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分期问题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分期问题，我国当代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
影响最广泛的也许要算李泽厚、刘纲纪先生的观点。他们将中国美学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是先秦两汉时期，它被看作是奴隶社会的美学；第二是魏晋至唐中叶，这是我国前期封建社会的美学；第三是晚唐至明中叶，为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美学；第四是明中叶到戊戌变法运动前，这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美学；第五是戊戌变法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前后，为近现代形态的美学。（注：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中国美学发展演变的概貌；不过未能见出其内在逻辑依据的整体统一性。首先，将两汉与先秦并列而称之为“奴隶社会”也许未必公允，秦汉确立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延续2000多年，其间虽有部分变化和调整却见不出根本性的改观。其次，统观这种划分法，它立意在于以经济基础的变革来解释审美观念的时代变迁，但显而易见未能贯彻始终，如封建社会的前期与后期之分以及近、现代的一体把握就偏离了尺度。再次，“前期”与“后期”本来是一种简约的二分法，可是这里又添加了一个竟然延续几百年之久的“末期”，反映出作者既想坚持其先入为主地确定的尺度，又要照顾美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的表述的困难。
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虽然带有纲要性质，但作为当代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美学史著作，具有拓荒意义。该书主要“着眼于中国古典美学本身的逻辑发展”，把近代以前的中国美学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两汉时期，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发端；二是魏晋南北朝至明代，为古典美学的展开；三是清代前期，被看作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注：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三个阶段又各含一个美学的黄金时代，即先秦、魏晋南北朝、清前期。
单纯着眼于美学范畴、命题的逻辑发展，这种划分是简约的；只是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一，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似乎出现过四个黄金时代，除上述三者外，晚唐至宋代也当有一席之地。其二，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是否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总结期，学界对此多持怀疑态度，叶燮的《原诗》固然较之前人的诗论更为完整和严密，但在文学的美学研究的整个领域，清前期尚无与刘勰《文心雕龙》相匹敌的系统著作，石涛的《画语录》尽管较前人的论述多有深刻处，但缺少广阔的包容性，有些已经确立的基本范畴和命题在其中甚至不曾提及。
此外，还有些美学通史著作按政治朝代分期。这自然是一种最简便的方法，只是无助于人们在宏观上把握美学思想的嬗变。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人们对它作阶段划分是基于知性把握的需要。由于考察对象的视角不同，要达到的目的不尽一样，因而多种不同的划分法往往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过历史本身也确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任何分期都应该力图接近这一客观的逻辑，以之为参照，不同的划分法之间便存在一种可比较性，因此这一领域仍有进行探讨、商榷的必要。
我们知道，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往往以一定的哲学观念为基础，并集中体现于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中。从前一方面看，哲学与宗教等如恩格斯所说，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远离现实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美学观作为哲学观的一种延伸（甚至是一个分支）同样具有类似特点；从后一方面看，艺术世界的中心是人的活动与人的心理，作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基础只是其反映的一个方面，并且，古代艺术批评家或理论家极少直接关注这一方面的内容。因此，以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作为美学思想史分期的直接依据未必妥当。至少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萌生于先秦奴隶制条件下的一些审美观念在其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并没有多少质的变化。
应该看到在社会生活的大系统中，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变直接发生于精神文化的子系统之内。因此，我们应当将特定的精神文化看作是美学观念和美学风貌发生嬗变的直接温床。由于哲学和宗教在社会精神文化中居于基础地位，二者的潜在制导作用不可忽视。事实上，考察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史，我们显而易见儒、道、禅三家的强大而持久的影响。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将中国美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较为适宜：
一、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美学基本上独领风骚。在人为自身立法的人文领域，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土壤中产生出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文化果实，它力图适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需要，兼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原则，既有道德的忧患意识，又有审美的超越意识，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中能担当华夏民族精神文化的中坚。儒家美学以孔子为奠基人，经孟子、荀子、《易传》与《乐记》的创作者及董仲舒、王充等而获得不断丰富和发展。先秦时代与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孜孜于事功而在美学上未能有令人瞩目的建树。道家至庄子学派的宣传才为世人所注意。况且郭沫若先生认为庄子思想从儒家演变而出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一定意义上说，庄子学派特别将孔子“道不行，乘桴桴于海”（注：《论语·公冶长》。）的意念大大发扬开来，对后世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道家思想在秦汉之际曾一度流行，但至汉武帝时代即被置于“罢黜”之列，其后有代表性的美学家中儒家思想明显居于支配地位，道家思想的成分相对较少。
二、魏晋至唐中叶，儒、道两家美学思想磨合互补。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大动荡、思想大解放、理论极活跃的时代，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发生动摇，老庄的道家思想获得光大。从总体上看，魏晋玄学开风气之先并对美学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玄学的基本特点是“儒、道兼综”或“儒、道互补”。应该承认，当时的美学家中固然有完全否定儒家学说的倾向（如嵇康），但代表主流的当属王弼、阮籍等，阮籍一方面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人先生”为理想人格，一方面又坚持儒家的音乐美学主张。伴随着个体的人的自觉，六朝的书论、画论、诗文理论蓬勃兴起，儒、道两家大有平分秋色之势，王僧虔的书论显见儒（《易传》）、道的双重影响，宗炳等的画论体现道家色彩甚浓，诗文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则是儒学。这时的美学虽见佛学的浸润，但更多是思维方法的借鉴而较少思想观念的移植。即使某些艺术理论家本人是佛徒，其美学观念却往往仍取向于儒道兼综。隋唐之际得孔颖达、王勃、陈子昂等人的呼吁，儒家经世济用的刚健精神再度复兴，后经中唐韩愈、白居易等的进一步鼓吹，儒家美学又一次显出其秀拔地位。
三、晚唐至晚清，儒、道、禅三家在美学中合流。武则天时代六祖慧能创立的禅宗，更大程度上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它既是佛家的一个派别，骨子里又洋溢着道家的精神。禅宗对美学的渗透，至少在王昌龄和释皎然生活的时代就已开始，至晚唐司空图，道家观念与禅宗思想有机融合，构成活泼灵动的艺术风格形态的体验和个体生存境界的憧憬，成为宋以后美学家和艺术家们的共同取向，中国古典美学因此又展新姿。宋代以苏轼、严羽为主要代表，继承和发展了司空图追求自然、平淡、超逸的文人士大夫情趣，无论是注重文艺社会功用的张戒等还是注重艺术形式自身独立价值的姜夔等都重视审美的空灵幽微方面。明代美学贯穿着复古派与革新派的尖锐对立，革新派重情贬理是对宋代以来流行的程朱道学的反叛，但与前辈一样重视自然与天真；复古派也并未抛弃唐宋美学的重要成果。清代王夫之在哲学上坚持以儒家为正宗，在美学上则更多体现了道、禅的旨趣；苦瓜和尚的《画语录》的基本思想是道家学说的演绎；叶燮的《原诗》没有明显的流派色彩，但无色中兼备众色，其后刘熙载的《艺概》等也是如此。总体上看，自唐后期禅宗观念的输入，美学中儒、道、禅三家的合流使道家特别是庄学观念占据了突出地位。究其原因，较为直接的是由于庄学是介于儒家与禅宗之间的一种思想体系，禅入美学使过去儒、道并重的天平有可能向道家一侧倾斜；更为根本的是由于道家特别是庄学观念同艺术与审美对人生的内在超越性最为合拍，三家合流使庄学得其正，体现了华夏美学更加成熟。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为庄学精神，主要着眼于这一历史阶段。
四、清末至现在，由“西学东渐”走向中西美学的融合汇通。鸦片战争前后，我国一些志士仁人已开始关注和借鉴西方文明，林则徐、魏源等较早主持编译了介绍海外情况的资料，其后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势越来越大。不过“西学东渐”经历了一个过程，如梁君超所指出的，它先是器物制造上，再是制度改良上，最后才是文化变革上。（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近代概况》。）近代美学是在文化变革阶段萌芽的，它首先由黄遵宪、梁启超等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开始，至王国维直接借鉴康德、叔本华等的哲学和美学观念并试图与中国艺术精神相结合，才真正出现不同于古典形态的质的变化。其后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如蔡元培、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等，担负起了建设新美学的重任。一个世纪以来，中西美学的融合大致经历了先从欧美、再从前苏联、而后重新回到从欧美引入美学新观念、新方法的过程。与之相伴随，我国美学界出现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和中西互补等几种基本倾向。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仍在延续、深化。回顾历史，放眼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西美学的融合与汇通必将产生累累硕果而载入史册。
华夏文化是一种非常富于包容性的文化，它在历史的某些阶段虽然难免对外来文化有些抵触，但毕竟不是作为异端一味排斥，而是逐渐吸收其某些有效成分于自身。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5页。 ）从对我国美学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中我们可以窥见，发源于黄河文明的华夏美学，不断吸收异域的营养，在空间上由近而远，留下了较为清晰的年轮。相应地，将这一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应该说大致符合事物本身的嬗变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