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刚性与柔性——中共历史上“左”倾错误发生原因的政治心理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刚性论文,柔性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心理学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以色列著名政治学家伯纳德·萨瑟的观点，政治心理学研究起码应包括五个层面的内容，即：集体的政治知识的形成与增长；心理需求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决策的心理层面；大众心理与选举结果；对伟大政治人物之思想与行为的心理分析。[1]（P347～348）本文即拟以反映一个政党成员之心理需求的意识形态为主要线索，探讨一下中共历史上“左”倾错误的发生原因。
一
目前，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可谓汗牛充栋。但笔者大致同意美国学者约瑟夫·罗西克的解释，即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属于某种特殊社会集团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表明一种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这种理论从理想的角度接近事实，证明其分析的正确”。[2]这个定义点明了意识形态的两个关键因素：其一为理想性，即所谓“理想角度”；其二为现实性，即所谓“接近事实”。一种意识形态必须给人一种关于人类历史的包罗万象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所确立的目标便是该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在通过刚性维度确保合法性的基础上，一种意识形态还必须兼顾自己的动员能力，这种直接决定支持率升降的动员能力，便构成了该意识形态的柔性维度。从理论上讲，在一种合理且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其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应该是谐调一致的。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社会成员（即意识形态的动员对象）的心理需求颇为复杂，这便导致一种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事实上经常处于一种冲突之中。如果揆诸中国现代历史，便会发现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对这种意识形态内部冲突的一个绝好注脚。
首先，从刚性维度看，中共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出现，应该说极大地契合了近代中国社会对于价值目标的需求。事实上，在清朝末季，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便已受到挑战。在进化论的比照之下，“一言一事，辄引数千年之古人为印证”的旧有做法已被视为“播毒种于后人”。[3]（P252～253）而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使儒学的根基遭到毁灭性打击。旧有的儒学受到质疑，而新生的理论尚未成形，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实际上已处于一种价值目标相当匮乏的境况。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将这种社会状况形容为“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的“人心枯窘”之时代。[4]（P88～89）在一个社会之中，如果缺乏统一恒定的价值目标，自然可以给予该社会的成员以自我选择的机会，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会使多数成员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人毕竟还是一种价值的动物。事实上，正是由于价值目标的缺位，一种乱象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譬如，1927年底，一个在北方军队中混迹多年的中国将军在日记中感叹道：
“……从前长者怕神明，小人怕鬼，哲者怕良心、怕道德，还有多数人怕官，或说是法律，现在呢？迷信打破了，良心是不讲，法律是没有，那么无锁链锁着，无钉子钉着的如一团集沙然之军队，究以何物维系之？凭饷？有缺时；凭法？恐怕到某时间用不上；凭升官？是民国以来与迷信一样，已打破了；凭所谓党？则现在已看见那种松样啦。”[5]（P353～354）
这个中国将军虽然针对的是他在军队中的遭遇，却也道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实情。民国初年，以儒学为核心的旧价值受到质疑，而以西学为底蕴的新价值尚未确立，所以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因价值目标缺位而导致的彷徨状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适时传播，恰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个价值真空，满足中国社会对于价值目标的需求。
从表面上看，中共成立伊始所宣示的意识形态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如在第一个纲领中，它即明确公布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在政治上“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在经济上“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及半制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6]（P126）以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看，这个目标多少有些超前。然而，这个纲领的目标却是明确而清晰的。换言之，从刚性维度看，中共最初揭橥的理想目标基本上满足了意识形态所必备的一个要素，即“拥有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清晰的理论”。[7]不仅如此，这个理想还契合了近代中国人的两种心理需求。其一，由于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中国思想界已基本认可了“师夷”的必要性，而为了最后“制夷”，从理论上讲，必须学习“夷”的最新思想，而社会主义正好能够满足这种对“最新”的需求。其二，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以实用理性为底蕴的，即使中国思想界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病，但并不能完全摆脱实用理性的影响，因此新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是基于实用理性的世俗目标，而社会主义也正好能够满足这种对“世俗”的需求。
总之，不管后来中共的政略作何调整，但在1949年之前，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一直是其意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正是这一清晰而彻底的理想目标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且，作为“五四”时期的后起之秀，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即能在民国政坛上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其意识形态中这种立场鲜明、理论一致的刚性维度。1928年，一个下野的北洋派政客曾在日记中写下的对国共政略的观感，颇能反映中共意识形态之刚性维度的影响，他写道：
“盖共党主张是非善恶，固另为一问题，而其澈头澈尾直捷了当予人以共见，则也所知也。……国党规定悉仿苏俄，而口头别称反共，其主张之方案，如平均地权等条目，又为准共产；迄无一明白贯澈之主张、脚踏实地以求实效，处处现彷徨歧路之象，此所以情见势绌也。”[8]（P612～613）
在一个社会之中，个人需求并不一致，所以企图让所有人满意的政纲可能让所有人都不满意，此即所谓“面面俱到，即面面不到”。中共从一开始即固执于无产阶级专政与生产资料公有，给人以既顺应世界潮流，又体恤下层百姓的印象。这在理论逻辑上自然比左躲右闪的三民主义更为明朗而彻底。
二
一个政治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英国政治学家昆廷·斯金纳曾经发现：“在政治中，行动的可能性往往受到将其合法化的可能性所限制。”[9]（P74）因此，也可以说，一个政治组织行动的可能性，往往受到其意识形态中刚性维度的限制。譬如对中共而言，其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即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才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是这场革命与专政的领导力量。正因为此，中共在一开始即十分强调本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与基础。其具体做法就是尽量动员工人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加入本党。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之一是“官吏和技术工作者能否成为党员”，最后是强调纯洁性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该次会议所通过的党纲中即明文规定：中共只“组织工人、农民及士兵”，而且要“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6]（P30，126）根据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所以中共首先“应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10]（P96）
事实上，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管中共领导层作何变动，尽量吸收工人入党，则是中共一直秉承的一项基本组织原则。为了贯彻这一组织原则，中共在入党手续上都对工人实行更加便利或优惠的措施。譬如，在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上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即明文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11]（P59）在翌年中共三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更是将劳动者入党的候补期规定为三个月，将非劳动者的候补期规定为六个月。1925年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高涨，将候补期缩短，但仍规定工人农民的候补期为一个月，而知识分子的候补期需要三个月。[11]（P311，409）这种依照阶级成份不同而设定不同入党门槛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譬如，1946年中共东北局还要求下属机构对新党员规定不同的候补期，即“工人、雇工、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为三个月。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为半年”。[12]
纵观中共从1921年至1949年的组织路线，除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暂时提出过吸收党员要看个人行为，而非阶级出身外，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将工人入党作为组织发展的重中之重的。如前所述，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配合的工人入党问题，直接关乎中共存在的合法性，是其意识形态中不可更改的刚性维度。然而，现代中国毕竟是一个工人居于少数的农业社会，在一个工人数量不多的政治生态中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且，在事实上，不管中共如何努力，起码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党内工人党员的数量从来没有成为多数。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工人党员的数量尚有百分之十，而到第二年的六届二中全会时，这一比例反而缩小到百分之七，以致中共中央一度提出“在产业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不要经过候补期”。[13]（P261）但即便如此，1930年上半年中共的工人党员数量增加了1300多人，但其在党员总数的比例反而下降为百分之五点五。[14]（P16，156）直到1931年，工人党员的比例也从未超过百分之十，因为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还在发文要求“属于产业支部的同志，每月每人至少须介绍一工人入党”，争取在当年五卅纪念日前，“党的无产阶级成份要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15]（P243）正因为此，20世纪30年代当中共在南方农村发动苏维埃运动时，便很难向农民讲清自己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即理想目标。这一点，曾任中共鄂豫皖根据地负责人的张国焘颇有感触，他后来回忆道：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16]（P73）
事实上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一状况也未见大的改观。即使在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东北地区，据1949年的统计，其基层支部的工人党员也不过占全体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17]居于绝对少数地位。
三
一方面，中共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另一方面，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党内的无产阶级成份一直不占优势。这样，在逻辑上形成的一个悖论即是：一个由大多数非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如何成为可能？可以说，如果对这一悖论不作重新阐释，自始至终，中共存在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这一悖论的挑战与颠覆。
在中共党史上，由这一悖论所引发的第一次争执即是在中共一大上关于官吏与技术工作者能否入党的讨论，那一次讨论虽然直接导致李汉俊等人的脱党，但影响毕竟不大。真正使中共人士认识到这一悖论的是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的讨论。在1923年于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此时正值中共领导的“二七”罢工失败之后，包括马林在内的许多共产国际人士皆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十分薄弱，因此必须依靠国民党来发动革命。但此提议遭到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部分中共骨干的强烈反对，其理由则是此举“可能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10]（P285～301）张国焘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和后来皆被视为“左”倾错误，但究其实质，张氏对国共采取党内合作的疑虑主要还是在于此举可能使中共完全失去其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理由。
事实上，对意识形态中刚性维度的过分强调，便是中共历史上所谓“左”倾错误的渊源。自1927年至1935年，在中共高层有一十分奇怪的现象，即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之后，后来者总是批评前任者是“左”倾盲动，但后来者的做法又往往比前任者更“左”。而且，与这一现象相伴的还有：新的中央领导人都要强调大力发展工人入党，并认为这是纠正前任者错误的一个重要举措。譬如，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明文要求“自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委员会之成份，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使能更新而巩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18]（P232）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瞿秋白失势，以李立三为实际负责人的新中央在清算瞿秋白的错误时，认为其根源也在于“不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这样要使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永远不能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19]（P450）而在1930年，李立三的“左”倾盲干又遭到共产国际的不满，而此后共产国际代表在给中共中央的训示中，也明确要求：“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15]（P27）后来，王明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他将此前中共的一切错误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意识对中共的侵蚀。
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怪圈——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遵义会议，中共中央经常是以强调党内的工人成份来反“左”，但结果新上台的继任者往往表现得比前任者更左。这中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每次路线斗争都将机会主义的原因归咎于所谓“小资产阶级”意识，可能是由于这种处理比较简单明了。为了消除小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自然就应该增加中共内部的工人成份。但这中间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上面所说的中共从产生时即面临的一个悖论：在一个无产阶级不占优势的社会中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单纯地从理论上推导，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只能代表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他所领导的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他所应该建立的政权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推导，事实上便是后来中国“托派”的思想。如陈独秀等人在1929年底与中共决裂的政治意见书中即认为：中共中央当时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口号“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上”。[20]（P116）鉴于中国社会中真正无产阶级极为稀少的现实状况，依照这种理论，中共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就意识形态理论而言，这种观点只是照顾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其柔性维度，而没有柔性维度的存在，便意味着没有动员能力的存在。这对于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政党而言，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从1921年中共创立至1949年夺取政权，中共的政治口号屡经三次变化——即从最初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其间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再到最后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中间的最大的变化，即是执政主体的扩展——最初仅为工人，其间是工人加上贫雇农，最后是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后的所有“人民”。对此，中国“托派”曾经指斥这种变化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殊不知中共正是通过对执政主体的调整，最后在一个无产阶级占绝对少数的农业社会里实行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最后夺取了政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执政主体的调整纯粹是策略性的，换言之，他只是通过强调意识形态的柔性维度以弥补其刚性维度的不足，并不是完全以意识形态的柔性维度取代其刚性维度。
综上所述，中共历史上的“左”倾错误是由其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的张力造成的。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不一定符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这便要求中共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中国社会中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在一个没有多少工人的社会之中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然要在另外的阶级中寻找支持。——这本来只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逻辑推理，而且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共正是沿着这个逻辑，将农民视为其意识形态柔性维度中着力动员的主要对象，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将农民（主要是贫雇农）与无产阶级等量齐观，认为他们与工人阶级都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不过，党内一些人士担心这种做法会损害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进而损害其存在的合法性，于是强行将刚性维度凌驾于柔性维度之上，这便导致了“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