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维惯性的表现及其成因_思维障碍论文

论思维惯性的表现及其成因_思维障碍论文

简论思维惰性的表现形态与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惰性论文,形态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理学研究

摘要 思维活动是人脑对各类刺激信号加工处理的动态过程。它经常处于积极状态,使人们对宏观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提高。但思维活动亦往往出现惰性,将加工处理信息的过程简单化、图式化,使某些理性认识变为僵化的教条。思维惰性的外显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墨守成规、沿袭传统、从众取向、集体无意识行为等等。本文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思维惰性的表现形态,并简要提出了克服的思路。关键词 思维惰性;表现形态;成因

思维活动具有极大的能动性,经常处于积极状态,不断突破经验图式的束缚,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会滞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时常有所提高和深化。但是,思维活动也往往表现出一定的惰性,在一些习惯性的图式面前因循停滞,使某些理性认识变为僵化了的教条。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便是思维惰性的两种形态。“学而不思”,就是只接收刺激信号并储存起来,不用思维活动进行加工处理,使各类刺激信号处于无序状态,其结果必然形成认识上的迷惘和行为上的盲动。“思而不学”则指思维活动虽处于积极状态,却拒绝接收新的刺激信号,只对固有信号重复加工处理并沿袭原先的图式,所以必然表现出认识上的惰怠和行为上的因循守旧。由此可知,思维惰性就是因袭固有的理性认识,使之成为僵化的图式,并在行为上外显为固守传统与积习。

思维惰性的外显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波及社会生活和个体行为的方方面面,往往成为阻碍社会变革与科学进步的无形力量。下面笔者仅就思维性的种种外观形态、思维惰性同文化传统的关联以及思维惰性产生的原因,试作初步探讨。

一 思维惰性的表现形态

沿袭固有的处事惯例和生活范型,是思维惰性最常见的外现形态。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凡社会化了的人,都是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中生活的,随时随地都要接收强弱不同的刺激信号,并要在态度或行为上做出反应。在刺激与反应之间,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一个对信号加工处理的环节,亦即思维过程。由于人脑对刺激信号加工处理时往往参照或者沿用固有的图式,所以做出的反应也常常相互类同。人们长期生活在某一区域或某一群体,其生活式样、办事套数、饮食服饰、道德禁忌、价值判断标准、待人接物方式、礼仪规矩及婚丧嫁娶形式等等,均要恪守某种特定的范型。其中有些做法明明是不合情理的陋习陈规,如吹吹打打大办丧事、做道场招魂之类,人们并不是都乐意照办,却想不出移风易俗的良策。所谓“想不出”或“想得出而做不到”,实质上就是思维活动面对旧有惯例与范型时不敢跨越,表现出迁就、畏缩、退避等惰性。因此,在一定区域内的人们的生活模式、风俗习惯、处事意向甚至不文明的用语等,总是一代一代延传而很难发生突变,并由此形成独具特征的区域性文化。

屈从权威是思维惰性的另一突出表现。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无一不受某种权威思想的支配。任何一种权威思想,都向人们提供一套特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孔孟言论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便是最高最大的思想权威,它所提供的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以及“学而优则仕”等生活范型和价值取向,曾制约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无论是愤世疾俗忧国忧民的文人墨客,还是立志改革经国安邦的封建官吏,甚至揭竿而起叱咤风云的造反英雄,在描绘理想社会、构制革新蓝图、创建全新政权的时候,往往囿于儒学体系的框架、诸如王道、礼治、均平、大同之类,因而朝代不断更替,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却依然固苦金汤。这就是说,那些立志革故鼎新的志士仁人及其决策者的思维活动,是循着当时的权威思想运作的。他们在社会现实中得到的诸如豪强兼并、官贪吏酷、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朱门肉臭、道有饿殍等刺激信号,都是按照权威思想提供的图式进行编码并输入思维加工流程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即对刺激信号的反应,自然超不出权威思想体系设计的王道、礼让、忠恕、仁爱之类理想社会的极限。在个体行为方面,屈从权威的现象也相当普遍,长官意志和名人效应便是常见的表现形式。许多人接收刺激后选择何去何从的态度和行为方向时,常常以当权者甚至业已退位的当权者的言论为仲裁标准,或者把有影响的名人曾有过的行为当作坐标,尽管当权者的言行和名人佚事不一定符合自己面对的客观现实和自身情况,也乐于学步。譬如清末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守旧派往往拿慈禧太后的言论当令箭维护旧传统,维新派则以康梁的主张为武器宣扬西方文明,逍遥派自然会从历代典籍中请出自己乐意仿效的名士作掩护追求达观无为的隐逸情趣。即使平民百姓,虽然对极端腐败的社会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遭际十分不满,渴望出现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但大都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贤相清官廉吏身上,其思维活动的图式依然是沿袭封建权威思想所构建的理想社会的轨迹。

与屈从权威密切相关,从众取向也是思维惰性的突出外显形式。从众俗称随大流,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互动现象,诸如曾经出现过的抢购风、下海潮、股票热、追星族等,均包含相当多的从众因素。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于有些人总爱把人的成功事例当作自己追求的样板,随着多数人的行为一哄而起,表现为“一窝蜂”似的群体性趋向,以流行色、热点、时尚、新潮等形式到处蔓延。每当某种时尚流布、潮流泛起之时,从众心理到高发时期,总会有一些人的头脑被“炒”得越来越热以至发昏,使其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发生转变。诚然,转变观念者并非全是胡传魁式的人物,其转变过程也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颇有一些自诩为“识时务者”是经过紧张思维活动之后而选择了新的生活道路,例如辞职下海、弃文从商等。之所以将这类紧张思维活动归于惰性范畴,就在于这一思维过程局限于别人已有经验而步步相随,没有将别人成功模式这一刺激信号进行新的有突破性的处理,只是因循而已。所以,当某一潮流汹涌奔来之时,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是比较容易的,而能够独具慧眼勇反潮流则颇为艰难。

向旧事物旧习俗妥协退避的行为,乃思维惰性更通常的外现。无论哪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都要在世俗氛围之中进行人际间的交互活动。人们生存的文化环境并非全是健康向上的科学的事物所构成的,其中确实夹杂着不少宗教迷信意识和形形色色的陈规陋习。有的人受过较好的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科学修养,不迷信鬼神,也不相信宗教信条,但其世代居住的村落却盛行敬神祭祖及按传统习俗操办婚丧之类的旧仪,他们虽不情愿,也要入乡随俗,否则势必遭到左邻右舍的指责,或被视为不孝子孙。久而久之,便渐次由违心变为自愿,即所谓“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被文化环境所同化。同化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也是不同文化观念从相互冲突、彼此认同到一体化的过程。具有不同文化素质的个体被处于主体地位的文化所同化,是常见的社会现象。而一些具有较高科学知识的人被愚昧落后习俗同化时也有屈从的心态,他们盛妆执仗地走在祭神敬鬼的人群中招摇过市,或者在名山名刹的神坛前跪拜烧香、抽签问卜,并非全是不加思索的逢场作戏,往往暗中会有一点希冀。有人这样说,对于鬼神之事“不可全信,不可不信”,“信则灵”,便清楚地表露出他们的思维活动对传统习俗的容忍和屈服。

在日常生活中,反映思维惰性的行为是随处可见的,常常表现为集体无意识。譬如,对一理论或某一要人形成迷信之后,尽管已经看到其中含有不合理的地方和自相矛盾之处,却谁也不愿公开质疑,还表示出群体性拥护。再如人们对某些事物的狂热,对望子成龙的期待,马路上出现的围观以及某些地方的建庙宇修宗祠之类,都含有集体无意识的特征。

二 思维惰性的成因

毋庸讳言,思维惰性同文化传统的关系十分密切。传统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传统本身就是对某一特定文化的继承、储存和传延。任何个人所具备的文化特征及其获取的文化信息,都始于从上辈人那里接收的传统事物,并一定要将它们传递给下一代人。因此无论什么样的人均为一定时代的具体文化载体。但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并不是仅仅充当保管员与邮递员角色,只是不折不扣地接管与传送文化资料和信息。由于任何个体都具有大小不等的能动性,在接收、管理与传递的每一环节上均要对文化信息进行加工、筛选或增减,所以往昔传延下来的事物,皆不是它们产生时代的原样照搬,无不留下传延载体的印记。人的行为是转瞬即逝的,历史不会重演,赤壁大战只有一次,包青天只有一个,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提供的处事模型及其记录,却世代传延并指导人们的行为,这就是传统的作用。

传统的范型和观念之所以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是同当事人的思维活动分不开的。作为历史积淀,传统文化是不可抗拒的刺激信号,从一个人呀呀学语就不断进入大脑皮层,为人们提供一个既定的思维模式,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紧紧受生活惯例和传统范型的制约。世世代代生活在某一区域的人们,其生活方式、价值倾向、道德习俗、信仰禁忌、法规律条等,皆有一定特征,由这种历史积淀所构成的人文环境,就为当地人的思维活动规定了一条无形而必由的线路。沿此线路所达到的终极点,是很难逾越既定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的。也就是说,以人文环境为核心的传统象一张疏而不漏的罗网,笼罩着生存其间的人们,宛若如来佛掌心一样为人的思维活动和行为划定了临界极限。投射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称为高原现象,即大脑对各类刺激信号的加工处理大都在临界极限之内运作,即使才智出众者也不会完全摆脱这一临界极限的制约。一旦对临界极限有所突破,从屈从于传统走向独立于传统,在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开辟新的思维途径,便会有所创造和发明。

科学进步和社会变革都需要创造思维活动与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但力主革新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却无不处于传统文化模式的重围之中而步履维艰。传统文化是过去了的事物的积淀,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与教训,无论是才能智出众者或是芸芸众生,皆要生活在具有特定传统的文化环境里,从步入社会伊始,无不受到家庭薰陶、邻里影响、学校教育和人际交往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某一文化特质。文化特质乃构成文化的基本要素,有些因素细微得难以捕捉,却无处不在,形成鲁迅先生所讲的“无物之阵”。由于传统是以保守为特征的,所以传统观念构建的“无物之阵”便象鬼打墙一样使革新者寸步难行。这种不声不响抗拒革新的“无物之阵”的实质,乃是传统思维定势的习惯作用,它限定了思维活动的类型和范围,使许多人的思维活动在“无物之阵”的包围中徘徊退避,表现出明显的惰性。只有极少数杰出人物能够在传统的基础上“攻乎异端”,积极勇敢地向传统思维定势挑战并突破传统的极限,然后独立于传统,从而在科学领域和思维领域获得伟大的发现,或者在革新事业上做出不朽的贡献。

除了传统的巨大守成倾向之外,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主客观因素也时时刻刻对人的思维惰性发生强化作用。其外显方式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里列举二三:

1、顺从与安全需要。顺从乃社会互动的基本类型之一, 包括模仿、从众、妥协和容忍等大众心理现象,具有整合社会、稳定秩序和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不可否认,顺从是以牺牲个体欲求为代价的,含有一定的盲目成分。如果整体规范和权威导向能够体现社会进步的趋势,顺从无疑是积极的社会互动;如果整体规范业已陈旧或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权威导向已背离社会进步的轨道,却依然顺从,则会给社会和个体造成危害。但是,这种有害的顺从现象却经常发生,譬如盲目附和多数、迁就陈规陋习、追随时尚与潮流等从众行为,曾带来过类似“下海”、“追星”之属的“一窝蜂”现象,影响了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此类邯郸学步式的互动行为,潜含着侥幸与安全需要的因素,在某些人看来,既然多数人如此行动,肯定会有好处,即使错了也是法不治众,决不会有危险;若不从众则有可能被当作“出头鸟”而成众矢之的,或者眼巴巴看着别人捞到油水。事实很明显,安全需要和实惠诱惑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使一些人面对刺激信号进行加工时往往采取由安全基因和实利驱动的既定图式,因此遇到同自身关系不大的问题常常表示“无所谓”,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看待不合理或不合法的事物;而对于同切身利益相关的诸如收益提成、奖金分配、提干、分房等等,又常被眼前利益吸引,或者屈从于权威者的意愿及暗示,或者沿袭早被实践证明为谬误的陈规,不肯通过积极思维活动找出创造性的符合众望的选择。

2、光环效应、首印效应、刻版映象等心理性障碍。 光环效应亦称“晕轮效应”或“月晕效应”,是认知过程中以片概全的现象,从对某一认知对象好的或坏的局部印象出发,扩散为整体印象与评价,将某人的某一突出特征泛化为他的系列特征。所谓“爱屋及乌”、“一俊遮百丑”,便是以片概全的反映。如有的班主任老师从某一二件事中对学生们形成倾向性印象后,只要班上出现不留名的“好事”,首先就想到某一“好学生”做的;一旦遇到打碎窗玻璃之类“坏事”,则会判定是某某“调皮学生”所为,而事实却往往并非如此。首印效应又称首因效应,乃人际交往中第一印象产生的作用。人与人初次接触时的言谈风度、仪表举止,都会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形成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性认识。所谓“先入为主”、“恶人先告状”,便是由此导致的误区。社会刻版映象亦是角色知认到制定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它是一种概括而笼统的看法,往往根据认知对象的年龄、性别、籍贯、职业、文化与宗教背景等因素将某人归入某一类型,并贴上某些固定特征的标签,如上海人精明、蒙古人剽悍、川妹子泼辣、商人园滑、修女虔诚等等。这种判断容易抓住认识对象的类型特征,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因其所抓特征属于表面的共性的东西,忽略了个性差异和深层次的本质上的东西,所以常常使认识僵化与停滞,形成主观偏见。此外,以自身具备的某些特征推及别人的“投射效应”亦即所谓“以己度人”,对他人只评功摆好而不讲过失缺点的“仁慈效应”,以及感情用事等,都会影响对交往客体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如此等等心理障碍是屡见不鲜的,往往造成思维活动徘徊停滞,使大脑皮层中业已形成的暂时联系程序化、公式化、概念化,对刺激信号的加工处理沿着固定轨迹循环往复并成为习惯定势,很难再做全新的排列组合,显示出固守常态的惰性特征。

3、习惯生活范型造成的社会认知障碍。所谓社会认知障碍, 主要指地位不同、生活阅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差异悬殊的人们之间在认识事物、评判是非、价值取向等方面出现的反差现象。人们常说的“道不同不相与谋”、“隔行如隔山”、“代沟”等,便是社会性认知障碍的反映。生活在不同社会层面的人们,皆有属于各自层面的特殊东西,包括价值取向、道德标尺、生活节律、审美意识、娱乐情趣等。中国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便在官与民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不仅造成此岸与彼岸在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双方认知事物的标准和评判是非的尺度也颇不相同。司马迁《酷吏列传》描写的那些官吏,个个残忍暴虐、嗜杀成性,乃民众心目中的“活阎罗”,而其上峰却称之曰“善”曰“能”。即使社会主义的今天,这类差异现象也依然存在。此外,由于行业、阅历、年龄的不同及宗教信仰、生活的文化背影等因素,人们会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造成认知事物与评论是非的差异,所以人们的思维活动常常带有特定的角色定势。鲁迅先生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第八卷145页)。由此可知, 人们大都是以角色定势对客观事物进行评判的,因而从同一对象中“看见”的东西就颇不相同。这种角色定势在思维活动中的表现,是将刺激信号图式化、固定化,具有僵化的特征。

4、宗教意识与迷信习俗的影响。 宗教是一种影响颇为深广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以虚幻形式歪曲地反映客观世界,崇拜并相信冥冥世界中存在着超自然力的神灵,认为神的意志能够主宰人类的命运。这种在以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形成的宗教意识,表现为盲目崇拜鬼神的天人感应观念和宿命论。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等级制度和剥削秩序,皆以宗教意识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利用种种方法向人们灌输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之类的宿命观念,使之代代传延,不断强化,早已根深蒂固,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中国人虽然大都并不虔诚地信仰宗教,很少执着的宗教信徒,但宗教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却随处可见。国人无论对待哪一教的神灵,均采取似信非信的态度,常常以“似信”的架势面对生活中遇到的有关刺激信号。所以,寺庙里有洋服青年磕头抽签问卜,有干部参与修庙宇建宗祠朔神象等活动,个别集体单位甚至请风水先生……在这里,“似信”倾向已成为思维过程中的“信则有之”的图式,暴露出不肯超越图式障碍的惰性。

上述事实表明,思维惰性的表现形态及其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实质均为大脑对外来信息即刺激信号的抗拒或回避。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人个人都在社会互动中生活并时时刻刻接收交互活动的客体发出的刺激信号,然后对信号加工处理,表现出一定的态度或行为。所谓思维惰性,一则是抗拒接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交互过程中遇到的刺激信号当耳旁风。二则为只接收储存信号,不做任何加工处理,充当保管与看客角色。三则表现为沿用习惯化的固定流程或单一图式重复加工处理不同类型的信息,并将加工结果套入现成框架中。四则不敢正视强烈刺激信号,凡遇到同权威定势相悖异或同传统范型不同的信息,便畏惧退缩,尽力回避。五则表现为信息加工处理过程简单化、公式化,不对刺激信号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综合、排列归纳,只按照大脑中原有图式做非此即彼、不是黑色定是白色的绝对化分类。许多人的思维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有这类现象,有些早已成为其思维结构中超稳定的部分,因此他们习以为常地在惰性活动中游弋,在传统习俗和老一辈延传的生活模式里度日月,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老掉牙的皇历。于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保守怀旧的无物之阵,以习惯这一无形的武器阻击社会变革和科学进步。

实践证明,重复已知的东西,沿着传统模式去行动,搬用别人的成功经验,都是比较容易的,不仅自己心理平衡,也会受到人们的赞誉和认可,即使出了差错和失误,仍有不少人表示容忍。但是,敢于标新立异或敢于向传统挑战的人,却往往遭到传统和惯例的巨大压力,有的新异成果面世之后还会受到挑剔和非议。可见,革新与进步是十分艰巨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都须同思维惰性进行斗争。人的最大弱点是不容易正确认识自己和战胜自己,其实质正表现在不能克服思维活动的惰性方面,不愿或者不肯怀疑和否定自己大脑中的传统图式。任何变革与进步,皆是战胜思维惰性的硕果。而战胜思维惰性则是相当困难的,只有不断获取新的多方面的信息,提高求异兴趣,积极改变思维向度,敢于怀疑传统和权威,使自己经常产生危机与焦虑的临界体验,才能战胜思维活动的惰性定势。所以,扩大信息源,变求同思维为求异思维,改顺向思维为逆向思维,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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