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历史哲学及其现代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瞿秋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历史哲学是瞿秋白哲学思想中十分重要且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瞿秋白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围绕着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与意志自由、历史有定（决定）论与历史无定（非决定）论、历史的必然与自由等方面展开的。瞿秋白的历史哲学坚持了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于反对唯心史观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存在着对主体的选择作用和能动活动比较忽视的缺陷。瞿秋白历史哲学的主要贡献和失误，对当代中国哲学界关于“人的活动与社会规律”、“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讨论，都具有一定启迪和借鉴意义。
1923年春夏，中国思想界开展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瞿秋白同年底撰写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比较深入地阐发了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与意志自由，有定与无定，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初步建构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历史哲学，其中不乏精辟见解，同时也有一些历史的局限，对此进行一番探讨，无论是对于反思当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关于自由与必然的种种见解，还是对于推动今天理论界关于“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与意志自由
历史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还是意志自由支配的，可以说是历史哲学中的“斯芬克司”之谜。只讲客观规律的必然性，排斥主体活动的作用，和只讲意志自由的万能，排斥客观规律的作用，都是片面的。“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此的研讨，是围绕着“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展开的。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人生观》的演讲， 强调科学与人生观不同，前者是客观的、自然的、为因果律所支配。后者则是主观的、直觉的、是为意志自由所支配的。因此，两者所涉及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对于人生问题，也是无能为力的。首先出来反驳张君劢的是丁文江。他在1923年4 月发表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主张科学是万能的，科学方法是普遍适用的，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他称张君劢为“玄学鬼”，提出了“打玄学鬼”的口号。随后，张君劢和丁文江又相继发表了相互答辩和质难的文章，参加论战的人也越来越多。1923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将论争文章汇集成《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也就是在这个月，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阐述了他对科学与人生观论争的看法。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他就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所论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的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1〕可谓一语中的。张君劢反对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的基本依据，就是人生观属于社会现象，它与自然现象受因果律支配不同，人生观不受因果律支配，而为意志自由支配，在“玄学鬼”，张君劢看来，社会现象是没有规律的，“忽而资本主义，忽而社会主义，试问论理学之三大公例，何者能证其合不合乎？〔2〕瞿秋白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人类社会的生活，不论它怎样各不相同，始终我们考察得一定的规律。”〔3〕“社会现象确有因果可寻”，“社会的有定论以科学方法断定社会现象里有因果律”。〔4〕
既然社会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那么人的活动还有没有自由呢？在张君劢看来，若承认社会发展的因果律，就没有意志自由，若承认意志自由，就没有因果律。针对这种在绝对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观点，瞿秋白指出，人们可以通过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而获得辩证意义的自由。他说：“社会现象是人造的，然而人的意志行为却受因果律的支配，人若能探悉这些因果律，则其意志行为更切于实际而能得多量的自由，然后能开始实行自己合理的理想。”〔5〕人的意志与活动必然遵循客观规律，但是，人们认识与把握了这些规律，也就获得了自由。因此，“人的意志愈根据于事实则愈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据于事实，则愈不自由，……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6〕瞿秋白强调人的活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对于反对张君劢的意志自由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客观规律与人的意志的关系中，瞿秋白主要是立足于前者，着眼于前者的。他特别强调客观规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无限扩大了它的作用，而忽视了主体的自由选择和能动活动的作用。
瞿秋白论述的自由意志与因果律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实际上就是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问题。当然，这个表述要比前者准确得多，深刻得多。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是近年来我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受两种观点的影响较大，一是斯大林的观点，即认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必然性。这种观点的优点在于肯定了规律的客观性，但是不足之处则在于对人的活动重视不够。受这种观点影响，有的人甚至认为无论人如何活动，都将为其背后的必然规律所决定、所支配，人的一切努力、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就象孙悟空逃不脱如来佛的手心一样，这就很容易导致宿命论。二是葛兰西的观点，即认为历史无规律可言，历史规律的提出不过是被压迫阶级还处于防御地位，处于没有首创精神时代容易发展起来的一种补偿性思想，是一种原始的准宗教，是用来鼓舞士气，树立信心的。葛兰西的这一观点，近年来对我国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有人在强调人的主体活动的同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排斥历史规律的作用，这就很容易滑向唯意志论。看来，如何解决意志自由与因果律、人的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关系，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到今天，都是一道难解之题。
应当指出，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维护科学的权威，主张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而在论战中获得了较多人的支持。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反对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是对“五·四”精神的一种反动，具有消极意义，因而在论战中支持的人不多。张君劢以人生观属于社会现象，和自然物质现象不同为由，主张人生观只为自由意志支配，无因果律可循，其结论自然是错误的。但是他注意社会现象与自然物质现象的区别，却是具有合理之处和重要价值的。从今天的讨论来看，努力发掘与拓展这一问题，即注意区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可以说是正确认识人的活动与社会规律关系的关键。从瞿秋白有关因果律的意志自由的论述来看，他恰恰对这一点是注意不够的。
那么，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区别究竟何在呢？第一，两者所属的物质运动形式不同。自然规律是自然客体之间运动的表现，社会规律是社会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表现，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不等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第二，两者与人的关系不同。自然规律没有参与人的意志活动，在无人参与下，也会体现其客观必然性，社会规律则是内在于人的人们社会活动的规律，如果离开了人和人的活动，就没有什么社会规律可言。第三，两者必然性的实现方式不同。自然规律的实现表现为自然现象的自发运动，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社会规律的实现体现为人们由自发走向自觉，由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进程，是内在的必然性。第四，两者必然性的表现形式不同。自然规律体现出一种盲目的单一的决定性，社会规律则十分复杂，它是通过许多随机过程实现的，社会规律的客观性绝不等于线性的单一的严格的因果制约性，这样才使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中的调节度和应变性成为可能。第五，两者必然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表现方式不同。自然规律是一种必然的现实性，社会规律则“没有任何其它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7〕明确了这些区分， 对于帮助我们认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因果律与意志自由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对于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转换等自然规律来讲，人的意志不仅不是自由的，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对于社会规律而言，它却是离不开人的活动的，因此也就内在地包含着意志的作用。当然，人的主观意志作用绝不等于为所欲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历史有定（决定）论与历史无定（非决定）论
瞿秋白认为，在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问题上，主张人的意志自由不受束缚的学说叫做“无定论”（即非决定论）。主张意志不自由受环境束缚的学说叫做“有定论”（即决定论）。他认为“假使无定论一贯到底，能成就哪一种结论呢？人的意志若是绝对自由，绝无联系，那它就是无原因的。——宇宙间的一切，从臭虫滋生到太阳系的运行，都有公律的，独有人的意志，好象天神似的，站在全宇宙之上，而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是一个唯一的例外。意志自由论简直是直达宗教，丝毫无能说明，无所谓知识，而只是盲目的信仰。”〔8〕其实， 在社会活动中，人决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也就是说，人的意志不是完全自由的，而要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一个人的意志、感觉、行动都有一定的原因，是有定的。”“无定论实际上不过是‘玄妙化’的半宗教式解释，丝毫不能说明实际事实，仅仅是精神破产的哲学家之‘自欺的安慰’，而且大足以阻碍科学的发展，唯一正当的观点，只是有定论。”〔9〕瞿秋白坚持历史有定（决定）论，反对历史无定（非决定）论，坚持了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但是也应当看到，瞿秋白在坚持历史有定论的同时，对历史主体的选择活动是注意不够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也潜在着走向宿命论的可能。
历史是有定（决定）的还是无定（非决定）的，这一问题在今天突出地体现为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关系问题，这同样也是当今中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研究，同样也把历史“有定”“无定”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在马克思义哲学看来，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是统一的，如果历史进程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就象春天过去必是夏天，白天过去定是黑夜一样，那么人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历史主体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毫无例外地单因单果单线的划成和命定，对于其具体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来说，从可能到现实，往往具有多种可能的发展模式和途径，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交叉点和转折关头，更是具有多种走向，即具有可以多向选择的可能性空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历史主体才负有时代责任感，历史才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色彩的画卷。如果只有一种可能，历史就只能是单色调的，千篇一律的了。
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统一，体现为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与能动创造过程的统一。人类社会是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物质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对于反对唯心史观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只看到自然历史过程，忽视甚至排斥主体的能动创造过程，那就错了。这种片面性的产生，关键是在方法论上有失误，即只看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致性，而忽略了两者的差别性，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历史发展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自然历史过程与主体能动创造过程的统一。首先，从构成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人来看，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界，而人则具有能动性、选择性、创造性和预见性。“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10〕其次，从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人的活动来看，人的主观意识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不断地物化出来，给客观世界打上主观的印记，“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1〕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客观世界，是人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人的能动性最集中的体现。再次，从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来看，历史的目的和意义体现在人的活动中，“人们通过每一个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12〕正是这种有着自觉意图和预期目的的主体活动构成了历史。总之，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历史规律参与并制约人的活动，从而使社会发展具有自然历史的性质；历史规律又渗透着主体的活动，从而使历史过程具有能动创造的性质。历史既是合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人的有目的的能动创造过程，这正好体现了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
三、历史的必然和自由
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张君劢认为，自然现象是有客观规律的、必然的，而人生观属于社会现象，是受自由意志支配的。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到历史发展中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对此，瞿秋白是如何回答的呢？
关于必然，瞿秋白认为，必然就是规律，它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附条件的必然，即“必然要吃药，病才会好，必然要呼吸，人才会活。”〔13〕二是带障碍意义的必然，这是指迫于强力不能按自己原本的心愿去做，而只能作违心之举。比如农民革命强迫地主交出土地所有权，地主本是不愿意的，但是迫于压力又不能不交。三是因果的必然，即客观现象的因果联系，一现象发生，引起另一现象，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这是“必然”的最根本、最深刻的意义。关于自由，瞿秋白说：“所谓‘意志自由’当解作‘确知事实而处置自如之自由”。〔14〕自由“必以知悉自然的必要为根据，自由不在于想象里能离自然律而独立，却在于能探悉这些公律；因为只有探悉公律之后，方才能利用这些公律，加以有规划的行动，而达到某种目的。”〔15〕
根据上述关于必然与自由的认识，瞿秋白强调人们要获得自由，必须服从和认识必然。他说：“对于自然界之‘服从’却是人类解放的条件：人若服从自然则对于自然的威权反面增长，人的自由亦就增长。所谓服从自然（必然）是说服从自然律；所谓征服自然，是说征服自然本身。服从技术上及经济上的某种必然，人便能破毁那受自己生产品所支配的‘作茧自缚’的怪现象，人便能得到多量的真正自由。他的‘服从’正是他的‘解放’之源泉。”〔16〕这里关于“服从”与“解放”的辩证论述，正是对自由与必然辩证关系的科学说明，即：唯知此因果律之‘必然’，方能得应用此因果律的‘自由’”。〔17〕人们通过认识社会规律的必然性，而在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获得了自由。
人之所以服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从服从中获得解放，从必然中得到自由，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人作为主体，具有能动性，创造性，预见性，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发挥。同时人的活动又不能为所欲为，而要受到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历史既不是排斥人的活动的过程，也不是不受社会物质条件制约的过程，既不是纯客体的过程，也不是纯主体的过程。一方面，人要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又要顺应自然。一方面人要支配社会；另一方面又要受社会制约。一方面历史是人创造的；另一方面人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方面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另一方面人又是剧中人。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体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必然与自由的统一。
瞿秋白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论述总的说是辩证的，但是似有强调必然有余，强调通过主体实践活动获得自由不足之感。与上相联系，在讲必然（必然性）与偶然性时，就比较明显的表现出过份强调必然性，而忽视偶然性的偏向。我们知道，必然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作为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瞿秋白指出，“小小的偶然性亦有影响”“无论怎样小的事迹，实际上亦有影响于将来的发展。”〔18〕他还说：“凡有‘偶然’之处，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科学的职任便在于发现这些公律。 ”〔19〕这些论述既注意了偶然性的作用，又注意了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是正确的。但是，瞿秋白又引用斯宾诺莎的话说，“所谓偶然完全出于我们的无知。”并认为“历史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严格而论，历史也没有偶然之事。从最小的事实一直到最大世界政局都在因果律的连续中，同样是非偶然的。”〔20〕这就在强调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时，忽视甚至排斥了偶然性的作用，用必然性“吞没”了偶然性，这可以说是瞿秋白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明显缺陷。这一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和汲取。
收稿日期：1995—08—06
注释：
〔1〕〔4〕〔5〕〔6〕〔13〕〔14〕〔15〕〔16〕〔17〕〔19〕《瞿秋白选集》第113、127、122、128、118、116、116、118、127、114、页。
〔2〕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
〔3〕〔8〕〔9〕〔18〕〔20〕瞿秋白：《现代社会学》， 《上海大学史料》第345、346、346、347、34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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