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4)02-0103-05
经济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但成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则始于上个世纪30～40年代。一般认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5～1975年为第一阶段，即形成与发展时期；1975～1985年为第二阶段，即危机与反思时期；1985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即融合与新生时期[1]。
（一）形成与发展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
在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第一个阶段，结构主义分析思路占主导地位，主要内容有：
1.计划化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刚性、短缺、过剩、滞后、低供求弹性等结构上的特征。经济结构的这种特殊性使价格机制及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不能自动地实现，所以，强调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计划管理和计划指导的作用成为这一阶段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正如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Arndt,H.W.)所说：“大部分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有一种共同的结构主义观点，怀疑价格机制，深信政府的计划和控制必定能弥补市场失灵。”[2]
2.唯资本理论。结构主义分析思路认为，在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投入有三种：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一般而言，自然条件的丰歉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但并不决定经济增长，历史经验已证明如此；劳动力一般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丰裕的投入要素，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这样，物质资本的多寡便成了促进或约束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对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这一阶段发展理论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后来被称之为“唯资本论。”“唯资本理论”的观点按利文斯通的总结，可分为：“(1)刘易斯模式，利用农业部门隐蔽性失业劳动去支持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2)‘恶性循环’理论，包括平衡增长、大推进和最小临界努力等理论，这些理论涉及投资与国民收入比率的转变，要求在资本形成的开端有一个大的跃进；(3)哈罗德—多马模型，将后凯恩斯主义的动态分析扩大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3]
3.“滴漏”理论。20世纪50～60年代，正统的发展文献很少提及产出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分配，即谁在增长中受益的问题。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滴漏”机制(Trickle-down mechanism)以及储蓄增加对发展的重要性。沃尔特·加伦森(Galenson,W.)和哈维·莱本斯坦(Leibenstein,H.)提出这样一种思想：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对以储蓄促进投资和增长是必要的，因为富人把自己的收入用作高比例的储蓄和投资，而穷人将收入花在消费品上。由于GNP增长率是国内收入储蓄比例的函数，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越向高收入层倾斜，储蓄和增长率就越高。而且增长越快，收入越会通过市场机制向低收入层滴落。如果非均等长期居高不下，那么就可以通过凯恩斯式的税收和补贴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4]。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S.)强化了这一分析，他研究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库茨涅茨曲线[5]。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收入分配将可能有恶化的趋势，因为会出现大量的低收入农业部门和高收入的现代工业部门；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劳动人口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收入分配形势将逐渐得到改善。虽然库茨涅茨从少数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得出这一推论，但人们普遍认为它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
4.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理论。发展中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之争。保罗·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P.)早在1943年强调“非连续性和外部经济性”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出按同一投资率对各个工业部门进行投资的“极端的”平衡增长理论[6]。1952年，雷格纳·纳克斯(Nurkse,R.)重拾罗森斯坦—罗丹“贫困恶性循环”的主题，并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提出同时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但并非按同一投资比率（应按各部门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大小来确定投资比率）投资和发展的“温和的”平衡增长理论[7]。1958年，阿尔伯特·赫希曼(Hirschman,A.)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关键特征是其本国产业关联的脆弱，因此，最佳的增长战略是把资金集中投放到那些有着强关联效应的产业上去，从而形成所谓的不平衡增长理论[8]。
5.起飞理论。格申克龙(Gerschenkron,A.)认为，国家间经济增长水平不同，可根据落后程度将其分类。一个国家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启动就越有可能实现井喷式突然起动，并维持相对高速增长[9]。受格申克龙关于欧洲成长经验著作的启发，罗斯托(Rostow,W.W.)把经济增长描述为一条包括五个连贯阶段的直线，并因“起飞”理论而著称[10]。
（二）危机与反思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
按照第一个阶段的理论作出经济发展决策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奉行计划化和政府多方干预的结果是经济上遭遇着种种困难。现实的经验迫使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阶段的增长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重新评价和修正，并相应地形成如下发展观。
1.农业发展观。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他认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因”[11]。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是因为传统农业的生产效率太低，而使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贫困的农民缺乏资源配置效率[12]，而是因为农民使用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得到保证。所以，改造传统农业必须引进新的生产要素，这些新生产要素本身就包含着技术的变化。新的生产要素的开发和供给，对于弱小的农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政府和一些非营利企业研究出适于本国条件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农业推广站普及到农民中间。除了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之外，舒尔茨认为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生产要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2.市场机制观。新古典主义复兴浪潮推进了发展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的重新认识，使他们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逊(Johnson,H.G.)认为，市场按照各个生产要素取得最大报酬的原则，在各种用途中配置生产要素，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论从产品消费环节看，还是从要素积累过程看，正常发挥作用的市场体系总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刺激[13]。哈拉·明特(Myint,H.)认为，以市场只能解决资源静态配置而否定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观点是不科学的。因为静态和动态不是绝对分开的：现有资源的配置结构决定了增量资源的配置结构。如果现有资源的配置结构是最优的，那么增量资源的配置结构亦为最优；相反，增量资源就不可能最优。而增量资源的配置正是动态经济发展问题。因此，市场机制在有效解决静态问题的同时，也随之促进了动态问题的解决[14]。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E.)说：“一个丧失了边际相对价格灵活性的经济，必定要求助于人为干预政策去平衡市场，但这是行政机构不可能胜任的任务，并且还要为之付出高昂的低效率和贪污腐化的代价。自由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用市场去代替官僚机构”[15]。印度经济学家拉尔(Lal)在《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中认为，市场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市场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贯穿全书的政策建议是“让价格做应该做的”，即以市场机制去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16]。
3.贸易发展观。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并非是“增长的发动机”，而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认为这是一种只有政治吸引力而在经济上并不合乎理性的发展战略，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哈伯勒(Harberger)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价格—市场机制，不仅最有利地调节了国内经济，也最有利地调节了国际经济，因此，国内自由竞争，国外自由放任，应当是统一的原则[17]。明特认为自由贸易可以通过动员发展中国家尚未利用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刺激农民欲望并向他们提供新的投入，从而扩大本国的产出和福利，实现迅速的经济增长[18]。科登(corden)针对贸易保护主义指出，经济保护应限于某些特定的“幼稚产业”，而且这种保护只是暂时性的，即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市场还存在一些扭曲时才可行，保护也不是最好或首选的解决办法，最佳的方法是使用税收政策或补贴方式去纠正要素市场的扭曲[19]。利特尔(little)和米尔斯(Mirrlees)指出，将世界价格作为贸易商品的影响价格，这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一系列的机遇以及可以借此进行贸易的条件；自由贸易将会使一个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20]。克鲁格(Krueger)和巴格瓦蒂(Bhagwati)通过对10国家在1952年至1972年期间贸易自由化的22个经验的研究，批驳了贬值无用论，提出贬值和贸易自由化使产出可能得到提升的观点[21]。
4.再分配理论。由于经历了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摒弃了在低收入水平情况下，经济增长会自动地从最初的受益者向四周扩散的滴漏理论。于是，在收入分配问题变得极为重要的情况下，学术界先后产生了“先谈增长然后谈分配”与“边增长边再分配”两种发展战略的争论。1973年，阿德尔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通过对43个国家占全国60%最穷的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该国全部经济记录的研究，发现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最穷人口的绝对收入比重和相对收入比重都下降了，他们几乎没有发现“滴落”机制的证据。两年后，阿德尔曼以中国的台湾省和韩国的经验为基础，研究了增长的结构背景，并提倡增长前的再分配战略[22]。
（三）融合与新生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
1985年以后，人们开始冷静地对待发展问题和发展经济学。在激烈批评声浪过去之后，克服了论战片面性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新制度主义发展观、新增长理论、可持续发展观和后发优势假说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复兴。
1.新制度主义发展观。19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识到，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应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优化、就业改善、人口控制和出口促进等纯经济因素，而更应该关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障碍作用。比如，拉坦(Rutran,V.)和速水(Hayami,Y.)将诱致性技术变迁扩展到诱致性制度变迁，试图说明为什么这种变迁和相伴而生的经济发展存在于某些经济中，而不存在于另外的经济中，并尝试着构建了使资源、文化、禀赋和制度作用内生化的经济发展模式[23]。奥尔森认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财产权，因为没有财产权，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此外，市场经济也要有鉴定各种公平的可实施的契约的权利，它对于发达国家是既定的前提，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则是至关重要的”[24]。许多新制度主义学者如贝茨(Bates,R.1994)、奥斯特罗姆(Ostrom,S.1993)、弗鲁博腾(Furubotn,E.1991)、诺斯(North,D.1990)等等，越来越多地将制度分析的范畴、观念、模式等运用到了经济发展理论中去，可以说，一场“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已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形成并扩展开来。
2.新增长理论。19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25]，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内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开发和研究、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这一融合不仅确定了一幅崭新的长期增长的图景，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富有启发意义和政策建议。
3.可持续发展观。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一种与传统增长模式截然不同的发展观，把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制度、文化、技术进步等因素结合起来，加深和拓展了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新发展。爱德华·巴比埃(Barbier,E.)运用环境三功能理论，构造了一个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型，强调人类生活和生产过程对生态稳定和稀缺环境资源充足性的依赖，认为经济和环境相互作用不仅不断提高着环境提供生产投入和能源相对稀缺的程度，而且随着废气、废料产生引起的不可逆转的生态平衡破坏和环境质量下降的可能性不断增大[26]。所以，从长期看，如果经济过程中断自然生态过程，不断引起环境退化，永久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基本环境功能，环境的绝对限制就会出现；如果把减轻贫困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那么有效率、可持续的环境管理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手段。
4.后发优势假说。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相对的优势，这一思想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及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奥林等提出的“相对有利条件论”。1962年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其“大冲刺”（或“大突进”）命题中，首次提出了后发国家相对于先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取得更高时效的后发优势假说。1980年代中期，对后发优势假说的理论研究取得长足发展，阿伯拉维茨运用“社会能力”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后发国家能够成功追赶先发国家而有些则不能的原因[27]；南亮进、金麟洙通过对日本及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析，初步印证了后发优势假说[28]。进入1990年代，伯利兹、克鲁格曼通过建立“蛙跳”模型说明，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不仅体现于跟随性的模仿创新，而且体现于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国家可以直接进入高科技领域，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某些领域或产业超过先发国家的可能性[29]；范艾肯根据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后发优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开放条件下经济追赶的模型，探讨了后进国家基于后发优势与先发国家经济趋同的问题[30]；中国学者陆德明运用后发优势假说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后20年经济突飞猛进的主要原因，使后发优势假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验证[31]。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理论自诞生以来，在经历了发展、危机阶段之后，已开始步入融合与新生的阶段。
收稿日期：200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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