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长篇小说《隋炀帝》——在王占君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研讨会上论文,作品论文,炀帝论文,王占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在北京召开辽宁阜新作家王占君的作品研讨会，并且是作为中国文联的“世纪之星工程”推出的第一位作家，这是一件值得高兴和祝贺的文坛喜事。
我同王占君同志在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几次会议上见过面。他坐在轮椅上同许多同志交流，而且受到广泛的尊敬。许多人都称赞，他是一位意志坚强勇于战胜厄运的强者，是一位热爱生活、锲而不舍、成就卓著的作家，也是一位德艺双馨得到社会厚爱的幸运的人。我以前读过他赠我的长篇小说《白衣侠女》、《契丹萧太后》等。在这次研讨会上看到他的创作简介和获奖目录，才知道他已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二十二部、中篇小说十七部、电影四部、电视剧三部，计七百六十多万字，其中还有不少作品获全国或省级的奖项。这样的成就，对一个年富力强的作家都属不易，而对于一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残疾作家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为这些精神产品的问世，付出了多大的艰辛，经历了多少磨难，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今天的研讨会上，许多同志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谈到王占君的创作成就，我这里仅就他的长篇历史小说《隋炀帝》谈谈我的看法。
《隋炀帝》描写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我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在许多现实题材的作品“轰动效应”渐渐淡化之后，不少作家把自己的艺术视野转向了历史题材。这些作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历史教训，经过反思，思想上达到了新的境界，他们注意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的哲理思考，并通过对一定历史事件的描写和对历史人物性格的重新塑造，揭示出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让读者在对艺术形象的感知中，重新认识历史，并得到“温故而知新”的深刻启迪。这从近些年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如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吴因易的“唐宫八部”——《宫闱惊变》、《开元盛世》、《皇天精魄》、《则天大帝》……，杨书案的“诸子系列”——《孔子》、《炎黄》、《老子》……，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血祭》、《野焚》、《黑雨》，刘斯奋的《白门柳》一、二部《夕阳芳草》、《秋霜危城》等作品中，都可以得到证明。这些作品已不再是简单地讲述人们早已熟知的历史故事，而是通过这些故事的再叙述，使读者得出新的启示。
王占君也跻身于这个行列。他在撰写了诸多通俗历史小说和历史演义的基础上，近年来虽仍未脱其俗文学之框架，却注意到向更高层次的境界攀登。新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隋炀帝》，比之他先前的畅销书《契丹萧太后》、《辽宫秘史》等，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长篇小说《隋炀帝》，选择了中国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王朝的宫闱秘事和一个暴君罄竹难书的罪行，作为故事的框架。但呈现在这部作品中的内容，却并不是人们思维定势中的“隋炀帝”那么简单，而是描写了中国历史上可以再作一些重新评价的有争议的人物杨广的人生轨迹。
我们从《二十五史》中的《隋书·炀帝纪》以及其它历史典籍记载中所知道的隋炀帝杨广，确实是一个人伦灭绝、穷奢极欲、黩武穷兵的暴君。杨广是隋文帝的次子，开皇元年（公元531年）立为晋王， 九年以行军元帅统军南下，灭陈，后历任并州、扬州总管。后诬陷其兄杨勇，夺取皇太子位。仁寿四年，乘其父卧病不起，纠结党羽，弑父自立为帝。即位后，大兴徭役，兴建东都洛阳，筑城修殿，挥霍无度；又开凿运河，携大批文武百官、妃嫔歌妓四出巡游，征敛苛重；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拥兵百万，三次入侵高丽，耗资甚巨。杨广的这些横征暴敛，严重破坏农业生产，致使民怨四起，大业七年，爆发农民大起义，他发兵血腥镇压，然反抗愈烈。再加上他对大臣多猜疑，滥杀功臣，内部矛盾加剧，致使下属再次发动兵变，被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缢杀，谥炀帝。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在位十四年活了五十岁的杨广，他弑父篡位，夺嫡杀兄，奸“母”诛弟，穷奢极欲，腐朽透顶……几乎成了定论。尽管人世沧桑，世道多变，而为隋炀帝“翻案”者几乎凤毛麟角。
但是，事物往往有它的另一面。就是这个短命王朝的暴君隋炀帝杨广，是否也有另一面呢？作家王占君，在众多的历史资料中，注意搜寻与开掘杨广帝王生涯中的另一方面。如《隋书·炀帝纪》中所述的“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朝野属望”，等等。也注意到他少年时代起就戎马征战，南平陈朝，北击突厥，对中华的统一，隋王朝的建立，有不可磨灭之功。而他用六年时间开通全长五千华里的大运河，不管其初衷如何，这条黄金水道在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国经济生活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此外，他还不惜巨资，修撰史籍，包罗万象，为传播中华文化有所贡献。……这另一面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的。王占君的长篇小说《隋炀帝》，注意到这些被许多历史学家忽视了的一面，从艺术家的视角，来观察描写隋炀帝杨广这个人物。在注意描写杨广在历史上广为人知的暴政劣迹的同时，也开掘了他在政治上、人格上的另一面。他突破了历史上对隋炀帝的传统评价，也摆脱了过去的戏曲和评书等文艺作品描写隋炀帝的传统模式。作者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杨广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的角度，来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是用历史的眼光，而不是从道德的观念来评价人物的。从这一点来说，作品是有新意的。它的新意就在于作家把杨广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推上了艺术的舞台，让广大读者加以分析和评判，而不是像传统的戏曲和评书那样单纯去咒骂这个罪人。这就是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之举。
作品多角度多层次开掘人物，写出人物的“园整”性格
我们说王占君的《隋炀帝》的问世标志着他在小说创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主要是这部作品注意了塑造人物性格。应该说，王占君的作品可读性是很强的，他善于根据一定的事实，伸发开去，编织成情节合理、可信性强的故事。例如他的《白衣侠女》先后七次印刷，发行一百六十二万册，被六省七家出版社改编为连环画后，总发行量高达一千一百万册；他的长篇小说《保安司令》发行达九十万册。从这个发行数字也可以印证出作品的可读性是很强，很吸引读者的。但毋庸讳言，从文学品位和艺术价值的角度来说，这些作品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高度。到了《隋炀帝》，作家在艺术上向更高的境界迈进，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主要是表现在人物塑造上。
一部小说要在艺术上有较大的突破，首先应该注意塑造出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人物性格和艺术典型。要达到这个目标，就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讲故事，满足于表现人物表层的单一的性格特征，而是要求向更深的层次发展，把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开掘人物性格结构中的矛盾内容和复杂因素，表现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复杂性、丰富性，使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审美化的深度。西方世界具有权威性的《文学原理》（美国雷·韦勒克和奥·沃伦教授著）一书把这种人物性格称为“园整”人物，即对人物进行动态性的塑造，要求空间感和强调色彩，即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描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写出人物各种属性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占君在塑造杨广这个人物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在《隋炀帝》中，王占君把杨广这个人物置于纷繁复杂的宫闱斗争和波澜激荡的社会背景之中，使人物的性格呈现出丰富性与复杂性和斑驳陆离、多采多样的局面。作者是用动态的笔触来描写杨广这个人物的。杨广作为隋文帝杨坚的次子，十二岁被立为晋王，居王子之尊，但当他尚未取得太子之位时，仍表现出他的聪敏好学，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他同太子杨勇不同，他爱书如命，手不释卷，杂读博览；虽也见女子动心，但尚未沉迷酒色；他主动请缨，戎马征战，治军严明，体恤士卒；他孝敬父母，深得皇母独孤后的厚爱；在出兵征战，平定南陈，北击突厥上，都立下了卓著功勋。因此，作品并不是把杨广写成一个开始就坏，从头到脚一无是处的“恶”的象征。但作品又始终把握住杨广作为一个篡权夺位的野心家、一个穷奢极欲的暴君这个本质特征。杨广从开始就表现出他的欲望与野心。在与其兄争夺美女云昭训的斗争中，杨广的忍让是为了以后的斗争。他处心积虑讨好皇母，其目的也是为了邀功，通过其母达到“改换储君”的目的。在杨广的主要谋臣杨约、侍从王义等人的帮助下，他利用各种阴谋手段诬陷其兄杨勇夺得了皇太子的地位。随即，又迫不及待地趁父亲杨坚（隋文帝）重病，采取“弑君”的手段，杀了自己的父亲，自立为帝，夺取了隋朝天下。他夺得皇位之后，他作为一个暴君的面目就一步步暴露出来了。他的穷奢极欲，不仅表现在“奸母”——即把其父的遗妃宣华夫人陈如水，容华夫人蔡若玉掠为己有，而且广选民女，嗜色无度，接着又大兴土木，滥建宫室，毫无节制地携美女百官，巡游天下，使各地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杨广要开凿运河，其动机还是为了他的巡游与享乐。小说写到，杨广当皇帝后第一次东巡洛阳，因山崖坍塌，把百十辆运送粮草的车马兵丁砸死毙命，想到，要下扬州巡游，“千里之遥，车马辛苦，风尘仆仆，辗转多时”，因而悟出“若陆路车运为水路航运，该省却多少辛苦”，进而想到“在洛水、黄河至长江间挖一水渠，自洛阳乘船即可直达江南矣”！这在当时来说实属“天方夜谭”，连皇后萧娘娘都笑他“万岁竟说小孩子话”。但杨广决心已定， 便命宇文述征调统管一百万民夫， 自公元605年（他即位后第二年），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挖渠引水工程。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隋炀帝开凿运河。不管杨广当时的动机如何，这条长达五千多华里的大运河的开通，成了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条大动脉，用今天的话来说，有了这条“黄金水道”，对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功过论杨广，他这不好的动机却有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这也许比秦始皇筑长城更值得加以肯定。至于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连年征战，似乎也可作些分析。他征战不休，确实把其父隋文帝创下的“府库充盈”的江山财富糟踏殆尽，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南平陈朝，北击突厥，恩武并施，四夷臣服，这对于统一中华，巩固版图，加强与邻国的贸易，甚至为唐帝国的兴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也是杨广的恶行中所产生的另一种效应。事物就是这样的复杂。作者在《隋炀帝》这部长篇小说中，注意多角度、多层面开掘人物，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这样，杨广这个人物就显得比较“园整”，而不是概念化、脸谱化。这是作品的成功所在。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作品对独孤后的形象塑造也是颇为成功的。独孤皇后在历史上是一位有名的人物。独孤后，名伽罗，洛阳人，是北周大臣独孤信之女，周宣帝皇后之母。其夫杨坚是北周大贵族杨忠之子，袭父爵为隋国公。其与杨坚所生之女成为周宣帝宇文赟皇后。宣帝死后，由八岁子宇文阐继位。这时杨坚以“后父”之尊位入宫辅政。独孤后便鼓励并参与杨坚的篡位活动。坚即位后，她成为皇后。她颇识政体，对政事多所干预，可以说是位“政治皇后”，一位政治家。王占君的《隋炀帝》中，对独孤后的描写，即从她作为皇后写起，表现她在宫闱斗争中的权谋韬略，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皇后的嫉妒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坚篡北周之位而成立隋朝帝国，与其说是杨坚篡位，不如说是独孤后策动和辅佐他篡位成功。这样，独孤氏在隋朝政权中就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品以许多生动的情节描写了独孤氏对杨坚颐指气使的“太上皇”地位。独孤后不喜欢太子杨勇而独爱次子杨广，从而导演了换太子的“宫闱政变”闹剧；杨坚废黜名相杨颎，也是由独孤氏一手导演的。作品描写了独孤氏的政治野心和阴险恶诈的权谋韬略。独孤氏对杨坚严加控制，不许他接近女色；她对杨勇的发妻元妃的厚爱而排斥打击云昭训，其目的都在于对杨氏政权的控制，是她的政治野心所决定的。出于政治的利益和女人的嫉妒本性，她对于诸王及大臣妾生子者，必加贬斥。独孤后对于隋朝后期的政治起了很大的影响。作品描写独孤后作为后宫的铁腕人物，到头来也是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在她重病、生命垂危的时刻，仍逼着杨坚再换太子，废杨广另立汉王杨谅。但这时她余威已尽，无能为力了。当杨广到她病榻前叩谢母后宽容时，独孤后微微一笑：“无所谓宽容，你身为太子，但愿在我去世之后，你能勤文熟武，远色轻财，善待兄弟，你父皇百年之后，你做一个贤德圣明之君，使我大隋基业代代相传。”尽管她对杨广已失去信心，但她仍然以“大隋基业”来训示杨广，活生生地刻画出这位以政治为重的女后形象。
在《隋炀帝》中所描写的诸多大臣名相中，有杨素、杨玄感父子和宇文述、宇文化及父子给我们的印象较为深刻。杨素是隋文帝的大臣，为上柱国，在辅佐杨广称帝这件事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杨广对功臣多所疑忌，杨素遭到迫害。杨素的儿子杨玄感，继其父，袭爵楚国公，迁礼部尚书，成为隋朝重臣。隋炀帝穷兵黩武，于大业九年（613 年）第二次入侵高丽时，杨玄感受命驻黎阳，监督运粮。当时老百姓苦于时役，天下思乱，山东农民起义兴起，杨玄感趁炀帝东征之机，便在河南发动黎阳暴动，引军南下，聚众十万，围攻东都洛阳。隋炀帝回师洛阳，杨玄感退至河南陕县败退弘农宫，为杨广所杀。作品对于杨素、杨玄感父子从追随杨广，拥杨氏登基到为杨氏所忌、所杀的宦海生涯，反映了隋王朝统治集团内的深刻矛盾。至于宇文述、宇文化及父子，其命运大致也是如此。宇文述是隋炀帝的宠臣，他辅佐杨广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许国公。宇文化及是宇文述的长子，隋末的一位大将。在杨广为太子时，宇文化及和太子关系就很密切；炀帝即位，拜太仆少卿，授右屯卫将军。大业十四年，李密占据洛口，隋炀帝留居扬州不敢回东都洛阳。卫禁军将领司马德戬发动兵变，推宇文化及为首。宇文杀死隋炀帝，在萧妃的求助下，立萧氏幼子秦王杨浩为帝。小说写到宇文化及叛乱，杀死杨广为止。至于他以后的命运，诸如自号丞相，鸩死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建元天寿，后又为唐军所迫，被俘杀死的结局，均未涉及。但这个人物在作品中的描写，给读者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是否存在艺术上的“鸿沟”？
我们在研讨王占君的长篇小说《隋炀帝》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是否存在着艺术上的“鸿沟”？
我们知道，王占君是位通俗文学作家。他迄今已发表和出版的七百多万字的小说或演义，绝大部分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那么，这部《隋炀帝》是通俗文学还是纯文学呢？
什么是通俗文学？鲁迅先生在谈到《京本通俗小说》时说：“其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它种说部，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在鲁迅看来，通俗小说的题材多来自现实生活（主要是近时的市井生活），其作用在于“娱心”，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娱乐作用；也“杂以惩劝”，也就是教育作用吧。我们今天在大力提倡繁荣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同时，不排斥通俗文学，其原因就在于文艺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的功能、教育的功能，也有美感娱乐的功能。通俗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翼，或者说文学的一个支流，可以允许突出它的娱乐功能，鲁迅说的“主在娱心”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当然，通俗文学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往往是精华与糟粕混杂在一起，也就是所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要加强评论，加强分析，帮助人们提高鉴赏水平和欣赏水平。在“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中，有的艺术质量不怎么高，甚至艺术低劣，而在通俗文学中，也有比较优秀的作品，有的甚至有不低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
王占君的《隋炀帝》究竟算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我想不必先下结论。
应该说，《隋炀帝》在题材选择、艺术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作家在整体构思上，已经摆脱了一般讲唱文学或历史演义的框架，不是一般地向读者讲述那个被人讲滥了的隋炀帝的故事，而是对杨广这个人物进行历史的反思、哲理的思考和艺术的把握。作者在本书《卷首语》里说：“笔者无意为杨广翻案，只是认为，评价一个皇帝应从大处着眼，即要看这位君主是否对历史发展、国家统一、民族进步有所建树。窃认为，隋炀帝是个集腐朽与辉煌于一身的人，是个有大过亦有大功的历史人物。”基于以上这种认识，作者在小说中，力图把隋炀帝的一生展现给读者，还杨广的本来面目。从某种意义上作家是在努力实现这种创作意图的。在历代的戏曲和评书中把隋炀帝作为“暴君”来加以尽情的诅咒，而王占君则尽力写出他的两面，写出他由一个本来可以有很大作为的英主，而演变成荒淫的“暴君”的过程，写出他的人生轨迹。更重要的是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制度导致人物演变的必然规律。这样就使作品在思想上有其深刻性。作品现实呈现出较为深邃的历史感，也就是一定的历史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在某些“纯文学”的历史小说中所未曾达到的。
作家毕竟长期操持通俗文学创作的“枪法”，因此，他讲述故事的方式，他的人物描写和语言风格，也难免甚至往往使人感到，这仍然是一部通俗文学作品。譬如，作品在描写杨广在宫庭内部的寻欢好色、乱伦行径的诸多方面，仍然采用通俗文学的笔法，或淋漓尽致，或暴露无遗，缺乏必要的含蓄和蕴藉。因此，它在艺术效果上仅仅是暴露，很难从这些描写中得到艺术美的体验。
我在阅读《隋炀帝》这部长篇时，觉得可读性很强，能令人一口气读下去。这是通俗文学引人入胜的一个明显优势。但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在文学语言上的提炼功夫似乎还不够。有的地方用语不够准确，有的用现代语言表达古人的思想感情或语意环境，似乎显得不贴切，读来不尽人意。这都还显露出作家在艺术上还需精益求精。
我祝贺王占君同志在文学创作上达到如此数量的丰收，我更期望占君同志有更高艺术质量的作品问世，在文学创作上达到新的境界。
1995年11月7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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