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技术观念对技术现代化的影响_现代化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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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论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中西科学技术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技术观念对技术现代化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中国传统技术不同于西方的技术,它是一种“术”化的知识形态。它的性质和特点不仅造就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繁荣,也限制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以及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然而在现代技术发展中,它仍有可取之处。中国传统技术观念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是造成技术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思想根源之一。

一、中国传统技术的本质是“术”

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西方社会中的那种技术形态, 西方的“technology”(技术)主要指工艺,特别是工业方面的专门技艺。它的特征是以科学理论为基础,具有普遍适用性、客观性和确定性,可以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地加以传授。而中国传统技术的本质是“术”,“术”的本意为“邑中道也”(见《说文》),引申为技巧、方法、程序。表面上看,中国传统技术与西方技术在操作方法和程序上差别不大,实际上二者的差别是很深刻的。

其一,文字记载或言语叙述的“术”并未反映“术”的全貌。它只是一种“导引”,是人们在进一步实践中深入体会和把握“术”的内涵的基础。对“术”的深入体会需“用心”,注重悟性。《庄子》中有一段轮扁与齐桓公谈“木”的故事,轮扁是制造车轮的工匠,他与齐桓公谈论如何对待所谓古圣人之言时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者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天道》)这就是今人所说的“手艺”。它是不能用言语完全说清楚的,只有靠“心悟”才能充分加以把握。学习中医也讲究“心悟”之法。清代医学家陈修园说:“心悟乎古人之言,能畅达古人言中之意,心契乎古人之心,能曲绘古人意中之言。”(《医学心法》)医术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悟性的深浅。而只会背医书照方下药的人,显然是不可能成为好中医的。随着“心悟”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术”的把握可以逐渐达到“物我合一”、“出神入化”的程度。如珠算之“术”绝熟之时,眼、手、心、脑配合默契,达到几乎完全“自动化”的程度。工匠的手艺、武士的武艺、医生的医术,也都是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心悟”要靠师徒相传,个人领会,这同西方技术中注重普遍的工艺标准和规程的倾向,特别是同现代的立足于科学理论开展学校技术教育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

其二,中国传统的“术”具有较重的文化负载,即承担着较多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并明显受传统文化环境制约。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技术发展也曾有类似特征,但近现代技术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发展的。

如果孤立看中国传统的“术”的某些具体内容,象如何计算、如何造车、如何安排农时之类,似乎感不到明显的文化内蕴。然而从整体上看,传统的“术”的结构特点与传统文化的结构特点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传统的“术”渗透着“天人相应”的观念,注重人所使用的技术与自然的和谐,注重“术”的内在结构的有机性。在农耕、建筑、水利、医药等技术领域,这个特点尤为突出。中国传统农学讲究“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陈:《农书》)传统建筑强调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相映成趣,拙政园、颐和园、六和塔、岳阳楼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都江堰”水利工程甚至融科学、神话、宗教为一体。李冰造的“镇水石神”、石犀、石马、七星桥等工程,都具有神话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含意,其文化负载显而易见。〔1〕不仅如此,某些“术”还被用于具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社会生活领域,相应地限制了科学技术自身的相对独立发展。数术与数学、星占术与天文学、堪舆(风水)术与地理学、炼丹术与化学,都存在此类关系。

其三,中国传统的“术”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术”的功能首先在于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特别是统治阶级的需要。中国古代许多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虽然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却是为了满足帝王将相的生活需要而生产的。这类工艺品蕴含的高超技术往往是杰出工匠的“绝艺”,一般不外传,更不可能普遍推广。而与平民百姓生活需要相关的技术,往往满足于维持现状,因而得不到足够的推动力,进步速度很慢。象弯把犁、水车、粗瓷大碗、家织布一类产品,经历千百年仍无大的改观。在等级层次分明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术”很少考虑使各阶层的人都能普遍使用,普遍增加物质财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所致。

传统的“术”以人为中心,还表现在“术”的内容往往被指令化甚至口诀化,便于记忆和掌握;而“术”的操作便于发挥入的智力和生理潜能,使人通过反复训练能得到不断提高。传统的“术”有很多是以要领、口诀形式记载和流传下来的。如中医的“汤头歌诀”、“病症歌”、“医学三字经”等,《考工记》中记“金有六齐”、“轴有三理”、“弓有六材”等,炼丹术中所说“三花聚项”、“五气朝元”等,均属此列。然而,指令化或口诀化的“术”往往限制了实践经验向理论的发展,这是造成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理论上比较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的“术”在操作上大都以人力直接操作为主,因而术的操作规则尽可能考虑到操作者的便利。以《考工记》设计车为例。这里首先考虑驾车的人的使用需要,车轮直径是根据人的身长和上下车方便而确定的,然后根据轮经长度推出轮子内部各部件之间的适宜比例,选取车轮与车的其他部件的最佳数量关系。这样做虽然具有人—机协调的优点,但也容易使技术发展很难脱离人力直接操作的水平,很难由手工业生产转向机械化大工业生产,难以充分利用自然界的资源和能源。中国古代的建筑、治炼、造纸、纺织、机械、印刷等技术领域,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阶段曾有一度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却未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这与过于借重人力是有很大关系的。

由于传统的“术”过于借重人力,所以在评价“术”的水平高低时,往往看重个人的天赋、能力和经验。换言之,这里突出的是“人的因素”而非“物的因素”。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待火器的态度,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北宋时已用于战争。然而在此后近八、九百年时间里,中国战场上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仍然是武术和战术,很少有人关心火器的改良和普遍使用。岳飞、韩世忠、戚继光这些名将之所以赫赫有名,除了战功之外,还在于武艺高强,精通战术,没有谁去留心他们掌握了多少火枪火炮。甚至当西方侵略军的洋枪洋炮响起来时,清将僧格林沁仍然指挥骑兵挥刀奋勇冲杀。这些历史现象是令人深思的。看重个人天赋、能力和经验的倾向还体现在其他技术领域。如名医的水平主要看诊病开方的经验和能力,而不是看其医疗器械是否先进。工匠的水平主要看生产经验和手艺而不是看生产工具是否先进。中国有句俗语叫“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身怀绝技”总是被人羡慕的。这种“重人不重物”的评价标准,往往限制了人对物利用和改造的深化,因而使中国传统技术在诸多方面逐渐落在西方技术的后面。

二、中国传统技术观念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作为中国传统技术本质的“术”,与西方科学技术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特征,因而它必然会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造成影响。“西学东渐”之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引进遭到一些顽固派的激烈抵制。康熙年间,杨光先攻击汤若望的西洋历法,宣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2〕有些顽固派认为“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后来出现“中体西用”说,实际上是将西方科学技术加以“术”化,即按传统的“术”的标准,取“西学”、“西技”中可供急功近利之用的部分,而排斥其抽象的理论部分,以及西方科学技术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和社会条件。中国传统技术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甚至在现代仍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比如“大跃进”时“土法上马,大炼纲铁”,“文革”期间把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说成是“崇洋媚外”,都反映了传统的“术”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某种抵制。现在某些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重设备轻培训,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影响,甚至出现压缩技术教育投入、造成环境污染、投机取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等现象,显然都是急功近利的倾向所致。有些地方出现新技术推广难,科普工作难的问题,也与传统的“术”的消极抵制有一定关系。有些很先进的工农业新技术,本来可以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但很多工厂和农户就是不愿意采用,而是宁愿继续使用“老”技术,这是因为“老”技术往往是“术”化程度较深的技术,人们对“老”技术有更多的体验,觉得更容易发挥个人能力和经验的特色。至于科学知识普及,一来没有明显的急功近利效果,二来很多科学知识毕竟与人们的直观体验较远,所以有时甚至抵挡不住“祖传密方”、占卜算命这样的“杂术”的排挤,这对于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显然是相当不利的,还应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对现代科学理论知识本身也加以“术”化,即在理科教育中将系统的理论知识分解为各种规则、要点和规范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机械对答。于是乎出现了“题海战术”、“应考指南”一类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而理科教育中应有的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对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念和科学作风的培养,很可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技术观念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只有负面影响。应该看到,我国对西方技术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副作用有比较自觉的意识,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生态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有些地方问题还很严重,但基本上没有出现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发生的那种非常严重的“公害”事件,也没有出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离和冲突的情况。西方技术由于迅速更新换代而造成资源和能源巨大浪费的现象,在我国现代技术发展中也不多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传统技术观念中注重“天人相应”,注重人所使用的技术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技术观念与技术现代化

中国的技术现代化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上展开的。中国传统技术观念的影响,必将作用于整个技术现代化过程。充分发挥传统技术观念的长处,尽可能避免其短处,对于顺利实现技术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角度看,中国传统技术观念仍有如下长处:

其一,传统技术注重直观体悟的特点,在技术发明中有其独特的价值。技术发明的关键环节是提出创造性的设想,这里很需要直观体悟,或者叫“直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人,在掌握了西方近现代技术之后,在技术发明的数量和质量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据统计,在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十二、三万人中,华人占三万多。在美国机械工程学会各分会担任主席的有一半以上是华人;研究和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高级工程师,华人也占三分之一。〔3〕这种状况的产生如果说有文化传统上的原因, 那么很可能是中国传统技术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掌握和发展现代技术有重要的启发借鉴作用。

其二,传统技术注重“术”的内在结构的有机性,在操作者、工具、对象之间以及各种“术”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这使得大规模的协作性质的技术活动成为可能。近些年我国在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重大技术领域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与这种有机的协作攻关是分不开的。任何高新技术最终都是由人来把握的。在现代水平上实现人—机的和谐发展,是技术现代化中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技术观念也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其三,某些中国传统技术如中医药、农学、建筑、工艺品制造等技术,在现代仍有其生命力,与西方技术相比各有千秋,可以互相补充。中医中药的独特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农学家福冈正信依据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且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4〕这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现代价值的有力确证。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格外推崇老子“有无相资”的思想。他提出有机建筑理论,认为自然界是有机的,建筑师应从自然中得到启示,房屋应当象植物一样,是“地面上一个基本的和谐的要素,从属于自然环境,从地上长出来,迎着太阳。”〔5〕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对中国传统建筑技术的重新肯定。当现代社会正在反思并力图消除工业文明带来的某些弊端的时候,中国传统技术观念的内容和发展模式在某些方面可能具有新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在技术现代化过程中,避免传统技术观念的消极影响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如果不摆脱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技术现代化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技术的发展需要与科学的发展保持平衡,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平衡。如果片面发展能带来眼前功利效果的技术,而忽略与之密切相关的科学理论基础、思想文化基础及相应的社会条件,那只能得到“欲速则不达”的结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必须完整、全面、准确地加以理解。这里所说的“科学技术”,是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而不是单纯满足眼前某些功利需要的某些技术。我国目前在技术设备上的投入并不少。对技术和经济发展起制约使用的,往往是劳动力素质、管理者素质、决策程序、发展模式方面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企业在技术引进和发展上一再“交学费”呢?为什么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天人相应传统的国度里,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土地沙漠化等现象呢?为什么有些新技术的试制和推广非常困难,而老设备却“超期服役”,屡屡出现问题呢?在这些现象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原因,就是传统的“术”化观念和标准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在出现这些问题的地方,机器设备很可能是相当现代化的,而劳动者和管理者头脑中技术观念是相当传统的。他们满足于掌握机器操作的指令、口诀,满足于经验、体会,满足于眼前的直接经济效益,希望用各种各样的“术”来维持技术的运作和发展,而对于距离感性直观较远的事情,则似乎没时间考虑。这样一种心态,怎么可能实现技术现代化呢?由此可见,中国的技术现代化,决不可忽视传统技术观念的潜在影响。这个问题值得学术界和有关方面予以高度重视。

注释:

〔1〕罗开玉:《中国科学、神话、 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巴蜀书社,1989年版。

〔2〕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18—20页。

〔3〕卢继传主编:《谁是未来世界的强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4〕葛荣晋主编:《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同〔4〕,第218页。

〔6〕王淼洋:《比较科学思想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9〕廖正衡等主编:《中日科技发展比较研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0〕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2〕洪万生等:《格物与成器》,三联书店,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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