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校体育发展中十大问题的思考_竞技体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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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80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5)02-0095-06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为核心的总体部署,到国务院首次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均源于一个事实: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指标与改革开放成就不匹配。面对“到2020年青少年体质实现‘触底反弹’”的政府“承诺”,学校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已刻不容缓,今年教育部部署实施的“三个办法”正是对此的积极反应。

       如果从2000年底我国宣布“温饱问题解决”算起,学校体育进入大发展的新阶段。然而在全国人民“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的背景下,学校体育依然未能引领中国风尚[1]。以往的学校体育发展最大的尴尬在于:推动中国教育发展应然的“突破口”却始终停留于实然的“负担”,其基本态势是“中央急、地方不急”;“部门改、学校不改”;“上层动、中层社会不动、基层教师不动”。如何实现从“承诺”到“现实”的发展是学校体育当前的首个理论问题。

       1 学校体育10大问题梳理

       可以预见的是,当今希求科教兴国的中国教育已不止于30a前“体质不降就万事大吉”的状况,而原有一些诸如“经济发展了学校体育自然也发展了”“金牌战略成功了学校体育自然也带动了”“强制体育模式下的‘新新人’自然会兴盛社会体育”等基本认识不断被证伪而失去指导作用。未来的学校体育改革若因循着“摸着石头过河”,或是“病急乱投医”式的零星调整,而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顶层设计,终究是难见成效。因而,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系统梳理与改革举措的一一点验则显得无比重要。

       1.1 指导思想的迷失 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反映特定时期人们对学校体育价值的认识,它往往是我们学校体育实践工作的理论基础。综观“扬州会议”以来呈现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局面,理论上大量新式术语的搬用与实践中闹剧般的标榜,实质上可能并未形成超越。而当学校体育问题与作为对策核心的指导思想不能被认同并达成共识时,许多改革举措就会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消解殆尽,终至不了了之甚至南辕北辙。

       1.2 发展格局的封闭 从发展格局来看,“学校体育就是学校内的体育”的基本认识和“关起校门开展体育”的惯性做法依旧主导着学校体育发展。一方面,尽管国外发达国家的“家庭学校体育互动[2]”“社区-学校一体发展”等模式的经验不断见诸报道,但是我国的“学区体育模式[3]”和“村落体育模式[4]”依旧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在学校体育实践中,通过竞技体育“激励一代人”并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教”“体”分离仍然是一个亟待突破的瓶颈。单从数量上看,全国现有省市县3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25000余所(含国家级300所),只占中小学校总数的5%左右,现有235所具有高水平运动队的普通高校,仅占高校总数的10%左右。

       1.3 实然地位的边缘 中国学校体育尽管“合法性”“合理性”得到充分认可,但“把学校体育工作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把加强学校体育作为全民健身运动的工作重点”体现不足。这里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1)学校体育各项制度建设尽管成就显著,但仍有较大改善空间,使得学校体育“名正”也“言不顺”“放不开”,如由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处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薄弱,使得安全问题“紧箍”学校体育,很多学校的体育学校体育工作因“过度安全”而堕入“低级化”“幼稚化”“放任化”;2)学校体育督导薄弱影响已有国家政策和法规制度的实施。

       1.4 体质情结的泛滥 把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作为评价教育工作和体育工作的重要指标,这一基本形式是毋庸置疑的。然把体质上的“成功”等同于体育的成功,也必将背离体育特性。将方向性愿望视为达成性目的,一如为了分数的教育是畸形的,为了体质的体育也是残缺的。诚如“‘体检’之于‘健全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其必不可少但作用也是相对有限。这不仅因为体质测试并不能全面反映学校体育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质量差异与变化,体质测试也无法反映学校体育自身在体育认识、制度建设、课程改革、文化发展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的变化,而且还在于作用正被夸大的“体测剑”容易导致学校体育教育中原本薄弱的人文性的式微与旁落。

       1.5 考试体育的追逐 从“中考体育”到“高考体育”,体育考试貌似是学校体育摆脱困境的“救命稻草”,学校体育的工作重心正由强调“学业”偏向重视“考业”。综合数据分析与课题调研表明,体育考试对增强体质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但也带来“抑制体育课改”[5]并催生“考试体育”的现象。这里“考试体育”主要表现为尽管基于分值权重以及考试结果差异极小的原因,体育科目在“教育竞技场”仍为“鸡肋”,但带来学生“局限某个考试项目训练以获得高分”的应试行为趋盛以及体育教师“围绕体育考试施教而忽视常态课堂”现象的迅速滋生,进而“短期效果”凌驾“终身体育”。寻求用应试教育的“法宝”破解应试教育的困局注定是扬汤止沸,尤其是在国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6]的大背景下。

       1.6 师资队伍的欠缺 课题调研表明,体育教师在“量”上的“硬缺口”与“质”上的“软表现”是制约学校体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全国义务教育段“体育教师以占教师总数不到5%的比例承担着接近总课时11%的教学任务”[7],总体数量缺额达30万人,而且这主要是针对农村中小学。相比“硬缺口”更值得关注的是体育教师的“软表现”,即城乡均存在的师资差额配置而“超负荷”工作导致的效益差距,和因学校不合理绩效评价而“半积极”应付形成的效率落差,以及由教师本身专业素质的“欠专业”造成的质量欠缺。

       1.7 农村体教的短板 农村学校体育弱无论是在场地设施、基本投入与资源分配等物质文化范畴,还是在编制计算、工作规范、绩效考核等制度文化范畴都是的不容回避的事实判断[8-10]。农村学校体育近年的主要问题是“基层农村教学点的体育荒漠化”“乡镇并校点的体育趋恶化”。1)基层农村教学点的学校体育工作几被忽略,原因是无“意”也无力。在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村落“零投入”使得办学经费奇缺、人员短缺,94%的教学点根本没有接收过被主流媒体频繁报道中的“特岗教师”或“支教教师”[11]。2)“撤点并校”后的原本学校体育软硬件相对较好的乡镇并点校,因在校学生数剧增而在体育课质量、生均场地、师生比等关键指标上不进反退。

       1.8 硬件达标的下降 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施不足是长期影响学校体育发展的问题。根据课题组的调查与统计,有32.9%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不能满足或完全不能满足学校体育活动的需要。有32.8%的学校体育场馆完全不对外开放,包括对本校的学生也不开放。而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近年来学校体育场馆和器材达标率呈现稳中有降趋势,其中,小学体育场馆达标率从2010—2011年1a就下降了10个百分点,初级中学场馆达标率从2007年的69.24%下降到2011年的62.24%,高中1a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学校体育场馆在“绝对不足”的背景下存在着“相对浪费”,即对外开放不足。

      

       1.9 体育课改的冷清 虽然体育课与“准课程”的大课间体育活动一直是我国学校体育的核心工作,但仍有相当多的地方不仅延续着数量上的缩水与缺失,还滋生了质量上的“休闲化退让”“‘轻松化’转轨”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专业负面影响力[12]蔓延至体育教师教育而形成恶性循环。不容否定的是,学校教育全程的1404个体育课学时并不是没有成功影响我们的省长、市长、教育局长、校长、家长等相关主体的体育“偏好”,而“行动者的偏好”正是新制度主义在诠释制度与行为关系时的一个重要的中间分析变量。

       1.10 体育文化的堕距 从文化视角审视学校体育可以发现鲜明的“文化堕距”现象,即文化中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相对器物层面的存在巨大落差。1)各地形形色色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很多在体育方面根本起不到示范作用,其“高大上”的场馆、方案、课表与“低弱下”学校体育实践难以匹配,有些甚至释放的是舍本逐末、弄虚作假的负能量。2)校园体育文化价值的无所适从。尽管着眼学校体育“中国特色”的研究并不鲜见[13-15],但实践中由于并未遵循自身文化逻辑或是相关人员缺乏基本的体育专业素养,就难免滋生“泛特色”“伪特色”和“反特色”等特色异化现象,这可在一些应急般的“一校一品”以及表演化与形式化十足的大课间体育等得到印证。

       2 学校体育发展思路辨析

       10大问题主要归属于学校体育的基本认识、发展方式、体制机制3个领域。

       指导思想、文化堕距和体质情结等基本认识范畴的问题均源于体育核心价值观的模糊,现有的体育核心价值体系难以适应世界范围内体育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的变迁态势,无法适应科教兴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体育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这种体育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多元化指导思想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在于各方与其相应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相契合,诚如“劳卫制”体育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及体育实践的契合造就我国50年代学校体育热潮[16]。学校体育指导思想要成为真正能指导实践的思想,不仅应反映体育的专业理性精神,而且应该脱胎于体育名义下的实践而非有体育名词的文本,将体育发展的步伐深深扎根于对体育生态的持续改善之中。

       封闭格局、考试体育、师资队伍问题则主要关涉发展方式,其原因既有“上行下效”似的教育运行惯性,又有“被逼无奈”般应试教育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来说,整个社会体育文化生态与教育领域的体育教育多样性是紧密联系的。单纯垂直管理、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是难以真正激发基层活力,而由下至上路径通畅以及社会组织参与管理是体育教育多样性的必要条件。

       体育课改、农村体教、硬件达标、实然地位等问题则主要归属体制机制问题。尽管上述问题绝非学校体育所独有的体制机制问题,是整个教育的“圈养格局”与政府的职能转换使然,但体育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突破口”地位,在率先构建“政府—社会结合型”管理模式以及“政府、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长效运行机制上是大有可为的。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在20世纪“后发外生”的中国学校体育还可以对国外同时代学校体育进行模仿、依附或借鉴,但身处信息社会这一世界未有之变局下的体育工作者们则面临在一个紧迫的时间内,既要创新思想又要满足需求,同时身兼思想家和教育家二任。这似乎是新阶段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困难和复杂之处。

       3 学校体育发展的路径

       3.1 顺天性:彰显体育生命力 学校体育并非不证自明,它既需要“我是谁”的自省与把握,又需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反思与规划。诚如生命无法完全以物理或化学方式来解释它一样,作为教育活动的学校体育的生命力不能单纯以“一系列‘生物系统’教学并展示所有高效机能特点[17]”来阐释。他源于一种自我的力量,即以“人”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体育教育中的人并进而形成自我纠偏、自我发展的新型学校体育教育实践体系[18]。这就需要实现由体质本位的“种意识”向体育本位的“类意识”的转换。“类”可看作是内含了“种”本性,又是对“种”的全面超越和内在本质的统一[19]。这种“类意识”转化即表现为体育核心价值的弘扬与践行。诚如英国学者John Evans所指出的,除非我们将焦点关注于“体育本身”而非竞技或健康等其他领域,体育不可能对学生“能力”或其他青少年带给学校的文化固有差别有任何影响[20]。有效的学校体育是有着精神内核的,其或许是“健身育人”[21]“夺标育人”[22],但绝非只是竞技或健康的延伸词。

       学校体育生命力是基于体育文化的肥沃“土壤”,而文化兴“体”需要对校园体育文化的“精耕细作”。“精耕细作”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土洋之争”,也非政治运动式的强行动员与粗暴干涉,而是因地制宜的精心引导与以生为本的环境营造。与政治权力强调唯一、管理模式崇尚单一不同的是,文化环境以“自然生态”作为其典型特征,是坚持特性与底线之下的和而不同。换句话说,学校体育只有坚持“体质达标”共识下的多元化目标与形式,才能最终焕发勃勃生机并摆脱弱势地位。这对于欠发达地区或农村尤为重要,在正视并尊重物质环境条件差异性的前提下,张扬不同的体育精神文化,以独特的方式体现共同的变革精神并应对学校体育的“规范”化。

       3.2 引活水:激发体育新活力 除体育活力外,办学活力也亟须加强,即当前的学校体育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发展“活力”不足。学校体育活力的激发,不仅需要强大的自主发展意识,还需要善于借助社会的力量,动员所有积极要素。整体来看,“学校、家庭、社区体育一体化”“学校竞技体育品牌化”可能是体育强国建设中的帕累托改进。

       1)学校、家庭、社区体育一体化发展不仅仅是学校作为一个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应该通过体育场馆对外开放、优势资源弥补社会体育指导不足等举措或形式,尽力满足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更重要的是,它在学校体育发展中能积极培育并充分调动“家庭”这一影响学生发展的第2大因素,以及“社区”或“村落”这一影响学生发展的第3大因素。应该认识到,在体育场馆对外开放问题上,一些学校在关门挡“麻烦”的同时也割断了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应有的水乳交融、相互促进的关系。例如,学校体育场地建设若脱离社会体育场地建设统筹安排必然很难有所突破。而基于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带来一个改革冲动必然是校本或是区域性的学校体育设计,原有很多面向全国或省市层级的“基本要求”常常是规约了基层学校办学活力。

       2)作为“体育现代化的基础”[23],学校体育对本是其组成部分的竞技体育的创新应该成为工作重点之一。这不仅是基于其所具有的教育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针对全体学生的课内外教育作用,如当前国际流行的“运动教育”教学模式本身就是一种代表性的样板[24],而且还在于“举国体制”背景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需要。这也是世界学校体育发展的趋势之一。除作为“学校—俱乐部一体化”模式引领者的美国外,欧洲各国近年的体育政策也无不是着眼于建立学校—社区竞技联盟伙伴关系,这在法国的“学校竞技联盟”、捷克的“课外与校外竞技计划”、瑞典的“学校—社区—竞技俱乐部联合行动计划”、新西兰“Kiwisport的17个地区竞技信托”、英国的“青少年体育与竞技战略”等都能得到印证[25]。需要说明的是,从学校体育发展的时空看,今后学校物理的围墙应该降低或拆掉,但“精神围墙”应该加固。无论是体育生活方式的展现,还是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学校特别是大学,应该因满足人们对其引领性、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

       3.3 创新制:凸显体育专业力 何以体育并未实质上回归教育的基础地位和上升为国家战略,原因在于顶层设计之外尚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不确立“制度兴体”“制度育人”[27]的思想,会使得“国家的体育要求与现实差距”[26]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未来的教育发展会存在在时空上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教育转型并存,转型期的路径依赖会非常严重,各种制度法规作为一种利益关系的确定和结构化形式,在阐释、说明、宣传及保障仅有110a历史的学校体育地位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得到重视。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根本目标在于凸显学校体育专业力。学校体育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是取决于自身的专业力,常被当成理由的“体育场地设施与体育师资相对不足”实际上是各国共性的问题[28],如Griggs研究表明,学校体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学校体育内部创新乏力[29],他进而对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学校体育工作服务外包”[30]的研究则表明社会资源的引进形成对既有学校体育的正向冲击与修正[31]。学校体育改革虽然要兼顾社会、家庭、学校、体育教师和学生5者利益,但只有“体育为谁”[32]的终极指向是学生,表现在“竭尽所能服务‘客户’——儿童与青少年的全面发展”[33]的专业实践中,方能体现可持续性。例如,澳大利亚、英国等数十年的“考试化体育(examinable PE)”尝试并没有改变体育的教育等级,反而成为制约体育发展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即陷入一种欲罢不能的自相矛盾境遇[34]。个中原因还在于改革出发点是“体育科目”而非“学生客户”。可见,学校体育的体制创新必须是守正出新,方能抽薪应试教育的釜底。体育应该转变“被当作其他学校科目”的追求,体现自身特性,方能激发活力[35]。由此观之,那些以浮华精致的“公开课”“比赛课”以及大型豪华表演性的“大课间”为标志的“伪创新”就值得警惕。当然,学校体育发展的专业力与活力归根结底体现在约50万体育教师上。我们既要通过严格的教师专业标准制度实现开放化,广纳各方体育人才弥补“硬缺口”,又要通过完善并推进“定期考核”“继续教育”等环节降低“软表现”。

       3.4 育新点:夯实体育增殖力 新阶段的学校体育发展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创新并培育活动载体,重点突出学校体育的“着力点”,进而夯实体育增殖力。作为学校体育着力点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及“准课程”的大课间,要敢于面对“两个凡是”[36]构建适合自己的体育课改模式和大课间活动载体。不彻底跳出军国民体育的阴影或停留于过往经验的舒适地带,“即使获得再多资源,也依然会是一个失败”[35]。这就需要学校体育通过培育新的“增长点”适应教育需求。

       教育“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定位决定了学校体育的全体性,因而长期将竞技运动当作体育“正统”的认识必须得到超越[37],实际上“学校体育中传统的‘竞争性’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38],这种超越与变化可拉回相当一部分正因此而疏远体育的学生。当前,作为体育增殖重要举措的全国学校体育运动项目联盟,从范围上应该根据“体育文化组成部分包括‘竞技运动存在的体育’‘健身运动存在的体育’‘户外休闲存在的体育’以及‘舞蹈武术存在的体育’”[35],从内涵上应该“既有规范性又有竞争性和趣味性、既有技术教学又有文化教育、既有课堂教学又有各种课外活动”[39]。

       4 结语

       审视现状,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存在着指导思想迷失、发展格局封闭、实然地位的边缘等10大问题。没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不会有真正改革,国家“将学校体育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设计就会落空。要实现从承诺向现实的转化,既要体育有“人”[40],又要体育有“形”,既关乎体育认识,又关乎实事求是,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学校体育科学发展的“牛鼻子”。放眼未来,学校体育改革既要在立足现实胸怀小卒过河的信心和韧性,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积步成途,又要面向未来积聚兵来将挡的勇气与智慧,解决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激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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