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嵌入问题探讨_流动人口论文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嵌入问题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6)03-0033-10

       族群①流动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第五次民族大迁徙[1]在全球化持续加速的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借助于平等权利、开放市场、即时通讯和快速交通等现代条件自由流动，期望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从而呈现出宏观上高频率地接触、交流、互动与学习，微观上生活收入、职业阶层、社会地位等的提升。但伴随一定程度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同时，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也潜存着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因为，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起，族际关系的张力就已呈现[2]，二战后愈发显著[3]。进入21世纪后，“9·11”恐怖袭击更加凸显了问题的重要性。全球化时代，异质性流动无疑会增加秩序与冲突的张力，甚至为极端势力和不法分子所利用，如国内2009年“6·25广东韶关斗殴事件”及其后续的新疆“7·5事件”，国际上2005年“法国骚乱”、2011年“8·6英国伦敦暴动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2015年跨年夜德国性侵事件”等。这些境内外冲突事件的产生，迫使我们不断反思并重新认识国内异质性流动现象及其可能存在的风险环节。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空前，截至2013年10月1日零时，流动人口总数已达2.39亿[4]，较10年前翻了一番②，相当于我国总人口的1/6。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为“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5]。因而，在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本文聚焦于国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立足融入与嵌入的既有研究，借助流动性嵌入的分析框架，来呈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的内在机理与外在表现，在此基础上，剖析该现象背后潜藏的风险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与化解对策。

       一、研究回顾与流动性嵌入的提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其固有的生理或文化差异而成为流动人口中的独特风景，对于该群体的研究，学界主要借助融入的分析框架来把握这一流动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可以说，该解释框架对于人口流动现象提供了有效的认知和引导，但却无法有针对性地把握少数民族异质性流动的典型特征。嵌入作为当前民族问题研究的新兴视角，为审视少数民族的异质性人口流动现象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流动性嵌入的分析框架即为本文提出并用以剖析该现象的一点建设性思考。

       (一)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的既有视角

       改革开放伊始，学界与舆论界就已经关注到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情况③。30年来，对该现象的认知从一般的实然描述逐渐深入到社会问题的剖析及治理对策之中，其中，融入视角是学界的主流范式，重点探究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适应融入情况，另一方面是流入地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引导适应融入的治理对策。在既有的研究中，笔者称前者为适应观④研究，称后者为融合观⑤研究。适应观往往关注于特定个案、特定地区等⑥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事实，对此事实进行现状、特点、数据等的经验描述，包括在流入地的就业、教育、权益、子女等现实情况及问题的陈述。融合观则关注于治理路径的应然探讨，对更好的融合措施进行建构，包括相关理论、民族关系、社会结构等应然对策设计和调整的研究。

       可以说，融入视角为理解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了有效的认知与引导，但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融入视角所负荷的解释效力是有限度的，其分析对象与范围十分广泛，涵盖所有的流动人口，因而，无法对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殊性作出更为深入和有针对性的认识。同时，融入以及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时性过程，恰如金炳镐所言：“民族融合是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民族消亡是民族融合的实现结果。民族融合实现之日，就是民族最终消亡之时。”[6]这就在时效维度上对具有根深蒂固的生理及文化差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成一种现实挑战。不可否认，融入乃至融合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但立足差异现实，在实现融入融合前，需要认识嵌入阶段。

       (二)嵌入：民族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及其优势

       嵌入是近年来民族研究领域的新兴视角，是现实民族问题突出背景下生发出的对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解读与建构的新视野与新思路。这一视角缘起于经济社会学领域，发端于波兰尼(K.Polanyi)⑦，凸显于格拉诺维特(M.Granovetter)⑧，其核心观点就在于分析经济现象不能脱离社会结构与人际互动，而要立足于特定社会关系之中。同时，由于这一概念的形象性，其在空间社会学中也有立足之地，特别自西美尔(G.Simmel)对空间进行社会分析与研究后，空间要素也要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进行分析才有意义，由此其对城市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研究就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视角⑨。而当前学界以嵌入视角研究民族问题的热潮主要缘起于国家对民族问题的全新认识，特别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和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5]后，嵌入成为分析民族问题的重要概念工具。

       由此看来，其他领域如经济社会学、空间社会学对嵌入的既有研究可以得到借鉴并升华民族问题的研究，并提供了一个审视民族关系全新视野。但就目前笔者检阅到的相关研究中，主要偏重于民族聚居区及散杂居的嵌入分析上⑩，尚未发现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嵌入性分析，因而将其引入到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中来，就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嵌”字本身就饱含开放、深入、交互、接合、稳固的内涵，因而相较于融入，嵌入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现实性，民族之间差异性较大的当前，嵌入是融入前的一个必经阶段，对于同时兼有差异性和流动性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实现融入还不现实，因而在双向尊重、交流、互动中形成的保有各自异质性差异的嵌入过程及某种嵌合状态，追求的是团结而非融合。其次是双向性，尽管融入也是个双向思考视角，但嵌入的内涵更能明晰这一互动的双向性，因为，流入地本身即为一优势位阶，融入式思考则隐含有单向认可与否定自我的意味，而嵌入则是引导同等位阶，需要彼此双向认可。再次是针对性，对于异质性流动，嵌入分析要比融入分析更具针对性，同质性流动如各民族内部的人口流动可以很好地借用融入视角进行分析，但对于跨区域、跨民族等异质性较大的人口流动，使用嵌入概念则更具针对性，不至于因差异的怠忽而导致不必要的冲突(11)，因而，嵌入还凸显出一种社会心理学的情境色彩，将特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置于具体社会文化情境与社会关系中思考问题。最后是主动性，融入拟定了流入地的优势位阶，这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成压势，不能和不愿都只能融入流入地的社会情境之中而别无选择；嵌入则以尊重其差异为前提，通过相关举措重塑嵌入场域，以尊重赢得主动，以认可赢得民族关系的有效促进。因此，流动性嵌入的提出就有其特定的理论及现实基础。

       (三)流动性嵌入：少数民族流动现象典型特征的呈现

       所谓流动性嵌入，是指针对少数民族群体中具有流动特性与需求的人口，因主客观因素而未能在流入地永久居住，其自身非本质性差异(12)得到流入地人口接纳、尊重并认可的变动过程与状态。首先，这一分析框架在主体对象上定位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握了其主客观因素所致的动态漂流特性，同时，也抓住了少数民族在生理及文化层面的差异性。再者，凸显了在流入地接触、交流、互动中差异认可及互动的典型特征。正如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edrik Barth)所言：“维系族群间的联系，不仅隐含了认同的标准和标志，而且隐含了允许文化差异存在的互动的架构。”([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高崇、周大鸣等，1999)因此，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这一分析框架提供了解释和建设的双重意义，其解释意义凸显了少数民族人口异质流动现象的典型特征，其建设性意义在于对该群体背后体现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的尊重、认可与肯定，体现出一定的指导性，也即借助对族群流动人口社会需求的尊重与认可，推动社会结构与环境的公正发展，协助族际和谐生活与共同利益的实现，进而促成族际间相互嵌入的动态、公正社会结构的实现。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机理与现实：以流动性嵌入为中心的考察

       以流动性嵌入为中心，可以从内在机理与外在表现两个层面分析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现象，如图1所示，就其内在机理看，主要表现为故地流出到异地(13)流入的社会化过程，隐含了四个主要环节，就其外在表现，则是嵌入与否的四类现实状态。

      

       图1 流动性嵌入分析框架图

       (一)内在机理：流动与在地社会化

       作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异地人口间双向接触、体验交流过程的动态解释，流动性嵌入的内在机制实为一种异地社会化的过程，故地与异地间的“推拉效应”促成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特性，嵌入的达成则是以空间的机械嵌入以及信息与信任的前提保障为基础的，嵌合而成的民族团结则是价值追求，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内在机制。

       1.双向成因：两地作用力下的动态流动性

       “人口流动往往被看成是‘推’和‘拉’两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推’的因素是指促使人们离开原居住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而‘拉’的因素是指迁移目标地区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左宏愿，2014)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之交通及通讯工具等的迅速普及完善，都推动了少数民族人口向繁华异地的奔走。换言之，对于务实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繁华异地如“北上广”及其家乡周边城市的经济水平、公共服务等都具有极大的现实驱动力。与此同时，家乡故地也并非只有推力，其吸引力也十分现实，特别是作为民族传统(14)积淀十分稳定的场域，祖先、发源史、血缘、习俗、信仰等一系列潜移默化而又熟知的社会交往符号都具有浓厚的感召力、生命力与认同力，且具有持久性与强烈性的特点，异地现实的漂流感也更易催生游子对家乡社群的认同与怀念、依附与归属，这种共同文化底层所具有的引力，对于族群流动者特别是少数民族而言，难以消融。因此，虽然异地具有相对优势，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向了繁华异地，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生活条件，但由于文化情结的牵引，使得他们也呈现出动态性的周期返流(15)。

       2.前提保障：空间的机械嵌入与信息、信任基础上的差异保障

       嵌入作为一种异地社会化的进程，需要一些关键要素的达成，特别是空间、信息和信任，三者共同构成嵌入的基本前提，因为，只有在共同时空以及彼此了解、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团结与嵌入。首先是空间，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前提，也是最容易达成的前提，只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踏入流入地后，共同的空间就已达成，即机械嵌入环节的开始。所谓机械嵌入阶段，就是指进入异地空间但并未与异地社会发生深入接触的阶段。因而，鉴于异地接触的双方生活在共同的时空下，他们面临共同的问题，均有安全、稳定与幸福等共同需求。其次是信息和信任的客观充实，“对于合作的社会而言，信息将成为最为基本的和最为主要的资源。”[7]信息的充实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与冲突，进而有助于彼此深入认知与交流，从而有利于乐观心理的呈现及信任的产生，推动进一步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在空间共有的基础上，首要保障是双方对客观差异的主观包容(16)与肯定，肯定差异也就是肯定了人的天性，肯定了思考与共生的基础和范围。因为，社会共生论认为，共生就是“各民族基于对彼此不同生活形态的承认而相互拥有相对自由的活动和彼此参与活动的机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结合方式”(梁润萍，2015)。换言之，在族际间相互理解(如尊重彼此文化、风俗习俗、宗教信仰等)的前提基础上，才易实现互补共赢。

       3.价值追求：社会的有机嵌入与民族团结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团结既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一般性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8]，同时，还是流动性嵌入的价值追求。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认为，要达至“有机团结”，必然以劳动分工的团结为基础，以个人的相互差别为前提，以符合公共遵循的习惯和程序为保障，“在这一团结模式下，集体意识为部分个人意识留出了地盘，使它无法规定的特殊职能得到了确立。这种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广，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9]。为保障此价值追求，流动性嵌入的实现以及社会凝聚力的增强，还需要由机械嵌入向有机嵌入过渡。所谓有机嵌入，就是要深入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之中，嵌入与否是由流动者与异地人口彼此双方共同决定，因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要增强个人能力，同时，异地人口的一种反向嵌入也很关键，特别是在舆论宣传、制度规则与政策方面，需要提供一定程度的尊重与接纳性，否则就会出现问题，如“媒体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当宣传和传播而引起的纠纷，也包括一般民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茫然和不尊重引发的矛盾”(王希恩，2007)。因而在有机嵌入环节，双向嵌入就需要达成一定程度的嵌合，进而体现包容、安全、稳定、团结与合作的价值追求，唯有如此，才能防止反向伤害机制的形成，而正是这种嵌合下的差异包容保证了真正的民族团结。

       (二)外在表现：嵌入与辨识双维建构下的四类状态

       在经验世界，内在机理呈现为具体的现实状态，以辨识维度与嵌入维度进行建构可以明晰这种实然状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流动性嵌入呈现出的核心变量是差异，因而，对普通民众而言，嵌入容易与否，自身差异及异地接纳、自身能力及异地政策都是明晰的关键。就差异性(17)而言，动态流动中，显性差异最为突出，可以简单地呈现为彼此生理及文化层面的辨识度(recognizable degree)上，由此区分为能够辨识出来的外来形象(R+)和辨识不出来的潜在形象(R-)。就接纳程度(embedded degree)而言，如若流动者优秀、异地人口尊重与接纳、异地社会政策好等，则容易嵌入(R+)，反之不易嵌入(R-)。在此二维建构下，流动性嵌入呈现为四种实存状态(见图2)。

      

       图2 流动性嵌入现实状态类型图

       1.易辨识—易嵌入(R+，E+)：外来优势型

       对异地人口而言，因显性差异的易辨识性，该类型凸显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外来者的身份形象，但对其本身而言，异地环境的再辨识过程中，其具有的特定优势，如学历、饮食、手艺等具有吸引力的差异，容易得到流入地社会的接纳与认可，甚至这种优势还会因其外来身份的不同而得到放大与欢迎，加之异地社会对其作出的政策优惠与福利待遇，使其容易嵌入该社会之中。因此，这种以易辨识—易嵌入(R+，E+)为特征的流动性嵌入，可被简称为外来优势型。在现实中，外来优势型表现为族群流动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虽拥有自己的语言、外貌、习俗等特质，但同时也因其具有的文凭学识、智慧头脑、社会地位等资本优势，而容易被异地社会所接纳，包括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企事业单位中工作的少数民族成员，以及从事民族风味餐饮的青海回族、新疆维吾尔族等族群流动人口，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外貌与口音，但却拥有一定的能力优势，在思维与行为方式上对异地也有所认知。

       2.易辨识—不易嵌入(R+，E-)：外来弱势型

       该嵌入类型，对于异地人口而言，族群流动人口的外来者形象依然凸显，但流动者自身没有特定优势能够发挥，或异地环境的各种因素抑制了其自身优势及个人能力的发挥，甚至流动本身都具有盲目性。在此背景下，他们往往会因外来身份的易辨识性，而将弱势过度放大，甚至因极个别的不良事件而承担起所有的负面评价，从而遭到排斥与隔离，表现出不易嵌入的状态。因此，这种表现为易辨识—不易嵌入(R+，E-)特征的嵌入类型可被简称为外来弱势型。外来弱势型是现实生活中觉察最多、也最容易出问题的一类流动性嵌入，也可称为异质困境型。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来自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别是社会阶层偏下的务工者，极易得到辨识。同时，在现代化都市中，他们往往因为语言、文化水平等的资本局限而难以拥有一定的技能，常常只能做简单形式的劳动，例如，在东部沿海城市随处可见的卖切糕、卖羊肉串等特色小吃的维吾尔族流动摊贩，穿着藏袍卖藏刀、藏药的藏民，以及穿着民族服饰买首饰和茶叶的西南苗族妇女等(郑信哲、周竞红，2002)，这些人群在流入地常常表现为分离式的脱嵌，因自身弱势和流动性强等特点的存在，突出表现为遭排挤、歧视和边缘化的现实特征。

       3.不易辨识—易嵌入(R-，E+)：潜在优势型

       在流动性嵌入中，还存在一种可能，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其与异地人口十分相似的外貌特征及行为方式而被流入地社会默许为同类群的形象，虽为外来人口，却没有显性差异的体现，同时，隐性差异在动态流动中不易被发觉，因而，这种社会嵌入具有潜在性。除此之外，同外来优势型一样，他们还拥有在异地生存与发展的一技之长，故容易嵌入其中。因此，这种以不易辨识—易嵌入(R-，E+)为特征的嵌入类型可被称之为潜在优势型。在当前义务教育的普及化、跨时空信息科技的普遍化等背景下，许多与流入地肤色、体貌等生理特征相似的族群流动人口，可以凭借系统学习及资讯获得等，达到与异地人口在思考模式与行为方式上颇为类似的状态。另外，趋于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各族群间也易达成嵌入，如国内外在特征相似的多民族聚集区，如广西大瑶山，在城乡一体化、汉文化普及下，“族群间的界限也就变得比较模糊”(梁茂春，2004)，语言及其他层面的共同性不断显现，进而体现出潜在优势型的特征。

       4.不易辨识—不易嵌入(R-，E-)：潜在弱势型

       类似于潜在优势型，该类型下的族群流动人口并没有给流入地人口外来身份的感受，仍然表现为同类群形象；但对于族群流动人员本身而言，与外来弱势者相似，只能从事相对简单的体力劳动，缺乏足够的社会生活技能，往往形成自我隔离而难以嵌入。另外，异地社会在不辨识情况下默许其为同类群体，在政策制定及社会对待中缺乏对其隐性差异的充分考虑与认识，从而易导致不尊重与伤害的情形。因此，这种表现为不易辨识—不易嵌入(R-，E-)特征的嵌入类型，可被简称为潜在弱势型。该类型的族群流动人口与普通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极为相似，都存在社会生活较差、社会阶层较低的情况，但又有所不同，即族群特有的差异性未被得到应有的考虑而导致不必要的麻烦，如拥有饮食、信仰及习俗禁忌的少数民族难以得到需求上的满足等。

       综上看来，理论上的四环节以及现实中的四状态都体现了流动性嵌入中的潜在张力与现实悖反，理论上信息信任的达成、社会规范的学习、流动者能力的提升、舆论宣传等都形成嵌入成本与张力，同时，现实中优势群体可能引致的流入地人群的抵触、弱势群体可能遭到的区隔与排斥等，突出表明了风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蕴藏其中。流动性嵌入本身就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体现，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曾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10]19，而这一方式会给既有的社会规范与社会关系带来冲突和威胁。职是之故，就需要系统地进行风险剖析和化解。

       三、风险剖析与对策建议

       开放的市场社会下，既然在“流动的需要与社会约束间存在一种隐藏的矛盾”[10]115，那么，对风险问题的具体剖析就显得尤为必要。借助流动性嵌入的分析框架，以四环节为经、以四状态为纬，可以较为完整地探究各个环节中的嵌入问题。同时，对流动性嵌入外部因素的思考也十分重要，由此，就构成五个环节的分析。因此，风险问题的剖析与化解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故地脱嵌环节：从单边重视到双向重视

       在故地环节，主要面临故地脱嵌及关联问题。所谓故地脱嵌，一方面是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历经异地现代生活的洗礼后，对故地社会生活的不适；另一方面是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离开的事实所造成的一系列空巢问题。前者主要针对弱势嵌入群体，他们在异地社会无法有机嵌入，那么归乡之后又能否嵌入呢？对此问题，可以说当前还处于单边重视的现状，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适应融入分析和城市民族管理工作两大重点，对其归乡研究有所忽视。后者主要针对能够嵌入的优势群体以及正在嵌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其家乡故地也存在一定的现实社会问题，比如，故地劳动力的流失问题，家庭解体现象，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不利于地区的发展和国家的整合。

       因而，有必要将少数民族人口流出量较大的地区作为民族工作的重心之一，有必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归乡适应问题以及故地的社会发展与转型问题放到研究的应有之位。同时，亟须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固有弊端，特别是面对既有现实，要在思维与举措上，注重双边问题的思考，恰如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指出的：“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5]具体看来，相关典范事例如青海省循化和化隆两县针对拉面从业人员的管理与流入地政府直接协作的案例，笔者于2015年8月到青海省循化和化隆两县进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对接管理问题”的调研时，这两个县通过对于在外拉面经济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并设置“皮包办事处”(流动性的办事机构)，实现与流入地政府之间的协作，有效地解决了这两县的外出流动人员的社会管理，帮助他们实现与流入地之间的切合。同时，故地建设也十分重要，流出地也应该做好引导工作，促成本地的经济发展及产业化调整，树立品牌意识，如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番茄酱生产、新天国际介入葡萄种植等[11]。

       (二)机械嵌入环节：从文化休克到正向引导

       在机械嵌入环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面对的是初步的预期落差与文化休克的问题，对流入地而言则存在一定的秩序管理问题。流动者的心理预期与在流入地的初步体验间可能存在较大的落差，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悲观预断与心理焦灼，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将这一体验称为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由于丧失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而促成的深度焦虑”[12]。因此，较之普通流动人口，内在心理敏感的族群流动人口更容易呈现出社会转换中期望与现实落差所导致的厌世情绪，这种文化休克一般出现在两种弱势型嵌入群体中。同时，流入地也因为对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治理经验与民族知识储备的匮乏而存在秩序管理问题，如相关的城管执法人员的不当行为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危害。

       少数民族人口在流动初期的社会心理十分重要，换言之，机械嵌入是流动性嵌入的关键所在。因而针对该环节的问题，一方面仍然需要加强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合作，特别是流出地需要做好适当的培训与服务工作，如新疆喀什地区的疏附县的“劳动力转移服务中心”[13]；另一方面，需要注重国家所拥有大数据获取与分析的能力，尤其是在火车实名、住宿实名的推动下，开放信息的有效获得及统计分析要运用到实处。但值得注意的是，开放数据的监测与分析是为了认知并协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生活，而非对其施以限制与怀疑。再者，流入地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应当加强相关民族的文化知识储备，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秩序管理与引导。

       (三)有机嵌入环节：从社会区隔到场域重塑

       在有机嵌入环节，主要存在社会区隔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社群冲突问题。首先是社会区隔问题，既包含弱势嵌入群体的社会排斥与歧视，也包括对优势嵌入群体的排挤与区隔。对前者的社会排斥，就是指“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14]；对后者的排挤则主要是社会资源的稀缺所致的竞争结果。当然两方面都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区隔，催使部分流动人口远离社会，退入到内心碉堡之中或形成特定的聚集圈(18)。职是之故，继之而来的很有可能是社群性的冲突问题，区隔化的结果就是问题不出则已，一出问题往往就是群体性冲突的大事件，若处置不当，则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国家的稳定全局。2009年广东韶关发生的斗殴事件的持续升级，乃至被境外势力所煽动而引发的新疆“7·5”事件不无启示。

       对此，需要进行场域的重塑，一方面是社会支持，另一方面建立防范预警与协调机制。社会支持方面，舆论媒体要做好理性报道与引导，而非营造吸引眼球的负面信息，以此强化各民族的相互包容与信任。同时，流入地需要建立相关的生活、心理、工作服务与援助机构，特别是政府、企业及社会都应着眼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及劳动制度体系的完善，这样才有助于有机嵌入的达成，如2011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站和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率先成立[15]等，类似配套设施可以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解决自身困难，进而达到社会关系的有机嵌入提供重要保障。在防范预警与协调机制方面，则需要依靠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及应急预案的充分准备，如各地市政策规定及社区制定的治理方案与工作意见等(19)。

       (四)代际环节：从风险传递到代际阻隔

       在代际环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现实状态的代际传递与子女的在地社会化等都是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六成左右有配偶，且女性明显多于男性[16]。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性嵌入的问题不仅涉及父母辈群体，也涉及“风险的影响在亲属关系中自上而下的传递，不仅包括亲子之间的直接传递也包括多代之间的隔代传递”[17]，以及新生代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于易辨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影响较大，如“7·5”新疆暴力事件发生后，少数民族的孩子极易被贴以恐怖分子等标签而遭特殊对待。当然，风险也包括不易辨识的潜在弱势型人口，其所遭受的歧视与普通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子女的问题一样。另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及社会化问题也引人关注，如特殊对待与辍学问题等，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理论上称之为“自我淘汰”(self-elimination)[18]，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后代)会因外在客观机会制约(比如制度性排斥的存在、家庭困难)在主观上认定之后而不得已作出选择(辍学、自我能力的否定)，现实中体现为这样一种连锁效应：“家庭贫困=没有能力向子女提供学校教育=子女受教育水平低=子女职业类型低、社会地位低=子女经济水平低=新一代低收入者、低文化素质者。”[19]该过程的实现便是族群流动人口代际风险传递的实现，是新的贫困、阶层和社会地位的延续。因此，要避免该风险的发生，教育及社会化问题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针对代际传递，需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问题阻隔，由于子女在异地社会的成长历程十分关键，因而需要社会、政府、学校等共同培育与营造嵌入自主环境。所谓嵌入自主，一方面是指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对其偏好拥有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另一方面是这一自主性又要促成对既有社会规范的有效习得。与此同时，政府应对弱势群体加大投入力度，增加技能培训，推进教育公平，促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并接受高等教育；学校则应努力协调、构建平等的校园教育环境，使偏见和歧视远离学校[20]。可以说，真正的代际阻断“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流入地政府、学校、教师、社区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21]。

       (五)外来环节：从连锁风险到战略合作

       以上四个环节存在的薄弱之处，均有可能被外来因素所利用，这就体现在外来环节的风险分析中，包括三股势力以及网络传谣等。流动性嵌入面临的是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外部环境，虚拟空间“正成为三股势力招募与宣传的重要阵地”[22]，这就更加暗含了风险的动态性与潜发性。可以说，在流动性嵌入中，流动者一般会表现为天然的保守与顺从，但表面的风平浪静下却是内在的暗流涌动。上述四环节中的问题假若不加以有效认知、确定与规避，而是默许、回避或疏忽的话，就会在特定因素的诱发下被极端势力、恐怖分子、炒作者等引爆为显性连锁风险，如暴乱、恐怖袭击等。

       针对连锁风险环节，需要加强战略合作以应对潜在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各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23]，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相关治理经验，做好网络反恐与谣言检测技术的提升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地方政府、互联网行业、社会大众以及流动人口个人的多重努力[24]，特别是信息的有效公开与对流。只有整体的法律制度框架及现实社会运行公平正义化，才能避免感情用事及风险冲突的发生。

       片面强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差异性值得警惕，但满足于忽视问题代价的治理，则是不负责任的风险引爆。因此，流动性嵌入的分析框架，并非刻意凸显流动人口中的这部分群体的民族身份，而是在学术上对其客观差异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不回避与不忽视的勇敢面对。“目前，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总体来讲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25]，对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现象更是如此。本文着眼于分析框架的丰富及发展有助于思考世界的不同面向，甚至拓展我们对现实的想象空间与完善程度，提出流动性嵌入，以助于专门认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象的内在机理与外在表现，特别是能够明晰异质性流动的现实尊重与面对，这不仅不会损害民族团结，甚至可以反思问题、剖析风险、集思广益，进而有助于美好生活的建立，促进民族交流、民族团结与民族共同繁荣。

       收稿日期：2016-03-22

       注释：

       ①关于族群与民族概念的界分，国内已经进行了充分而详细的讨论(徐杰舜，2006)，相较于政治色彩浓厚的民族(nation)概念，族群(ethnic group)具有更多的文化特色，指在语言、习俗信仰、族源血脉、行为方式等方面拥有共性的群体，用法比较灵活，但却无法完全对应于中文的“少数民族”。在我国，“少数民族”概念专指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中，除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费孝通，1979)。而族群一词，既包括已经识别的民族，也包括未识别的民族，同时还包括差异性较大的同一民族中的不同群体，如汉族的东北人、客家人、广府人、闽南人等。本文赞同族群概念的学术价值，但鉴于中国现实，将沿袭中文“少数民族”这一概念的使用惯习，称该群体中的流动人口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英文使用migrant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y。参看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8卷)1957-1980》，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15页；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德全英：《关于少数民族概念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②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结果，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21亿，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攀升至2.21亿。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③作者在“中国知网”上进行高级检索，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主题的相关文献有500余篇，最早可追溯到1987年(增林，1987)，另外，自2001年起，相关研究开始逐渐增多。

       ④适应观的代表性文献有：陈云：《城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适应——以武汉市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4期；高向东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基于民族因素与制度因素比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郑信哲：《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问题》，《兰州学刊》，2015年第7期。

       ⑤融合观的代表性文献有：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陈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排斥和内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从“候鸟”到“留鸟”——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马冬梅、李吉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障碍与对策》，2013年第2期；《互动与调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路径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

       ⑥特定个案，即对单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特定地区，即对某一特定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

       ⑦“嵌入”概念的最初使用，是卡尔·波兰尼在其《巨变》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用以说明探讨经济问题时，必须嵌合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中，因为经济行为是一种社会过程。参看[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导论第25-30页，正文第129页。

       ⑧“嵌入”概念受到重视主要归于马克·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一书，借用嵌入视角表明人际互动的关键性，并由此成为当前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参看[美]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⑨西美尔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一书第九章“社会的空间和空间的秩序”中详细研究空间的界限属性。参看：[德]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530页；叶涯剑：《空间社会学的缘起及发展——社会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许伟、罗玮：《空间社会学：理解与超越》，《学术探索》，2014年第2期。

       ⑩笔者对既有研究中涉及“少数民族”与“嵌入”的文献进行匹配后，发现这一组合的研究将“嵌入”理论中关涉“少数民族”的研究主体框定为两方面，其一为“城市中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主题多为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其二为“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主题多为通过民族间关系的探讨间接研究民族间的互嵌问题，例如回汉民族关系。这些研究或是围绕社会嵌入的理论视角出发，或是围绕定居少数民族的社会嵌入问题展开。相关文献请参看：郝亚明：《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曹爱军：《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功能目标和行动逻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裴圣愚、唐胡浩：《武陵山片区民族社区互嵌式建设研究——以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张朝霞：《新疆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实现路径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袁年兴、许宪隆：《民族共生理论：散杂居民族关系及目标范示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许宪隆等：《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共生互补观——关于散杂居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视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1)本文并不主张对民族身份在现实生活进行凸显与强调，而是认为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需要认真面对与分析，因为对少数民族而言，有些具体差异的疏忽，其社会意义非凡。

       (12)差异主要由其所在的社会结构与环境涵养而成，在流入地的共同时空下，不同民族身份的民众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勿论其民族属性，大家在本质上都一样，是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及炒作者等有着本质性差异的。

       (13)为方便行文，本文在需要时会将“流入地”简称为“异地”，与之相对应，“流出地”简称为“故地”。

       (14)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需要传统，且传统自身也具有相当大的持久性、稳定性以及跨时间的同一性。参看：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拉萨市流动人口报告》显示，“藏族流动人口愿意离开西藏自治区的人只有3.7％，82％计划返回家乡。”参看马戎等著：《西部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16)以艾丽斯·M.杨(Iris Marion Young)为代表的差异政治学认为差异是一种建设性资源，公正美好生活的建立需要从包容与肯定差异做起，“包容意味着非常明确地承认各种社会差异与分歧，同时激励那些处于不同境况中的群体在社会上通过各种满足合理性与公共性的条件的方式来表达它们的需要、利益与观点”，包容差异可以集思广益，包容差异可以反思不义。参看[美]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50页。

       (17)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差异表现在显性差异和隐性差异两个方面。所谓显性差异，是指生理和文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如生理层面包括肤色发型、外貌体格等；文化层面如语言、服饰、习俗信仰以及行为方式等。通常，显性差异会得到更加明显的社会关注或社会排斥效应。所谓隐性差异，是由流动本身所成的漂流感加之外在差异的凸显，使其具有强烈持久的敏感性，所以，更易感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常人无法体会到的微妙变动。通常，隐性差异容易疏于理解和把握。进而造成诸多不良影响。

       (18)当前我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民族聚居区(或称“飞地”)的存在就是典型，如北京的“新疆村”、山东省青岛市朝鲜族聚居的百通花园小区、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建设街道办事处南水回族社区、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等。

       (19)新世纪以来，各地区都在不断建立和丰富民族工作的实施办法与条例方案，但仍需结合实际完善创新。参见郑信哲：《略论城市民族问题和城市民族工作》，《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标签：流动人口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