用度的支持，不少民营企业大呼银行借贷难。而从企业发展方向来看，企业曾经的失信记录还将会成为日后上市的绊脚石。信用关系一旦破坏，重建将非常困难。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秩序的归位，民营企业往日赖以发达的投机手段，今天已成为致命点。经验证明，一场战争最终的胜负都要通过正规战来解决，企业竞争也不例外，必将演化成综合实力的较量，系统运筹能力的较量。
其二，规则合约。现在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游戏规则之下的人员流动规则。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同员工签署过防止不正当竞争合同，就是离开公司之后，在三个月到半年内不允许进入竞争对手的企业，但是很少有人遵守这项规则，而公司也无可奈何。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都是因为有更好的机会等在门外，许多人刚刚辞职，马上就被各种各样的投资人、猎头包围。
其三，产业合约。一个国家产业高度化的发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传统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农业为例。我国农业的现实严重受制于整个国民经济产业高度化不足的宏观经济约束，同时，制度变迁的错位与不足，又在限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并削弱了农业中蕴涵的大量生产要素可能产生的对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制度变迁应有的刺激与促进作用。由于历史的传统意识约束，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思想指导，使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在仍若隐若现，远未受到广泛的重视。在研究方法上，仍停留在对农业发展不足现状的静态描述上，对现状的成因和演变趋势缺乏动态、深入的考察。研究的结果只是局限于事情的结局，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结局是如何形成的。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严重不足问题的分析还远未达到它应有的深度。
发展方式的变革首先需要思想的变革。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资源限制内进行的，但面临资源限制，各国采取的发展方式不一样。资源状况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不仅有赖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目前和过去的现实，还在更大的程度上，有赖于人们如何想像现实。“土地利用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乃是检验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态度和方向的试金石。”［1］面对人地关系紧张的现实， 我国的农业发展思想长期局限于传统农业的思维空间，就农业搞农业。建国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系统中挣扎。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再到三自一包，转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促大干，再到农业学大寨，乃至今天的土地承包，组织措施，政策措施，翻云覆雨，变幻无常，但核心思想是一致的：我们一直在籍人对土地的强化使用来希望促使农业的发展。然而，效果如何，要看我国耕地条件为此提供了多大的空间。事实上，我国耕地条件的约束使这种依靠活劳动集约的发展方式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这种发展方式下，虽然我国农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我国农民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做出的巨大牺牲极不相称。今天，变革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就是要通过要素替代，实现活劳动集约型向资本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化。这种转化必然首先要求人们突破就农业搞农业的传统思维空间，从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联系现代产业部门的发展来考虑现代农业的发展。
中国农业的成长召唤着产业高度化的发展。在每种经济中，都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明显的矛盾，即过去和将来的冲突，现有产业结构与不久将取而代之的产业之间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产业的发展对于传统农业的改革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困难是与现代生产要素替代的困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要素替代在劳动力需求和现代生产要素供给两个方面的困难无一不是由于现有现代产业的幼稚和畸型。由于大国经济通常具有典型的内向化特征，因而中国现代产业不发展，中国农业注定不能长久、稳健地发展。
三、优化企业内部合约
企业内部合约，包括资本家层面合约、企业家层面合约和企业职工层面合约。
其一，资本家层合约。作为董事长的资本家解聘作为总经理的企业家，或者是总经理离开董事长，都属于企业内部合约的范畴。西方众多企业中企业家的职业化流动并没有招致多大的矛盾。而中国，大多数企业存在的一些冲突经常在于这种合约（在起始点）的不完善性。以资本为特征的互联网企业，它的游戏规则实际上就是资本的游戏规则，这个企业的所有问题多多少少都会带上资本的烙印。一旦资本的所有者发现自己的利益有可能受到损害，他们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武器——资本，进行毫不留情的反击，直到达到目的为止。在这过程中就会有牺牲者，因为他们挡道了。这里的资本所有者是多重的，既有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也有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企业家，还有同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企业职工。但现在，是物质资本错位地主导了资本合约，资本家层的合约是不完善的。
1998年年末，瀛海威投资方中兴发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取得控股权，总经理张树新随后辞职，一个星期后瀛海威15位中高层管理人员集体辞职。瀛海威事件，实际上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第一次遭遇物质资本冲击，而且结果是一触即溃。这个案例说明了在瀛海威，届时还没有建立起资本家与企业家的理性合约。同瀛海威相比，新浪的一年三换CEO 则复杂得多。合并前四通利方和华渊的各自股份结构就很复杂，合并成新浪之后，投资方就有10多家。这些投资方为了使自己利益达到最大化，争斗在所难免。利益重新调整直接导致了新浪的“政变”，硅谷名人沙正治翻身落马。动荡之后，新浪王志东在不同场合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游戏规则”。我们无法精确地了解这个词的所指，但是可以感觉到这种“游戏规则”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资本游戏。引用某刊的一段话来对此做一个简短的总结，“由于中国网络走红，而中华网远逊于新浪网，这就促使投资人考虑对新浪上市的战略调整。本来可能逐步解决的冲突，由于上市的巨大利益显示出很大根本性。在网络上市巨大利益面前的激烈争斗、反复权衡，最终董事会决定由王志东出任新浪CEO。”而在2001年上半年，王志东也因为这个游戏规则落马。
其二，企业家层合约。互联网企业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公司的创立者都非常年轻。年轻使得他们不拘泥于传统，产生很多独特的想法，然后满怀激情地去实践。但是实际并不都是美好的，互联网企业也是企业，管理问题同样存在。实际上，目前国内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存在管理问题。管理问题之所以在新兴的互联网表现得很突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年轻的创业者没来得及积累管理的经验；二是互联网公司膨胀太快，创业者根本没有时间来学习怎么管理。现在的互联网企业的老板都很年轻，绝大部分人没有管理企业的经验，企业人数少的时候，可以管得很好，但是员工一旦多了起来，管理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了。更加糟糕的是，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大多过于自信，很难正视自己在一些方面的不足，从而使问题复杂化。
1999年年初，网易的创始人丁磊最骄傲的就是网易公司只有12个人，当时却击败了搜狐、新浪这样的网站，而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网站。那时丁磊对上百人的互联网公司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互联网公司40人足矣，人越少效率越高，而且不会有管理问题。但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网易迁到北京来之后，公司在规模和人员上迅速膨胀起来。就像年初评价其他公司一样，丁磊在管理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管理上带来的问题导致了一些人员的流动。但是丁磊无疑是聪明的，他一直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寻找一位更加适合的CEO的愿望， 而自己则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去做一个CTO。 无独有偶的是搜狐的创始人张朝阳也在寻找一位合适的CEO来管理搜狐。
同两年前相比，互联网企业的管理者现在已经意识到，他们的企业同传统的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要在市场树立品牌，同样要建立渠道，同样要维护客户关系等等，对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来说，管理同传统企业一样重要。例如，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像一个传统企业，所以企业文化将成为一个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现在互联网企业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建立一种基于企业长远目标的企业文化，因为如果互联网企业没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就根本无法将企业员工凝聚在一起。互联网公司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决定了该公司人员的流动率。员工是公司最核心的部分，要始终对他们充满敬意和善意，切实为他们提供各种必需的服务。如何建立一个互联网企业的企业文化，对所有创业者来说都将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涉及到企业的全面结构和创业者的远见，他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我虽然创造了这个企业，但是我也许无法带领这个企业走向成功。因此，寻找更好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将是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而那些具有企业管理经验的互联网创业者，最受风险投资人的青睐，成为风险投资人的追逐对象。因为这些投资人很清楚这些人不但能开始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将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并给他们带来最大化的利润。
其三，企业职工层合约。对于很多互联网企业，公司一方面无法给员工提供像大公司那样丰厚的薪水，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工作12～16个小时司空见惯。那么惟一的补偿办法就是提供比大公司更加丰厚的股票期权来吸引人才。就像硅谷惯常采用的方式，给员工提供股票期权承诺，这是一种面向企业员工的利益分配。一旦公司上市，很多员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丰厚回报。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人们都会毫无怨言地工作，力争公司尽早上市。通过股市兑现期权，很多硅谷人就是这样成为百万富翁的。这种“发财速成法”极大刺激了国内的年轻人。能否提供股票期权和提供多少股票期权，往往成为他们选择公司的首要条件。
但是国内的环境同美国不同。首先，国内互联网企业上市的途径没有美国企业那样通畅。因此，员工加盟一个公司之前，第一件事是要考察这个企业的上市途径是否畅通，否则，股票期权无法兑现，直接关系自身利益的得失。其次，国内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来保障这种承诺的可靠性。在加盟之前，企业的所有者可以拍着胸脯向员工保证，可以让出很多利益，但是到了兑现的时候，却由于各种原因出尔反尔。这两点不同，导致了国内互联网企业人员流动频繁。实际上，从另一角度来看员工也应该加强对自己利益的保护意识，中国的很多公司对员工的承诺都是在口头上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合同来约束，这样一旦出了问题，倒霉的只能是员工了，所有者可以矢口否认。所以对于员工来说，一定要同公司签订一个严格的合同，把许诺的各项条件明确地表达出来，一定不要轻信口头承诺。当然，不论什么情况下，管理者对员工出尔反尔都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它会极大地损害管理者的声誉和信用，而一个没有信用的管理者如何去管理一个企业呢？所以，对管理者来说，对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轻易去许诺，因为无法兑现许诺将比不许诺更糟。
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合约。没有合约，就会产生恩怨，如柳传志和倪光南。已经发生的事件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很多更激烈的、更惨烈的动荡可能还在酝酿之中。下一个将在何时爆发，确实就像地震一样，只有发生了才可以知道。但是每一次的动荡带来的并不都是坏事，对于公司可能就多了一个反省的机会，而对于整个行业则多了一个交流、参照的机会。
良性合约制度的建立，是中国社会创业制度建设的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