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的福利趋同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债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其解释不仅对判断欧债危机的可能解决途径提供帮助，而且对既有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检验结果也可以进行充分的回答。 回顾已有的文献或者评论性文章，对欧债危机的研究已有很多视角。以国外学者为例，Marcelle Murphy（2011）认为过度借贷引起债务危机。希腊政府大量借款，导致巨额的赤字支出，逃税现象严重，而在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易得的贷款促进了消费和经济繁荣；但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危机国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降低债务水平，而实际经济能力却无法偿还大量贷款。①Paul Belkin（2010）从国内和国际因素分析了希腊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希腊过度的外部融资所引起的预算和经常账户赤字，使得金融市场信心崩溃，较高的政府支出、结构性僵硬、逃税、腐败等助长了债务，同时欧元的使用及欧盟规则的松散执行（如预算赤字和债务赤字）使得危机难以在短期内解决。②Collignon（2011）比较赞同货币主义者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认为目前的欧债危机是流动性危机，原因是成员国之间政治协调的失败，认为只有加强政治一体化才能最终解决欧债危机。③Ulrich Volz（2012）在他的文章中强调了银行体系的问题，主权债务危机直接源于美国金融危机和紧接着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欧洲国家银行业问题，政府为救助银行业，使得许多私债变为公债，主权风险增加，所以债务危机的核心是主权信用与银行体系的相互依赖性。④Lorenzo Bini Smaghi（2011）从欧洲国家特征等方面对欧债危机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债务结构健康的国家其纳税人不愿承担过重的负担，以支持其他国家的公共融资或银行体系，而政策决策者将面临政治、市场和资源有限的挑战，同时财政政策的完全独立助长了债务。⑤ 虽然债务危机发生在欧洲，但国内学者也对其经验、教训做了大量梳理与评述。丁纯（2011）认为欧债危机并未止步，追根究源，美国金融危机使各国大幅度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引爆欧债危机；而深层次原因则是欧洲国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产业结构软肋和结构转型失衡，离散的财政政策以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欧债危机难以快速解决。⑥宋学红（2012）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欧债危机，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和深化是欧债危机的导火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推动了欧债危机的升级；而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制度性缺陷和欧元区经济结构失衡则是欧债危机的内部根源。⑦胡朝晖、李石凯（2012）认为欧债危机的内生性成因，是财政支出扩张和经济停滞导致的财政收入收缩，而外生性解释变量，是美国为了巩固美元全球霸权而试图通过债务危机打压欧元；即使短期内，欧元因为债务危机遭受重大打击，但长期来看仍可能造就更强大的欧元。⑧陈洁民、张尧（2012）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持续经济增长、援助措施、财政监督机制等方面分析了欧债危机升级的原因，并指出解决危机的关键是建立财政联盟、扩大援助基金并转变欧洲经济增长模式。⑨ 当然，研究欧债危机的文献汗牛充栋，不可能逐一列举。综观当前的研究成果，学术界主要从国际、国内因素解释欧债危机的原因，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欧元区财政政策不统一、缺少财政监管以及政治协调危机等是其外部源泉，而内因主要是政府的过度支出和银行体系的问题。虽然有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从理论上分析了“最优货币区”的不可行性⑩，也有国内学者从经济结构失衡角度认为欧元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但并未以实证的数据和合理的逻辑论述解释其背后的根本原因。（11）本文将结合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试图从“福利趋同”角度解释这种不平衡的根源，以解释欧债危机产生的内在循环逻辑，解释框架如下： 从解释框架中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欧元区的运用，我们可以清楚地做出推导：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其在实现单一货币区基本通胀目标控制、货币区贸易多元化和一体化、货币区金融一体化等方面发挥正向效应的同时，由于没有实现单一货币区内大规模的劳动力充分流动，欧元区内将无法通过市场配置完成“福利趋同”。由于福利的本质是货币购买力，单一货币区内的购买力平价存在内在的自然对比效应，因此，当最优货币区国家“福利趋同”（12）假说成立时，那么其必然存在ULC（单位劳动成本）差异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差异，而这在货币区成员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的情况下，将导致货币区内贸易失衡。（13）同样，由于市场机制（劳动力自然配置）本身不能满足单一货币区“福利趋同”的内在需要，竞争能力弱的货币区成员国如果希望本国公民福利水平因一体化效应而上升，那么只能通过负债来弥补“福利缺口”。单一货币区内的金融一体化扩大刚好为政府扩大公共负债提供了途径和机会，其结果必然导致竞争力弱势国家的公共债务上升与政府赤字增加。
二、如何理解福利与福利趋同 如果不能对“福利”本身的定义进行深入解释，是无法引出有关“福利趋同”问题的讨论的。狭义上，福利通常指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对于缺乏经济安全的社会成员，给予有条件的帮助而构成的高度规范网络；在广义上，当然也包含私人部门给予雇佣者的非现金性回馈和应法律要求给予的工作待遇。虽然，学术界在使用“福利”概念时广泛采用的是狭义定义，并使用了“福利国家”这一术语，但对于“福利国家”的概念和内涵还是存在定义上的分歧。这个分歧不仅来自英语世界对于“福利国家”的再定义（14），同时也来自学者们对于“福利国家”的不同解释。如Briggs将福利国家定义为“有意识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减缓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度”；Mishra则采用了双重概念，即“国家承担提供福利的责任，并且通过立法和宪法手段建立机制和程序，提供服务和其他形式的福利，以满足基本需要”（15）。显然，Mishra的认识更为深刻，将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限制私人产权利用的作为也纳入福利国家和福利本身的组成部分；这不仅涉及政治哲学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价值认识问题，同时还涉及英国历史社会学家T.H.Marshall开创的现代社会公民社会权利的解释和法律保护问题。（16） 如果将“福利”与“福利国家”按照广义解释的逻辑来推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国家之内，如果面对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集权国家通常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或者通过特殊的区域税收政策，来平衡国民福利的巨大差异性并努力适应“福利趋同”的内在要求，如中国今天的中央政府。而联邦制国家虽然不及中央集权制国家拥有更多的控制资源，但也会通过一些特殊政策以平衡区域福利差异，如今天的德国。但无论如何，政府当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作为是有限的，其不足的部分只能通过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和劳动力流动进行自我完善。比如上海最低工资（法定形式福利）的持续提高，定会以价格传导形式带动江苏、山东以及更内陆的省份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如果最低工资还不能满足部分劳动者的福利趋同的内在要求，那么大量的农村和内陆省份人口就可能流动到沿海发达省份，这就是一个自然的市场选择。（17） 因此，在一个国家内，“福利趋同”是一个自然内在的、基于国民身份的本质需求（18），无论其采用政府转移支付还是更自由的市场流动方式来满足。但在欧元区一体化中出现的难题是，在没有“欧盟统一财政”转移支付的前提下，是否存在欧元区范围内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以通过市场满足“福利趋同”？如果没有，那么欧元区国家又是如何来满足“欧洲福利趋同”的呢？ 对于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福利趋同和挑战”问题，早在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欧洲著名的政治学研究理论刊物《西欧政治》为了纪念创刊30周年，就邀请了17位欧洲最知名的学者，对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各类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其中意大利著名的学者米兰大学教授Maurizio Ferrera当时对于欧洲福利国家“黄金般的成就与银般的前景”的结论性判断，给人以深刻印象（19）。Ferrera回顾总结了战后欧洲福利国家三十年的建设成就，认为欧洲一体化深刻影响了欧洲国家间的福利趋同，如欧盟法律秩序、欧盟竞争规则，以及来自欧盟层面所推行的“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概念引导下的“硬法”和“软法”对欧洲福利国家的“趋同影响”。而对于欧洲国家间的“福利趋同”，虽然英国肯特大学教授、欧洲最著名的社会福利研究学者Taylor Goody使用“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谨慎地表示了欧洲福利国家间的体系性和制度性的差异，但他还是使用实证数据比较了欧盟15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以及新加入欧盟的波兰等9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认为在1995-2004年的十年间，欧洲福利国家的趋同性在风险人群保护、劳动力市场规制和失业保护等方面正在加强。（20）如果说，Taylor Goody仅仅使用了欧洲的数据来解释欧洲“福利趋同”的话，那么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则来自荷兰的两位社会学者Peter Achterberg和Mara Yerkes。他们使用了16个OECD国家的历史数据来验证“福利趋同”效应存在，其研究结论出乎意料地显示：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转换中，西方福利国家并没有被“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相反的是，北欧福利国家在进行一定的市场化改革，而传统低福利国家如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自由主义主导国家英国、爱尔兰等国却在提高福利，两者自然接近了“中间道路”，而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福利趋同的核心动力就是“全球化”与“欧洲化”。（21） 当然，上述研究的思路还是沿着瑞典学者Esping-Andersen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比较研究范式，是从较大的范围考察欧洲福利体系的“趋同”现象。具体到欧盟“落后成员国”对象的分析上，来自南欧国家的学者Ana Guillen等人则使用了更为细致和翔实的政府社会开支分项数据，以证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利比里亚福利模式”在加入欧盟后是如何被逐渐同化和改造的。（22）意大利罗马第三大学的Carmda D’Apice等人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采用了政府社会支出分项比较，来证明意大利福利体系的改造过程及其与欧盟高标准的趋同。（23）因此，仔细研究和关注来自南欧学者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2003年左右，在欧洲，特别是南欧已经开始明显感觉到“欧洲化”的影响，包括欧盟各项制度措施对于南欧传统福利模式的改造，而向西北欧洲国家的高福利趋同则是改造的方向与核心。 纵观上述，可以看到“欧洲化”和欧盟一体化导致的欧洲国家“福利趋同”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说，已经被实证研究所部分证明。但是，欧洲国家“福利趋同”与欧洲主权债务究竟有什么联系？它们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比照已有的欧洲学者研究，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均统一采用了“政府社会开支占GDP比例”这个可以横向比较的数据，但该项数据仅支撑了狭义“福利国家”的“福利趋同”解释，那么在广义“福利国家”概念下，国家通过立法保护或者是劳动者通过非现金回馈得到的福利如何比较？它是否存在和满足我们提出的同一国家的福利内在趋同效应？二是传统研究的对象，无论是OECD国家比较也好，还是欧盟范围内的国家对比也罢，在“政府支出占GDP比例”项下，均没有统一的货币单位，无法解释购买力平价因素影响下的实质性福利。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的现实实践，成员国采用同一货币，那么在欧元区范围内是否存在典型的可以以统一的货币单位进行比较的“福利趋同”效应？下面我们将采用实证研究来验证并给以回答。 三、欧元区国家是否存在福利趋同效应 如同我们提出的难题一样，以往欧洲学者在验证OECD国家“福利趋同”以及“欧洲福利趋同”时，使用的可比口径均采用了“政府社会支出占GDP比例”以及这个比例下的分项指标。但这个方法仅验证了狭义的政府公共支出满足狭义“福利趋同”的研究，而更广义的“福利趋同”如何验证？事实上，正如在一国之内“福利趋同”所显示的本质特征一样，如果福利被最终内化解释为以货币计价的购买力，那么名义工资、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及劳动保护条件等因素则是最佳的可比较角度。因此，在这里我们采用更宽的视角，对欧元区内的福利趋同现象给予论证。（24） 1.工资和工作时间的趋同 理论上，名义工资收入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反映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同时也反映隐含通胀因素的收入水平。如果以德国作为基准，可以看到，在引入欧元的十年内，从名义工资比较来看，意大利的名义工资从2000年与德国的8000欧元/年的差距，缩小到2008年的5000欧元，欧债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希腊则从2000年的15000欧元的差距缩小到10000欧元，而爱尔兰的名义工资十年内的涨幅大大高于德国（图2）。从年均工资环比涨幅角度看，德国在2001-2008年的环比涨幅未超过2%，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远超德国，希腊的环比涨幅更是令人瞠目，甚至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希腊还一直保持工资环比正增长，出现了南欧国家工资水平增速赶超德国的现象（图3）。如果考虑到欧元区一体化的“硬目标”，特别是欧元区年通胀被欧洲央行控制在2%以内的要求，可以看到，欧元区内“问题国家”的工资性福利在其加入欧元区的十年间得到了大幅提高。
同样从法定最低工资角度看，其更本质地反映的是国家法定的劳动力保护基准水平。由历史数据分析来看，在加入欧元区的2000年，希腊法定最低工资为542欧元/月，而到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已经达到862欧元/月，涨幅近60%，同样西班牙涨幅为51%，葡萄牙涨幅略小，为33%，而法国2000年为1049欧元/月，到2009年为1337欧元/月，涨幅为27%，荷兰最低工资涨幅基本也保持这一水平。因此，从法定最低工资增速角度看，南欧“问题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不仅出现了超过西欧国家的现象，同时从增幅比例来看，2000年法国最低法定工资是希腊的193%，而到2009年则变成了155%，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出现了最低工资“就高趋同效应”（图4、图5）。（27）
另外，从工作时间角度看，其长短是衡量员工福利的指标之一，如果员工的工作时间减少，娱乐、休息时间则相应增加。一般而言，生产率越高，经济水平越发达，员工的平均工作时间相对越少。近十年来，荷兰、德国员工的年均工作时间有所下降，但较为平稳；法国较为波动，工作时间由1998年的1570小时减少至2009年的1472小时；而2010年金融危机后，德国员工的工作时间反而有所增加。仅从工作小时数看，南欧四国员工的年均工作时间虽然依然明显长于德国、荷兰、法国等西欧欧元区国家，但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国家几乎与西欧国家保持了同步的递减速度（图6），体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福利趋同”。但这里隐藏的危机是，南欧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与德国、荷兰、法国保持同步增长，这样就带来了隐性福利过度增长的问题。由于南欧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其公司竞争能力弱化，存在的“公司税收缺口”只能通过负债和赤字形式进行弥补，这就为欧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30）
因此，从名义工资增长、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这三项比较关键的指标对比来看，欧债危机中的南欧“问题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利竞赛”，其福利增速和涨幅均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本身比较高的德国、荷兰、法国等西欧国家。这其实就为南欧国家政府扩大政府负债奠定了内在的、社会的以及与国内政治议题呼应的坚实基础。 2.劳动力保护与失业保护福利的趋同 劳资谈判覆盖率是衡量一国员工受保护程度（福利）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度（灵活性）的双向指标。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南欧欧元区“问题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与西欧国家差异巨大，突出地表现为意大利、西班牙的劳资谈判覆盖率非常高（同时还伴随很多非正式就业人口），而希腊、葡萄牙则非常低。从劳资谈判覆盖角度看，与法国劳动力市场特征比较相似的是，意大利的劳资谈判覆盖率长期稳定维持在80%，西班牙虽然有所变化，但也仅由2000年的91%降至2008年的84.5%，葡萄牙由2002年的62%增至2008年的65%，希腊则稳定在65%的水平。与之对应并形成反差的是，随着劳动力市场体系的改革，德国的劳资谈判覆盖率逐年下降，已由上个世纪90年代的90%下降至21世纪初的66.3%和2008年的62.5%，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加，员工的福利削减；同样，荷兰也由2000年的86%下降至2008年的82.3%（图7）。以上变化的实质是，竞争力强势的德国与荷兰在向着市场化方向改革，降低市场的综合劳动成本，南欧“问题国家”则向法国学习，拒绝劳动力市场变革，选择向高福利标准看齐。
除了考察劳资谈判覆盖的就业人口保护外，对于失业人口的福利保护，毛替代率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指标。所谓毛替代率（gross replacement rates，GRRs），是指总的失业福利保护（包括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占税前收入所得的比例。毛替代率越高，说明失业者的福利保障越高。一定程度上，较高的毛替代率会打击失业者寻找工作的积极性。2001年以来，德国、荷兰、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毛替代率逐年下降，分别由最初的33%、50%、40%（2001年）下降至21%、33%、35%（2011年）；葡萄牙、西班牙的毛替代率基本稳定或保持小幅增长，2011年分别为39%、31%；意大利、希腊分别由2001年的7%、10%增至2011年的11%、12%（图8）。其中荷兰、德国下降最为明显，而南欧国家中，除了意大利、希腊呈上升趋外，西班牙、葡萄牙则在接近和超越法国。
理论上，劳资谈判覆盖率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特征，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定的劳动力福利保护。在欧元区国家中，德国、荷兰作为生产率水平最高的国家（34），其劳资谈判覆盖率在逐渐降低，反映出在全球化环境下，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为适应国际竞争，国家放松管制的改革思路。而意大利、西班牙虽然失业率高，但就业人口得到极强的保护，同时，失业人口的福利保护水平也极高。从福利类型上看，南欧国家的劳动力福利在向法国靠拢，而非向德国、荷兰学习，显示了欧元区内南欧国家在劳动力福利选择上的“就高趋同原则”。这种选择性的“福利趋同”没有在本质上对应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不仅使意大利等国劳动力市场僵化，同时过高的福利也削减了南欧国家的竞争力。（35） 3.社会福利支出的趋同 在检验了广义福利趋同的关键点后，我们回到传统的验证“福利趋同”的视角，采用关联性更直接的数据对比（元区内德国、法国与欧债危机问题国家间的对比），继续分析狭义福利趋同。 从政府开支占GDP比例和社会保障占GDP比例两项指标来看，自2001年加入欧元区以来，南欧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不断增加，截止到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的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超过德国，而西班牙则逼近德国（图9）。如果说，政府支出还包含公务员增加、公务费用增长等等复杂因素的话，那么考察最具可比性的国家社会福利支出项可以看到，加入欧元区后，南欧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例逐年增加，出现追赶德国的现象。2008年，意大利社会福利支出水平已经与德国相当，两者分别为27.81%和27.97%，西班牙与德国的差距则由2001年的10个百分点缩小到2008年的4个百分点，希腊、葡萄牙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快速的同步接近（图10）。（36）
而从养老金支出角度看，2004年德国“施罗德改革”后，德国养老金在《养老可持续法》的推动以及退休年龄推迟的综合因素作用下，德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开始下降，但南欧国家却逐年上升，其中意大利居首，希腊、葡萄牙追逐法国一路向上，并超越了德国（图11）。
同样，从家庭转移支付方面考察，从2003年开始，德国、荷兰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占其GDP的比例逐年下降，截止到2008年金融危机两者分别为16.8%、20.5%，法国几乎维持在20.5%左右的水平。但南欧国家的葡萄牙、意大利逐年递增，逐渐超过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西班牙虽然从2002年呈下降趋势，但2006年以来不断增加，并远超德国，逼近荷兰、法国（图12）。这显示出南欧国家家庭福利保障不仅与西欧国家呈现“趋同”，甚至出现“超越”，而大规模、高水平的家庭福利保障容易引发“主动失业”，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威胁，特别是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尤为显著。
最后，从贫穷率消除角度看，OECD组织采用收入低于平均收入40%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一国的贫穷率，而转移支付是各国消除贫穷的惯用手段之一。2000年，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的贫穷率分别为29%、26.9%、26.7%和27.3%，经过国家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贫穷率分别降至2.7%、3.7%、8%和7.3%，希腊、意大利的实际贫穷率显著高于德国和法国。而加入欧元区后的2000年以后，虽然希腊、意大利的名义贫穷率仍高达25%、29.3%，但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分别降至5.3%、3.5%，低于荷兰，与德、法相当，而西班牙、葡萄牙的贫穷率与荷兰差距也并不大（图13、图14）。这说明南欧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对于消除贫穷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利趋同”。
综上，我们运用传统的福利视角，对比了南欧国家与典型西欧国家的政府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养老金支出、家庭转移支付、贫困率消除等因素，可以发现，南欧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出现了明显的“福利趋同”现象。如果采用更宽的视角，运用广义福利概念考察，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南欧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在名义工资、最低工资、劳动时间、劳动力保护、失业保护方面出现了“福利趋同竞赛”，选择性地向高标准福利国家看齐，而全然不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为南欧国家负债驱动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四、欧元区劳动力流动是否满足福利趋同 在分析南欧国家加入欧元区后产生“福利趋同”的事实和讨论其引发的难题之前，我们还是最后来验证一个事实和可能引发的问题，即欧元区内是否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按照我们前文提到的“最优货币区”解释框架逻辑，“福利趋同”的另一个可能实现途径，也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来自动满足。 理论上，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四大支柱之一（另外还包括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同时也是欧元区最优货币区理论假说成立的基本前提。其核心目标是促使欧盟公民在任何欧盟成员国寻找工作以及附带的社会福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劳动力自由流动将改进欧盟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效率，扶持欧盟经济，并缓解越来越严重的人口问题挑战。（43）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更加有效地寻找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工作，从而促使欧洲劳动者素质整体提高。理论上，在灵活的汇率体制下，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可以通过本国货币的升值或者贬值而降低，但欧元区的货币联盟则不然。如果汇率和名义工资不够灵活，那么就需要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机制来平衡区域内的短期或结构性失衡，而劳动力跨境流动就显得更为重要。（44） 学者们通常会借助欧盟扩大来研究劳动力流动，因为新旧成员国之间的福利差距、工资差距能很有效地促进移民。在欧盟东扩及欧元区成立之前，最具有移民研究价值的对象是希腊（1981年）、西班牙（1986年）和葡萄牙（1986年）加入欧盟的表现。当时，这三个国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与失业率差异，并且具有地理优势和早先的劳工移民经历。因此，欧盟扩大被认为很可能引起新成员国向旧成员国的大量移民，尤其是低技术劳工的流动。但是，旧成员国对新成员国的移民限制实施了7年，期间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盟后的劳动力跨境流动非常有限。截至监管过渡期完成时，南欧对外移民只有7.9万，远低于预计的150万～160万。（45）而当南欧三国加入欧元区之后，得益于低利率和资本跨国流入的红利，宏观经济表现良好，工资水平提高，更是减少了南欧向西欧的移民倾向。在2004年和2007年的两次欧盟东扩后，德国和奥地利为保护本国就业，毅然决定设置过渡转折期，限制新成员国劳动力流入。（46）Bonin（2008）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欧洲劳动力流动数据：2006年，东扩前的欧盟15国的积极工作人口中，国外（包括欧盟27国及其他非欧盟国家）出生的劳动力占12.9%，新欧盟12国为6%，相对应，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为18%、23%和18%；欧盟15国每年跨境流动人口约为移入国总人口的0.1%，成员国之间人口跨境流动率很低。（47）我们采用欧盟统计局提供的最近10年的数据计算可知：欧盟27国的外国人口中，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仅为2.5%；根据出生国家，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出生的人口仅占国外出生总人口的3.2%（表1）。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不仅在欧元区，就是在整个欧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 2008年金融危机对欧元区劳动力市场造成严重打击，尤其是南欧债务严重的国家，成员国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加剧。例如，2010年，德国失业率仅为7.1%，西班牙高达20.1%，爱尔兰、希腊和葡萄牙都高于欧元区平均失业水平，失业率达11%～14%（图15）。而在此情况下，德国依然存在技术工短缺的现象。
理论上，劳动力在一个货币区内的充分流动似乎可以救济一些国家的失业状况，并缓解另一些国家的劳动力短缺，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已经产生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失业率较高的南欧国家劳动力向经济表现良好的德国、荷兰、奥地利等欧元区国家以及北欧等非欧元区国家进行流动。但现实中，欧盟与欧元区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情况发生了吗？ 再次采用欧盟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在整个2012年内，欧盟27个成员国间跨境净流动总人口仅为170万，相比欧盟国家的人口基数实为有限。其中最大的净流入国为德国，流入人口为59.2万，英国为49.8万，意大利为35万，法国为32万，西班牙为30万，希腊为11万。失业率较高的南欧国家是跨境人口净流入国，而不是流出国。深入分析欧盟范围内的移民数据可以看到：以经济表现最好的德国跨境流入人口来源为例，其中土耳其占21.6%，波兰占7.4%，意大利占7.4%，希腊占4.1%，克罗地亚占3.1%，其他地区移民占56.5%；英国移民主要来自印度、爱尔兰、巴基斯坦、美国；另外，经济表现比较好的国家荷兰，其主要移民来自土耳其、波兰、德国、摩洛哥和英国；而奥地利的移民则主要来自德国、土耳其、波黑、克罗地亚；北欧国家瑞典、挪威、丹麦没有发现有比例的南欧移民。相反的是，意大利作为移民净吸收国，21.7%的移民来自罗马尼亚，10%来自阿尔巴尼亚，9.4%来自摩洛哥，居然还有4.9%来自中国；西班牙则除了吸收罗马尼亚、摩洛哥的规模性移民外，还吸收了大量南美移民；葡萄牙情况也是如此；而爱尔兰的12万净流入人口中大部分来自波兰和英国。（49） 另外，根据“欧洲晴雨表”2009年的调查显示，欧盟15国公民并不视德国为理想的移民国，而更乐意移居其他国家，排在前两位的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位于第三位，之后是英国和西班牙。只有中东欧新成员国的调查对象视德国为首选国家，其次是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50）以解释欧盟成员国和欧元区国家之间有限的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很多，例如，德国较高的税收、保险费以及较低的工资水平。法律条款限制、语言障碍以及缺少透明的工作公开机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欧盟内部的劳动力跨境流动。虽然，从理论上看，欧盟层面的单一市场机制和欧元区货币联盟机制已经建立，似乎劳动力充分流动不应该是问题。但事实上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其受语言、文化、宗教、传统宗主关系的影响非常大。因此，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前后的实证数据均显示，欧洲范围，包括欧元区范围内的移民，仍然局限在国家层面的个性特征中，没有发生在整个欧盟层面和整个欧元区层面。 因此，当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事实上并不存在劳动力大规模自由流动，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调节机制来自动满足欧元区内的“福利趋同”时，成员国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就成为唯一的现实途径，以满足“社会欧洲”名义下要求的各类福利支出。而这对于经济发展能力弱、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的南欧国家的税收能力而言，无疑是不可为之的挑战。 通过对广义和狭义的福利趋同的实证数据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缺乏欧元区大规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也就是欧元区自由市场机制无法自动满足“福利趋同”的情况下，加入欧元区的南欧国家，由于在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福利趋同”和“福利赶超”，其在过去十年间的公民福利增加远高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承受能力，而这部分“福利缺口”，在欧元区国家间财政无法进行转移支付情况下，只能通过国家主权负债来弥补。悲剧的是，统一货币的建立和欧元区金融一体化的进展，为福利快速增长且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南欧国家主权负债增加提供了可行的金融工具和负债途径。（51）根据在前文中提到的欧债危机框架解释路径可以看到，在欧元区统一货币和金融一体化框架下，借用德国、荷兰等国家良好的国家货币信用基础，南欧债务问题国家得以以低利率大规模发行主权、私人公司债券，并进行私人借贷的扩张，形成了“正向循环”，直到债务危机爆发、流动性收缩时才暴露出这一游戏的不可持续性。（52） 如果我们可以肯定，“最优货币区”的确存在致命的“福利趋同”内在诉求，而劳动力的跨国市场流动事实上也无法自动平衡“福利鸿沟”，那么对于欧债危机的解决途径，很显然德国的诉求是正确与合理的，即低劳动生产率的南欧国家不应该，也无权力享受超越国家能力的福利扩张。但悖论在于，过去“黄金十年”的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在建设“社会欧洲”的名目下，欧盟委员会为了扩大自身能力和进行权力扩张，已经使南欧“问题国家”产生了“福利惯性”，并染上了“福利毒瘾”。“福利惯性”的特征是，已经得到的福利不能失去，否则在当代欧洲民主政治结构中，持续的“街头政治”抗议会给任何执政的政党以压力，迫使政治家在欧盟与欧元区框架内通过救援来妥协解决。这也是欧洲“财政联盟”、“银行业联盟”等等名目繁多的解决方案难产、无效的本质，同时更是欧债危机长期无解的根本原因所在。（53）因此，当“最优货币区”的理论及其发展没有甚至也无法解决“福利趋同”难题时，对于区域一体化理论和实践而言，如何设置必要的边界也成为理论研究必须思考的难题。 ①Marcelle Murphy,"Europe's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Advance,http://advance.com.au. ②Paul Belkin,"Greece's Debt Crisis:Overview,Policy,Responses,and Implications," in: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http://www.crs.gov. ③Stefan Collignon,"Europe's Debt Crisis,Coordination Failure and International Effects," Tokyo:ADBI Annual Conference,2011. ④Ulrich Volz,"Lessons of the European Crisis for Reg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n: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No.347,2012. ⑤Lorenzo Bini Smaghi,"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in:BIS Central Bankers' Speeches,2011. ⑥丁纯：《“欧债”危机并未止步》，载《国际市场》，2011年第4期，第38-43页。 ⑦宋学红：《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探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第235-237页。 ⑧胡朝晖、李石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内生性与外生性研究》，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4期，第3-9页。 ⑨陈洁民、张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原因及对策分析》，载《国际问题》，2012年第4期，第180-181页。 ⑩Bogdan GL Van,"The Failure of OCA Analysis," http://mises.org/journals/qj ae/pdf/qjae7_2_2.pdf. （11）余南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理论挑战与现实警示》，载《文汇报》“理论版”，2010年4月7日。 （12）本文所指的“福利趋同”是指单一货币区内出现的低福利国家向高福利国家努力靠拢的必然过程，包括名义工资、最低工资、养老金、劳动保护、社会福利支出等多项内容。 （13）如货币区内竞争力占优势的德国不仅对所有欧元区成员国保持顺差，而且对南欧国家保持更高水平的顺差。 （14）福利国家最初源于德语“Wohlfahrtsstaat”，该词主要指“繁荣”而非福利，具体解释可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等主编：《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15）[英]内维尔·哈里斯等：《社会保障法》，李西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16）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献非常丰富。对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深入讨论可参见[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凯斯·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有关公民社会权利的论述与保护可参见T.H.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T.H.Marshall,and Tom Bottomore,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London:Pluto,1992。 （17）中国内陆省份人口流入沿海大城市，除了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外，更好的教育与医疗服务福利需求也是核心动力，而这其实是对国民福利差异的市场选择性反应。 （18）基于体制和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需求在“二元化”的中国到今天并未被完全满足，其中以医疗保险身份差异最为典型。 （19）Maurizio Ferrera,"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Golden Achievement,Silver Prospects," in: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2008,31（1-2）,pp.82-107. （20）Peter,Taylor Goody,"The New Welfare State Settlement in Europe," in:European Societies,2008,10（1）,pp.3-24. （21）Peter Achterberg,and Mara Yerkes,"One Welfare State Emerging?:Convergence versus Divergence in 16 Western Countries," in:Journal Comparative Social Welfare,2009,25（3）,pp.189-201. （22）Ana Guillen,Santiago Alvarez,and Pedro Silva,"Redesigning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Welfare States:The Impact of Accession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n: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2003,8（1-2）,pp.231-268. （23）Carmda D’Apice,and Sebastiano Fadda,"The Italian Welfare System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in:Review of Social Economy,2003,61（3）,pp.317-339. （24）在选择欧元区国家样本对比分析“福利趋同”时，一些基本原则必须把握：首先是要选择对比样本，如债务危机“问题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与债务健康的典型国家德国、荷兰。其次，法国之所以也被列入可比较样本，是因为福利趋同本身是选择就高原则，如法国的最低工资水平最高，劳动时间最少，政府公共支出大，代表了欧元区高福利典型。再次，卢森堡、比利时、奥地利等欧元区国家虽然经济稳定，债务可控，但由于其人口基数、经济规模与特征等因素不具有典型代表性，通常不在研究比较范围内。 （25）（28）数据来源：OECD，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33817。 （26）（29）数据来源：根据OECD数据计算而得。 （27）必须解释的是，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欧元区国家没有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30）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一国人均产出的重要指标，其本质对应于国家的竞争能力和相应的公民福利。采用OECD数据比较计算，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时，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为100，德国相应为96，法国为93，意大利为80，西班牙为75，而南欧最低的希腊仅为65。2013年最新数据显示，意大利劳动生产率仅为德国的75%，葡萄牙为德国的50%，希腊为德国的57%，而西班牙2008年的劳动生产率为德国的70%，由于大量的失业，2013年上升为85%。这种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不仅引发了欧元区内的贸易不平衡，如德国对于所有欧元区国家均是贸易净盈余，同时还隐含着欧元区国家差异化的国家税收能力。OECD的数据统计可见http://stats.oecd.org/。 （31）（32）数据来源：CESifo DICE Database，http://www.cesifogroup.de/ifoHome/facts/DICE/Labour-Market-and-Migration.html。 （33）数据来源：OECD，http://www.oecd.org/els/social/workincentives。 （34）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荷兰是2013年欧洲范围内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挪威，是德国的103%。数据可见http://stats.oecd.org/。 （35）意大利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成为欧债危机后意大利改革的一个重点辩论话题。20世纪30年代强大的国家法团主义传统与工会势力，使得意大利劳动力市场改革困难重重，虽然饱受欧债危机困扰，但南欧工作人群还是继续享受着极高的福利。 （36）这里必须指出爱尔兰的特殊性：虽然同为欧债危机“问题国家”，但传统上爱尔兰在“小政府”模式下，政府开支与福利支出均迥异于欧洲大陆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爱尔兰银行和地产崩盘，迫使政府加大了开支和转移支付比例，但从危机解决的效果来看，爱尔兰目前是欧债危机中恢复最快的国家。 （37）（38）（39）数据来源：Eurostat,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social_protection/introduction。 （40）数据来源：CESifo DICE Database，http://www.cesifogroup.de/ifoHome/facts/DICE/Public-Sector/Public-Finance/Public-Expenditures.html。 （41）（42）数据来源：OECD，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33817#。 （43）Martin Kahanec,"Labor Mobility in an Enlarged European Union," in:IZA DP No.6485,2012. （44）Dieter Brauninger,"Labour Mobility in the Euro Area," in:Deutsche Bank Research,2011. （45）Frigyes Ferdinand Heinz,"Cross-Border Labour Mobility within an Enlarged EU," in:European Central Bank,Occasional Paper Series,No.52,2006. （46）（47）Klaus F.Zimmermann,"Labor Mobili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Labor Markets," in:IZA DP,No.3999,2009. （48）数据来源：Eurostat。 （49）欧盟范围内的移民数据可参见欧盟统计局研究，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statistics_explained/index.php/Migration_and_migrant_population_statistics，报告内容缺失法国数据。 （50）具体研究报告可参见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71/eb713_future_europe.pdf。 （51）金融一体化的结果促进了欧元区内金融机构的增长和金融交易量的猛增。笔者采用欧洲央行数据，计算资本交易（包括股票、债券和借贷市场）规模，可以发现其总量占GDP比例的增长不仅显著，同时“问题国家”的增长更为明显，相比于1995-1999年的0.8，爱尔兰2000-2004年的平均水平为2.53，2005-2009年的平均水平为6.38；希腊在这三个时间段的平均水平分别为0.86、1.24、1.55，西班牙分别为1.4、2.16、3.57，意大利分别为1.13、1.69、1.98，葡萄牙分别为1.51、2.21、2.59。 （52）同样采用欧洲央行数据，计算金融机构对欧元区内非金融机构的贷款占GDP的比例可以发现：2010年欧元区最高的分别是西班牙（83%）、葡萄牙（64%）、意大利（59%）、希腊（56%），而德国仅为38%，显示了欧元区内金融一体化、放松管制后南欧低生产率国家充沛的金融流动性与投机性。 （53）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证明，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欧洲反一体化力量正在聚集，他们正在通过政治手段在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进行活动，希望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而这个权利本身就集中表现在福利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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