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市场经济体制源流之反思〔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源流论文,市场经济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大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个本质的规定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是市场与计划内在统一的体制。那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的核心关系就是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当前我们在这方面尚未取得成功的经验，但是回省资本主义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及其重大转变过程与思想轨迹，特别是回省社会主义条件下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及其重大转变过程与思想轨迹，可以借鉴其历史经验，引发出方法论的启示，达到较好地处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源流之反思
历史表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已经萌生了，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之后，市场经济日渐成熟，以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之初，人们自发而普遍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奠基人的亚当·斯密，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他的经济学说中的核心内容是，要让人们自由地去组织生产和自愿地去进行交换，市场的力量可以使全社会的生产与经济活动达到最佳状况。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人人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资源产生最高的价值。一般人不必去追求什么公共利益，也不必知道自己对公共利益有什么贡献。他只关心自己的安康和福利。这样他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去促进原本不是他想要促进的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个人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往往要比他自觉追求社会利益时更为有效”。〔2〕这种理论后来经过大卫·李嘉图、米勒、马歇尔和庇古等人的不断充实完善，并成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时期居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通称古典主义学派。这就是说，古典主义学派认为最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能带来异常可观的经济效果，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
然而，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运行的实践又展现出一种令人忧虑的状况，这便是生产过剩或经济萧条，这时出现了买卖脱节，出现了企业倒闭，出现了工人失业。这种经济危机以周期的形式经常发生，一旦来临使整个社会就象染上一场瘟疫。本世纪三十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发生的旷日持久的大萧条，迫使其时的仁人志士在经济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凯恩斯经济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凯恩斯认为，古典主义学派谈论的最佳状况只是在无其它干扰因素的条件下才可能存在，从市场经济体制长时间的运行趋向看，这一理论也是可行的。不过，在他看来，现实中有些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因素一定会扰乱那种均衡的最佳状况，那只看不见的手在着力排除其它干扰因素并将经济运行左右到原来那种最佳状况的过程，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而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经济周期形成的过程。凯恩斯认为，在这个周期内，从经济衰退到缓慢复苏这段时间里，有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包括其间的失业所导致的人力资源的浪费，这表明资源并非达到最佳配置。由此，他主张以避免与减轻经济周期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为计，提出政府应该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干预管理。具体说，整个经济活动的水平，总的均衡点是由需求来确定，政府从中可以制订与运用经济政策对社会总需求施以刺激与控制，达到抵消干扰因素的影响，避免与减轻经济波动，让整体经济的均衡点处在较理想的位置上。这就是说，政府的干预管理或计划调控的职能在资源配置中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这相对应地被称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4〕由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在较大程度上、 较广范围内行之有效，使经济得到迅速而长足的发展，它一方面使这一经济理论在近半个世纪中取代了古典主义学派而跃升到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它实际地促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发生了某种重大转变，即在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之外，又容纳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管理或计划调控，这个重大转变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
当然，凯恩斯经济理论也并非完美无缺。从理论上讲，它发端于现实经济问题的急切解决而打上明显的实用性，把理论的严密性放在了次要的位置，缺乏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从实践上看，政府干预管理或计划调控虽然避免了象三十年代那种大萧条的出现，减少了因经济周期对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可是经济衰退仍然存在，政府的经济政策非但未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使通货膨胀更为严重，政府财政赤字不断上扬。由此，人们心头累积着新的忧虑。在此景况下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学派在理论上的复兴。近二十多年来，卢卡斯、萨金、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取其古典主义学派推荐自由市场经济这个理论基础，同时又正视实际存在着的经济衰退，在理论上较有力地解释了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还本着务实的态度去研究公众对经济信息与政府政策的合理反应的调整问题，特别是该派学者提出了“市场清”这个核心概念，从而进一步说明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能有力地掌握供需平衡。同凯恩斯学派比较，新古典主义学派在理论上是较严格完整的，它建立起一套直接出自微观经济学的模型，不象凯恩斯学派那样存在着宏观模型与微观模型的严重分离。诚然，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理论在同真实数据的验证方面目前还不如凯恩斯学派那么有力，但是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优秀中青年经济学者正着力在这个领域进行认真探索。从理论的发展到实际应用的前景看，新古典主义学派不满足于同凯恩斯学派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它势必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主导经济学派。
如果对上述资本主义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后来的某些重大转变这个运行过程试作小结的话，从这个过程的历史性看它恰似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个过程中明白无误的是，凯恩斯学派对古典主义学派的否定不是全盘的否定，新古典主义学派对凯恩斯学派的否定亦如此，新古典主义也不是古典主义的简单重复，它们分别都是对前者有保留，有克服，更有创新。而从目前后两者存在的同时性而言，有一位海外的中国学者作了这样的概括：“作为当今宏观经济学主流的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主义学派既就许多重大问题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又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这种争论而不排斥，坚持己见又接纳对方优点的研究过程使得双方都在不断完善。例如凯恩斯理论中的一些模型目前已经全部或部分地从‘卢卡斯判据’中解脱出来，并且也在逐步使用‘理性预期’这一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来构造自己的模型。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正在尽量使自己的模型与实际数据靠拢。”〔5〕这种求实的态度与辩证的方法介绍给中国的经济学界，从中得到的有益启迪，无疑是要求我国的经济学界更应当自觉地运用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去思考与处理经济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源流作反思的根本所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源流之反思
在上个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比照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整个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无政府无计划状况，尤其是由此而来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严峻局面，他们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与经济活动，将是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社会。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这只是一种设想，或者说是对一种抽象的可能性的预示，而并非是一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的东西，因为他们毕竟没有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实践。列宁处在革命的年代之时也是从抽象的可能性上作思索，他在二十世纪初曾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来看待。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党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特殊时期采取了消灭商品生产与货币交换的作法，实践证明这个尝试是错误的。1921年3月， 灵活而又务实的列宁出自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领导俄共（布）党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过渡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这其中包括提出“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来实现国家经济计划。虽然在党内外有人对新经济政策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指责为放弃社会主义而复辟了资本主义，但其实施效果是良好的，它使苏维埃战胜了饥荒，迅速活跃了城乡经济，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可以说，列宁领导下的俄国所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初探索。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坚持了一段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之后，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加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支配，很快就结束了这一政策的实施过程，并转而推行由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长期以来从苏联到东欧再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普遍实行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出自共产党人的领导，依靠新生政权的力量，加之人民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因而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它对于基础工业的建设，农田水利的建设，国防工业的建设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大的建设项目，是产生了巨大的成就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甚至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或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然而实践向人们表明，长期运行的中央过于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暴露其效率低下等弊端，它在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等方面显然是不理想甚至是缓慢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种经济体制进行反思。
在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注意到苏联和本国在既定的由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各自暴露的程度不同的弊病。毛泽东同志当时所写的《论十大关系》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尽管在《论十大关系》中没有专门谈论计划与市场这一重大关系问题，但毛泽东同志对当时过于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有些察觉，并适时地提出了一些改进办法。其一，他认为在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的关系上，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批评我国当时是中央各部天天给各省、市的厅、局下命令，“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他提出应当“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6〕其二， 他认为在政府和企业（或中央、地方与工厂）的关系上，有一个“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他主张“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7〕其三，他认为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而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他提出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不能让农民吃亏，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的价格政策和“等价交换的政策”。〔8〕其四，他认为在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 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需求安排，中央在这些产业的投资计划比例上不要象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那么“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9〕他认为我国在这个关系问题上要处理得好些，同时又指出我国“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10〕
毛泽东同志当时对这些问题的察觉及提出的办法，在今天看来有两点应当十分明显：一是他实际上觉察到了“看得见的手”施力过大，即中央各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及部门是更多的手间接与直接地一起插到工厂和农村，从而把计划手段施用得过多过宽；二是他提出的一些办法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也要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活动活动，即让工厂有点权，有点机动余地，有点自身利益，让农民也有点自主权，让农民手里多点粮食，让农民在等价交换中不吃亏，让市场货物繁荣，物价稳定等等。此外，毛泽东同志在谈论上述关系问题时，还将思维的视角伸向了资本主义世界那一边。他认为，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11〕我们循此思路去回望当时乃至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农民以及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等问题上，同样也是很注意的，其经验同样值得我们研究。质言之，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施展“看得见的手”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有益借鉴。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2〕这里涉及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由市场配置资源并产生高效率的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那只“看不见的手”运作的经验也可以有原则地学过来的思想。
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问题的可贵探索，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但是这种探索未能继续下去，从而没有实现理论上的突破。谈到这里，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演进来看，有以下两点不容割裂：其一是毛泽东同志五十年代中期对经济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探索及其影响下的实践，为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某些理论前提与历史经验；其二是毛泽东同志作这些探索时十分注重总结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因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影响而导致一些重大经济关系处理不当的经验教训，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按辩证法办事。在后一点上，当时的邓小平同志就与毛泽东同志不谋而合，并为他后来所继承。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13〕当时苏联在处理重大经济关系问题上，出现重中央集权、轻地方自主权，重国家积累、轻企业与农民的利益，重重工业、轻轻工业与农业，重国防建设、轻经济建设等失衡现象。因此毛泽东同志当时反复告诫党的高级干部和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上述重大经济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当时也在不同的场合经常提到要照辩证法办事，以至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最后总结时指出：“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14〕
当前的哲学研究中，有不少同志在比较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同志坚持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语言习惯与形式上，把前者界定为“两点论”，把后者界定为“两手抓”，这无疑是精当贴切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的理论及实践，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两点论”理论的坚持与发挥。不过，近年理论界在对邓小平同志一系列“两手抓”的思想作概括时，似乎未将一项十分重要的“两手抓”的思想包容在内，这就是他关于计划和市场这个“两手抓”的思想。为此，对这一重大的“两手抓”思想的形式与完善，我们需要着意认清，这从中可以使人们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以及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个重大转变的思想轨迹，同时也可以使人们洞见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芒。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5〕这就是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率先破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经过理论界的讨论与发挥，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并在实践中实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提出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1985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又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6〕这就进一步地明确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进行社会生产和促进经济发展可以运用计划经济与市场来“两手抓” 的思路。1987年2月， 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7〕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个重要谈话，党的十三大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与市场调节为辅，而是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论断，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这就使市场的功能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在大大增强。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时，他再次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8〕这一精辟论述，标志着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运行应当是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方法、两种手段这个重大的“两手抓”思想的完成，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没有先例的重大突破，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放射出来的思想光芒，它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四大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重大转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南。
总之，纵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源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设想，到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可贵探索，再到斯大林推行的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毛泽东对传统的经济体制之弊端的察觉，到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两手抓的理论突破，再到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间贯穿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唯物辩证法，其间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与片面方法就是主观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方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源流进行反思的根本所在，就是要从中掌握科学的思想与方法，避免错误思想与方法的侵袭，从而在创建作为市场与计划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根据时间、范围等条件而适时适地地“两手抓”，不搞单打一，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展现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以此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的全面振兴。
注释：
〔1〕收稿日期：1995—09—09。
〔2〕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译本1937年版，第42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4〕瑟尔金：《看得见的手：经济计划化基本原理》1968 年英文版，第45页。
〔5〕欧阳明：《简明宏观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4页。
〔6〕〔7〕〔8〕〔9〕〔10〕〔11〕〔12〕〔13〕〔1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分别见第275页、273页、274页、268页、269页、276页、287页、347页、361—26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
〔16〕〔17〕〔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分别见第149 页， 203页，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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