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家庭：新的生活方式与儿童的社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方式论文,青年论文,儿童论文,家庭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生活中，年轻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中存在着不少的盲点，对儿童的家庭教养实践中也发生了太多的遗憾。无论是作为青年的父母还是作为父母的青年，他们都迫切地需要进行社会角色的学习和完善，无论如何，这是他们能够多方位地实现他们价值的前提。人类社会进化的事实表明，社会进步的最早征兆往往是从青年那里映照的，而人们家庭生活方式的性质、状况和机制又深刻地凸现着人类主体整个生活方式的价值底蕴，并且它的每一要素都与人的社会化紧密关联。尽管在近2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社会变迁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比他们的前辈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然而青年永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从城市青年家庭——这一制约现代青年生活方式最切近的“小环境”的视角切入，来透视新时期儿童社会化的若干问题，也许更能使我们探索的笔锋尽可能地从时代前沿全面而细腻地追随儿童——青年社会化历程的足迹。
一.城市青年家庭新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及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从调查研究结果的总体上来看，城市青年家庭的生活方式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对儿童的社会化产生着影响：
1.家庭结构核心化及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家庭结构（包括家庭规模及构成）是人们家庭生活方式赖以形成的客观基础与条件。无论是家庭成员数量的多少，代际的众寡，还是家庭成员的角色构成，都会直接影响到家庭关系，家庭日常生活以及家庭成员互动，也都会给家庭生活方式打上特定的标记。早在1986年，由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组组织的对京、津、沪、宁、蓉五城市家庭婚姻状况的社会调查就表明：核心家庭已成为我国城市家庭生活的普遍模式。（注：刘英、薛素珍：《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十余年来， 这种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已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巩固。笔者1995年对武汉、荆沙、黄冈三个城市593 个小学生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90.3%的家庭呈核心结构家庭状态。核心家庭的最大特点是家庭人口较少，序列较少，家庭关系简单。特别是“三口之家”，其家庭人口容量达到核心家庭结构所需人口的最底限度，这种家庭规模上的极限状态，相对于传统大家庭来说，由于家务负担减轻，父母可以从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教育子女。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看，一定的家庭结构总是为了执行一定的家庭功能，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家庭的生产功能在诸项功能中居于支配地位。今天的城市家庭日益成为与社会生活相分离的个人生活场所，情感满足的功能在家庭各项功能中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家庭结构核心化使家庭内序列减少，结构简单，家庭内互动对象减少，家庭成员情感亲近，关系密切，容易建立“情感共鸣系统”，这条将家庭全体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感纽带，能够达成父母对子女教育思想、教育认识的一致，并且对促成子女接受教化的积极性情绪，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这是有利的一面，同时也存在有问题和困难的一面。笔者的调查表明，三城市的独生子女比率高达98.6%，每户平均人口数为3.27人。在家庭内部，孩子们有小伙伴可以交往的仅占2.07%。由于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单纯，家庭内社会互动的对象和内容又十分单一，缺少与兄弟姐妹和祖辈接触的机会，孩子们日益缺乏在多维人际关系中成长的机会，这容易使孩子滋生特殊化心理，缺乏社会义务感，缺乏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容易养成孤僻、独断等不良性格，成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障碍。独生子女无疑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子女的唯一性使父母自觉不自觉地扩大了子女在整个家庭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加重了对子女的关注程度而不注重爱的质量，对子女过分宠爱，过度保护，过多照顾，过高期望，这种在今天的城市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过度化倾向极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发展。
2.家庭居室独门户化，家庭网络化及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居住形式是家庭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据笔者调查，三城市小学生家庭居住独门独户的占85.09%。 安居工程的发展和房改政策的实行，使城市家庭的居住环境明显优化，有利于孩子们的学习和休息。笔者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51.13%的小学生拥有自己的单独房间，52.82%的小学生拥有自己的书桌，书架。
独门独户使儿童在家庭里拥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同时，建筑面积的大幅度增长又使他们的户外活动空间不断缩小。有限的室内生活空间和有限的户外活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们从事室内外活动的机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的体质发育。此外，独门独户自成一统的格局，不仅导致了邻里之间成人相互往来的急剧减少，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儿童与同龄群体的交往。同龄群体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同龄群体中的社会化，使儿童在与同龄伙伴的平等、密切的交往中，学会了遵守规则，主持公道，分工合作，团结互助，推测猜想，服从领导，评价比较，等等，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和锻炼了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品质和能力，实实在在地为今后进入成人社会作好准备。因此，与同龄群体交往的欠缺，必然会在孩子们社会化的过程中留下痕迹。
独门独户意味着与祖辈分开居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祖辈所代表的传统生活模式对许多城市青年家庭的影响，因而单独居住的小家庭的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现代色彩。同时，与祖辈分开居住，也可尽量避免因祖辈与青年父母在对子女的教养观念、教养方式上的不一致而产生诸多矛盾及不利影响。然而，没有祖辈的教养对儿童的社会化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优势。社会学功能学派把老年人对下一代的社会化，视作其最主要的功能之一。该学派认为，老年人历经沧桑，累积长期经验，又是文化的传播者，在下一代的社会化过程中，老年人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即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使文化持续不断地延绵下去。目前我国妇女就业率高，社会流动加速，年轻人外出求学、打工闯世界剧增，离婚率上升，许多老人替年轻父母挑起教养孩子的重担，这对于稳定家庭、发展社会都是有利的，问题在于如何克服老人们在教养孩子方面的某些缺陷，如溺爱、娇宠等等，而使他们在促进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独门独户的居住形式并不意味着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分离。1991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广州《家庭》杂志联合对全国27省市家庭的抽样调查表明，被调查者平均与5.8户有三代以上的亲属关系的家庭交往。 血缘关系使得子女独立门户后，仍与同一血缘系统的家庭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亲代、子代、家庭之间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或紧或松的家庭网络。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使家庭分解和小型化，必然使中国人强烈地需要一种补充；家庭网的出现就是这种补充形式之一，是中国传统的真正回归。城市家庭网中的各个家庭在保持各自独立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以频繁交往和相互救援为主要特征。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1996年上半年的一项调查表明，73.46%的青年经常抽空与父母交流， 并尽可能地给他们以帮助，13.80%的青年定期给父母钱物或利用周末看望他们，经常打电话询问关心父母健康情况的占37.18%（注： 《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6期；）。笔者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 年轻的家长平常带孩子到双方的父母家去得最多，频率为28.51%， 其次是双方的兄弟姐妹家，频率为23.64%。平常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麻烦时， 找兄弟姐妹和父母帮忙的合计达44.19%， 反映了具有血缘关系的城市家庭之间相互援助的特征。这正如雷蒙德·佛思所说：“社会结构中真正永恒的三角是由共同情操所结合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注：雷蒙德·佛思：《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3页；）家庭网是家庭的扩展，家庭网的存在及相互间的频繁交往，使得来自同一大家庭的成员子女的影响比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有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家庭是子女最长久的教育场所，家庭教育贯穿子女继续社会化的过程，显示出其长期性、稳定性和富有成效。
这种单独居住、频繁往来、分而不离、相互援助的居住形式，既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的亲属关系和亲属之情，又能保持各自的生活方式，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有利于现代家庭与个人的交流、联系、互助，集传统与现代的优势于一身，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演进的需要。
3.消费方式潮流化及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消费方式是指在生产力水平和一定生产关系下人们消费行为的程式和规范，是反映家庭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社会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告别了消费仅求温饱的时代。人们的消费水平普遍提高，家庭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方式也有很多变化。在整个消费生活趋于多样化的背景下，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城市青年家庭的消费方式日益受社会消费时尚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出现潮流化倾向。受这种“社会性感染”的影响，许多青年家庭在儿童的消费上也被卷入潮流之中。笔者的调查表明，三城市小学生月均消费支出达193.40元，在一个三口之家中小学生的消费居首位，占家庭消费总额的45.70%。由于对子女的钟爱和过分重视，希望孩子比自己小时候过得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比别人的孩子都强或至少不比别人的孩子差，是年轻的父母的普遍心态，这些心态往往从子女的消费上最明显地体现出来。许多家庭在小学生的物质生活消费上，盲目受从众心理、攀比心理、补偿心理等的驱使，让子女吃讲营养，而且要能开发智力；着装上，一衣多季为一季多衣所取代；子女用的、玩的都以新颖、时髦和档次为标准，孩子成为家庭消费机器的动力和主轴，导致孩子物质欲求的恶性膨胀，虚荣攀比，追求高消费，渐渐地使孩子堕入“小把年纪大把花钱的青春新贵族”群。
此外，这种消费方式的潮流化倾向在小学生教养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家长用于小学生智力投资的消费大大增加。据统计，三城市小学生家长为孩子买过的各种图书平均为16.45本。 给孩子购买的各种物品中，按百分比的高低顺序排列依次是：学习录音带43.12%； 小霸王学习机20.33%；电子琴16.05%；手风琴11.41%；小提琴5.07%；钢琴4.02%。为子女请家庭教师，送孩子上美术班、书法班、 音乐舞蹈班、计算机班等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班，施以“英才”教育，也是许多小学生家庭消费的重要开支。这种消费行为的原动力来自于年轻的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普遍心态，期望子女达到大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家长达97.35%。 这种心态还可以从三城市小学生家长对子女的职业期望中明显地反映出来。笔者的调查显示，家长对子女的职业期望，按频率高低依次为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大学教师、机关干部、文化艺术体育工作者，总计占91.86%， 选择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却不足3%，没有一位家长愿意自己的子女将来当农民。 而我国目前就业人员职业分布的现实，恰恰是从事工人和商业服务业的人员绝对地多于从事家长们心目中理想的职业的人员。家长对子女的期望与社会对其职业结构的要求形成极大的反差，必然引起求学上的剧烈竞争，导致家长不惜财力、物力、人力对孩子施以“英才教育”。这种倾向，违背了小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增加了孩子们的课外学业负担，使家庭教育学校化，剥夺了孩子们游戏的权利和轻松快乐的童年，不利于孩子们的身心发育。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不论年级、不分学校、不用考试、只须交钱就可参加的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班，由于教学内容单一且过分专业化，极大地占据了孩子们在社会教育的其它形式中进行社会化的时间和机会，导致和助长了一些小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如有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弹得一手好琴，却不具备一些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健全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它的教学关系完全建立在经济契约关系的基础上，缺乏师生间的情感交流和思想交流，教师往往只是传授专业技能，而不具备作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施化者的重要职能。因此，这种缺乏师生间全面社会交往的专业技能培训班，失去了帮助儿童顺利进行社会化的基本作用。在“一切为了进重点中学”、“一切为了进大学”的观念影响下，许多家庭的教育存在重智力，轻能力；重分数，轻品质；重肌体，轻心理；重物质，轻精神；重言教，轻身教的倾向，使许多小学生不仅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心理承受能力也很差，这已对孩子们的社会化过程和人格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4.闲暇娱乐方式集体化及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闲暇生活和娱乐的内容和形式，是家庭生活方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新的工时制的实行，更增加了人们按照个人意愿进行休息、娱乐和满足多种需求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增多，使人们的闲暇生活显出了新的节奏，新的活力。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子女数目和家庭人口的减少，使家庭中更多的闲暇娱乐时间是父母和子女共同度过的。并且，与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中在闲暇娱乐的内容和形式上成人与孩子彼此分离的情况不同，核心家庭中的父母不再仅仅只考虑自己作为成人的需要，而是更多的兼顾子女的需要。在闲暇娱乐的内容和形式的选择、时间的安排上，往往是父母与子女共同商量、共同活动，父母作为子女的同伴率全家人集体行动。与多子女家庭相比较，这种集体化特征往往更显著。对于小学生来说，日常生活大多由两部分组成，即一半的时间和活动在学校，一半的时间和活动在家庭。上学时，学校为所有的孩子——独生子女与多子女——提供了足够的同龄伙伴——这是小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放学回到家中，孩子们所接触的对象就有所不同。调查结果显示出，独生子女同父母接触的比例远大于多子女；与同龄群体的接触则远少于多子女。这说明在独生子女家庭里，父母更多地充当了在多子女家庭中由兄弟姐妹充当的同龄伙伴的角色。这种情况还可以从两类父母陪孩子玩的情况中显示出来。据统计，独生子女的父母经常陪孩子玩的比例明显高于多子女父母，其中父亲的比例高12%，母亲的高24%。综上所述，可以说，在城市小学生家庭的闲暇娱乐中，大多数青年父母不得不承担起作为子女的同龄伙伴的角色，并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与子女集体活动，共同进行闲暇娱乐。而且，从统计结果中还可以看出，独生子女的母亲较之于父亲更多地充当了孩子在家庭中共同玩耍和游戏的伙伴的角色。城市家庭的这种闲暇娱乐方式的集体化特征，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的平等和谐，使子女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接受教化和熏陶。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这种全家人的“集体活动”中，父母——以前仅仅承担家长的角色——在这里又扮演了孩子游戏和玩耍的伙伴的角色。这两类角色在学龄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是大不相同的，二者之间也是无法代替的。这种“集体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限制了年轻的父母在成人社会的生活，而且也限制和影响子女在儿童社会的交往，必然在儿童社会化的道路留下痕迹。事实上，现实生活中表现在一些儿童身上的某些特征，如文化知识方面的超前性、人际关系方面的早熟性、语言和行为的成人化倾向等等，都可以从城市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庭社会化环境的改变等方面找到答案。另外，不容忽视的是，青年父母本身正处在社会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挑担子”的年龄，三城市小学生父亲的平均年龄为37.2岁，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4.6岁，他们正处在向事业冲刺的阶段，大多承担着繁重的工作， 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同时大多数人还要为自己的学历、职称奔忙，因此，在许多双职工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集体娱乐、度过闲暇的时间毕竟是十分有限的。这使得电视成为小学生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伙伴，观看电视成为小学生闲暇生活内容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学生的闲暇生活“电视化”，电视节目的优劣正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小学生的身心发展、道德面貌和意志品质的形成。 笔者的调查表明， 三城市的小学生家庭中已100%的拥有电视机，父母亲晚上看电视的占36.43%，而和孩子一起活动的仅占11.7%；父亲平均每天陪孩子一起观看电视的时间仅有24.03分钟，母亲24.26分钟。 由于家庭中缺乏对儿童观看电视节目的有益指导，越来越多的儿童成为“电视问题儿童”。在现实生活中，从许多小学生身上所具有的成人化的言谈举止中，从他们平时对电视节目里的各种人物的模仿和评价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电视作为儿童社会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影响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电视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丰富了语言环境和图像环境，是家庭娱乐的源泉，电视也带给孩子们深深的忧虑。笔者曾在一个二年级小学生家中进行访谈，了解到孩子小小年纪却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当笔者单独和孩子交谈时，孩子轻轻地问：“阿姨，电视里的爸爸、妈妈总是先吵后离婚，我的爸爸妈妈也总是吵架，我怎么办？”她的潜台词是，她的父母也要离婚了，她的日子就要难过了。现实生活中，孩子们的父母吵架也许是正常的现象，它不一定会导致离婚，但是孩子们太相信电视给他们提供的模式了。而家长们又没有经常和孩子一起选择电视节目，向他们解释，和他们一起讨论电视内容，更没有注意自己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当电视媒介的现实表现能力与小学生对真实性的辨别能力不协调时，忧虑便诱发了。长时间生活在忧虑之中，无疑是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
5.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平等化、亲密化及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它们的状况和特点，是反映不同的家庭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在传统的父系父权制家庭里，男性家长具有拥有和支配家庭中所有一切的权力。这种以父亲为中心的独裁制在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子女的性格形成上最具灾难性的影响。由传统的以纵式关系（父子关系）为中轴的主干家庭向以横向关系（夫妇关系）为中轴的核心家庭的转变——这种基本家庭模式的变迁其实质是家庭制度的变更，表明传统的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在城市中已逐渐失去影响，它让位于适应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夫妻平权的家庭制度。家庭的角色分工也不再因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模式，夫妻关系日趋平等。由于家庭核心化，子女独生化，子女日益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和重心，父母给予子女更多的关怀、照料、陪伴、管理、培养和教育，使亲子关系也日趋平等并更加紧密。
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平等化、亲密化，打破了一家之中父亲作主的传统的独裁主义的家庭教育的模式，新的民主、平等、和谐的家庭教育模式不断形成。新的家教模式有助于夫妻协调一致对子女进行教养，有助于孩子把父母“爱的期望”内化成为他们自己的期望，而且把它们转化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在亲子之间产生“心理共生效应”，有利于培养学龄儿童活泼的天性、强烈的求知欲、广泛的兴趣、可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学龄儿童智力的发展和养成良好的习惯。如有的小学生家长不惜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利用双休日的机会，带孩子去郊游，看展览；有的父母子女一起动手，锯材料、制航模、抓蝴蝶、做标本等等，以开启孩子的智能，培养孩子的观察力、记忆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
但是，有的家庭为了保持“和谐”气氛而在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中放弃应有原则，对子女言听计从，一味满足孩子的各种需要，子女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特殊心理和行为方式，缺乏克制心理和控制欲望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和谐，是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
二、几点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必须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关于社会生活方式的若干研究，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家庭生活方式，以优化儿童社会化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这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对此，笔者有这样的思考：
1.确立社会价值主导目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今天的中国最伟大的实践，随着这项实践的不断推进，人们的价值体系也将不断丰富。一些陈旧的价值关系和观念会被消解，更多的价值关系和价值取向又被确立起来，由此在动态中调节和规范个体与群体的行为。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带来的决不仅仅只是上述这种价值体系的量的积累与变化，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使得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转变问题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与流转的关键，它必然要求在文化的层面上来进行所有的价值观念的重新评估和重新建构。
文化，从广义上来说，代表着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可以涵盖人之一切造物。但它更多的应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的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无形的、深层的东西。具体地说，文化是历史地凝结而成的人类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抽象的“人类生活样法”和胡适先生所说的“人民生活的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象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注：衣俊卿：“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重塑——关于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深层思考”，《北方论丛》，1995年第4期；）。因此，文化的变迁和转型也是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心理世界和行为方式的最为深刻的变化，它决定着具体的价值观念的变更。这一文化的变迁和转型的实质就是人们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或重塑。当前，我们的社会迫切地需要倡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价值主导目标，以重塑人们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使一代具有崭新素质的人在文化变迁和转型的过程中产生出来，这是改革成功、民族发展、社会进步的最可靠的保证。在这包容着诸多矛盾的文化转型中，在这既充满创造机遇又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作为智慧的生物的主体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应是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科学理性精神，“形成一种超越狭隘经验主义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以可计算性和数量化为特征的科学思维、决策模式及行为模式，这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机理和现代人的根本素质”。（注：衣俊卿：“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重塑——关于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深层思考”，《北方论丛》，1995年第4期；） 体现在现代艺术和哲学之中的以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为核心的人本精神所“强调的是主体的参与精神、批判意识、创造性和自由自律的本质特征”（注：衣俊卿：“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重塑——关于价值重建与文化转型的深层思考”，《北方论丛》， 1995年第4期；）——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需要的因素。应该通过理论建构、现代教育、制度规范来进行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的灌输，引导人们来追求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优化社会化的宏观环境。
2.倡导现代社会人才价值观。
社会人才价值观影响到青年父母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对孩子成长的价值取向的确认，也影响到其对子女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青年父母对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人才观的评价。如前所述，97.35 %的家长期望子女达到大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77.18 %的家长期望子女将来从事专业技术职业，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社会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社会风气影响下，青年们期望成为社会所需要的高层次的人才，也表现出人们对脑力劳动者的高智能、高社会地位和高职业声望的追求。随着科学发展，拥有知识将愈来愈成为人们至高无上的迫切需要，知识至上的态度将愈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现实社会需要的却是多层次、多种职业人才的相互协调与合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倡导一种内涵全面的现代社会人才价值观——现代社会需要的任何职业的出类拔萃者均是人才，即俗话说的“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种社会人才观不仅有利于青年自身的成长，更有利于青年父母根据社会的需要，从子女的智力、体能和性格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既使子女获得立足社会的真才实学，又免除不切实际的期望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所造成的心理挫折与适应不良。为此，应继续大力宣传象徐虎、李素丽、公举东等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的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的事迹，并倡导向他们学习，以形成象他们那样工作和生活为荣的社会风尚，使整个社会在这种认知取向下把下一代塑造成为适应社会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3.全面提高青年父母素质。
全面提高青年父母的素质，促进家庭教育行为的自觉性、科学性，是有益于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有益于青年社会化的必由之路。青年父母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者和执行者，是最直接、最经常、最重要的教育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孩子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注：《马恩全集》，第3卷，第498页。）父母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成败。要提高父母的素质，其最根本的则在于使青年父母的教育观念——这是青年父母素质的核心——发生深刻的变化。为此，第一，要大力传播已有的家庭教育科学成果，帮助青年父母树立健全的人才观、亲子观、儿童发展观和教子观。第二，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应形成家庭教育指导网络，以家庭教育指导科学化、系统化为目标，切实抓好这项社会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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