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华北论文,根据地论文,时期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2-0141-05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进行了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农民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在巩固根据地、保证抗战最后胜利方面，意义自不待言；从更广大的历史空间看，通过政治参与，农民开始从长期隔离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的传统农民，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现代农民转型，其意义尤为深远。再则，在一向缺乏民主传统、社会经济文化又相对落后的战时华北农村出现这一历史现象也决非偶然，其中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凡此种种，无疑都需要我们给予认真的关注。
一、根据地社会变革与农民的政治参与
华北抗日根据地是在传统乡村社会基础上建立的。战前的华北农村是一个封闭、保守、落后的社会，自治型的乡村社会长期与外界隔离，农民很少参与社会事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影响了农民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意愿；低下的经济地位，更大大削弱了他们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在乡村政治中，地主处于权力网络中心，凭借政治强势频繁参与乡村事务，影响力遍及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各种宗教性、生产性、自卫性的社会组织，农民则处于权力结构底层。在乡村政治文化中，封建迷信思想居于主宰地位，地主为维护封建统治，用纲常名教思想软化农民反抗意识，用宿命论麻醉农民，造成农民安于现状、恪守本分的行为习惯。在这种政治系统中，农民很难形成主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意识，也不具备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客观历史条件，政治参与对农民来说是个无法企及的精神奢望。
抗战肇始，中共在领导根据地坚持民族战争的同时亦进行了大规模社会变革。社会变革对中共而言首先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需要，它是中共能否持久坚持抗战的重要前提。无论是创建根据地还是坚持武装斗争都离不开发动农民，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1](P424)变革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创造出一种与农民群众利益相符合的政治经济秩序，正是动员组织农民的最根本有效的途径。不仅如此，根据地的社会变革还是中国革命的题中之意，是实现中国革命总战略的必要环节。这样，社会变革既切合了坚持抗战的需要，又与中共整个革命目标相一致，根据地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华北根据地的社会变革主要表现在：
1.政治结构上。民主建政是中共推动华北根据地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各根据地在创建之初就从改造村政权入手，通过民主选举逐级建立了区、县政权。这些抗日民主政权保证了农民群众在根据地社会的政治优势，极大削弱了地主的政治影响。根据地还动员广大农民成立各式群团组织，取代农村原有社会组织，进一步动摇了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根据地社会权力结构与组织结构的变化，使广大农民摆脱封建关系束缚，与村政事务和边区事业发生直接联系，从而为日后的政治参与准备了制度条件。
2.经济结构上。中共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后又推行了“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等税收调节政策，它们收到了削弱封建剥削、减轻农民负担的实效。有学者认为这些政策改变了农村土地关系，引起了农村阶级结构变化，实质上引发一场土地变革运动[2]。这一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民生活得到改善，经济地位得到提升，并由此逐渐衍生出了在新制度环境下更多的维护和获取自身利益的政治诉求。
3.文化教育方面。根据地推行抗战教育政策，扶持抗日文化运动。在创设各种抗日干部学校的同时，着力发展民众教育。根据地把抗战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采取各种措施如冬学、夜校、识字班等普及教育，使农民的文化知识与政治觉悟均有提高。根据地文化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以抗日为内容的合唱、街头话剧、戏曲表演遍及各个村落。文化教育的发展，先进思想观念的传播，荡涤了农村的封建意识，在根据地营造出一个全新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浓重政治氛围浸染下，农民的思想获得解放，自主意识日趋强烈。
但是在一个长期缺乏民主政治传统、民众民主政治素养付之阙如的政治环境中，民众政治参与光有宏观的社会政治环境还不够，一定的制度保障同样重要。对这一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个案分析就表明，中共采取的具体政策对农民政治参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具体政策是：
1.充分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保护。这期间各根据地制定了一些保障人权条例，如《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山东省保障人权条例》等，以法律保护农民的政治自由。彭真对此曾有详细描述，他说：“在边区疆域内，政府给予了民众以抗日和集会、结社、言论等绝对自由（汉奸除外）”，“政府对于各种重大事项，都以各种形式发动民众讨论，民众经过行政会议或其他自己的组织系统，可以自由向政府提出他们的意见，要求政府实现某些善政，或取消某些弊政”[3]。为农民参与政治提供法律保护，不仅肯定了农民既有的政治参与，而且对农民进一步的政治参与意愿也是一种鼓励。
2.建立健全各项民主制度，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有效途径。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参议会制度，在各级参议会中，农民代表可有效行使选举、表决、创制、监察和弹劾权。另外，县级行政机构设有县行政会议，它由工救会、农救会、商会、妇救会、青救会、驻军及士绅等各方面代表组成，这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又一种途径。在村一级，则有村民代表大会，通过这一组织，农民可以广泛参与村政事务管理。此外，在群团组织系统内，也建立了各项民主制度，如在农会中，就设有会员大会、小组会、小组长联席会制度。这些民主制度在推动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中共对农民政治参与采取积极引导政策。中共在根据地对农民政治参与采取积极引导政策，当农民从本阶级局部利益或眼前暂时利益出发，提出一些不合理要求时，或农民的主张和要求与根据地现行方针政策发生冲突时，党和政府不采取简单粗暴做法，压制农民政治参与活动，而是引导农民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在一切服从抗战的原则下，帮助他们调整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规范他们政治参与行为，这样不但没有挫伤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而且把他们的政治参与纳入体制化轨道。
现代政治学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指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4](P4)。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现实政治系统能否提供充分、有效、平等的参与形式和途径，政治系统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为公民提供的参与形式和途径就越多，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抗战期间，中共真诚推进民主，农民也真心拥护民主，因为它事关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境遇的改善。两者相互推动，遂造就出根据地良好的民主政治局面。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正是伴随着根据地社会民主变革的脚步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向前发展的。根据地的社会变革和中共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推动着农民政治参与向深度和广度迈进，而农民大规模社会参与反过来又促进了根据地民主事业的发展。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从形式到内容异常丰富，它向世人展示了一旦浸润民主的光辉即使是普通农民，在他们中间也同样深藏着创造民主和实践民主的巨大潜力。抗战期间，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1.参加政治集会。政治集会是根据地农民经常参加的一项活动。集会的组织者常常是中共基层党员或群团组织负责人，这些集会有斗争地主的说理大会，宣传中共政策的大会，还有各种纪念大会。各种集会形式灵活，内容多样，对农民很具吸引力。政治集会的庄严气氛，让农民感受到参与政治的神圣，它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农民政治参与热情。《抗敌报》曾报道过唐县举行的一场庆祝台儿庄大捷的集会，该集会在村外的广场举行，会前“人们像潮水般的从广场的四周蜂拥而来”，农民们落座后，儿童团、妇救会成员唱起嘹亮的抗日歌曲，顿时“庄严的空气散满了全场”，大会主席宣布捷报时，“笑容浮露在每个人的面孔上”；接着救国剧团表演话剧，话剧打动了农民，他们“在台下不住地赞叹着民族英雄的人格伟大，辱骂着卑陋无耻的汉奸”[5] 。
2.参加民主选举。这是根据地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根据地农民曾多次有组织参加大规模民主选举。1938年2月至1939年初，晋察冀边区农民就开始参加民主选举，到1940年前后，农民参加民主选举的热情更加高涨。1939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村选的指示信》，要求党的干部向群众深入宣传解释村选意义，号召群众“开展热烈的竞选运动，认真选举为自己做事替自己说话的代表”[6](P109)。地方党组织认真贯彻这一指示，决定在县、区两级成立村选促进会，村成立村选筹备会。各群团组织也积极行动，“把各团体的干部合起来组织村选训练班，具体详切地讲解动员的方法，选举的方法”[7](P94)。由于准备充分，动员彻底，边区农民参选热情高涨，在乡村中“到处都热烈的开着选举大会”[8]，甚至连一些游击区的农民，也冒着敌人的封锁参加了选举。1940年下半年，晋察冀边区再次开展大规模民主选举。在唐县六区，农民举行了竞选游行，召开了竞选晚会，“介绍候选人的优点，发表竞选纲领”[9]。8至10月间，边区又举行了县议会、县长及边区参议员选举。据统计此次贫农的参选率，区选时是85.9%，县选时为85.3%[10](P166)。
继晋察冀根据地之后，晋绥、太行、山东根据地也先后开展了各级民主选举。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全体人民以无比热忱迎接这一伟大事件”[11](P34)。在太行根据地，村选中投票人数占到村民总数的80%，有的地方这一比率高达95%[12](P142)。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民参加民主选举的积极性也很高。据1941年胶东地区统计，各阶层参选比率如下表[13](P39)：
省级
署级
县级
区级
乡级
平均(%)
工人 1.7 0.8 1.9 0.5 1.6
1.4
贫农 43.330.632.035.946.5 38.9
中农 45.254.853.554.745.2 50.4
富农
8.0 8.710.2 8.9 6.7
8.3
地主
0.8 1.5 7.6
0.3
其他
3.8 1.8
0.7
从这个统计表可以看出，贫农和中农在各级选举中参选比率最高，两者合计平均高达89.3%，说明农民民主参政意识已普遍增强。
3.加入各种群团组织。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各种群团组织有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这些组织不同于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组成的农村传统社会组织，它们是有明确政治目标的革命团体。农民加入这些团体提高了自身组织化程度，改变了在乡村政治中的弱势地位。借助这些团体，农民可与根据地的各项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农民参加群团组织的热情很高，参加入数也很多。例如在冀鲁豫边区所属的滑县黄庄，全村有205户925人，其中92人参加了农救会，9人参加了工救会，22人参加青救会，137人参加妇救会，65人参加儿童团，67人参加姊妹团，267人参加合作社，13人参加民兵，参加各种团体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2.4%[14](P23)。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晋察冀边区农救会会员达40万人；1939年，仅山西农救会会员就达1162523人[15](P252－262)。
4.加入中共。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根据形势需要，制定了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党员的方针，这样根据地有一大批农民加入党组织。农民不但构成中共的主要成分，并在各级组织中占绝对多数。下表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冀鲁豫边区第七地委1942年2月党员成分统计表[16](P137)
曹县
菏泽
曹东
考城
总计
原有数目 1110
335 108 246 1799
知道数目
969 335 108
246 1658
地主
14
3 4 21
富农
34 37
4
28 103
阶 中农
218
114 22 73
427
级 贫农
568 136 50 99 853
成 工人
82 2 5
7 96
分 商人
37 11
3 12
63
学生
5 5
因为中共实际处于根据地的执政党地位，农民加入共产党较之加入其他组织，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政治参与，入党为农民提供了更多政治参与机会并提升了他们政治参与水平。
5.监督政府工作和干部行为。这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是农民民主意识提高、公民意识增强的显著标志。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不仅尊重民意，而且愿意接受人民监督，邓小平曾言：根据地政权是民主的政府，“它必须尊重民意，成立各级参政会的民意机关，接受民意的监督，使本身取得民意的支持，成为民众的依靠”[17]。根据地政权这种良好的民主表现，使农民监督政府工作有了可能。农民监督政府，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政府组织系统内的参议会、行政会及村民大会，通过它们农民可以正式代表身份监督政府工作；二是通过群团组织间接向政府提出意见和要求。除两个正式渠道外，农民还采取投诉、上访、控告等渠道监督政府及工作人员。当时，根据地没有设立专门行政监察机构，其职责由参议会行使。在根据地的各级参议会中，农民参议员比例很高，县、区两级尤为明显。1940年，冀中地区统计，定南等7县共有县议员391名，贫农和中农各占26.4%和51.6%；区代表2870人，贫农和中农代表各占38.4%和47%[10](P168-169)。一般来说，农民参议员或代表都能如愿履行职责，使得各级政府能及时听到人民要求，改正工作失误，提高工作效能。
6.参政。这是根据地农民政治参与的最高形式。抗战期间，根据地农民参政的例子屡见不鲜。依照根据地颁布的选举条例，年满18岁公民，除汉奸外，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样在历次选举中，有一大批农民当选公职，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救会成员，例如在 1940年平西根据地的宛平村选中，当选者85%是农会会员[18]。
农民参政主要集中在村、区和县三级，在村一级农民参政比例最高。聂荣臻在谈到晋察冀边区政权情况时说：“村政权是由村民大会普遍选举出来的”，“因为真正实现民主，在选举出来的人中农民最多”[23]。据1940年北岳区选举情况统计，雇、贫、中农当选村各委员会主任者占总数的87.9%，当选村主席者占90.9%，农民成为乡村政治的实际领导者。在县、区一级，农民干部的比例也很大，1941年，冀鲁豫根据地第三地委干部情况调查显示：在县委一级，干部总数为119人，贫农中农出身的有90人，约占干部总数的76%；区一级，干部总数313人，贫农、中农出身的有272人，约占87%[20]。农民大批担任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职务，说明农民政治参与不仅在量上史无前例，而且在质上即政治参与的水平上也前所未有。
三、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和影响
从政治学角度看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农民政治参与水平呈逐渐提高趋势。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参与次数和频度、参与层次是观察其政治参与水平的重要指标，从这几个方面看，抗战初期的农民政治参与水平较低，当时农民政治参与多是动员性的，主动参与意识不强，为数不多的参与一般停留在参加政治集会层次。随着根据地民主建设的发展，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有很大提高，从简单的参加集会，上升到参加政治团体，投身竞选，直至参政议政。很明显，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与根据地社会民主化程度密切关联，没有根据地大规模的民主建设就不会有农民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反之，如没有农民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难以想像的，农民政治参与实践推动了根据地社会进步。
2.农民政治参与组织化、制度化程度高。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是在中共领导组织下进行的，像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都是在中共领导下建立的，这些组织在动员农民政治参与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制度化程度。由于农民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他们政治参与的目标明确，行动一致，效果显著；又由于农民政治参与形成制度化，在整个抗战期间，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始终持续不断。
3.参与的性质多是支持性的。因为根据地党和政府与广大农民利益是一致的，党和政府领导农民斗争地主、开展减租减息，保护了农民利益，农民真心拥护根据地政权，所以农民的各种参与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支持了根据地各项工作。加上中共采取一系列措施，规范引导农民的政治参与，所以农民的政治参与同根据地民主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开展相统一。农民政治参与目标与中共政治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根据地农民政治参与基本上都是支持性的。
4.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很高。农民是非常实际的，他们政治参与的目的在于追求切身利益。回顾一下根据地农民各种参与行为，无论是参与减租减息、反霸、增资斗争，还是参加民主选举、加入群团组织、参政议政等，都是如此。如果政治参与达不到预期目标，就会挫伤他们参与的热情，对此根据地党和政府有清醒认识，并采取相应措施努力维护农民利益。当然，农民自身在参与过程中的表现，参与的艺术、策略等，也是其政治参与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因素。值得庆幸的是，在根据地，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均具备，因而农民政治参与的整体效果很好，实现程度很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农民政治参与热情持久高涨的重要原因。
当然，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总体上被置于中国革命的语境之中，加之，中共作为一个革命性政党，其自身的结构功能本身就要求它以强有力的手段重新整合社会组织，以便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与中共垂直动员的组织结构特征相一致，根据地亦形成政权与社会高度融合的集权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农民的政治参与首先是中共为实现整个革命战略而进行的广泛社会动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农民的政治参与表示着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巨大进步的话，其更具本质性的意义则是它凸显了在中国民主所具有的“社会革命”性质。虽然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同存在竞争性社会政治生态的西方民众的政治参与有迥异的内容和外观，但它丝毫不影响根据地农民政治参与的巨大历史价值。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意义非同寻常。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手段，政治参与把农村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使他们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去，这使中共获得巨大政治资源。农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对根据地政权产生认同，抗日民主政权由此获得合法性依据。这是中共在抗战艰苦条件下力量不断壮大，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并在与国民党的力量角逐中明显占优的重要原因。就农民而言，摆脱封建剥削压迫，争取自身解放一直是他们世代追求的目标。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他们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手段，因此追求自我解放的愿望不能上升为推动农民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政治意识。中共动员下的政治参与，使农民有组织地参与到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摆脱了小生产方式束缚，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仅关注自己的生活，而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开始关注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及相互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政治责任感、公民意识、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培养和增强，从此焕发出蓬勃的政治热情，展示出巨大的革命力量。
［收稿日期］2001-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