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负面化的女性主义者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负面论文,主义者论文,及其他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的“三八”节，我参加了一次对女新闻工作者的社会性别培训。协作者要大家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我回答的是：新闻工作者。而协作者公布自己的答案是：女新闻工作者。——这是一次对我的醍醐灌顶般的触动，在此之前，我一直为之暗自困惑的，正是自我身份和表达立场的确认的问题，而问题的逐渐解决，正是通过在那之后的对女性主义思想的追寻。
然而，曾几何时，我不敢流露自己对女性主义的兴趣。——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主义”这个词有点让人避之惟恐不及，公开宣称信奉任何一种主义，都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而女性的特殊障碍，可能还包括政治上的过度洁癖、理论学习的困难，以及对凸显于众人之前的不安等等。于是，女性与“主义”，就似乎一向难以亲近，而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这其中女性主义尤甚——正如张红萍在《女性主义者怎么了》（见2月11日本报三版）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众多女作家与女性主义“划清界限”并非偶然，一位学者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读后的感觉是：其实已经和“主义”只有一步之遥，甚至已经暗度陈仓了，但就是不愿公开跨过那一步。为什么不敢或者不愿跨呢？跨过去了又如何呢？
确实，女性主义是个标签，而很多人都不愿轻易被贴标签，因为怕被限定，怕自己的内涵被单一化，或失去立场选择的自由。这可以理解，只能说她们确实还没到对女性主义心悦诚服的程度。然而，此中也许也包含着一种心态上的傲慢或自私，当然说是珍重自持也好：惟恐因被指认为属于某个特定集体而削弱了个人的光彩，如果这个集体是在边缘，加入它就意味着与主流的疏离，可能就更不情愿了。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尽管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生长期如此短暂，它所承载的负面印象，却是已经太沉重了，以至于很多人拒斥把自己和它联系起来。某一个女性为什么会成为女性主义者？被严重暗示的是，她很可能只是因为在和男人的关系中过于失败才如此。确实，戴锦华曾经说过，往往正是那些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较多的性别挫折的女性，更容易成为女性主义者。但是，这个过程肯定与自暴自弃而走向极端无关，只是因为，对压抑经验的自省能够最直接地帮助理解性别的奥秘所在。然而，女性主义者的形象却是已经被不由分说地歪曲和刻板化了——一群仇视男人、丑陋、好斗、神经质的、秘密活动的女人。女性主义者因此被从普通女性中划分和孤立出来，女性主义者的命名也因此成了一个几乎带有嘲讽意味的字眼，一些女性即使与之暗有共鸣也不愿承认。
其实，女性主义者不过是承担了男权社会所固有的厌女传统的集中发作。既然她们拒绝服从温柔、贤惠、“女人味”等等传统的女性特质期待，拒绝为满足传统男性对性对象和婚姻对象的要求而做形象扮演，那就必须将她们丑化才能心安。而通过将女性主义和仇恨、不可理喻的愤怒联系起来，拒绝改造的传统男性自认为很好地消解了她们的挑战性。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贬低它的思想价值：没什么新鲜的，或者只是一个很不重要的方面。总之，要说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默认了自己在既有的性别权力格局中没什么利益指望，默认了自己不懂大问题、重要问题。于是，为了脱出这种认定，表示自己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不同，有人给自己加定语，比如“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我相信这其中有善良的沟通的愿望，但是，真的有“咬人”的女权主义吗？被“咬”的又是谁呢？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个男人，因为一位女性主义者的一句话而发怒，其实这句话完全和他无关，不过是因为他感到他从属的某种利益群体被冒犯了而已。多年之后回想起来，真正神经质和脆弱的，其实正是这些拒绝放弃性别特权的传统男性，就算你声明了“不咬人”，他也未必能容得下。
平等才和谐，在和谐之前先得有斗争，但是，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给人一种过激和缺乏建设性的印象，因为它要颠覆的是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生于其中的固有的性别结构，而新的结构，只能是从旧中出生，在实践中探索。而且，女性主义的名义又是如此容易被僭用：连膜拜外国男人性能力的宝贝也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谁又有资格说她不是呢？有心人不会因有这样的僭用而动摇，无心人会不会连带对“一切”女性主义都敬谢不敏？
只有建立起一个更加坚韧的集体自我，才能保有较从容的探索空间，而这个女性主义者的集体自我，又是多么需要更多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识素养和社会身份的女性的支持。在我看来，对女作家们所做的女性主义解读，绝非强作解人，一厢情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该遭到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