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信用理论看现代信用危机
陈诗剑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聚焦于信用与人的异化现象，从而揭示和探讨信用之本质。由此提出对现代信用与传统信用的混淆、误用，使现代信用超出了实现资本积累的机能、超出了实现资源配置的功能，造成人们在观念上受其统治进而陷入彻底异化的境地。究其根本，现代信用制度本身即建立在信任异化上的社会交往形式。这一形式的建立源于私有财产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分离，因而必然地不仅通过现代信用规定了资本全球化对人的统治，也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化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完整地在信用制度下呈现出来。
【关键词】 现代信用；信用制度；信用危机；异化
今天，资本、市场乃至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实现了惊人的全球化，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1]450。金融业之兴起，它与日俱增的巨大力量和愈发明显的信用形式渗透日常生活，信用制度也随之扩大、普遍化和发展，乃至成为关键性的一种资源配置、权力分配工具。
一、信用制度的异化性质
相对于较少提到的公共信用和国际信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考察了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信用制度这两个更基础的部分。这一信用制度经由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而逐渐形成，是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最为主要的经济形式的内核，是金融业的另一称谓，是越来越庞大的工业生产的基础。
经济学意义上的信用毫无疑义就是指信贷，即债务的凝结。摒弃马克思的信用观念，仅仅从经济学视域着手对于信用的研究，将导致忽略信用与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不能意识到最初被引入讨论的信用与当下经济学所使用的信用这两个词汇之本质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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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只看马克思引用图克的话 ——“信用……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1]452——还不能完全表明他本人的态度，更早在1844年的手稿中他已经指出信用的本质正是“由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所表示的信任”[2]22，因而，在他看来，信用的基础就是信任吗？绝非如此。
马克思不仅在评论阿·瓦格纳时揭露出了政治经济学家试图把“‘给予信任’，从而‘信任’当做‘信用’的基础”[6]423这个小把戏，更是直接揭穿了奥维尔斯顿试图“把借贷资本的利益和产业资本的利益说成是一致的”[1]582这种公然的欺骗行为。这两种目的一致的解释正凸出了在现实中认清信用的一个巨大障碍——信用似乎始终都借着信任在扩张自身的权威。和这个障碍恰好相反的现实是，信用的内容——货币——已经实际地反过来支配了信贷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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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统治深入人的现实与头脑，社会关系的大部分溶解在经济关系之中，脱离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即意味着脱离经济关系，即意味着脱离社会关系，即意味着在整个世界都没有立足之地，因而当代人是在信用被垄断的现实中，来到并融入这个世界的。
从上式可知，对任给的ε>0，存在t1∈Τ，使得x(t)≤x*+ε，对于t>t1都成立.因此，当t>t1时
事实上，资本主义中的信用(credit)——信贷(credit)，无非是一个人——债权人，对另一个人——债务人，其支付能力的信任，是信任(trust)的异化。借贷的量的多寡，无非是在此债务关系中对债务人本人的价格的估算。对于富裕的债务人，信用“就直接成为便于交换的媒介，即被提高到纯粹观念形式的货币本身”[2]22，即只是取代原本的货币发挥作用，因为他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为信用担保，能及时清偿这一笔信贷，就是诚实的，可以信赖的。完全不同的可能是，对贫穷的、或是没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债务人，为了这样一笔借贷，他的人格本身将以货币计价，他本人的一切美德和劳动能力、支付能力不得不被“提高到纯粹观念形式的货币本身”[2]22，而用以在他支付能力不足的境况下作为这一借贷的担保，甚至很多时候仅仅如此还是不够，“债权人除了有道德上的保证以外，还有法律强制的保证以及他的债务人方面的或多或少的实际保证”[2]22。
我们可以由此明白，信用的基础不是信任，而是不信任、是信任的异化。
此种异化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债务关系带来的权力关系之体现。换言之，是信用业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异化。这个异化起初表现为异化的扬弃，表现为对物的力量的否决，表现为信任关系取代纯粹物质利益的关系，“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2]21但是，正如信用的集中大量消灭私有财产，剥夺资本家，最终却仍只是在私有制的范围之内进行的消极的扬弃一样，私有财产被大规模消灭的结果是社会公共财产越来越成为极少数人的私有财产，与其强调这是私有制的自我扬弃不如揭露出这同时是私有制的自我完成。与此类似，信用业的完成——银行业恰恰只是以中介的身份喧宾夺主，将资本、资本家、借贷者集中起来，同时也对立起来。支配资本的权力由此被金融家们攫取到手中紧紧把握，直至连金融家本身也被金融的力量所支配，完成这一统治者从人抽象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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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物——以资本的形式，对人的支配达到最顶峰的时刻，是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7]52这一阶段上，人的独立性的不断消解直至袒露出处处为物所支配的真相。这个超然的物，即是最特殊的商品，是货币，而以现今它的完成状态来说，是信用——并不只代表着信贷为内容的信用，而是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存在，是现代人交往关系的基础，是人本身。
因而信用业表现出的仅仅是异化扬弃的一个假象，是最为“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2]21，这首先在信用的利己本质、在信用救急不救穷的运转方式之上呈现出来。因为有充足的支付能力，因为借贷资本可以预期地回流，由此支撑起的可以盈利这一信心十足的判断，富裕的人总能取得更多信贷，因而富人总是相较穷人拥有更多的可用资源——常常是其他人的、社会的资本——和更多的积累资本的机会。穷人则正好相反，贫富差距无可阻拦的扩大和极端对立起来。贫富的对立是人的直接对立，是人之间扩大了的最为现实的不平等，信用天然的使“资本家同工人之间、大资本家同小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大”[2]23，并进一步将之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每个人的价值就是他挣了多少钱，而他所挣到的就是他所值的钱。”[15]195阶级和贫富被明码实价地标示出来，人的血液和灵魂与货币一样处于流通之中了。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2]22，在“信用不足”这个判决之上，人的道德行为和支付能力不足同样都被划分到信用的缺失因而竟然相互连接。能偿付信贷的人被认为是有道德的，从而能得到信贷的人也被认为是可信的，而不能偿付信贷的人不仅很大可能从最开始就得不到借贷，同时信用业“不仅简单地判决他是贫穷的，而且还在道德上判决他不配得到信任”[2]23。
同时，因为信用货币这一历史的创造，“人伪造货币可以不用任何别的材料，而只用他本人就行了”[2]23，伪造和欺骗，甚至“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获得信用的手段”[1]498，欺诈——骗取信任，这种和信任相反的东西同样成为取得信用的第一步。
结肠癌是临床常见恶性肿瘤，很多患者呈现浸润型病变，肠腔较细，可使得肠内容物运行至此多为半固体状较为干燥，形成急性梗阻症状[13]。结肠癌合并肠梗阻在临床上具有发病迅速的特征，可引起患者全身性反应，治疗不及时可引起患者死亡[14]。
通过对农村土地流转优先权的社会建构过程的解析，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乡村社会的地权逻辑和实践规则，由此可更好地把握农村土地流转以及农业转型的社会机制及具体可能性。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明确和稳定农村土地权属关系，为推动和扩大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更加有利的制度条件。然而，农村土地流转优先权的建构实践给我们一种启示：农村土地流转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产权问题，而且还面临着伴随土地流转而产生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如何与地方性社会进行整合和融合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新时代乡村社会的产业如何更加协调、更加顺利地整合这一大问题。
人——不管是信贷的债权人还是债务人——不得不陷入信用的支配，人所创造的资本成为统治者。就连国家，在信贷关系中、在资本的面前同样处于被支配的位置，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转。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信用体制也更加地扩大和完备，资本所具有的统治力量也愈发的强大。在这个已经被接受的世界“生活已经与命运没有什么差别了。”[15]137
人的关系建立在现实的资本的世界中，因而信用、情感、一切人所具有的天然的禀赋都最先以其资本化之后的形式、以物的形式、以量化的、等级化的、可以计价的形式为我们所接受。人体的器官和基因成为专利对象[8]169。这一事实固然是可怕的，然而在现代信用取得统治的今天是完全是可以想象的、自然而然的行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9]33-34在这个现实的为资本所统治的社会中，信用已经干脆地从人身上剥离，成为异己的、人之外的物。
二、信用制度的消极扬弃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者和商人的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1]450，这种互相预付的信任行为在现实中的表现，正是在远洋贸易和对外战争中发展成熟了的公共信用，正是在期货市场上发展成熟了的商业信用。用以执行支付手段并在人们手中流通的信用货币，如汇票，最终由银行经营垄断，从而实际地将资本的分配权经营垄断，最终建立起整个现代信用体制的完整结构。信用制度的建立过程，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和建立的历史过程，是现代国家发展建立的历史过程。
“信贷的内容……是货币”[2]22，信用制度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应用”[1]309中发展起来的，是债务关系的产物。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和信用货币这一专门工具的创造，货币 “不再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资本的职能”[3]203，信用的形式一方面节约了实物货币的使用，减少了生产货币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资料的投入，实际地增加了资本主义的财富；另一方面因为其预付的方式而带来商品价值跨时间的让渡，“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累”[3]262。信用规定了货币职能的转变——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交易所必要的基础。
由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流通过程中发挥着广泛的中介作用，以及随之成为必然的信用货币的产生，货币资本摆脱了金银的限制而规模大大增加了。其结果是分散的货币资金在资本家手中积累起来，这种积累的最完善的形式是现代银行业的建立和完成，而不只是更加广泛地将小的金额集中而成为“一个货币力量”[1]454。同时，原先的资本家——生产者和商人——的货币资本进一步集中到银行的金库和账目之上，“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1]517即原先的货币资本通过借贷成为生息资本这一形式而发挥作用。
信用由此而必然地承担着已经历史的发展至今天的世界历史，“信用……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5]604。但这两个方面的扬弃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只是消极的，这一性质在信用对私有财产扬弃的第三个方面中完整地呈现出来。
远不止于此，被信用集中的货币力量通常并不是在其所有者手中发挥作用，而是以信贷的形式继续发挥资本的作用，尤其是社会各阶级的货币储蓄——原本不能或者并不作为资本而发挥作用的这一部分。
以银行为中介，资本的使用者“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3]261，从而资本家手中持有的可转化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上限不再成为他投入生产、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真正上限，“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事情”[3]261，正是因为信用制度自身的发展和完成，造成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完成，如果没有信用制度，这样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不能存在”[3]383。换言之，这一生产的结果和前提、基础和生活条件——世界市场，不能存在。
如此，一个有信用的人，一个被给予信任的人，他所具备的道德就和过去的道德，就和我们所熟知的道德，就和道德最初概念的形式和内容，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和工业生产一样信贷“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16] 11是一种生活方式。信贷所制定的标准生产出极端的不信任，生产出相互欺诈，生产出对信用关系实际的滥用。而信用体系的范围越大，越是生产出更多的这一类人，越是在信贷关系中生产出全新的异化交往关系，使我们置身信用的滥用、信用的统治之中而不自知。一切正如马克思的判断，“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2]25
信用制度强而有力的集中作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使得“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1]500，私人资本的界限被突破了，生产的规模借来社会资本的上限作为自己的上限而得以膨胀式地扩大，甚至突破社会资本的界限盲目而疯狂地扩大，因为信用制度创造出的虚拟资本使社会资本原本的界限同样变成了虚拟，譬如在现代信用业中最自然的一个现象，“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1]540。
传统的传感器课程主要采用课堂讲授的教学方法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论学习后在相关实验设备上验证原理,以提高学生对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
有报道表明，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体内sdLDL的水平较健康对照人群明显升高，而LDL-C的水平却并无明显差异。SdLDL形成的途径主要为[11]：VLDL转运的TG在CETP的作用下转化成HDL-C，使富含胆固醇的VLDL残粒、富含TG的HDL颗粒增多。富含TG的HDL颗粒被肝脂肪酶或脂蛋白脂酶水解，使ApoA-I从HDL解离，在肾小球过滤，肾小管细胞降解[7]。小密度LDL-C颗粒浓度增加也通过相同的方式转化，VLDL转运的TG水平增加，CETP促使TG转化成胆固醇酯，LDL转化成LDL胆固醇。富含TG的LDL被肝脂肪酶或脂蛋白脂酶水解，形成小密度LDL颗粒。
由信用制度本身创造出来的信用，终于成为了流通和再生产的中介而把实际的货币“现金”排挤到了一边去，仅带来利息收益的所有权凭证经由信用制度与实际的资本同时进入流通和交易的过程，因而同样发挥资本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信用制度具有“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1]533这一令人惊奇的作用。这表明资本家手中的以工资和税收的形式支付出去之后、剩余的可支配的用于再生产的资本的界限，没有限度地扩张了。因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规模也成倍地——似乎是“没有限度地”扩张了。这即是信用对私有财产扬弃的第二个方面。
所有贷出者的代表——达成这一功能的银行业，即专门经营货币、经营信用的金融资本家，作为单个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集中了。借入者——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连同积累在他们手中的资本同样被集中了，最终是货币资本被最为广泛地集中起来，私有的财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如此，信用通过巨大的集中作用，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市场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事业“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4]722。这即是信用对私有财产扬弃的第一个方面。
信用制度的集中作用和资本借信用之中介而取得的愈发显著的社会的性质，最大限度地将资本投入到使用当中，而 “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 [1]493，就此而言信用制度是必然形成的。然而，达成垄断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创造了这样一种联合的资本——“扬弃了资本的私人的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1]686，分配资本的权利从单个的资本家——从资本的生产者和所有者——向银行业的手中转移了：
一是“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在各个资本家面前集中起来”[1]218，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都将被这个联合的资本所剥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1]498，大资本通过自身的垄断而排挤一切其他小资本，最终创造出具有公共性质的庞大的联合的资本。这种公共的性质具有和本身相对立的表现形态，亦即生产者、生产资料、生产劳动和产品仍然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具备了公共的性质，亦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1]498，或者进一步地说，社会生产资料在少数人手中达成垄断。
二是管理和使用资本的人即执行资本职能的人员不再是资本原来的生产者与所有者，资本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了，执行资本职能的人由原先的资本家变成“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1]495，变成一名通过出卖劳动而领取工资的工人，资本现实的所有者不再是资本法权上的所有者，管理资本这一职能，由此具备了社会的性质。而资本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尽管能不劳动而直接占有利润，但也仅仅是“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1]540，而不能直接支配这个资本。当他出卖资本的所有权，出卖的并不是现实的资本本身，而只是法律上的所有权的转移，并不代表现实资本所有者同样改变。他通过出卖这一所有权而获得的价值的偿付，仅仅代表购买者对这一保证获得收益的资本的所有权形式、对获得收益的信心给出的价格，而不是这一所有权对应的现实的资本的价格，这一资本可能正以其他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个阶段中发挥作用，如股票，也可能已经被用掉而不存在了，如国债。不管是前一个形式还是后一个形式中，获取收益的凭证，产生的“利息”都可能没有对应的现实的资本存在，这个利息是由未来的收益为担保的，如果说存在一个对应的资本，那只能是未来的资本。这即是信用对私有财产扬弃的第三个方面。
为了保证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工程项目各个专业的质量标准和规范，同时每个项目的设计文件也都规定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应遵守的规范。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些规范和标准经常被突破。较为严重的还会出现使用中的质量问题，比如设备的安装没有足够的维护保障，空间管线的布置杂乱无章，因为考虑到局部问题而被迫牺牲外观效果等这些问题都影响到项目完工后的质量效果。
事实的确如此。改革开放40年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中央和地方党委领导下，通过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紧密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和推进地方立法工作的实践，不仅制定出台了一大批促进地方治理方式转变和治理能力提升，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的地方性法规，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地方立法体制不断完善、立法经验不断丰富、立法水平不断提高，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和地方人大工作夯实了基础。
由此可见，所谓“扬弃”始终还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进行的消极的扬弃，现代信用本身所展示出的“信”的概念，已经经由“用”的尺度重建而出了。
因此，信用制度 “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1]685，这是对信用制度理所当然和证据确凿的判断。
三、信用制度的自我危机
换言之，在现代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采取了信贷的形式。
1.2 光合产物回流少造成根系发育不良 冬枣萌芽后紧接着抽枝、花芽分化、开花、坐果，需要消耗大量树体养分，加之坐果后为了促进果实膨大着色而多次环剥环割，采摘前甲口不能愈合，从开甲到采摘结束的120多天时间根系一直得不到地上部光合产物回流而处于饥饿状态，造成根系发育不良，根冠比失调，引起果实萎蔫。
这种排除了人的纯粹信用即无信用的信用，被到处滥用并取得统治权，成为现代世界真正的信用。而传统的伦理道德的信用只有在受资本价值的审视之后才被允许成为信用。现实完全颠倒了，因为这种被创造的信用始终只有在重新回到现实、回到人与人的关系中才成为真正的信用，但作为被到处买卖的信用产品，对这一基础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拒不承认——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信用制度中大部分都只不过是暴力和欺诈的产物。
这种资本对信用的垄断具有两重内在矛盾而愈来愈被发觉难以自我维系。
其一，现代信用排除人的特质和信用本身始终只是从人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矛盾。现代信用要排除一切传统和感性的内容以便计算和资本化，以便把信用变成竞争的武器、变成实现资本集中的社会机构。马克思曾经说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贵金属形式的货币这个基础[1]685，现代信用制度则早就抛开了现实的基础化身为“能够自行增值”的资本。因此，现代人一方面受信用的统治另一方面却深感信用的缺失。现代信用越是取得统治，人与人就越是分离和陌生，在这个不得不相互依赖的现实世界中人就越发发觉自身的残疾，建立在人类信任关系中的信用越是变得稀缺，人们就越发明白经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这种信用只不过能呆在经济的范围中，从而觉悟到这种统治源于长期的欺骗。
其二，信用不断打破生产的界限和束缚，带来资本可以预期的没有界限的贪欲，然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1]500。因为资产阶级始终完全地拒绝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在过去造就的这一条最根本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为私人所占有。因此，受资本所垄断的信用始终只被允许“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495，即资本的消极扬弃，因而这种信用制度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物质上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形成，一方面又带来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1]500。
私有制是货币化信用的诞生地，在生产资料共有时代，处于生命共同体之中的人们根本无需货币化信用。换言之，人只有先一步相互分离了，货币化信用才成为必要的东西，货币化信用正是私有财产的量化。正如马克思援引空想社会主义者巴扎尔·安凡丹的观点“信用是财产构成方法的结果”[1]687，现代信用走入困境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从私有关系中发展出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表现为对权力的集中和对小私有财产普遍的消灭，绝对的私有意味着少数人的私有，信用的统治和自身相互矛盾。因此，马克思预言“信用会和财产的这个构成方法一起消亡”[1]687。
从货币经济到信用经济，似乎只是出现了交易方式的变革，生产过程本身并不因经济形式变化而产生质变，但这一转变的结果是整个世界彻底的金融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2]21。人彻底地被纳入信用经济的体系即人彻底的金融化、彻底地变成物，从而商品的让渡变成人本身的让渡，变成权力的让渡，这不是理论的辨析或者逻辑的判断，这只是对当今世界现存的事实作出的描述。
信用经济带来生产资料和生产者普遍的分离、劳动和所有权普遍的分离，因而一无所有的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这原本就意味着“把这些东西中的实体性的东西、我的普遍活动和现实性、我的人格，都让给他人所有”[10]135。换言之，人是资本的奴隶，“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1]604。这种普遍的奴隶制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逐步完成。所谓全球化其实质意味着“集权主义将它们的逻辑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11]63，这正是对这一彻底金融化的世界直接的描述。
无疑，彻底金融化的世界里，传统信用和现代信用同时面临着威胁。
首先，这一被彻底金融化的世界剥夺了传统信用赖以生存的土壤。一方面是“传统的公众场所日渐被……消费场所代替”[11]20，另一方面是人们维系自发的公共生活、集体活动、日常关系所需要的其他资源也被剥夺了，任何组织或集体的建立都需要政府和资本抑或者至少其中之一的首肯。因而，处于现代社区中、集中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之所以日渐成为陌生人，不是被墙壁、距离所阻隔。被限定和选择了的极其有限的“共同的行动、共同的权利和义务”才构成真正的阻隔。以往需要依靠他人，依靠信任网络[17] 51承担意义重大的公共事业和义务，现在已经被国家和资本二者瓜分和承包。“挤作一团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场所、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12]225，每个人都先是公民、先是市民，而后才相互联接起来，于是甚至在家庭生活中，子女对父母来说也成为物、成为商品、成为信用产品、成为人格化的养老保险，大众不仅被垄断了对信用的阐释也被垄断了信用的创造，现代世界的图景并未设定传统信用的位置。
其次，这一被彻底金融化的世界使人们不得不直面现代信用的虚假本质。现代信用是按照资本而非人的样子来组织这一世界的。从一切人相互分离、对立、竞争中产生出的信用，一方面使人成为自己实际的填充物，另一方面在图表、公式、数字等一切简明的、似乎可以把握的确定性中排除人的因素。对这一“确定性”付出信任，绝不仅限于所谓的对“复杂性的简化”[13]32这一表象，而是承认并参与了对人实际的贬低，现代信用就此同时塑造出大众的确定性和自身的非确定性，塑造出“可见但又无法确知的权力”[12]226。这种权力安排完全服从于资本所塑造的、虚假的、丧失了确定性的“信用”，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1]499，因为它完全是人造的，所以就如同任何其他的欺骗手段一样归根结底只是“从心智上排除它令人不安的偶然性”[14]9，因而始终是不被信任的。这种信用只是依靠资本强制而不是依靠内在信任取得其权力的合理性，强制支撑起权力主体的人服从于秩序井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过来看，这种强制正是通过对公共事务以及公共空间的重新塑造、通过对人的金融化，即通过信用实现。
现代信用和权力此二者是一体的。当权力只表现为对人的强制、表现为丧失确定性的复杂机制，使人无从认知而只能依靠信任的简化功能[13]32-33来接受的现实，所有被置于这种权力之下的人就陷入了边沁的全景监狱似的规训机制[12]226-227，陷入“无人统治”[14] 103之中。曾经一切具有权威和信用的东西现在都处于普遍的不受信任的境地，就如同政府虽然掌握了此种权力，自身却不再被信任，民众间普遍盛行的阴谋论依此找到了市场和根据。
彻底的金融化不止带来人彻底成为奴隶的境况，也带来现实生活的困境、带来人普遍的觉悟。但是单纯的觉悟只是在认识这个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02，正像阿伦特在论述公民不服从时这样说：“在公众领域里，良知的命运与哲学家的真理的命运相差无几：它变成了一种意见，与其他意见毫无分别。而且这种意见的能效不依赖于良知，而是依赖于持此意见者的人数。”[14] 51在公众领域由共同的良知达成普遍的共识正是传统信用的建立过程。今天，信用的概念从根本上被否定和改变了，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个以资本为最终目的的彻底金融化的世界，只要现代信用作为工具的统治一天没有结束，从信用的垄断中表现出来的信用丧失这一现代信用之自我危机就不会结束。
所以说，年龄对于女人来说，的确是很重要，特别是我这种吃青春饭的女子，眼看着青春的尾巴就要从手中溜走，怎么抓也抓不住，心中难免会产生一些落寂甚至绝望的感觉。这种落寂，是致命的。尤其是我发现自己眼角的皱纹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密，无论用多少面霜眼霜遮瑕膏都挥之不去的时候，我就更加崩溃。
结 语
关于信用本质的研究决不能仅仅局限在对一个已经确定的信用体系的描述及其运转规律的归纳与创造之上。在这类研究中达成共识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即先行承认了作为工具的信用，即将信用实体化而成为客观之物。在这种拒绝了马克思的无批判的立足资本现代性的视域中，对信用只有不言自明的工具性的解释。唯有立足马克思的信用理论，才能清晰地揭示出，据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用”排挤、冲溃甚至转而支配依托价值理性为核心的“信”所带来的现代信用制度于自我展现过程中无可回避的矛盾与危机。对这一必然性的彻底揭示，正是寻找现代信用危机解决之道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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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326( 2019) 03-0040-06
DOI: 10.13600/j.cnki.jpsslof.issn.1009-4326.2019.03.011
【收稿日期】 2019-04-03
【作者简介】 陈诗剑(1991-)，男，四川绵阳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 王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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