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控制论的思考:从世界到中国_控制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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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gin and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is expounded from the course of knowledge control of human being and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main standpoints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new ideas on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theoretical system,working practices and its relations with bibliography are put forward.3 ills.14 refs.

SUBJECT TERMS Bibliographic control-Relations-Bibliography Literature-Bibliographic control

CLASS NUMBER G254.3

……综述·评介

1 书目控制是国际文献信息发展的必然

18世纪,经济技术发展促进了科学文化繁荣,使西方人产生试图对知识进行控制和分类的信念,于是百科全书和检索性书目应运而生。伴随着《狄得罗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问世,1723年哈佛大学图书馆出版了美国第一个印本图书馆目录。由此,书目清单功能逐步向检索功能转变,即从单款目制到多款目制,单纯的名称字顺清册到主题字顺检索,至1791年产生了第一个编目规则。当百科全书问世一百年之后,人们清楚地认识仅仅靠一种书囊括人类所有知识,或用图书目录报道全部文献都是不可能的。19世纪,学术期刊迅速发展,从世纪初不足百种发展到数千种,从而产生了《波尔期刊索引》(Poole's Index of Periodicals)《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ch's InternationalPeriodjcals Directory)等商业索引。20世纪,全球文献产量已超过以往200年的总和。当今人类正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无限膨胀的文献数量对有限的阅读时间的挑战;二是几何级数增长的信息与知识对人们接受能力的挑战。为此,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必须首先表现在对社会文献信息流的整序,通过书目对文献进行揭示、识别和检索,对社会文献流实施有效的控制。可以说,现代图书馆也正迎接着对文献信息的负载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挑战[1]。

世界出版物数量激增,出现了许多需要图书馆去解决的问题:(1)任何图书馆都不可能收全所有出版物,而图书馆目录仅反映本馆藏书,使得目录的信息含量越来越少;(2)计算机在图书馆逐步普及,检索的速度大大提高,缓解了对巨大文献数量的扫描,但强调文献的快速报道,又使编目规则趋于简化,忽视了传统的深入揭示文献内容的方法,使款目的信息量减少,在一些文献中本应深入揭示的重要信息也被遗漏;(3)图书馆为尽快加工整理入藏文献,精力多集中在文献著录的统一,而忽视了检索的规范控制,特别是大批商业性索引机构的产生,其款目格式、主题标引与图书馆不统一,使目录多头,检索繁琐,效率低下;(4)由于“文章爆炸”(不是“信息爆炸”),出版物重复多余,导致书目报道重复、浪费,虽然出版物数量巨大,但读者对信息、知识的吸入率并没有增加。有人认为,“有用”文献在全部文献中的比例是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对于读者说来,关心的不是出版了什么,而是怎样查找到具有参考价值的重要文献。凡此种种,对世界出版物进行书目控制是历史的必然。

2 书目控制论的主要观点及其思辩

关于书目控制的概念最早见于伊根(Egan)和谢拉(Shera)合著的《书目控制简论》(1949年),但其真正的意义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SCO)和美国图书馆于1950年提出的:“从书目的目的出发,控制人类已出版的全部文献”。1971年,在此基础上,F.G.卡尔特瓦瑟首次提出世界书目控制(UBC),引起世界图书馆界的广泛兴趣。1973年,国际图联(IFLA)39次代表大会以UBC为中心议题一致同意把它作为一项全国性和全球性的计划。20多年来,围绕书目控制的理论,各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中国于80年代初介绍这一理论,自1985年后研究文章渐多;从学习借鉴中努力探索,充实和丰富了这一理论,促进了书目控制事业的发展。

书目控制论利用控制论的原理对文献书目系统进行模拟,将人类知识载体的揭示与交流及其书目活动所形成的联系作为一个能够控制和调节的“机器”,作为一个同外界具有广泛联系的动态系统。它既有自己对外服务的预期目标,又具有自己内部的多层结构,既能“输入”,又能“输出”(见图1)。应该说,就其理论总体是无可非议的,但其中按书目结构和服务目标设计的控制系统模型及部分观点则需要进一步完善。

图1 书目控制系统模型示意

这个系统中E为书目的动态开放系统,假如在各种环境中不受任何影响,将是一个“稳定的外部世界”。O为输出目标,为使E保持稳定平衡状态,必须具有一个R调节器和C控制装置,实行应急措施,并形成一个综合控制方案,以保证D作为输入口顺利通过E系统[2,3]。笔者认为,这一书目控制系统的表达太“机器”化了,“调节器”、“控制装置”没有具体化,书目方法、款目、用户、编目员等在书目活动中的关系尚没有就控制论原理加以阐述,特别是没有涉及书目结构的实质问题。

其实,明确书目结构应是书目控制理论的前提。书目结构属于双重结构:其一,著录单元(elment)到著录项目、款目、目录、目录体系、目录网络所构成的,逐一扩大且依次包容的环状结构;其二,由众多款目(含参照),通过排检法逐一串连的链状结构。款目对于书目结构一如分子结构决定物质性质,它对书目系统实行控制、调节,具有核心作用[4]。

共轭控制是书目控制的关键。所谓共轭控制就是把本来不容易控制的事物通过替代、转换方法,使其变为可能控制的过程。书目控制运用共轭原理,通过书目替代、转换文献的作用实现。具体地说,款目将某一文献浓缩记录成为某一文献的替代品,将款目组织排列成书目作为文献群替代品,通过书目系统检索获得某一文献。用数学公式表示为L[-1]AL,或L[-1]=L(L[-1]表示款目,L表示文献,A表示书目系统)[5,6]。

共轭控制书目替代、转换必须达到如下目标:(1)每一条款目都必须具有个性,能准确反映某一文献特征,并足以达到区别其它文献,为检索者所确认;(2)每一条款目都具有共性,其对文献外表形式描述的项目、符号、格式,以及对文献内容与形式的检索语言必须规范化,为用户所共识;(3)每一款目的排列检索方法必须为用户熟悉掌握。共轭控制的目的是通过文献信息输入和检索输出去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不发生变异,这个控制过程又具有一个反馈控制通道(图2)[7,8]。

图2 共轭控制过程反馈控制通道示意

事实上,由于用户之间、编目员之间、用户与编目员之间对文献的认识都存在着差异,编目方法不完善、出版物本身不规范等原因,变异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控制的目标在于使变异率减少到最低限度。

笔者认为,所谓书目控制是通过书目掌握各类型文献的存在及其被记录的特征,并有效地进行检索。它贯穿于书目工作的全过程。由于书目工作是在解决巨大的文献数量与特定的用户需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书目控制也就始终围绕着文献的存在及其特征、用户检索需求、书目编制方法及其形成的系统三者之间进行。用户是书目的使用者,文献是书目的记录对象。用户检索需求的主观意念同文献的存在及其特征,必须通过书目编制方法有及其所成的系统加以控制。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密不可分。其中,书目控制对于解决巨大文献数量的存在与用户检索的特定需求矛盾起着关键作用。书目系统在用户与文献之间是一种中介物,它作为掌握某一文献是否存在及其具体特征是必不可少的[9]。

显然,用户与文献之间有着直接联系,如直接阅读和利用,但这种联系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尤其在图书馆几乎不可能,即使开架借阅也必须以书目为中介;只有通过书目控制,才能准确、迅速地掌握整个文献流及其某一具体文献的状况。

书目控制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文献编目源控制,即编制书目必须以文献源保证为前提,包括国家文献缴送制度、各类型编目文献的获得等;(2)书目技术方法控制,即书目必须客观描述文献特征,正确标引著作内容,科学进行目录排序,以实现标准化、自动化,包括《国际标准书目著作》(ISBD)、各文种编目规则、目录排检规则等;(3)书目系统控制,即书目必须根据不同的编制目的、用户对象,确定书目职能,根据用户的检索习惯和图书情报部门的实际情况将各类型书目组成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检索系统,以发挥其应有的效益,包括各类型书目职能划分、目录体系、文献检索体系、自动化机检网络等;(4)书目信息传播控制,即书目反映文献(文献信息输入书目系统)之后,必须通过用户使用由书目系统输出的文献信息,建立反馈渠道,收集书目的使用效果,包括书目的宣传、辅导、咨询等书目的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效果[10]。

书目控制诸方面是一个循环往返的可操作过程。其中,文献编目源控制提供编目的文献来源,属于书目控制的前提;书目技术方法与书目系统控制涉及各类书目控制方法、书目结构、书目输入等方面,其中包括描述控制和检索控制,属于书目控制的核心,为当前世界图书馆界的研究重点;书目信息传播控制则属于书目效果的控制,在于保证书目的文献信息顺利交流,以实现资源共享。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将书目控制系统模型表示为图3。

图3 书目控制系统模型示意

图中,C书目控制系统,S书目系统,U用户检索,D文献,B编目人员及其方法技术,E款目。从文献加工输入,通过编目人员与技术方法为制作款目进行调节、控制,形成书目系统,再向用户检索输出;通过检索输出既达到直接利用文献,又可获得新的编目源,进行编目加工,再次输入书目系统。其中反馈控制通道在U与B之间。

书目控制作为一个书目工作系统,编目员、用户始终是控制的实现者、主体;文献是控制的对象、客体;书目系统则是控制的工具、手段。它们在同一书目控制系统中,一方面主体实现对客体的控制,另一方面客体又通过输出对输入进行反馈,而且循环往返,促进书目控制系统不断修正控制程序,增加控制内容,提高自身的控制能力。

书目控制论的兴起和发展给目录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使目录学理论研究者不得不对自己脱离实际,忽视技术的倾向有所反思。当前许多学者给目录学以种种描述,仿佛成了奇异的多梭体。在目录学概念尚未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又区分为理论目录学、实用目录学、边缘目录学、分析目录学、系统目录学等等,而把书目控制论作为目录学的分支或边缘科学。其实,书目控制论的出现是“文献信息爆炸”和书目技术方法进步的结果。现代目录学正是研究书目控制方法、理论和历史的学科。

3 书目控制的主要工作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书目控制的主要工作实践包括国际书目控制(UBC)和国家书目控制(NBC)。国际书目控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图联列为长期计划,其主要目标在于建立一个从事书目交流管理的世界情报系统,试图通过一种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形式,使人们能迅速而广泛地获取各国所出版的文献,建立一个各个国家机构组成的国际书目网络,使各个成员在国际范围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系统。20多年来,国际书目控制计划主要进行了4项有影响的工作:(1)制订和推行《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自1974年至今公布了著录总则以及专著、连续出版物、非书资料、古籍、地图、乐谱、论文等著录标准,由于它具有兼容、转换、识别各种文字、各类型文献目录等特点,普遍为世界各国所接受。(2)改善国家书目。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有关改善各国国家书目的会议,着重研究了印刷型国家书目的出版、外观和内容的标准,产生了一部分推荐性基本文件,以后国际图联又在大会文件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书目机构的国家书目准则》。(3)改进机读目录的交换工作。国际图联于1992年成立文献内容标识符工作组,1976年底对国际交换型格式的UNMARC取得了一致意见,并提供各个国家图书馆在交换机读目录时使用。(4)促进个人姓名、团体著者和统一书名等标目形式的标准化。此项工作主要对西方语言文献中的个人、机关团体名称及书名进行规范,编制各种标准文档,目前已出版有《各国姓名标目著录》(1977年3版,1980年版增补18个国家的姓名)、《欧洲国家高级立法与政府部门统一名称表》(1979年修订版,1980年增补15个非洲国家的有关款目)、《各国国名:用于编目款目的语言形式标准表》(1981年初版)等。国家书目控制是建立国家出版物和国家图书馆入藏文献的控制系统,它包括国家书目体系、联合书目体系、专题书目体系和检索刊物体系等。

中国书目控制处于发展、完善阶段。1979年,中国成立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并同时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TC46),下设目录著录、分类主题标引等七个分委员会,努力组织图书馆及其他文献信息部门,以“积极采用国际标准”为原则,参与国际书目控制活动,促进自身的发展。在文献目录著录方面,根据《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制定12项国家标准。80年代初。中国参加了国际标准书号系统(ISBN)和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ISDS),先后建立了中国ISBN和ISDS中心。1987~1988年,分别在全国实施ISBN和ISDS系统。1980年,中国参照ISO12709-73制定国家标准《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1986年北京图书馆又参照UNMARC编订《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CNMARC),并同时开展编订中国古代著者等规范控制文档。目前图书馆计算机自动化发展迅速,全国已建立数百个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并大部分实现联机检索[11]。

在分类标引方面,中国绝大多数图书馆都使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1990年版),另中国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主题表除有《汉语主题词表》综合性词表外,还有各种专业性主题表达70多种。9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编辑出版《分类主题表》,以推行分类法与主题法一体化。应该说,中国书目控制在文献描述控制方面的进展是顺利的,各项技术标准在全国实施相当普遍,且能按国际标准及时修订,《中国编目规则》亦在制订之中。但在分类主题标引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中国仍以分类法作为检索的主要方法,一方面主题法的推广应用比较缓慢,绝大多数图书馆没有主题目录;另一方面几种图书分类法并存,对《国际杜威十进分类法》等国外主要图书分类法的研究及应用又尚未给予重视,目前各类书目都没有反映国际现有的主要分类法号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书目信息与世界各国的互换、交流。由于我国图书馆目录使用主题的历史不长,基础较差,而所编主题法过多、过滥,缺乏统一协调,词表存在选词不当、编制技术不善等问题,致使主题法在中国书目检索控制中无法确立主导地位。就中国书目控制系统而言,主要在于国家书目不完善,未能真正准确、全面、系统揭示、报道国家某一时期的所有文献信息;联合书目品种不多,文献资源共享的信息通道受阻;出版物缴送制度不健全,缴送率不足80%,非正式出版物难于收集;全国统一编目速度缓慢,编目文献数量不多,质量亦有待提高。在版编目(CIP)亦处于试验阶段,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中国书目控制水平尚与欧美国家有相当距离[12]。

4 书目控制的未来

如何在全球范围实现书目控制,通过书目真正掌握文献的存在及其特征,这是每一个书目工作者一项严肃而光荣的任务。就此仅陈述笔者以下拙见。

(1)加强书目控制系统的管理。建立高效、优质的国家书目控制系统是实现世界书目控制的基础。就中国国家书目而言,需要扩大文献收录范围,改变限于公开印刷品出版物,有重点地选入机关团体非正式刊行的主要出版物,以及各种载体的文献。国家书目应该系统反映各个时代文献,既要有每月或季度的速报本,还要有季度累积本,并对历史文献按阶段编制回溯的国家书目。例如,除编制《中国国家书目1919~1949》,还需要进一步编制《中国古籍总目》,使中国四千年文化典籍互相连接,做到“广古今而无遗”。目前中国国家书目反映的文献出版地区须逐步扩大到港、澳、台,或者编辑这些地区的分册本,并创造条件开展地区合作,编制《世界汉语文献总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家书目机构和国家书目指南》是各国国家书目的标准,而《英国国家书目》在其书目标准、出版周期及检索功能等方面堪称楷模,值得各国效法、借鉴。诚然,国家书目并不是书目控制的唯一方法,如美国联合目录同样发挥美国国家书目的作用。而全面掌握文献信息,关键在于具有完善的呈缴本制度,美国国会图书馆正是在这方面对书目控制系统进行组织与协调。为此,国家书目控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具有一个全国书目工作协调管理机构,采用系统方法制定书目工作规划,协调各部门编制各类型书目的选题及收录计划,充分发挥各类型书目的互相补充又连成整体的系统控制作用;一是必须实行书目立法,制定有关书目信息工作的法令、政策、规章,特别是出版物的呈缴本法令的制定和实施是确保书目控制中编目源控制的关键。

(2)加强图书馆书目工作自动化网络建设。书目工作自动化网络建设主要包括联机编目、文献检索及数据库建设。70年代初,美国等发达国家陆续开展“联机革命”。计算机、通信、信息三位一体是信息服务的最本质特征,也体现着现代化书目控制发展潮流。目前,中国具有各类计算机,其中微机在25万台以上,检索为主要应用领域,国际联机每年检索课题在6000以上。联机主要通过电话网,1990年底全国已有767个大中小城市间开通了国内电话直拨,有296个市县和世界18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际全自动化电话直拨业务。有5个大型国际通信卫星地面站,经过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空的三颗国际通信卫星可直接接通47个国家,经转接可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通信联系,有国际电路3400条承担着95%以上的国际通信任务。用户电报网、专用通信网、国家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均有一定规划[13]。但自动化网络发展水平并不一定取决于技术、设备的现代化,而在于整体功能的发挥和整体效益的提高。为此,必须由书目工作协调管理机构就书目网络的发展问题,着力解决整体开发规划、设备与软件的标准规范、数据库建设分工等问题。目前中国书目工作网络建设发展不平衡,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网络,书目控制功能停留在局部地区的联机检索,各地重复编目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当前必须解决技术、设备问题,尽快建立地区和全国联机编目中心。书目数据库是书目工作网络建设的基础,没有书目数据就如同图书馆没有图书,高速公路上没有汽车,书目控制等于空话。书目数据库数量与质量是一个国家书目控制自动化水平的标准。鉴于许多发达国家、地区具有大量中文书刊,中文书目数据库建设属于国际性的课题,需要加强协调与合作,解决书目数据的完整性、书目标准的一致性和技术先进性问题,保证准确、迅速地记录、报道、检索文献,顺利进行书目控制。书目工作自动化网络系统应把大量的异构系统联结成一个整体以实现资源共享。用户是书目控制的主体,书目工作自动化网络必须交由用户直接操作检索,这是关系到培育全民计算机文化水平和图书馆书目工作自动化网络的目的的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计算机尚不普及的情况下,解决直接提供给用户使用的认识问题并实际提供用户操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完善文献编目和主题标引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目前,《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已在全球普遍推行,其中西方语言文献也基本采用《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AACRⅡ),为国际文献书目交流提供了良好基础。但如何解决采用ISBD与本国民族目录传统的关系,各国家、地区认识不一,方法殊异。笔者认为,ISBD的文献著录原则是普遍适用的,而具体的文献编目方法则可以在这一原则下,根据各国的共同语言特点和目录传统制定出同一语种的编目规则。那种把AACRⅡ视为世界统一的编目规则是不可取的。以中文编目规则而言,目前有的用AACRⅡ,有的用《中国编目条例》(中国大陆),有的用《中国编目规则》(中国台湾)。就此,台湾海峡两岸的图书馆同人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制定《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及《中文书目排检规则》,提供各国中文文献编目及中文书目检索使用,以实现世界中文书目控制。

各国图书馆分类法都以不同世界观、不同方法进行类分图书,异采纷呈,不可同一。有鉴于此,各国应以主题法作为书目交流的主要检索途径,为解决选词不一问题,各国可以编制选词对应表。中国作为一个分类法为主导的书目控制国家应尽快转轨到主题法上来,并同时对主题词表过多、过滥的情况进行协调、整顿、完善,使之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4)做好书目的规范控制。书目规范控制在于对文献进行著录的基础上为编制供检索的书目款目选择标目及其规范形式,并提供标目的参照关系,从而保证书目的查准率和查全率。就中文书目规范控制而言,统一题名主要解决中国古今图书的同书异名和同名异书的题名标目统一形式,以及外国作品中译题名不同形式的标目选定。对于著作责任者名称的规范控制则应包括姓名、字、号、法名、谥号、封号、笔名、曾用名、别名、生卒年、全称、简称等的统一标目形式及其参照系统。个人责任者名称规范从古到今,含中国大陆、台港澳、海外华人及外国责任者译名的统一名称。机构团体责任者名称规范包括全称、简称及多级名称的选定。其中制定机关团体标准缩略具有广泛实用价值,除图书馆外,为各类信息传播、通信、公关所需要。由于书目规范控制工作涉及资料面广、数据量大,除依靠国家书目中心长期积累外,更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以分工合作方式进行。它首先由手工完成各项规范与非规范数据,再经过计算机加工处理,成为完善的参照系统,使之顺利与有关书目记录相联接。目前,北京图书馆对于中国古代著者(1911年以前)部分,正以《中国古代著者规范名称词典》形式编辑、出版。规范名称实践证明,规范控制是书目控制的核心,没有规范控制的书目也就无法顺利进行书目控制。

(5)建立新型的图书馆目录,全面掌握书目控制权。图书馆自动化发展,不仅使目录编排更科学,检索更快速有效,而且也能揭示更多的书目信息,将图书、期刊论文、技术报告、非书资料以及图书的篇章等统归入一个书目系统中,为读者提供多重数据检索服务,让用户在同一书目系统、同一时间检索多个数据库的记录(14)。也就是说,新型的图书馆目录应该将期刊论文索引、图书馆未入藏的出版书目、技术报告、非书资料,甚至将文摘、索引的功能合并,通通加载到书目数据库中,或者将其他外部数据库加载到书目在联机目录中,它们可以整合在一起,相互独立存储,集中进行检索。这种新型的图书馆目录可以改变局限于图书馆藏书,大大丰富书目信息,扩大用户的书目视野,使书目与百科全书结合起来,收回商业期刊索引及外界书目的控制权,使书目全面揭示所有藏书,索引人类主要知识成为可能。今后书目控制应优化书目自动化系统,实现多重数据库间的查重,将来自多个数据库的记录合并到唯一的主文档中,并允许各图书馆将这些数据本土化。这样就要求书目自动化系统读出来自各个方面的数据,并能进行格式转换,按用户要求显示数据。只要解决了记录从存储到显示间的转换,用户也就能控制书目数据,而不被书目数据所左右。

可以预计,21世纪的书目检索技术将日益成熟,联机书目检索不仅可用关键词和布尔逻辑检索,深入到记录的任何一部分,而且用户还可使用自己的术语和思维过程检索,而不必强迫接受图书馆已设定的单一检索模式。超文本、模糊逻辑、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非传统检索技术的发展,将使目录检索更贴近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检索习惯,适应不同思维方法和水平的用户。新的检索机制也将摆脱书目物理形式的束缚和书目格式的制约。

书目信息容量越来越大,书目的规范控制就愈加显得重要。其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证记录的唯一性和连接不同来源的记录,为用户展示与其检索词相关所有记录;一是保证采用不同数据库的记录标准化。未来的规范控制应能辨别重复记录,能创造一种更接近用户检索要求的书目格式,并研究赋于书目具有帮助或揭示非主流语言用户的检索要求问题。

时代在进步,事物在更新,随着新型图书馆目录的建立,世界书目控制将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来稿时期:199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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