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沦陷区论文,述评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新的研究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究始终是一个不断开拓、渐次推进、逐步扩大着其研究成果的领域。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历史情况的复杂，每一个真正研究意义上的成果的取得，都需要经历史料上的挖掘、辨别、梳理和观念、方法上的纠偏、变革，因此，沦陷区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推进，就不仅仅是对一种历史空白的填补，它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对于自身的超越，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占有。
沦陷区文学研究正式得到展开已有10余年的历史了。在东北，当张毓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4 期发表《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一文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已集合起了一支小小的研究队伍。辽宁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同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合办的《东北现代文学史料》早在1980年便创刊，第一辑中刊出的19篇文章，竟有17 篇文章同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有关。 1984年10月创刊的《东北文学研究丛刊》（后改成《东北文学研究史料》，哈尔滨文学院编辑）也以较大篇幅涉及东北沦陷时期文学。高翔的《旧时代“送葬的歌手”——王秋萤生活和创作道路略论》（1985）是这方面研究第一篇有份量的专题文章，表明着该领域研究的正式起步。在上海，上海师大（原上海师院）中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批研究人员从1982年起开始承担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资料的编写。而柯灵也在1982年2 期《上海师院学报》上发表了《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一文。1985年前后，《抗战文学研究》、《上海师院学报》等相继发表了一批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在北京，1985年后，抗战时期的北京文学研究，先后被列入了北京社科规划的“北京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北京地域文学研究”等项目，并相继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上述分地区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在1988年出现一种整合的发展趋势。该年，由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提出，“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究”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该课题后由徐逎翔、黄万华承担。1991年起，北京大学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将东北、华北、华东等沦陷区文学打通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成果。
沦陷区文学长期被冷落，甚至无人问津，主要原因是过去将沦陷区文学从纵、横两个方面割裂、孤立了起来，先入为主地将其冠以“无文学可言”或“只有汉奸文学”而一笔勾销，既歪曲了历史，也造成了这一研究领域观念的僵化、思维方式的单一。因此，沦陷区文学研究的突破首先在于研究格局的正确构架。张毓茂《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的价值就在于它最先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作为“五四”以来东北新文学，包括东北左翼革命文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环来考察。胡凌芝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侧面——沦陷区文学面貌管窥》〔1〕，较早地将沦陷区文学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剖析。黄万华的《关于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2〕和《研究沦陷区文学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3〕，专论了沦陷区文学应取的研究格局， 明确提出“从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整体格局来看待沦陷区文学，是我们研究沦陷区文学的前提”；“由于沦陷区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格局，使植根于其中的文学在其构成上比同一时期的国统区文学、延安根据地文学，要显得复杂而多样化”，那里的文学，产生着一种非“呐喊投枪”式，而“艺术上经过了更多锤炼的”现实主义；“构成沦陷区多种文化冲突的焦点自然是民族文化同殖民文化的对立斗争”，同时，“沦陷区文学是诞生在中国从北到南地理区域类型不同的多个地区中，其文化环境中既有着某些共同的民族文化的基因，也有着相异的地区性因素的影响”。李春燕著《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4〕提出的“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要清除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中的左倾思想”，实际上也涉及了研究格局的问题。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更将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背景扩展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范围。“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对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学中……而且也体现在长期被人们冷落的沦陷区文学中”〔5〕；“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范围，我们甚至会为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历史感到自豪。在当时世界上众多被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占领的国家里，还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在被占领国土上存在着有力的‘抵抗文学’，并通过各种出版渠道发行了数量众多的，虽并非战斗的呐喊，但仍包含着有力抗议的作品”〔6〕， 这样一些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为参照系的结论，建立在言之有据的基础上，使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框架更加开放。
正是在纵、横的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来审视沦陷区文学，使得沦陷区文学的脉络日益清晰。1989年12月出版的《东北现代文学史》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列为一编，得出了这一时期文学“既是东北现代文学发展的兴盛期，又是衰败期”的结论。张毓茂、阎志宏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7〕颇有深度地从整个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前提、发展动力、 基本主题模式、艺术风格等重要方面来考察沦陷时期的文学，认为其在国难家愁的主题开掘上，在凝重、沉郁、隐晦的东北文学风格的形成上，在祖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外国文学经验的借鉴上，沦陷区文学都以其多样的实质、特异的形态，构成了东北现代文学的重要历史阶段，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贡献。
沦陷区文学由于其自身的历史特殊性，曾一度为研究者们望而却步，也造成史料散失，极端匮乏。而沦陷区文学研究的突破，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挖掘、辨识和梳理工作基础上。10余年来，研究者们首先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早在1985年前，东北的吕钦文等、上海的胡凌芝等就分别编就了东北、华北、华东沦陷时期的文学史料专题资料，可惜由于出版上的原因，至今尚未问世。1982年起，由《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编选、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楼适夷、林淡秋、柯灵主编），相继推出了10余位作家沦陷时期的作品集。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秋海棠——抗战时期沦陷区小说选》（黄万华编选）是第一本跨地区的沦陷时期作品选。同年起，春风文艺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3种。 这一时期，一些内部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相关资料，但都显得较为散乱。系统展示沦陷区文学史料的是即将出版的由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大系》和由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这两部大系按一般大系的体例，集中展示了沦陷区文学运动、思潮、社团流派、报刊书籍、作家等史料。参加这两套大系编选的大部分是研究人员，所以这两套大系的相关史料已在研究中得到了使用。而这两套大系出版后，必将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动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深入。随着新史料的大量发掘，沦陷区文学的价值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内的一些权威性工具书都收入了沦陷区文学的相关辞条，而《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等一些有影响的书籍也收入了一定数量的沦陷区文学作品。
史料价值的实现，自然还取决于研究者的史才，即对史料的辨识、提炼和阐释。这些年来，不少研究者不为某些时期学术界“浮夸”风气所左右，对史料考辨审慎，不随人俯仰，以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举个小小的例子，梅娘是沦陷区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作家，过去一段时间里对她的评价极不公平。近几年对梅娘创作重新予以评价的一些文章都曾提及梅娘的《蟹》被评为第2届大东亚文学奖，但她拒绝领奖的事， 这大概源自梅娘的自述。张泉、黄万华等则分别在查阅沦陷区文学第一手资料中查找到了梅娘以“大东亚文学奖”的奖金设立“梅娘氏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有关文章中提及了这一点，并认为这一事实的存在，同梅娘坚持操守的创作相对照，更有利于推进梅娘研究的深入进行。事实上，由作家人格、心灵上的矛盾、痛苦而造成文学创作的驳杂多变，正是沦陷区文学的一个特点。从两种史料的表层矛盾入手，去更真实地描绘沦陷区文学的历史面貌，也许会成为推动沦陷区文学研究深入进行的一种契机。
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复杂性也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应首先扎扎实实地从微观研究做起。事实上，第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正是在作家作品专论这一微观研究层面上取得的，孙中田在《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序〈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中，阐述了剖析沦陷区作家作品的正确方法，反映出沦陷区文学研究者们研究意识的成熟。高翔的《旧时代“送葬的歌手”》较早地从王秋萤创作的社会层面、历史层面、心理层面、艺术层面论述了其生活和创作道路，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鲜明的史识性，其新颖独特的观点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反响。吴福辉的《予且小说论》〔8〕既论予且小说的都会意识，也论其情调趣味， 更论其体现海派睿智风格的巧妙构思，“历史的解读”和“审美的分析”两者水乳交融，显示出作者深邃的学术眼光和精细的审美感受力。范智红的《袁犀论》〔9〕和《关永吉论》〔10〕都在社会和审美的层面上逼视作家的心灵，前者从“写作”构成袁犀沦陷时期生活“本质”这一独特角度去把握袁犀小说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后者从关永吉的独特性情、其创作的形式特征等层面去审视关永吉的“乡土文学”理论，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其他如徐逎翔的《梅娘论》、张泉的《毕基初论》、岳玉杰的《试论梁山丁的乡土小说》、余凌的《燕京校园诗人吴兴华》等文章都在评判作家上显示了研究者应有的审慎态度和史德、史识、求实精神，在作家创作的本体上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既不囿于前人之见，也不随意增损。在作品论方面，孙中田的《〈绿色的谷〉与乡土文学》〔11〕在众多评论《绿色的谷》（山丁）的文章中显得卓然特立，文章的审察视野开阔，对作家的创作心态剖析精微，对作品的多层面分析充分顾及了社会、历史、审美的种种因素，在一篇作品论中将客观审视和微观剖析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它对某些研究者在分析沦陷区文学作品时的疏漏，是一种纠偏。
沦陷区文学是一段落满了历史尘埃的存在，要逐渐地还这段历史以本来面目，便不可能回避一些功过得失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这几年来，研究者们通过大量艰辛的辩证、核实工作，认真地进行独立思考，对一些复杂的文学现象做出了新的结论，如“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凭借武力在中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然而在各个沦陷区，日伪推行的殖民文化的政策却几乎都失败了”〔12〕；周作人“非但与北京沦陷区的绝大部分文艺杂志的办刊方针无关，而且还受到华北文坛方方面面的抨击和冷落，基本上没有介入北京的文学运动……他那沦陷区汉奸文学旗帜和首脑的形象只是一种幻象，产生于沦陷初期日方一厢情愿的期待，以及局外人和后来者的合理想象”〔13〕，等等。黄万华的《艺文志派文学初探》〔14〕和《艺文志派四作家论》〔15〕，对东北沦陷时期一个创作数量最丰、活动最频繁、其背景和构成也最复杂的文学派别的创作心态、人生道路、艺术探索和主要成员的创作倾向作了全面分析，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澄清了不少历史事实，较为清晰地勾勒了这一派别的前后变化过程。这一研究对理清整个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历史面貌都是有益的。新版的《中国简明大百科全书》便收入了“艺文志派”的辞条。其他如胡凌芝的《苏青论》、冯为群的《古丁论》等都对一些素有争议或久被冷落的作家做出了公允中肯的评价。至于钱理群《周作人传》中关于其北京沦陷时期生活创作的研究，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关于沦陷区小说创作的论述，都早已作为非凡著述中的富有历史深度的描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沦陷区文学的宏观研究还刚刚起步。但由于沦陷区文学研究时空格局的确立，在“空间”方面注意到了其与中外文学的联系，在“时间”上把握了其历史的继承、延续，一些宏观研究的文章便也颇有一些“破关而出”的气势。张毓茂、阎志宏的《论东北沦陷时期小说》〔16〕在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力求深入地把握这一时期小说的历史原貌，在剖析其与中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与“五四”新文学的承传轨迹中，清晰地勾勒了其发展历程，很有独见地阐明了东北沦陷时期小说的内容总趋势和挣扎于困境中的艺术表现、审美追求。逄增玉的《沦陷时期东北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基本轨迹》〔17〕和《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与关内乡土文学》〔18〕两文，分别选取了东北沦陷时期颇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并努力将其当作有机整体来把握，对其社会历史内容、创作方法及美学特征进行一体的研究，在比较中紧紧把握沦陷区文学的独特处境和独异之处，以其思辨性见出新意。 黄万华的《沦陷区文学鸟瞰》〔19〕长达2万余字，在清晰勾勒“沦陷区文学以极其复杂的面目和形态承担了在法西斯文化专制下保存民族文化血脉的作用，它所提供的文学历史内容和形式是丰富的”这一历史原貌的过程中，颇有见地地分析了沦陷区各种文学特殊的存在方式，认为“沦陷区文学最有其文学史意义的，是其提供了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经过锤炼的现实主义”。上述文章，都提供了不少新史料，但又避免了资料堆积式的研究弊端，而充分注意到了对文学史内在逻辑的把握、抽取。当然，这种努力还仅仅是开始。
正是在微观和宏观研究的互补中，一些研究沦陷区文学的专著得到了出版，反映出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某种“综合”阶段的开始。胡凌芝的《蹄下文学面面观》（长春出版社1990年1月版）收文11篇，12万字， 微、宏观研究各占一半，侧重于上海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作者在沦陷区文学研究上起步早，此书便是她数年研究的结果，其《后记》说：“做到既有史的线索，又从评析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着手，这是我完成此书的一个构想”，而这也是该书的特色。冯为群、李春燕合著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版）收文19篇，19 万字，是作者8年来潜心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结晶。 其在扎实的史料发掘、整理基础上，澄清了不少东北沦陷时期新文学被误解、被忽视的问题，清晰地勾勒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某些层面。该书中的作家作品论，如《关于古丁》等文，也别有研究者自己的开拓和论述，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新见解。黄万华、申殿和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版）全书24万字，分思潮研究编、社团流派研究编、作家研究编三部分，这一框架反映出作者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基本思路。该书的特色在于“作者将众多的史料铺敷于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三个层面上，交错互补，纲举目张，清晰地勾勒了东北沦陷14年的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纷纭复杂的真实面貌”，“史支持论、论统摄史、史论结合”，“宏观审视和微观探索作了一定程度的结合”〔20〕，“在选题上知难而进，大刀阔斧地去碰那些内涵较丰、难度较大的题目”，并“在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与科学精神指导下”〔21〕进行研究，作出结论。上述3本论著因为都是作者的论文结集， 所以对沦陷区文学史现象的覆盖率还不够大。对这种情况的突破，是在最近出版的3本沦陷区文学史专著中取得的。这3本专著是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8年》（中国和平出版社版，35万字，以下简称张本）、 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版，23万字，以下简称陈本）、黄万华和徐迺翔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版，53万字，以下简称黄本）。
这3本专著跟以往的沦陷区文学研究论著比较起来， 都显示出一种开阔、多维的研究视野。张本开宗明义提出了沦陷时期北京文学的多维参照。作者将苏联反法西斯文学、法国等欧洲国家沦陷时期文学、海外对中国抗战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的评价、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多样性等作为参照系，得出了北京沦陷区“有表现出鲜明的反抗意向和情绪的抗日文学，其特点是或者针锋相对地影射现实，或者矢志不渝地恪守民族传统，因此，是蕴藏在作品主题中的本文层面上的反抗，不象法国沦陷时期的抵抗文学运动那样，主要以形式层面上的反抗闻名于世”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很有学术深度的。黄本将沦陷区文学的背景、沦陷区作家的创作心态分别作为全书开头两章的重要内容，反映出作者在研究上取远比研究对象本身宽广的时空尺度，并侧重从作家心态切入剖析沦陷区文学的复杂性的研究思路，这使得后面近30章对沦陷区文学的历史描述有了开阔的视野。陈本分“战火篇”、“孤岛篇”、“沦陷篇”3部分，正是在这样一种框架结构下的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描述，揭示和展现了上海这一30年代新文学中心城市的文坛在抗战时期的生存演变，使上海抗战文学、“孤岛”文学同沦陷时期文学的历史联系脉络被梳理得十分清晰。
突破单个作家、单部作品研究的封闭状态，采取整体研究的开放格局，使这3本研究专著， 在“史识”和“史笔”两个方面都作了新的探索，有了新的进展，3本书述及的相关作家都在百人以上， 有的多达四五百人。在道德、文章的评判尺度上，陈本显得相对苟严，在各文体创作的述及中，基本上将作家按其社会活动的政治倾向划分，但也严得有理有据，并充分注意了其创作的相对独立性。张本则将北京作家划分为新进作家、作家学人、校园作家三大块，既未淡化作家创作政治和社会背景层面上的评价，更侧重作家作品文本中渗透、凝聚的创作价值。其精采之处在于未将一个作家在沦陷时期的创作凝固化，而充分注意到了作家在沦陷区遭受的心理、社会压力而引起的创作变化。黄本面对的研究对象范围、差异都更大些，故采取了相对灵活的划分尺度，在社团流派、题材类型、文体特征等几个层面上对作家定位、分析作品比较细致，大多采用鉴赏文笔，且又注意作家心态的剖析，也坚持了道德文章并重的标准。可以说，经过这3本书作者的努力， 长期积存于沦陷区文学史上的灰尘已基本上得到扫除，这3本专著也由此显示出明亮的特色。
这3本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著作也显示出许多方面的差异， 而正是这种互补的差异，表明着沦陷区文学研究进入着一个多维研究的新阶段。
张本的特色除前述之外，还在于其研究多层面格局的内在联系紧密、清晰。全书10章，都紧紧围绕北京沦陷时期文学总体特征的揭示、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史实的考证三个层面展开，各章虽各有侧重，但更注意互相渗透、互相呼应、互相补充。而最后一章又提纲挈领地对多个层面上的结论作了小结，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
陈本的特色在于从社会学和文艺学交叉的视线对沦陷区文学进行了冷静观照。该书将相当数量的史料作为附录来处理，书的正文虽也是按文体而展开的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论述，但作者充分注意到了上海在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从沦陷时期上海社会的诸多方面来考察文学的自身特质、形象体系和生存历程。作者在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分析了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在新文学的进一步“大众化”、“民族化”，克服新文学写作过分欧化倾向，通俗文学弃旧求新变革等方面所做的具有先行意义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从而充分肯定了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这一结论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它突破了单纯为沦陷区文学政治上平反的局限。
黄本的明显特色是既气势较为恢弘，又力求相当的历史深度。其书开篇两章既反映出作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张”、“掘进”的努力，又体现出作者向文学研究的深层次开掘的努力。后面又有7 章内容对各时期、各阶段的沦陷区文学作了鸟瞰式的整体把握。作者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角度划分创作类型的方法，从文体、流派群体、创作题材、艺术层次等多个层面进行审视，在力求扩大对文学史现象的覆盖率中，努力使沦陷区文学历史描述从模糊混浊变得清晰明确，从偶然性中显示必然性，从杂乱无章的事态中来阐明其历史含义和实质，并进而理清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总之，这3 本沦陷区文学专著在不同的学术层面上取得了突破。不过，如果说这3本专著可以作为10 年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某种小结的话，那么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其他成熟领域比较起来，沦陷区文学研究仍有许多需要加强的环节。
这里需要叙及的是一些前辈学者对于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关注。86岁高龄的贾植芳先生亲自执笔，热情地为《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和《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两书作序，对沦陷区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如，他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序》开篇写道：“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缘，中国现代文学成了众所周知的‘劳动密集型’学科，不过，这也更反衬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缺憾：我们数千人的研究者队伍竟然至今未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所以可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们以往的文学史教科书中，一直存在着一片较富耕耘价值但却一直未被开垦的空白地带——沦陷区文学。”因此，当他“高兴地看到，不少学界有心人已开始致力于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其“学术成果正在陆续破土而出”时，他相信，“中国现代文学很快就会以非‘残疾’学科的面貌凸现在世人面前。”这便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整体角度肯定了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他在充分肯定了“该书的诸多不同凡响之处”后，富有历史眼光地提出应将“沦陷区中的日裔作家‘反映’沦陷区生活的文学创作”和“当时的翻译文学”“纳入探讨范围”，对于丰富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格局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作为本文述评的最后一个内容，笔者想提及目前正在编辑出版的两套大系，一套是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大系》（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一套是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沈阳出版社）。这两套大系不仅在史料的搜寻、梳理上有了更全面的努力，如封世辉编选的《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就显示了编者较深的史料功夫，而且其各卷的《序言》实际上提供了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也反映出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某些新趋势。
《沦陷区文学大系》在体例上较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将通俗文学单独列成了一卷，这也反映了沦陷区文学的某种文体特征。各卷导言的明显特色在于以较浓郁的思辨色彩表现出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深入。各卷导言将理论探讨同尽可能广阔的文学史现象、生动有力的艺术把握结合在一起，以深入理清沦陷区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内在客观规律。范智红的小说卷序言捕捉住了沦陷区小说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现象，如小说的发展同沦陷区文学“复兴”的先声间的内在渊源、小说作者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环境和文学活动的策略的理解和运用、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文学思潮等，侧重从小说界的创作思想入手来探讨沦陷区小说达到的深度。林彤、谢茂松的散文卷导言认为，沦陷区散文得到意外的发展，而“个人性”的随笔和小品始终成为沦陷区散文创作的主潮的深层动因，来自这一时期对“个人生活”和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关怀。作者在战争、沦陷的背景上，分析当时散文创作中的怀旧现象、抄录古书现象、“身边化”现象等，认为这种在外在文学与内在生命上沉潜于身边日常生活的体味，童年、乡村的记忆，历史与自然生命的沉思之中的散文创作，正是对于个体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而另一类沉醉于“远方的梦”的散文则是当时生存和精神困境的人生体验。朱伟华的戏剧卷导言在戏剧本体层面上对沦陷区戏剧演变轨迹所作的历史描述，孔庆东的通俗小说卷导言对通俗小说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和艺术形式上的努力的论述，也都反映出了作者在理论思考同具体历史现象剖析结合上的努力和进展，都是值得称道的。
《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的总序即前已述及的张毓茂、阎志宏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由于有了开阔的纵横时空上的参照，对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描述就更有了历史深度。这里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如何在民族文学的历史变革和发展中来考察、描述沦陷时期这一段文学历史，而不是如目前有的文学史著述那样“补缀”式的叙述。该《大系》的各卷导言在这方面都作了努力并取得了进展。小说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体式中质量、数量都可名列榜首的，白长青的《短篇小说卷导言》从东北现代短篇小说形成于东北历史的内孕中这样一种考察视角出发，从东北现代小说的基本主题（启蒙、救亡、新生）、在参与社会与时代中形成的鲜明现实主义特色、艺术处理上为关内作家所不具有的特色、作家群体的构成及其创作实力等诸多层面上进行了具有历史筛选意义的论述。高翔的《中篇小说卷导言》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参照系，在对东北现代中篇小说的历史脉络与形态进行描述的同时，认为，东北现代中篇小说不仅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中篇小说作品和梦幻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而且开创了现代反帝文学和创造了殖民地区独特的现实主义小说样式，发展了解放区工农兵题材小说。高翔的《长篇小说卷导言》从小说样式的视角出发，对东北长篇小说进行史的描述，认为，东北现代长篇小说从早期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总体特色的城市文学、通俗文学、自传文学特征，进而呈现为东北作家群的自我精神与民族精神之融为一体，沦陷时期的对生命主题的深入挖掘开拓与多方面的文体探索，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写实与理性的高扬，显示了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李春燕的《散文卷导言》在以情感抒发的特征为线索描述“五四”以来东北现代散文的历史进程中，剖析了沦陷时期散文受制于时代、社会环境的诸多因素，抒发情感隐晦而又真实的历史特征。黄万华的《诗歌卷导言》在对东北沦陷中期诗歌刊行会作者群、诗季社作者群的诗歌创作、沦陷后期在乡土味中继续吟哦的诗作和超越“闺怨诗”的女性诗歌等进行历史评析时，都着眼于其在异族统治下如何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和完善民族现代诗歌的形式。他撰写的《戏剧卷导言》则从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相结合的角度，考察沦陷时期戏剧在东北现代戏剧活动的滥觞和兴盛中，在戏剧对东北民众特有的民风特征、审美情趣的把握和表现中所取得的历史进步。阎志宏的《评论卷导言》认为，东北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在东北现代文学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中，都起着开拓道路的作用，它及时呼应关内文艺思潮，推动了创作的发展，在东北文学三个历史时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即以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为主流，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创作相互补充、推动，共同构成了东北现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10年耕耘，沦陷区文学研究展现了一片较富有学术研究价值的领域，但就整体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后来者的超越。
注释：
〔1〕载《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2期。
〔2〕载《吉林社会科学》1988年3、4合期。
〔3〕载《文学评论》1988年4期。
〔4〕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4期。
〔5〕〔13〕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8年》，第8 页“结论及几点说明”。
〔6〕〔12〕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后记》。
〔7〕 载1994年2期《社会科学辑刊》。
〔8〕〔9〕〔15〕〔17〕〔21〕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1期。
〔10〕〔19〕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1期。
〔11〕〔16〕载《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
〔14〕〔18〕载《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
〔20〕钟帜：《〈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简评》，载《北方论丛》199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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