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变社会：阿普尔的真命题
——基于《教育的“正确”之路》的解读
俞凌云 马早明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摘 要： 《教育的“正确”之路》通过探析教育与社会之间深层联结，肯定了教育在改变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迈克尔·阿普尔指出教育对社会的改变有好有坏，而好与坏的标准则取决于判断者的立场。站在受压迫的群众一边的阿普尔出于对底层人们艰辛生活的“愤怒”以及美国社会右转趋势的担忧，提出要在学习右派保守主义联盟的过程中扩大自身力量，从而中断右派。批判教育者们不能再停留于创造“最前卫”的话语，而是要积极参与到中断右派的具体实践中，通过教育去改变社会，使之成为一个建立在公平之上具有“厚民主”特征的社会。在阿普尔所期望重建的民主社会中，教育对不同阶级、贫富、性别和种族的人都是平等的，与此同时，教育的平等性与美国社会的“厚民主”也会在互动中不断强化。
关键词： 阿普尔；教育与社会变革；批判教育学；教育平等
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W. Apple)作为批判教育研究大家，著述颇丰，取得了极大成就。通过阅读其三十余本著作可清晰看到阿普尔思想的演化：一方面是他坚持为因阶级、贫困、性别和种族而遭受压迫的人发声的立场，另一方面是不断深化对教育在意识、政治以及社会等宏大动因中更为深刻联结的探析。
袁振国在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普尔集》作序时以阿普尔的众多代表著作为依据，将阿普尔思想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关注意识形态与课程、批判保守主义的右派以及以国际的视野拓展理论。《教育的“正确”之路：市场、标准、上帝和不平等》(Educating the “Right” Way:Markets,Stan-dards,God,and Inequality)一书从第一版到第二版横跨了后两个阶段，在该书中阿普尔对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强化的“右转”(the rightward turn)势力进行细致的剖析，与此同时阿普尔也强调中断右派的前提便是“知己知彼”。[1]7可以说，《教育的“正确”之路》的写作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教育中遏制“右转”势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教育能否为遏制“右转”势力发挥作用？这些问题的探究可以回归到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教育能否改变社会？
有趣的是在《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二版)出版7年之后，阿普尔又出版了《教育能否改变社会》(Can Education Change Society?)一书。可见“教育能否改变社会”这一问题在阿普尔的思想体系中一直是一个核心存在。随着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阿普尔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愈发深入。那么，在《教育的“正确”之路》一书中阿普尔是如何探究这一问题的？本文围绕阿普尔在《教育的“正确”之路》一书对“教育能否改变社会”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剖析阿普尔对教育能否改变社会、教育为何要改变社会、教育如何改变社会以及通过教育所改变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四个问题的认知。
一、教育能否改变社会：来自阿普尔的回答
如果直接问阿普尔“教育能否改变社会”这样的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深受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传统影响的阿普尔从未将教育与社会割裂开，[2]《教育的“正确”之路》便是其深入论述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结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阿普尔殚精竭虑地向读者展示一个“变质”了的教育，他的写作目的不仅是剖析这种转变背后的动因，也是强烈地希望能够借此发现中断这种转变的可取之法。正如阿普尔在《教育的“正确”之路》中文版的序中所写的“我的兴趣并不是简单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假设和政策……也需要认真考察进步主义的可能选择性路径。”[3]
（1）优化资产管理平台，按模块分别将仪器设备、系统维护等进行详细的划分，例如：可将仪器设备管理模块分别列出有哪些仪器设备，再列出其采购与使用的申请、审核、验收等环节，在系统维护的方面可以分为硬件系统、软件系统、报修系统等模块。这样详细划分后，在问题出现的第一时间能够知道问题的原因所在，更是方便了日后的工作与管理。
对于批判教育学者，阿普尔在以此身份批判右派的同时，还批判了批判教育学者自身。针对右派的所采取的一系列成功的措施，批判教育学者若是想重建教育需要明确两点：一是右派已经实现了实质性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二是要建立大规模的反霸权的联盟运动。[1]84相较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使用“直白的话语”(plain speaking)策略所取得的成功，批判教育学者则沉迷于某些“最前卫”(advanced)的工作去创造一个又一个新词，将实践的任务抛给读者却又无法给予他们实践的方法。因此，阿普尔呼吁批判教育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其所著《民主学校》(Democratic Schools)一书中，阿普尔以各国在教育领域的民主实践为例回答美国教师“周一应该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要求批判教育研究兼顾理论与实践这种解释过于笼统的话，那么不妨将阿普尔在接受国内学者访谈时所提及的批评教育学在教育改革中要尽到的七项职责作为批判教育学者的行动参考：(1)揭露当今教育的弊端；(2)提倡值得坚持的好做法；(3)成为教师和社区的“秘书”；(4)创立民主的教育活动项目；(5)保持批判研究的传统；(6)依据伦理行事；(7)做最好的研究。[7]值得注意的是，阿普尔极力主张传播自己的理论或者说批判教育研究的理论。他认为这种意识的传播不仅是在扩大批判教育学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取经于右派后采取的有助于壮大反霸权联盟的重要措施。
你站在谁的一边？阿普尔说他站在被压迫的人那一边。为那些因阶级、贫穷、种族与性别而遭受不公的人争取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是阿普尔坚定的立场。在《教育的“正确”之路》中，阿普尔呈现的是一个被保守势力控制了的教育在不断加剧不平等问题的景象，对于阿普尔而言，这是教育在将社会公正一步步摧毁的过程。这种改变算不上是由“好”变“坏”，而是更为严重的由“坏”向“更坏”的转变。然而站在阿普尔对立面的右派同样指责美国社会因教育而由“好”变“坏”，姑且不谈右派对“好”与“坏”判断标准如何，可以清楚的一点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借助这一借口来攻击美国的公立学校，贬低教师价值，以期实现对美国社会更为深入和持久的控制，也就是阿普尔所说的“保守主义现代化”。虽然阿普尔认识到美国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逐步强化“右转”的趋势，但是他仍希望通过教育推动更多人去意识到社会的问题，真正达到由“坏”向“好”的转变，不仅要实现教育平等，还要重建美国的民主社会。
二、教育为何要改变社会：“愤怒”的阿普尔与右转的美国
1942年，阿普尔出生于美国工业老城新泽西州的贫民窟，其父是一个在政治上信仰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印刷工人，其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反种族主义的领袖。[5]在一个贫穷的信仰共产主义的家庭中长大，伴随阿普尔成长的不仅有底层社会的艰辛，还有《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黑人文献等左派著作。阿普尔在接受访谈时曾说过：“在周围都是黑人孩子的社区里，我和弟弟是唯一的两个白人孩子。我们的朋友因为是黑人而几乎是被当作动物一样对待。我对此感到‘愤怒’。我是伴着那种‘愤怒’长大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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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向右派学习，理解右派如何不断增强自身力量则是关键所在。如果说批判教育学者一直在自己的学术空间埋头苦干的话，那么右派保守主义集团则是密切联系群众，将自己“苦心钻研”的理念付诸于实践并通过引导实践结果来深化理念。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教育的“正确”之路》对右派扩张势力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进行了分析。
既然已经了解了右派集团推动美国教育右转的方法，那么要中断右转需要怎么做呢，或者说由谁来做什么？虽然阿普尔是以一个批判教育学者的身份进行写作，但他认为中断右派一事从来都不应该只是批判教育学者的事情，所有渴望民主平等的人们都应为此奋斗。然而在《教育的“正确”之路》一书中阿普尔对于如何中断右转的论述并没有十分细致的阐释，阿普尔在本书中没有明言作为教师、学生、学者或公民等不同身份的人应该如何在实践中中断右派，他的论述焦点还是聚集于批判教育学者这一群体之上，如他在书中所写道的：“我写作的目的是要致力于关于我们的教育机构的目的与方法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更大的机构和权利的关系的关键性争论”[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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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阿普尔的成长经历点燃了他的“愤怒”的话，那么日益增强的保守主义势力则使阿普尔的“愤怒”之火越燃越旺。在《教育的“正确”之路》一书中，阿普尔系统地分析了推动当代美国向右转的保守主义现代化的右派势力。由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以及新中产阶级的管理主义(New middle class managerialism)四大势力所组成的右派势力“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改变”[1]82，市场化、国家控制、基督道德(Chr-istian morality)以及标准化测验主导了美国教育改革的方向。这四股力量背后的利益集团与意识形态虽不尽相同，甚至是存在矛盾与冲突，但是它们最终都汇聚于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强有力的联盟。
在保守主义大阵营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凡是私的都是好的，凡是公的都是坏的”为信念，大张旗鼓地为美国学校的市场化改革卖力吆喝。不仅如此，为了服务于其市场理论，以教育劵计划(voucher plan)和择校(school cho-ice)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对美国社会的民主重新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民主应该是“在无拘无束的市场中保证选择”[1]38。与新自由主义强调弱化国家干预相反，新保守主义通常强调强化国家干预。秉持对“理想的”、浪漫化的过去家园与学校的追求，新保守主义通过实施统一的国家课程、国家标准和国家测验展开对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攻击。第三股势力不同于前两者，它是来自宗教力量的威权民粹主义。由于公立学校拒绝宗教进入其领域，威权民粹主义深感自身备受“压迫”；与此同时，威权民粹主义也认为其所强调的家庭权威、伦理观念和基督道德因无法进入学校而日渐式微。这种由“被压迫”而产生的危机感使得威权民粹主义不断积蓄力量，并意图借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之势“将上帝带回世界”(bring the God to the world)。最后一股右派势力是在上升状态中的新中产阶级的管理主义。有别于前三种势力所具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新中产阶级的管理主义对测验和标准的追求热情源于保障自身竞争力的要求。通过强调测量、评估、效率与标准的重要性，新中产阶级的管理主义不仅为教育市场化改革提供衡量标准，为国家干预教育发展提供指挥棒，而且将文凭与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在竞争机制中进一步深化，从而保障作为新中产阶级的管理主义的优势地位。
“教育改变社会”这样的论断，似乎经常被怀疑具有教育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论之嫌。然而正如上文所论述，“改变”一词本身有许多不同的理解角度，它与“决定”仍存在较大区别。阿普尔在2013年出版的《教育能否改变社会》一书的开篇，描述了自己在斯洛文尼亚的难民营所看见的场景：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逃离萨拉热窝的残酷剥削而翻山越岭跨越边境来到斯洛文尼亚的难民营。在这样一个由破败不堪的军营所充当的难民营中，他们知道自己只能在此地停留几个月，即便如此，在这段短暂的停留时间中他们还是立刻组织起了两件事——分发食物和开展教育。[8]对于难民营的人们来说，教育的重要性等同于食物，但是教育并不是即食的食物，它是代表未来的希望的“美食”。
三、教育如何改变社会：向右派学习与中断右派
《教育的“正确”之路》一书的写作目的不是简单地批判与抵制右派势力，而是在深入分析右派为何能在几十年中不断强化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向右派学习，探寻进步主义改革的可行之径。作为一名批判教育研究学者，一方面，阿普尔从未试图将右派势力一刀切地判断为“坏的意识”(bad sense)；相反，阿普尔说他在《教育的“正确”之路》一书中的每一章都在寻求阐述“好的意识”(good sense)的因素。[1]225另一方面，阿普尔批判性地指出当前批判教育学的问题，并提出改善之法。在学习右派与批判自身的过程，阿普尔希望能够推动进步主义改革，真正中断右派对于美国民主社会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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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转换身份与改变常识两种方法之外，阿普尔还指出了右派保守主义集团所采用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法，即不断地说服更多的人以扩大霸权联盟的势力。以一个“受压迫者”的身份登场，通过改变常识，将自己的主张传输给越来越多的人，并为那些对于现实存在不满或者要求的人描画了一个充实而美好的“披萨”： “披萨”表面上装点的是“公平”“民主”和“高质量”等代表希望的词汇，实际上这块“披萨”的内容早已被右派联盟替换为“市场”“上帝”“标准化”“不平等”。右派保守主义集团正是通过这样勾画美好未来的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和集体加入霸权联盟，这个联盟也逐步成功地将教育、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要论争转向自己所在的领域中。[1]227《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便是这一方法的典型代表。阿普尔在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进行分析时将其归为玛丽·李·史密斯(Mary Lee Smith)等人所称之为的“政治奇观”(political spectacle),意指那些看起来似乎是为社会中的最弱势群体所设计的法案实际上却为其他非常不一样的议程和政策而赢得合法性。[1]90
首先是转换身份，将自己置身于“受压迫者”的位置，言辞犀利地指责公立学校效率低下，学校课程内容空泛无用，并对教师工会展开攻击，声称正是由于教师工会的保护才导致了美国教师的散漫与无能。作为“受压迫者”，右派势力在声讨公立学校与教师的过程中不断宣扬自己在“被压迫”中失去了“自由”，与此同时这种“自由”亦被他们比作美国民主的内涵。为了保卫“自由”，右派集团开始强化教育市场化，在市场中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学校。在此过程中，右派保守主义集团同时展开了第二项措施——通过改变常识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变革。在上文的分析中也曾提到，右派集团将“民主”重新界定为在市场中个人的自由选择，与此同时教育的价值也被市场化，教育与其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或者说是好工作直接挂钩，“在学校教育的目标和实际的工作岗位之间是明显错位的”[1]6。除此之外，由于基督道德缺失而致使美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解释也被不断放大，公立学校拒绝宗教进入的行为与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思想的兴起则被当作家庭权威和伦理道德遭受破坏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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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尔的“愤怒”的产生和保持是立足于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这种基于社会现实的“愤怒”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公正的消融与民主社会的威胁的“愤怒”；二是基于其成长经历而产生的“愤怒”，“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像垃圾一样地被对待，或者不被尊敬”[6]；三是阿普尔认为“愤怒”是一个巨大的碗，可以承载许多东西，在一定层面上它可以用“希望”来替代，这就意味着“愤怒”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动力，支撑着阿普尔去实践其改变社会的愿望。
在阿普尔的写作中，教育能够改变社会是个真命题。但是，“改变”一词的含义并不总是在表达美好的愿景，事实上“改变”更趋向为客观描述事实的中性词，也就是说改变是有两种方向的：一是由“好”(good)变“坏”(bad)，二是由“坏”变“好”。若想去判断教育对社会的改变是哪一种方向，需要先澄清一个问题——孰为“好”孰为“坏”？同样，“好”与“坏”的标准从来也不是单向绝对的，标准的确立是基于判断者自身的立场，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站在谁的一边？”[4]
四、通过教育改变的社会：教育平等与社会公平
诚如阿普尔所分析的那样，这样强大的右派势力正在不断推进美国教育向右转，挤压着底层人民那仅存的狭窄的生存空间，将美国的民主改弦易辙。要知道一百多年前，法国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在书写《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时，从那个时代美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入手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总结和解释。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身份平等的形成与发展的展现作为论证美国民主的基础，并以此警示彼时的法国社会。然而，就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发生在美国教育领域数次改革使美国民主的平等基础岌岌可危，“在高度分层的社会中，点状的决策似乎给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但是决策的责任从公众向私人领域的转变使得通过集体行动提高每个人的平等教育机会在减少。”[1]34市场化改革以及家庭学校运动(home schooling)的发展使得教育这一本来应由国家承担责任的公共事业摇身一变成为个人的“选择”，这种变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将国家责任转移到个人身上，而个人所具有的资源的多寡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所受教育资源优劣的决定性因素。受教育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不仅是平等的体现，也是强化平等的有力途径，但是在美国社会的这种右转趋势下，资源与权利上的不平等势必会越来越严重，从而逐步瓦解美国的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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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思考教育对社会的改变的时候，决计不能脱离具体的情景与对象。对于难民营中的人们而言，他们所希冀的是在灾难中的能够带来安慰和希望的美好社会的愿景，在这个社会里教育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工作，而是“存在”(being)。而对于阿普尔《教育的“正确”之路》所描绘的美国社会而言，通过教育所改变的社会是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而社会公平则是其理想社会的核心内涵。近几十年，在右派势力的扩展中民主不断被弱化，阿普尔所向往的“厚民主”(thick democracy)变得越发薄弱，[1]15可见阿普尔所追求的重建民主社会并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去重建拥有“厚民主”的社会。“厚民主”与右派对“民主”的界定并不一致，阿普尔所希冀的美国的“厚民主”是建立在平等之上代表社会公平的民主，阶级、贫穷、性别和种族都不会成为影响个人发展的阻碍因素，所有人都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和发展自己。
一言以蔽之，阿普尔希望通过教育达到的目标便是重建美国民主社会，或者说美国民主社会的教育重建。民主社会也即“厚民主”，“厚民主”在教育领域的建构是“将教师、社区和社会活动家等众多的教育利益相关者动员起来，积极地、民主地、持续地、有效地参与到教育改革中来，将学校从一个等待改革的与世隔绝的机构改造成为一个与人们日常政治、经济、文化体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机构。”[9]
然而，不论在教育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想要实现最广泛参与的民主，必须先确立平等这一基本前提。在《教育的“正确”之路》中，阿普尔花了大量笔墨去剖析右派保守主义联盟的构成及其在教育领域所采用的各种手段，尽管这种右转势力具有极强的复杂性，但是其所造成的结果却是极为一致——教育责任被转嫁到个人身上，教育的不平等现象在不断恶化。所以为了遏制这一现象，阿普尔驳斥强化教育与经济价值之间联结的“去政治化”行径，他站在被压迫的人那一边，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教育是一种权利，教育本身的平等性不应受种族、性别等因素的影响，每个学生都是值得关注的，每个进步都是值得肯定的。
阿普尔是在强化教育平等中，将社会向他所憧憬的美国民主社会的方向推动。他认为，教育在改变社会的过程中也在改变自己本身，想要重建民主社会便要先建立教育的平等，而教育平等又会因“厚民主”的建构而被强化。
五、小结
尽管阿普尔在美国乃至全球的教育领域都享有盛誉，但是对于阿普尔思想的批判亦不在少数。国内有学者曾指出阿普尔的理论存在泛意识形态、社会宿命论、去效率化的三大局限，[10]且不说这些批判是否准确，就笔者而言，在初读阿普尔著作时总是不住地疑惑于阿普尔所说的要去中断右派或者说保障民主具体要如何进行，也曾一度怀疑阿普尔的著作也像他在书中对批判教育学家的批判那样，停留于创造新颖的词汇去做“最前卫”的事情。但是，仔细思考便会发现，若想真正地解决一个问题需经历多个阶段，从发现问题开始，分析问题，寻找解答，最后解决问题，这整个过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人的眼中仍然看不到问题所在，更遑论说分析和解决问题了。“民主”“平等”这样的词汇都太过于宏大，阿普尔强调实践，可是实践的方法仍然不够明确。然而，如果所有人都寄希望于有一个或者多个“阿普尔”来告诉他们怎么去实践“民主”“平等”，那么也就没有人会真正开始去实践。
一个公共问题要想有机会被纳入政策议程，就必须通过持续的反馈使其在问题流中保持活力。一般来说，问题消失有两方面原因，或是由于注意力转移，或是由于“问题的短期乐观让位于行动成本的认知”。在“独生子女”走向“全面二孩”的政策变迁中，媒体在保持问题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高反馈频率保持大众和政府对计划生育问题的注意力，以低乐观倾向避免对相关政策举措的盲目短期乐观。
围绕阿普尔的一本书来解读一个问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构思前乃至落笔前的每一秒都需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阿普尔真的在表达这个意思吗？就像阅读理解一样，考试会有标准答案，可是标准答案和文章作者的写作意图往往难以一致，所以像阅读理解这样的考试总是能得到意料之外的“惊喜”。可是基于一本书的阅读理解却没有标准答案，不仅没有标准答案，而且还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社会历史背景知识需要读者熟知。在种种关卡之下，似乎被误解已是在所难免了。好在作为作者的阿普尔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更为豁达，他说即便他从不对任何批评作回应，即便很多人的观点他并不同意，即便“他们可能完全误读了我的书”，但是他仍然很仔细地听取别人的批评。[11]也许被误解本就是表达者的宿命，但是如果可以在不同的解读中不断审视自己，于己于人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参 考 文 献：
[1] MICHAEL W. APPLE. Educating the “Right” Way:Markets, Standards, God, and Inequality (2nd edition)[M].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6.
[2] 王占魁.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的理论来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30(2):10-18.
[3] 迈克尔 W. 阿普尔.教育的“正确”之路：市场、标准、上帝和不平等[M]. 黄敬忠,吴晋婷,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4] 阎光才.你站在谁的一边?[J].读书,2005(2):67-74.
[5] 王占魁.阿普尔在中国:回顾与评论[J].教育学报,2010,6(2):16-24.
[6] 李慧敏.“愤怒”的使命与批判教育学的未来——迈克尔·阿普尔教授访谈[J].全球教育展望,2015,44(1):3-14.
[7] 周文叶,兰璇.批判教育学与教育改革——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阿普尔教授访谈[J].全球教育展望,2010,39(1):3-7,40.
[8] MICHAEL W. APPLE. Can education change society[M]. New York:Routledge,2013:5.
[9] 王占魁.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的批判逻辑[J].教育研究,2012,33(4):134-139.
[10] 龚孟伟,陈晓端.试析阿普尔批判教育思想的价值追求与理论局限[J].教育研究,2008(10):96-100.
[11] 洪志忠.批判教育研究的原旨、演展和社会权力架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阿普尔教授访谈[J].全球教育展望,2011,40(2):15-21.
Education Change Society ：Apple ’s True Statement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ducating the ‘Right ’Way ”
YU Ling-yun, MA Zao-ming
(School of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 Du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Educating the ‘Right’ Way” affirmed that education can change society. Michael W. Apple pointed out changes caused by education have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the standards to judge these changes are depended on people’s position. Because of the indignation for people’s hard lif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and the anxious for the rightward turn tend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le, the person who stands for the oppressed, suggested that in order to interrupt the right,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 conservative coalition.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critical pedagogy have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practice of interrupt the right, rather than just creating the “advanced” words. The society that changed by education has the character of “thick democracy”, and that is what kind of society Apple wants to rebuild. In the reconstructed democratic society, education is equal to everyone no matter what strata, poverty, gender and race they are. As the same time, the e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thick democracy” of American society can enrich each other,
Key words : Apple; education and social reform; critical pedagogy; equ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18-09-13
作者简介： 俞凌云(1993—)，女，安徽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 E-mail:eyulingyun@163.com；
通讯作者： 马早明(1966—)，男，安徽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通识教育、比较教育和东南亚暨粤港澳地区教育研究。E-mail:mazaoming@126.com
中图分类号： G40- 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298(2019)03-0123-06
DOI: 10.14082 /j.cnki.1673-1298.2019.03.014
(责任编辑 吴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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