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安康在南宋时期的战略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中论文,安康论文,南宋论文,战略地位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亡后，南宋建立的最初几年，形势危机。西北关中之地大部沦陷，东南长江下游腹地遭到严重破坏，金兵虽撤到了大江以北，但仍然聚集在淮河两岸，有再度南下的企图。以赵构为首的南宋小朝廷惊魂未定，“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1〕。怎样挽救危局， 成为南宋上下关切的战略问题。
一、汉中、安康是南宋号令中原之地
南宋建立之初，有识之士如李纲、唐重等人，都主张以关中、汉中、巴蜀为基地，“迎车驾入关（中），居建瓴之势，庶可以临东方”。“镇抚关中，以固根本，然后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此为策之上”。“若引兵南渡，则国势微弱，人心离散，此最无策”〔2〕。 但畏敌如虎的赵构等人，还是采取了最无策的逃跑战略，才招致了金兵尽陷中原，蚕食关中，直捣江淮的危机形势。为了挽救东南，介于川陕之间的汉中、安康，就引起了南宋政治家、军事家的普遍重视，成为捍卫巴蜀，遮护东南，号令中原的战略要地。
建炎三年（1129）五月，张浚对南宋政府建议，“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窥蜀，则东南不可保。请身任陕蜀之事”〔3〕。 朝廷准备以张浚宣抚川陕，议未决时，朝官汪若海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4〕。这实际上是南宋一代志图恢复者的一致看法。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政府为了解救东南的危势，任命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路隶之”，给以“便宜黜陟”〔5〕的大权。同年七月，张浚由建康出发，冬十月治兵于兴元府（陕西汉中市）。由于沿路观察了汉中、安康的形势，他上书言：“汉中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6〕。建炎四年十月， 他又上奏说：“金房两州东连襄邓，西控川蜀，道途险阻，最为冲要。今措置将金房两州割属利州，仍添差精锐军马前去屯驻，与兴洋等州互相照应，关防守御”〔7〕。这样，南宋在汉水上游的汉中、安康建立了完整的防御体系。由此北越秦岭以向关陕，东沿汉水支援荆襄，南扼蜀道屏障巴蜀。
张浚到兴元后，关中形势发生了急骤变化，金人已攻陷陕北和西北重镇永兴（长安），张浚出行关陕，指挥陕西大军。“会谍报金人将攻东南，浚命诸将整军向敌。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军入卫，至房州，知金人北归，复还关陕。时金帅兀术扰在淮西，浚惧其复扰东南，谋牵制之”〔8〕。遂不顾众将反对，合陕西五路之师， 与金兵大战于富平。富平之战是宋金双方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作战，结果宋军先胜后败，西北精锐丧失殆尽，关中之地自此沦陷，汉中、安康直接暴露在金兵的前沿，成为号令中原，抗击金国的前线基地。
富平之战后，金人乘胜而前，吴玠屯兵和尚原、大散关，以断敌来路。“故关陕虽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9〕。富平之战，使金国改变了主攻方向， 准备从秦陇夺汉中入四川，控制长江上游，以高屋建瓴之势，陷南宋临安政府于死地。此时汉中得失，尽系南宋王朝之安危。金兵为了夺取汉中、安康，与宋军在秦岭和蜀道重要隘口，展开了三次大规模的激战。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绍兴元年（1131）十月，金兵进攻由渭水流域入汉中的重要关口和尚原（陕西宝鸡市西南）。“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10〕。大将吴玠在富平之战后，收集散军坚守和尚原，积聚粮草，修筑工事，准备死守此地阻敌入蜀。金兵为了打开通入汉中的门户，决意进攻和尚原。大战在十月爆发，统帅兀术亲自出马，会诸道兵十余万，对和尚原发起猛攻。“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又以奇兵，“绝其粮道”，设伏兵，“纵兵夜击”。金军惨败，“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这是金兵南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惨败，金军最精锐的“兀术之众，自此不振”〔11〕。
第二次战役发生在绍兴二年（1132）正月。此时宋军的兵力部署是：刘子羽在兴元，吴璘驻和尚原，吴玠屯河池（甘肃徽县），关师古在熙河，王彦在金州（陕西安康市）。这次金兵改变战略，避实击虚，以游骑牵制吴玠、关师古，金将撒离喝率精锐由长安东南攻入商州，自商州沿上津道向南疾进，躲过王彦重兵防守的石泉县姜子关，经白河，溯汉水，攻破洵阳。王彦寡不敌众，被迫放弃金州，退保石泉、西乡。兴元守将刘子羽为阻止金兵西进，急令田晟部由洋州东移，与王彦部共守饶凤关（陕西石泉县西北），同时招吴玠入援。吴玠率精兵六千，“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会合洋州义军一万三千人，先于金兵抵达饶凤关，金将撒离喝大惊失色。二月，双方在饶风岭展开激战，“金人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就在此关键时刻，宋军一小将降敌，导引金军由祖溪小路绕至饶凤关背后，“乘高以阚饶凤”〔12〕，宋军溃败。王彦收余众退守达州（四川达县），吴玠退保仙人关，刘子羽“焚兴元，退守三泉县”的谭毒山（今陕西宁强县与四川广元县间）。谭毒山扼蜀道之冲，山形斗拔，山上宽平有泉水，易守难攻。加之刘子羽实行坚壁清野政策，金军孤军深入，供给困难，疾病流行，军心不稳，在宋军前后堵截之下，被迫退回汉中。1133年4 月，金军由褒斜道向关中撤退，吴玠、刘子羽乘机出师掩击，金兵“堕溪涧死者不可胜计，余兵不能自拔者悉降”〔13〕。这次战争，金军“虽入三州，而得不偿失”〔14〕。同年5 月，王彦由达州遣兵至汉阴县，击败伪齐刘豫的守将周贵，收复金州。
第三次战役发生在绍兴四年二月，金兀术亲率十万大军进攻仙人关。仙人关位于今宝成铁路白水江车站和虞关车站之间，地当嘉陵江北岸，陕西略阳县和甘肃徽县交界处，是汉中和马蜀的西北门中，战略地位重要。由于和尚原距蜀较远，粮饷不继，吴玠开始经营仙人关，并在关北修筑了杀金坪等重重关隘，使仙人关成为宋军西部防线的主要基地，金军无论从哪路进攻蜀口，都受到它的阻拦或牵制。金军为攻克仙人关，由凤翔沿故道南下，攻占凤州、河池，自铁山凿崖开道，占领杀金坪北面的高岭，建连珠寨四十余处，循岭东下，进攻宋军。吴玠以万人当其冲，吴玠率精兵由七方关（徽县与略阳县之间）倍道而至，转战七昼夜才与吴玠会合。双方在仙人关杀金坪展开激战，“兀术阵于东，韩常阵于西”，两面夹击宋军。吴玠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金军攻势凶猛，突破杀金坪第一道防线，宋军退守第二隘。金兵“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15〕，毫不退缩。第二天战斗仍很激烈，由于宋军采用疑兵和夜袭战术，“金阵乱，奋击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16〕，又遭到宋军沿路伏击，损失惨重。这次战争，金军抱着战胜的决心而来，“是举也，敌决意入蜀，自撒离喝以下，皆尽室而来，”结果是大败而归，“自是不复轻动矣”〔17〕，再也不敢向汉中和四川发动进攻了。
争夺汉中、安康的三次战役，由于吴玠等广大官兵的英勇奋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给金军以重大打击，保住了汉中、安康，打破了金人入川的战略计划，捍卫了南宋半壁河山，奠定了宋金之间沿秦岭、淮河一线相持的格局。川陕抗金的胜利，鼓舞了中原人民坚持抗金的信心和勇气，减轻了金国对淮河沿线的军事压力，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南宋境内爱国官兵和广大人民坚持抗金的正气。吴玠本人也威名大震，早于岳飞成为南宋第一个因抗金军功而晋升的将领。
其后，川陕宋军以汉中、安康为基地，多次从东西两线进攻商州、华州和秦陇各州，这些战争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始终受到南宋投降路线的干扰，大都被迫班师，“常使英雄泪满襟”。尽管如此，南宋时期的有志之士和爱国官兵，都想以汉中、安康为基地号令中原、进取中原，在这块雄奇壮美的土地上寄托着他们的梦想与希望。
二、汉中、安康是南宋国命所系之地
汉中、安康地区，群山环抱，形势险要，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北噉关中，南蔽巴蜀，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南北方争夺的战略要地。若汉中、安康失守，四川门户洞开，江、汉上游险要尽失，南方政权则免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一点南宋统治者是非常清楚的。南宋在汉中、安康屯驻着最精锐的大军。仙人关大捷后，吴玠所部更加强大，总兵力有六万八千余人〔18〕。吴玠不仅成为川陕军区的主帅，而且与岳飞、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并列为南宋的五大帅，分别统率着五支兵力最多的大军。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以后，南宋完善、稳定了正规军的体制和防御体系，在长江沿岸和川陕交界，先后布署了十 支大军，但只有川陕大军屯驻在宋金交界的前线，其它各支大军都“屯守于阃奥至安之地，未尝有一日之战”〔19〕。这固然是宋高宗、秦桧之流“斥地与敌，守内虚外”，投降偏安政策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汉中、安康在南宋兵力布署和国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绍兴和议后，“川口屯兵十万，分隶三大将。吴璘屯兴州，杨政屯兴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帅节”〔20〕。其后川陕大军基本上保留在十万人左右，最少时也有七万人。其中兴州都统司所辖兵力有六万人，超过另两个都统司所辖兵力之和。有“四川精锐， 皆属吴璘”〔21〕和“武兴精兵为天下冠”〔22〕的说法。 南宋为何只在川陕前沿驻扎重兵，其原因正如时人綦崇礼所言：“金人并兵趣川陕，盖以向来江左用兵，非敌之便，故二三岁来，悉力窥蜀。其意以谓蜀若不守，江浙自摇，故必图之”。“今日利害在蜀兵之胜负”〔23〕。南宋政治家普遍认为，“蜀据上流，有四蜀而后朝廷重”〔24〕。南宋最高统治者也认为汉中、安康险要可守。隆兴元年十月，“宰执进呈商州事宜，上曰：‘商州难守，金州山险可守’”〔25〕。南宋军事家则认为，“关陕大将，系国安危”，“夫置大将而非其人，是无蜀也。无蜀是无东南也”〔26〕。吴曦叛变被杀之后，把兴州（陕西略阳县）改称沔州，并削弱了兴州都统司的兵力。
北宋灭亡后，西北人口大批流落到汉中、安康和蜀道沿线的四川等地，他们是南宋川陕大军的主要兵力来源。西北地区自古是边防要地，所以西北之人素习武艺。南宋在武举时，注意选拔汉中、安康等地的西北人士。“自渡江以来，西北之士流落蜀汉者往往无力以进”。为此四川宣抚司言：“盖为西北流寓素习武艺之人，多寄居利州路。所以许兴元府等处，所保人数比他路增多”〔27〕。还须述及的是，南宋汉中境内的民兵，对抗金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绍兴二年，洋州义军一万三千余人参加了饶凤关大战。绍兴五年，王庶知兴元府，并兼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单寡，籍兴洋诸邑及三泉县强壮，两丁取一，三丁取二，号义士。日阅于县，月阅于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数万〔28〕。其实际人数达七万人。《宋史·虞允文传》曰：孝宗乾道三年，虞允文任四川宣抚使时，曾统计过兴洋义士。“兴洋义士，民兵也。绍兴初以七万计，大散之战，将不授甲，驱之先官军死亡略尽。命利帅晁公武覈实，得二万三千九百余人”。兴洋义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了汉中、安康的安全。直到南宋中晚期，梁洋义士仍然活跃在抗金前线。宋宁宗开禧北伐时，“梁洋义士方袭取和尚原，旋为金人所夺”〔29〕。吴曦叛变前，陈咸曾劝四川宣抚使程松，“收梁洋以北义士为缓急用”〔30〕。吴曦叛变被杀后，蜀口动荡。四川宣抚副使安丙，在筑垒固守、坚壁不战的同时，主张“广结义士，月给以粮，俾各保田庐坟墓，逮事定则系之尺籍，而劝之耕，庶可经久”〔31〕。 实质上就是借助以民兵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力量抗击金兵入侵。宋蒙战争爆发时，梁洋忠义民兵仍有一万五千余人〔32〕。由此可见，汉中、安康地区的人民用血的代价换来了川陕边防的巩固。
南宋中晚期，为了缩短防线，在秦岭防线上选择了三个重要关隘驻兵防守。这三关是利州东路兴元府所管的武休关（陕西留坝县南），利州西路沔州所管的仙人关和七方关。三关基本上都在汉中境内，在抵抗金兵入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230年，蒙古铁骑踏破了金国统治的关中地区。金朝降将李昌国对蒙古军献计说：“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33〕。元太宗窝阔台采纳了李昌国的建议。1231年蒙古遣使至南宋汉中境内，提出假道兴元和“索粮”等无理要求。兴元府知府郭正孙向四川制置使桂如渊提出，“道不可假，师不可借，粮不可贷”。“首当饬将练兵，以备不虞”〔34〕。但醉心和谈的桂如渊，不仅没有组织蜀口军民抵抗，反而“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议”〔35〕。拖雷乘机率军三万闯入大散关，“攻破凤州，经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关。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关东南，遂围兴元。兴元军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36〕。这次蒙古军武力假道，因南宋四川军事长官措置失当，蒙古兵“破武休，入兴元，攻仙人关”〔37〕。“又闻七方关已溃散”〔38〕。作为“蜀之门户”的三关相继陷落。“蜀口诸关，荡为平地，不可修复”〔39〕。关内外军粮七十余仓化为灰烬，“蚕食烧毁无存者”。在这紧要关头，汉中、安康的爱国军民奋起抵抗。《宋史·高稼传》说：蒙古入侵时，高稼为洋州知州。“稼日夜为守御计。以洋居平地，无一卒以守，议移金州帅司军千人驻洋州，而自任其饷给”。“而兵不时至，汉中陷，梁洋之民数十万尽趋安康。稼乃移屯黄金渡，收散卒，招忠义。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将陈昱于安康，委以收复之任。昱部分诸军，召青座、华阳诸关守将，皆以兵来会，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廪赡之”。“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趋沔，自至西县援之”。“俄报砦窠、七方之师皆溃，稼率遗民驻廉水县，召集保甲，分布间道，以保巴山”。蒙古假道后，吴泳在所上《边备札子》中称，“蜀口兵额，旧号十万。安丙帅蜀日，尚七万有奇。比年敌兵深入，除死损溃散外，通忠义及杨家军，闻止有三万”〔40〕。蜀口驻军人数锐减，关防残破。继任的四川安抚制置使也都采取过一些措施，修复、巩固兵燹之后的蜀口边防。如高稼在任制置司参议官时，修复仙人关，“葺理创残，招集流散”，实行屯田，“民皆襁负来归”〔41〕。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巩固边防的作用，但却无法治愈固有的战争创伤。端平二年（1235），阔端统帅的蒙古大军由凤州入河池，拉开了进攻汉中的序幕。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呐等主将相率溃逃，惟高稼、曹友闻、贺靖等人坚守。九月，蒙古军进攻蜀口重镇、西陲门户的沔州。守将高稼认为“无沔则无蜀矣”，决心“据险地以身捍蜀”。结果沔州失陷，高稼战死〔42〕。端平三年八月，阔端以塔海为元帅，以汪世显为先锋，“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军五十余万大至”。蒙古军由大散关入凤州，经凤州东南三十五里之土关隘，“攻武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遂入兴元，欲冲大安”。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曹友闻认为不能浪战，把兵力摆在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的大安，而应坚守地形险要的沔阳（陕西沔县东），乘高据险，出奇匿伏，以逸待劳。可是赵彦呐不以为然，派人一天持七道令牌，命曹友闻退保大安。不得已，曹友闻派遣其弟曹友万引兵上鸡关隘（勉县西南龙门山），决定以阳平关为战场，采取深入敌后设伏，乘夜出奇，内外夹击的战术迎战蒙军。九月二十一日，蒙将八都鲁拥万余众，达海帅千人往来搏战，矢石如雨。二十七日，曹友闻亲帅精兵三千人冒雨乘夜疾驰至隘下，曹友万出隘口与友闻会合，“内外两军皆殊死战，血流二十里”。由于宋军装备差，以绵裘代铁甲，大雨淋湿后，沉重笨拙而不利步斗，到黎明时分，蒙军铁骑四面围绕，孤立无援的曹友闻陷于重围之中。他决定以死拚之，“极口诟骂，杀所乘马，以示必死，血战愈厉，与弟万俱死，军尽没”〔43〕。蒙古军遂长驱入蜀。阳平关一战是南宋川陕战区最惨烈悲壮的一次战役，“忠赤报国，声撼秦陇”〔44〕，有“满身胆”之称的曹友闻战死，蜀口最精锐的主力全军覆没。“蜀将曹友闻死，蜀破而淮甸有警”〔45〕。四川门户汉中完全被蒙古控制，不仅使蒙军从此深入四川内郡，加重了抗蒙战争的艰苦性，而且汉水上游被蒙军控制后，为其实施襄樊中路突破，灭亡南宋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汉中、安康的丧失关系到南宋抗蒙战争的成败。
三、汉中、安康是南宋粮饷财源之地
汉中、安康地区的汉中盆地、西乡盆地、安康盆地和众多的山间河谷平坝，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雨量丰沛，河渠纵横，物产富饶，成为汉水上游开发最早的地区。北宋时期汉中盆地已是“川陆宽平，鱼稻丰美”〔46〕的鱼米之乡。安康盆地也是“政平岁丰，士民康乐”的富庶之区〔47〕。但北宋灭亡后。汉水上游屡经战火，汉中、安康盆地遭到严重破坏。残破的经济无法支付十多万大军的粮饷费用。于是南宋政府利用嘉陵江、蜀道，转运蜀中粮饷，供给蜀口大军。“自重兵聚关外以守蜀，饷道险远。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涨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绍兴初，宣抚副使吴玠始行陆运，调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万，县官部送，缴赏争先，十毙三四”〔48〕。以致有的官员惊呼，“养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则腹心先溃，何以保蜀”〔49〕。面对“远饷劳民”的沉重负担，南宋上下得出了“欲省漕运，莫如屯田”〔50〕的一致意见。所以，南宋政府在汉中、安康兴修水利，减免租税，推行屯亩、营亩政策，招徕人口，开垦荒地，发展经济。
南宋初年，汉水上游人口流散，为使逃亡人口回乡，南宋政府曾减免租税。绍兴三年六月，“契勘利州路兴元府、洋州一带郡县，经兵马残破去处，仰所属将归业人户应未起上供物帛钱斛，并予蠲免”〔51〕。
由于战乱，人户逃散，导致水利灌溉工程荒废。汉水上游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山河堰遭到严重破坏。“汉中被兵，民多惊扰，而堰事荒矣”〔52〕。在南宋政府和兴元府地方军政官员的努力下，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到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的七十七年中，有规模较大的七次修复山河堰工程，几乎与南宋在汉水上游的统治相始终，这在汉中盆地水利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影响深远的。山河堰是木石结构，易被夏月山洪冲垮。故“屡层修葺，旋即决坏”〔53〕。但仍屡毁屡修，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乾道七年。这一年宣抚使王炎上奏曰：“兴元府山河堰，世传汉萧曹所作”。“绍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遂委知兴元府吴拱修复，发卒万人助役，宣抚司及安抚都统司共用钱三万一千余缗，尽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54〕。结果是“昔之瘠薄，今为膏腴”〔55〕。在多次修复山河堰的同时，洋州境内的水利工程也得到修复。吴玠部将杨从义，在绍兴七年修复了城固县境内的杨镇堰，“溉田五千余顷，复税五千余石”〔56〕。兴州常受水灾威胁，吴挺任兴州都统时，“郡东北有二谷水，挺作长堤以捍之。绍兴二年，水暴发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复增筑长堤，民赖以安。诏问备边急务，即建增筑之策，由是粮糗不乏”〔57〕。杨政也曾率领兴元府军民修筑了汉江防洪大堤〔58〕。郭浩任金州知州时，主持修复了安康盆地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整修，保证了平原和平坝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吸引逃离人口返乡，开垦荒地创造了条件。
南宋初年，汉中、安康盆地荒田颇多，南宋政府推行屯田和营田政策。屯田以兵，营田以民，两者本不相同。北宋以后屯田和营田大体上名异实同。绍兴五年（1135）臣僚言：“梁、洋沃壤数百里，蜀之襟喉，两州民往往逃散。多屯兵则粮不足，少屯兵则势不足以抗敌”〔59〕。所以吴玠在前线抗金时，“常苦远饷劳民”，在汉中盆地“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60〕，取得了显著成效。绍兴五年八月，“诏吴玠于梁洋及关外成、凤、岷州措置官庄屯田，今已就绪，渐省馈运，以宽民力”〔61〕。从绍兴六年开始，吴玠兼营田使，营田以庄为单位。吴玠在汉中盆地，“率军民营田，凡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62〕。杨从义在洋州境内，“又增营田四十四屯，公私以济”〔63〕。绍兴十五年（1145），郑刚中又将营田推广到汉水源头的大安军和兴州等地，“所营田至二千六百十二顷”，而以“洋之西乡为最”〔64〕。因为西乡县境内有汉水上游著名的山间小盆地——西乡盆地，此时已全面开发。大约到绍兴七年，汉中盆地的农业生产已经恢复和发展起来，其显著标志就是水利兴修，荒田被垦，粮食丰足。此时担任“四川都转运使”的李迨说：“汉中之地，约收二十五万余石（屯田），若将一半充不系水运去处，岁计以米一半对减川路籴买般岁计米，亦可少宽民力。兼臣以委官于兴元府、洋州就籴夏麦五十万石”〔65〕。可见汉中盆地的农业已有较大发展，可提供大量余粮支援前线，减轻了从四川盆地运粮的困难，保证了抗金战争的胜利。
南宋在安康盆地，也施行屯田、营田政策。大将郭浩任金州知州时，面对金州“残弊特甚，户口无几”的现状，他“招辑流亡，开营田”，使金州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搜访遗利，渐次富实”〔66〕。不但自给有余，而且还将赢余钱财上交国库。“他军以匮急仰给朝廷，浩独积赢钱十万缗以助户部，朝廷嘉之”〔67〕。到绍兴十五年，“金州垦田五百六十七顷，岁入八千六百余石”〔68〕。为进一步鼓励农民开垦荒田，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诏金州开垦荒田，可特免十年租税”〔69〕，加速了金州经济的发展步伐。
汉中、安康大规模的屯田、营田，从绍兴五年开始，“其后四十年间，耕垦遍野，粒米狼戾，有司不时措置就籴”，“不惟省内郡水运，而边头渐有储蓄矣”。到宋孝宗淳熙中期，兴元府、洋州、金州等地，“积粮一百一十余万斛”，“鱼关、合江上下廪廥皆满，水运之弊十去五六”，“军民安乐之”〔70〕。大诗人陆游在乾道八年（1172）春天到汉中前线充当宣抚使王炎的幕僚。此时汉中正值乾道七年大修山河堰工程之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给刚到汉中的诗人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美好印象，陆游禁不住吟出：“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鞦千蹴踘分朋曹；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71〕。在战火连年的抗金前线，能出现这样春意盎然，经济繁荣的景象堪称奇迹。这种繁荣的经济，也招致南宋政府在汉中调出大批粮饷支边，使“汉中人久饥，剑外和籴在州者独多”〔72〕。巴州通江尉黄裳“赋《汉中行》，讽总领李蘩，蘩为罢籴，民便之”〔73〕。其《汉中行》诗云：“汉中沃野如关中，四五百里烟蒙蒙。黄云连天麦梁熟，水稻漠漠吹秋风。七月八月
桠红，一家往往收千钟”〔74〕。罢籴之后，“会岁大稔，米价顿贱，父老以为三十年所无”。范成大驿疏言：“关外麦熟，倍于常年，实由罢籴，民力稍纾，得以尽于农亩”〔75〕。直到南宋晚期嘉定年间（1208—1224年），汉中、安康仍是“边实人足”〔76〕，还能轻易从金州、洋州、兴元府“三郡劝籴小麦三十万石”〔77〕。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汉中、安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茶叶的加工制造是汉中、安康最著名的手工业，如洋州“西乡县产茶，亘陵谷八百余里”〔78〕。茶叶经过加工之后，运往西北换取少数民族战马。兴州济众监和三泉、西县都有较发达的铁钱铸造业，兴州“岁铸钱六万二千贯”〔79〕。竹制品的生产加工是汉中、安康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安康曾上贡过“斑竹簾”，汉中曾出土过仿竹篓形陶盒〔80〕。另外，洋州的丝织品，金州的生漆、沙金都很有名。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汉中、安康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南宋汉中、安康出现了两种地区性纸币——会子。一是“关外银会子”，是以银为本位的纸币，绍兴七年川陕安抚副使吴玠创行于河池，主要行用于鱼关至凤州等地的吴玠大军防区，“其钱隶军中”，“岁一易”。吴玠死后，隶属于四川总计所，并于绍兴十七年在大安军（陕西宁强）印造，二年一易。共印六十一万余纸，折川钱引十五万缗〔81〕。银会子数量虽少，使用的地区也小，但对保证川陕大军的后勤供给和军饷发放有重要意义，并且在汉中地区金融史和中国货币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是“铁钱会子”，隆兴元年创置，行于兴元府、洋州和金州。币值为一百、二百、三百三种，“迄今每二年印给二百四万缗，共折川引四十万缗”〔82〕。以上两种纸币的出现，是南宋汉中、安康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虽是对川引（交子）的补充或补助，但它改变了魏晋隋唐以来，兴元府等地“不用现钱，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83〕，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反映了该地区繁荣兴旺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兴元府、洋州、金州、三泉县，都是汉水上游经济发达的城市。兴元府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一派升平景象。“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犊车
辘归城晚，争碾平芜入乱花”〔84〕。从十万户人家来看，兴元府的人口可能有四十万左右。兴元府气候宜人，环境美观，夏天城内出卖冰块降温。“夏中高凉最可喜，不省举手驱蚊忙。藏冰一出卖满市，玉璞堆积寒峥嵘”〔85〕。既使是冬天，兴元府也豪华气派，“初冬常忆宴梁州，百炬如椽满画楼”〔86〕。“貂裘宝马梁州日，盘槊横戈一世雄”〔87〕。兴元府的春天更是迷人，“梁州陌上女成群，铜绿春衫罨画裙”〔88〕。“迷空游絮凭陵去，曳线飞鸢跋扈鸣”〔89〕。兴元府的秋天，天高云淡，登城而望，“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90〕。“青荧并骆谷，隐翳连户县”〔91〕。兴元府这种繁华升平的景象，是抗金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但是在1231年，蒙古强行用武力“假道”汉中、安康之后，这两地的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正如吴泳在“假道”后《论蜀事四失三忧及保蜀三策札子》中所说，蒙军“决我藩篱，闯我堂奥，千余里之地，莽为丘墟”〔92〕。最繁华的汉中盆地变得残破不堪。吴泳《汉中行》诗云：“汉中在昔称梁州，地腴壤沃人烟稠。稻畦连陂翠相属，花树绕屋香不收。自从铁马落武休，胜事扫迹随江流。道旁人荒鸟浅没，独有梨花伴寒食”〔93〕。凋弊的经济，已无法供给川陕大军的粮饷费用，如“利西之巨镇”沔州，“无财赋可以募士，布米之政不足以赡众”〔94〕。预示着南宋秦岭防线的经济基础已经瓦解，军事上的溃败将不可避免，南宋的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注释：
〔1〕王夫之《宋论》卷4
〔2〕《宋史》卷447《唐重传》
〔3〕〔8〕〔9〕《宋史》卷461《张浚传》
〔4〕《宋史》卷404《汪若海传》
〔5〕《宋史》卷26《高宗本纪》
〔6〕《宋史纪事本末》卷68
〔7〕《宋会要辑稿·方域》5之36
〔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
〔11〕《大金国志》卷7
〔12〕〔15〕〔16〕〔60〕《宋史》卷366《吴玠传》
〔13〕《宋史》卷370《刘子羽传》
〔14〕《宋史纪事本末》卷69
〔1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4
〔1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
〔19〕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10《屯田》
〔20〕《宋史》卷370《郑刚中传》
〔21〕王之望《汉滨集》卷6《乞遣重臣入蜀镇抚奏札》
〔22〕〔26〕《宋史》卷387《汪应辰传》
〔23〕《宋史》卷378《綦崇礼传》
〔24〕李鸣复《论措置蜀事疏》，《宋代蜀文辑存》卷81
〔25〕《宋会要辑稿·兵》29之13
〔27〕《宋会要辑稿·选举》17之34
〔28〕《宋史》卷372《王庶传》
〔29〕〔31〕《宋史》卷402《安丙传》
〔30〕《宋史》卷412《陈咸传》
〔32〕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
〔33〕《元史》卷115《睿宗传》
〔34〕〔35〕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2《郭公墓志铭》
〔36〕《金史》卷111《完颜讹可传》
〔37〕《宋史》卷41《理宗纪》
〔38〕《宋史全文》卷32
〔39〕吴潜《履斋遗稿》卷4《上庙堂书》
〔40〕吴泳《鹤林集》卷20
〔42〕〔42〕《宋史》卷449《高稼传》
〔43〕《宋史》卷449《曹友闻传》
〔44〕《昭忠录·曹友闻传》
〔45〕《宋季三朝政要》卷1
〔46〕《丹渊集》卷28《谢就差道兴元府表》
〔47〕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14《忘归亭记》
〔48〕〔49〕《宋史》卷378《胡交修传》
〔50〕〔65〕《宋史》卷374《李迨传》
〔51〕《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4
〔52〕《汉南续修府志》卷25，阎苍舒《重修山河堰记》
〔53〕《宋史》卷95《河渠志》
〔54〕《宋史》卷173《食货志》
〔55〕《宋史》卷95《河渠志》
〔56〕〔63〕《汉南续修府志》卷26《重修开国侯庙记》
〔57〕《宋史》卷366《吴璘传附吴挺传》
〔58〕《宋史》卷367《杨政传》
〔59〕《宋会要辑稿·兵》29之27
〔61〕《宋会要辑稿·食货》2之15
〔62〕《宋史》卷176《食货志》
〔6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
〔66〕《宋会要辑稿·方域》5之40
〔67〕《宋史》卷367《郭浩传》
〔6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
〔69〕《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27
〔70〕郑刚中《北山文集》卷20《与楼书密》
〔71〕《剑南诗稿》卷3《山南行》
〔72〕〔75〕《宋史》卷398《李蘩传》
〔73〕《宋史》卷393《黄裳传》
〔74〕《舆地纪胜》卷183《利州路·兴元府》
〔76〕《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6
〔77〕《宋史》卷397《刘甲传》
〔78〕《宋史》卷388《唐文若传》
〔79〕吕陶《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
〔80〕《汉中八里桥清理一座宋墓》，《文博》1989年1期。
〔81〕〔8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
〔83〕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全唐文》卷715。
〔84〕〔85〕〔86〕〔87〕〔88〕〔89〕〔90〕〔91〕陆游《剑南诗稿》卷37、卷5、卷29、卷11、卷74、卷3、卷8。
〔92〕《鹤林集》卷18
〔93〕《鹤林集》卷2
〔94〕《鹤林集》卷20《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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