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关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某些问题的历史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百方针论文,年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6年春正式提出，并在日后尤其是1957年春系统阐述和发挥的。实践证明，“双百方针”符合科学与文化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为繁荣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需要而作出的科学决策，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尤其是文化建设理论的一大贡献和发展。
本文力图站在后人的立场上，对这一方针最初提出和阐述过程中的某些特点和问题作一历史反思。探讨的时限，主要是1956年春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
一
对作为科学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指针的“双百方针”，应该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说，“双百方针”不仅是繁荣科学与文化事业的重要手段或方法，还应该甚至更重要的是科学与文化建设的目标。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50年代尤其是1957年春有关“双百方针”的讲话、谈话和文件中，对该方针曾作出多方面的阐述，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它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5页。）；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具体说来，“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我们应该采取放的办法，因为放有利于“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5页。）；因为“双百方针”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用唯物主义思想战胜唯心主义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双百方针”对于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善他们同党的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等等。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但很明显的是，他们基本上是从“双百方针”作为一种方法或手段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还不全面，它还应被赋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意义。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将“双百方针”主要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与他们当时的民主观密切相关。“双百方针”无疑是学术和艺术领域内的民主问题。而在毛泽东那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仅仅被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手段或形式。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正确地论述民主与自由的相对性和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同时，又提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日后，他又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民主既是一种手段，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建设的目标。否则它就有可能被忽视甚至被搁置起来。这已经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过程所证明。由此可以推论，“双百方针”如果仅仅被视为一种手段，那么，它就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既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这样，它就很可能面临因大气候的变化而遭受挫折的危险。
二
“双百方针”要真正落到实处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必须对文化发展和精神生产特有规律具有深刻认识。
考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和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笔者认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文化往往偏重于其阶级性的分析和它与政治的联系。而把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而对其自身的演进规律、特殊性和复杂性等问题的探讨，则显得较弱。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必然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其利益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观点。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页。）但还应看到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又有着前后相续的历史继承性和各种文化思想之间的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实际上，毛泽东提出的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是建立在承认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基础上的。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中，比较偏重于强调文化的阶级性以及它与政治的联系。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为了步调一致地进行阶级斗争，要求文化服从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话，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对文化问题就应该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以避免在其阶级性问题上的某种绝对化的倾向。
建国初期，阶级斗争在某些领域还很激烈，自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基本上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为目标，文化领导工作中一度出现了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片面强调文化为政治服务、为各项社会改革和改造运动服务的倾向，突出表现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理论、学说，对民族文化遗产，否定过多，继承和吸收不够；在文艺创作中，过于简单地要求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反映现代生活，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从而导致了文艺作品题材狭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照搬苏联的某些做法，也给这一学派或那一学派贴上“无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标签。
对于文化和科学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有所察觉并进行了纠正。1956年2月24日《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现代技术和科学知识，“就必须利用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也重申了吸收民族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积极成果的意义，因此，“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双百方针”的提出，无疑是对过去文化领导工作中偏向的最有力纠正。因为这一方针的实质是，在不背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纠正在彻底性和系统性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入。
从当时的各种材料来看，对于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百家争鸣”，党内外的认识比较明确和统一。因为科学技术本身不存在阶级性的这个观点明确下来以后，问题就较容易解决了。而对于文化领域内如何贯彻“双百方针”，情况就比较复杂。一方面，对于“双百方针”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总指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明确的。认为各种艺术形式应该兼容并包，文艺题材应该广泛，艺术的表现手法和风格可以自由选择、自由竞赛；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流派，都可以自由争鸣，“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注：《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认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注：《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这些观点无疑是大胆而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又未能从文化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来较深入地论证“双百方针”。例如，从文化的源泉——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文化生产的主体——各具特性的文化工作者的独创性劳动和文化服务的对象——人民群众需求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等角度来论证文化的多样性问题。
考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有关“双百方针”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特别强调该方针所具有的思想教育功能、斗争功能和除“毒草”的功能，偏重于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阐述真理、香花、真善美总是在同谬误、毒草、假恶丑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后者的；强调在“双百方针”实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要敢于并善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强调实行“双百方针”，就是用说服的方法、自由辩论的方法，而非粗暴的方法，向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克服他们当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唯心主义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文化发展的总方向上看，从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理想教育和道德建设上看，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其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但对于“双百方针”来讲，这还不够全面。实际上，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固然是重要的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有许多精神产品很难与某个阶级的利益甚至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文化固然有反映某个阶级的特定利益，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斗争的一面，但还有游离于阶级利益和政治斗争之外的一面，具有某种自身演进的特性。就其作为知识体系而言，它们还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吸取人类思想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简单地视之为判定所有文化问题的标签。相反，马克思主义欢迎对各种思想流派、学说体系的探索、创新，以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推进人类对真理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遗憾的是，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未能作出系统的理论思考。
伴随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反共潮流的涌起和“波匈事件”的爆发，毛泽东越来越强调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并且认为社会科学在世界观问题上，不是百家争鸣，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百家里头，按其性质分类，可分为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小资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当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在基本点上，它是同资产阶级一家的，它是属于资产阶级那个范畴里头的。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无疑是简单化的，它自然会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会引发用贴标签的办法去武断地处理学术与艺术问题。忽视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阶级性、政治性当然是错误的；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本身的特性、复杂性和某种独立性，同样是不正确的，它必然会隐伏着简单甚至粗暴地处理某些文化问题的危险。
三
“双百方针”要得到切实的贯彻，需要对建国以后文化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从50年代中国的历史大背景尤其是文化事业改革与改造的实际来考察，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艺术等问题的界限。在这方面，到“双百方针”提出时已经积累了较深刻的经验教训。在对电影《武训传》、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运动中，已经存在越来越严重的将学术艺术问题、思想问题同政治问题相混淆，将学术艺术问题、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的错误做法，导致了建国几年后思想文化界比较沉闷的状况。另外，上述批判运动已经表明，在文化领域内不适于用群众运动、大规模的辩论和批判来解决和澄清问题。动辄从政治上“上纲上线”，就会严重阻碍学术文化的繁荣。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提出“双百方针”之际，对于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显然有过思考和总结，他们对科学文化工作中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有明确的批评，大力提倡用和风细雨的方法、“小民主”的方法、通过自由辩论的方法来解决学术艺术问题，尤其是，他们论述了有关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艺术等问题的界限。早在1956年1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指出：“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注：参见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光明日报》，1986年5月21日。）同年4月27日，他又一次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注：《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谈话中也讲到：完全学术性的“百家争鸣”，争论来争论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涉及实际工作的讨论，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至于两者的范围怎么划法，可以研究。毛泽东在其他多次讲话和谈话中认为，只要不是像台湾一样，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各种观点和见解都可以争鸣。显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政治、思想、学术三者之间划分界限。但同时，他们论述的重点又放在“双百方针”作为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如何在政治、思想等领域内分别贯彻的问题上，强调要允许各种言论、思想都有机会表现，并且在其表现的过程中用正确的主张、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错误的主张和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对于如何从文化自身的特点、规律和复杂性出发，结合建国后历次文化批判运动的具体教训，针对性较强地梳理与澄清某些认识或问题则显得不够。
从建国后的文化工作和学术艺术各领域来看，某些文化领域如传统的文史哲，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是比较容易认识和区分的；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如文艺理论、文艺作品和主要由资产阶级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近现代社会科学，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建国后历次文化批判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也特别严重地表现在这些方面，其特点或者是在批判某种理论、学说的政治立场的同时，将其学术价值也一并否定掉了；或者是将学术艺术问题先上升为思想问题，然后再上升为政治问题进行批判。这就需要在提出“双百方针”之际，突出地强调划分政治、思想与学术艺术等问题的界限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特别需要结合过去具体教训得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首先要明确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含义。所谓政治问题，主要应限定在是拥护还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立场上；所谓思想或世界观问题，主要是指道德理想建设，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而学术学术问题则属于科学的探讨。其次，要充分认识学术艺术问题与思想、政治问题的复杂关系。在肯定文化产品受世界观甚至政治立场影响的同时，又不能绝对化。应该看到，就某种思想体系而言，其政治立场、世界观取向与知识价值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这就需要有一种客观而科学的提取、剥离的态度和方法；还应该看到，并非所有的学术艺术问题都同世界观或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都简单的反映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也要充分认识到，学术探讨的范围是广阔的，不仅包括文化问题，还包括政治理论与实践、世界观体系与价值的探讨，并非一涉及政治或世界观领域的问题就属于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显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上述方面的认识尚待深化、系统化和具体化。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随着大气候的改变，文化领域内严重混淆学术艺术问题与思想政治问题界限的教训，更说明了这方面认识的重要性。
四
要真正达到繁荣文化事业的目的，离不开作为科学和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知识分子的努力。而知识分子能否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和知识分子政策。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这种估计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毛泽东往往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所受的教育以及某些思想表现出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1000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100万。这100万知识分子，说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2页。）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在肯定“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的同时，却把新培养的劳动人民出身以外的知识分子，统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都属于资产阶级。1957年春，毛泽东在大力提倡和阐述“双百方针”的同时，又多次提及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多数的；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变，或者还没有大变，小变了一些；从知识分子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种不正确认识，必然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只是将知识分子当作争取与团结的对象，当作统战的对象，而不是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产生这种认识的重要原因是对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估计不足。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占其总数的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在世界观上还未彻底转变的人。（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6-397页。）同时，他们又特别强调世界观对于实际工作乃至政治立场的影响，认为世界观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必然会影响实际工作的正确方向，从而无法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5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提到了“双百方针”所蕴含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和改造意义，指出：“这个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在许多讲话和谈话中，也屡屡提到“双百方针”对于帮助知识分子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特殊意义。从知识分子应当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学会用科学的世界观来认识问题的角度看，从政治思想工作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这显然存在着对世界观于实际工作乃至政治立场的影响作绝对化和简单化理解的倾向，存在着对世界观要求过高的问题，即认为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整齐划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至关重要，却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忽视了人民群众不同阶层觉悟程度的不同，忽视了世界观的复杂性，忽视了只要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基本上不影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事实。从而在实际上导致了将要求于一个共产党员或社会先进分子的标准普遍化了。薄一波深刻地指出：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党“在对知识分子使用的问题上思路狭窄。我们过去往往总是习惯于按‘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去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显然这是不全面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页。）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的诸种偏差，必然会影响“双百方针”的实施效果。这是又一个重要的教训。
五
“双百方针”需要来自文化建设的主力知识分子和作为领导者的各级干部的支持。“双百方针”颁布后，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片衷心拥护，兴高采烈，积极性很高涨。这可以从当时知识界召开的很多座谈会和报刊上登载的许多文化名人的文章或笔谈中窥见，更可以从1956年以后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气氛与初步繁荣的景象中窥见。
无可讳言的是，与知识界相比，党的干部队伍中却存在着对“双百方针”程度不同的不理解、疑虑甚至抵触。比较典型的是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陈其通等人是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军队干部，他们的文章反映了对“双百方针”实施后文化界初步活跃局面的“左”的担心。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毛泽东多次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95页。）从毛泽东对该文章的批评频率之高和用词之严厉来看，从毛泽东由此引发的对《人民日报》及地方党报有关“双百方针”的宣传不及时和力度不够的批评来看，党内干部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和贯彻确实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希望与要求有距离。在1957年春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毛泽东认为，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专员以上干部约1万多人，其中是否有1千人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很难说，其中9/10都还是不赞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间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可以，赞成。有一些同志看样子还可以，但是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只算一“家”，99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总之，是有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还有怀疑的，不赞成的。有各种意见在我们党内。对于“双百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指出：“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才不厌其烦地在讲话和谈话中强调：“双百方针”是一项长期性的基本方针；治理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办法；我们目前不是“放”的过多，而是“放”的不够，以促使广大干部尤其是做文化宣传工作的干部打消疑虑，放手贯彻“双百方针”。
出于加快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和贯彻的目的，毛泽东对干部中存在的阻力情况，可能有夸大的成份，有矫枉过正的考虑。但阻力无疑是存在的。从当时的各种材料来判断，“双百方针”提出后，党员干部中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认识到该方针的重要意义而赞成、拥护者；二是认识到要繁荣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必须改变思想文化界的沉闷状况。但是，由于缺乏领导全国性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由于思想方法还不同程度地停留在用阶级斗争来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思维习惯中，因而对“双百方针”存在种种顾虑，怕因此造成思想混乱，动摇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这部分人的数量较多；三是不赞成“双百方针”的干部。
本来，一种方针政策的提出，在其最初阶段存在不理解甚至不赞成的现象是正常的。伴随着对新方针的宣传和实施，理解和拥护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遗憾的是“反右派”斗争打断了理解“双百方针”的进程。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失误，由于毛泽东不断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倡导“双百方针”最力的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后退了，于是，原本就对该方针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甚至持怀疑态度的干部便很容易转到“左”的文化立场上来，导致贯彻“双百方针”受挫。
总之，“双百方针”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方针，在其提出和阐释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尚待完善和深入。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东西方文化论争充满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大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刚开始尝试用不同于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初始阶段；在建国后对历次文化批判运动中的问题尚需时日才能作出客观而深刻的历史反思的情况下，有些问题是很难圆满解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问题在当时是可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总结的。缺乏这种思考和总结，一方面会影响“双百方针”的实践效果；另一方面，在大气候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又很容易使文化界成为重灾区。1957年“反右派”后，文化领域内严重混淆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就是明证；知识分子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就是明证。当然，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离不开社会主义的总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上出了问题，那么再好的文化政策也会遭受挫折，这已经为历史实践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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