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思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马克思晚年思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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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马克思的晚年设想包含着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为东方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途径——非资本主义道路。东方社会的诸多民族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已有70多年的历史,从理论上反思马克思晚年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实践得失成败的内在关系,是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马克思晚年设想 “卡夫丁峡谷” 非资本主义道路 东方社会 亚细亚生产方式

俄国农村公社能否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步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不仅是俄国公社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而且是革命成功后整个俄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一重大问题在理论上如能予以科学解答、不仅对于东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关系到人类社会在20世纪的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都非常重视,马克思对此还作过专门的研究,花费了晚年全部心血和精力。

晚年马克思在仅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曾三次直接地论述过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和命运问题。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1881年3月8日, 马克思在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2〕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共产党宣言》写序言时,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更加明确而具体的意见:“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所有制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笔者认为, 上述三份史料阐述的是同一个思想,即开辟俄国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如果有人感到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阐述得尚不够明确,而持有疑义的话,那么,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三份草稿中则更为全面而详尽地展开了这一思想,我们可以从复信的草稿中消除这方面的疑义,而获得明确的共识。马克思在复信的第三稿中指出:“如果土地公有制是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大规模的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形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4〕这段论述, 构成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恩格斯指出:“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的苦难。”〔5〕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6〕从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不难看出, 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实质是开辟以俄国农村公社为典型的,东方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即东方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前途。

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设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20世纪以来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给予了充分的验证。迄今为止,在资本主义发祥地的西欧还没有一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在东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例如: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专制,文化上的愚昧和野蛮等等。这一客观事实有力地说明,东方落后国家完全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或者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在西欧经济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四百多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仍然不是近期内的事情。

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实迫使人们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在农村公社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夫丁峡谷”的思考是邃密而深沉的,它反映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历史、现状及未来鞭辟入里的洞悉。俄国十月革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东方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率先进行革命取得了成功。无产阶级首先在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俄国先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夺取政权,这是否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能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曾经是列宁与第二国际首领和俄国的孟什维克激烈交锋的原则问题。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均认为,经济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步入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依靠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是这些人共同的思想原则,他们鼓吹生产力的高水平,把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成是爆发革命的唯一条件和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唯一因素,否认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实践活动的革命作用;他们拘泥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刻板公式,看不到不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多种形式和民族特点。这些所谓“博学的”先生们将唯物史观的个别结论背得滚瓜烂熟,而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7〕他们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理解成僵死刻板的教条,从而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简单化了。

列宁针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和孟什维克代表人物这副假马克思主义的嘴脸,尖锐地指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内容的,大言不惭的空谈来掩饰目前的怯懦”。〔8〕列宁十分敏锐地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他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达得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9〕列宁的这一思想令人惊叹地与马克思晚年设想中的思考相吻合,马克思在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一再强调,俄国缺少机器生产力不应成为反对村社向高级社会形态过渡的理由。马克思质问说:“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崇拜者”否认村社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相结合的可能性,“那么,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给我证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10〕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证明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对20世纪东方社会的思想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而且对21世纪的东方社会将会演变成一种有科学性、有生命力、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列宁在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的贡献是卓越的,他既坚持了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又将其与东方社会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协调起来。他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1〕在论述俄国的特殊性时他进一步强调说:“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不超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12〕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这种非凡的理解和辩证的把握;基于对本国国情和东方社会这种纯熟的了解,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这条正确的“跨越”路线,从而保证了一个东方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过渡到了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晚年设想得到了验证。

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是对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有力验证。中国是一个比俄国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陈独秀重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和孟什维克生产力高水平的老调,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地领会和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首创精神和革命实质,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出发,决定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走俄国人的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终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路线,不失时机地将民主革命转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转变其实质仍然是“跨越”,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充分发展阶段,中国革命是苏联十月革命的继续,是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在中国的实现。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相继有一系列东方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相对峙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一度凯歌高奏的社会主义事业使整个人类社会震惊。然而,从本世纪后半期开始,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和磨难,尤其是80年代末期,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再度使人类社会震惊。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挫折与失败其原因肯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总结的:“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13〕笔者认为,这种错误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带有普遍性,是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致命原因之一。

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之所以挫折不断,磨难重重,其根本的结症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人民是在马克思耗尽晚年大部分心血,再三强调其历史和现状特殊性的东方落后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却不顾国情,完全忽视了东方社会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概括出的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原则来构筑社会主义的现实模式。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规定,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必然要主张消灭以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货币,这在理论上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规定,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高度抽象所概括出来的“一般”,是上升到理论化了的社会形态,而不是某一具体国家,尤其不会是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范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各自历史、现状以及国情的不同,在实践社会主义的方式上必然要带有自己的特色,必然要选择自己可行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存在相同的实践模式。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规定,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论战中,曾经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两个条件: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生产等条件,另一个是政治条件。他指出,无产阶级如果在国家内不具备占统治地位这个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同时,如果“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的前途也是无法实现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胜利,只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问题,但如何解决掌握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高级的工艺技术水平,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人民来说,是一个更加艰巨、更加繁难的课题。实践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同时,并没有使它的工艺技术水平和商品经济水平跨上一个新的高度。这意味着,东方落后国家在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必须要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来发展它的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则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协调。也就是说,东方落后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在生产关系领域里的选择仍然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它必须完成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时所遗留下来的那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即全面提高和大力发展自己“先天不足”的社会生产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跨越”任务后,并没有自觉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先天不足”的社会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相反,人们却普遍地确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绘的那种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到来,于是十分幼稚地建构起一个异常“完美”的社会主义现实模式,这个现实模式的特征,第一是建立“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第二是消灭商品经济,第三是实行按劳分配,事实上的平均分配。这种严重脱离东方社会实际而建构起来的现实模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总结社会主义经验教训时认识到,东方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所实现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上所规划的那种社会主义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是有原则区别的。东方落后国家在完成“跨越”任务之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片面地发展它的生产关系,而是全面提高和大力发展自己滞后了的社会生产力,为此,列宁曾经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14〕

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及列宁生前的忠告,强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在现实社会是成立的;同时也证实了东方落后国家所“跨越”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所有制形态,而没有也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建设;同时还证明了完成“跨越”任务后的东方落后国家不会在自然经济和小生产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必须全面吸收千百年来人类所创造的,包括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物质文明,完成对自己落后生产方式的改造。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最终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那么,社会主义如何才能发挥出这一优越性呢?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的伟大革命实践告诉我们,要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改革依据教条主义原则所形成的那种僵化了的社会主义观念,改革那些在僵化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严重脱离东方社会实际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打开国门,让世界走向中国;敞开胸怀,使中国拥抱世界。惟有如此,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进而最终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这样,就有必要从理论上重新反思东方落后国家的“跨越”问题,深入剖析东方落后国家的“跨越”实践与苏、东欧社会主义建设失败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误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东方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晚年“跨越”设想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收稿日期:1996年1月26日)

注释:

〔1〕〔2〕〔4〕〔10〕《马恩全集》第19卷第129、269、451 、 444页。

〔7〕〔8〕〔9〕〔11〕〔12〕〔13〕《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卷第690、689、691、690、690、571页。

〔3〕《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31页。

〔5〕《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卷,第502页。

〔6〕《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卷,第502页。

〔14〕《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卷,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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