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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论及国民经济发展时，人们不免联想到二元经济。经济学界用西方的“二元经济论”描述、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结构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变化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的行文习惯。但只要我们冷静地审视一下就会发现，以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为基本框架的西方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根本不适合中国实际。二元经济论所依据的条件及其运行机制在中国不成立和不存在，中国社会经济有其独特的两层结构及运行机制。
一、二元经济立论的条件
刘易斯在建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时给出了严格的假设条件。
（一）基础条件 二元经济论以技术落后的传统产业（农业）部门与技术先进的现代产业（非农产业）部门在同一层面上运营为基础，二元主体无政治势差，经济势差很小（30%）。而作为中国农业经济主体的农民与作为非农产业经济主体的国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政治经济势差非常显著：农民无参与成立政治组织的权力，无平等分享国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权利，农民社会地位卑微，国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比农民平均收入高出不是刘易斯所划定的30%，而是227%， 扣除农民必须承担的社会公共事业投资和自理社会福利保险及生产投入，职工与农民生活水准势差近10倍。显然，中国农业与非农产业处在两个能级悬殊的层面上，不能用同一层面上的二元、三元以及双重二元等理论去描述分析。
（二）基本条件 二元经济论以平等交换的市场机制为根本，一元对另一元不存在任何超经济强制索取，工业化积累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购买农业剩余劳动力，以保持工资常数的低成本赚得高利润换取高积累使其愈来愈大的。而中国工业化积累是通过扭曲市场机制，强制以低于市场几倍的价格征购农产品获取的，几十年来层间索取资金上万亿元，相当于工业固定资产总额。如此之巨的层间索取难于用平等的二元经济来解释。
（三）前提条件 二元经济论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前提，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保持工资常数的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必备条件。劳动力供给不仅在量上无限，而且质上没有政治制度性约束，即劳动力作为商品生产要素之一可按市场法则自由流动配置。而中国农民在改革前受户籍桎梏和人民公社兵营式管制，无人身自由；改革开放以来虽可流动，但户籍冻结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消化以及城市歧视性就业政策限制着农户迁移和变异，城市就业的高文化技术性和农村土地的家庭保障福利性（口粮田）将大量低素质农民滞留农业难以分离。尽管中国农村存在上亿剩余劳动力，但不具备二元经济论所要求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
（四）先决条件 二元经济论以经济主体具有独立人格为其资源配置的先决条件。独立人格是社会赋予个人自我实现的共同具有的不容侵犯的作为平等权利和义务主体的资格，是社会经济个体获得资源及进入和退出市场的资格。社会经济个体无完整独立人格，市场经济主体就会残缺不全，二元经济或多元经济不可能出现。因为伴随人身依附的独立人格丧失而施加的超经济强制绝对排斥双方地位平等的公平商品等价交换的二元及多元市场经济。中国农民无独立人格，不能平等分享资源和产品再分配及社会保障福利权，被迫接受各种不平等的交易条件以及提供无偿的礼品和劳务等。农业主体农民难以成为与非农产业对等的市场经济主体，二元对等主体缺位，二元经济立论的先决条件不成立。
（五）孕育条件 二元经济论的孕育条件是“劳动力脱离自我雇佣状态”。对农业来说，是农业经济脱离小农经济状态。小农经济性状是只使用家庭劳动力而不雇佣劳动力，其根本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而与资本分离以及规模经营机制失灵。二元经济启动在于农业劳动力与土地分离而与资本结合以及规模效应的发挥。农民与土地分离而与资本结合则依赖于农业基本生产要素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其功能由社会福利保障向经济高效转化。中国目前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发挥着社会福利保障功能，经济功能很弱。任何以经济高效为目标的消减一部分劳动力的土地配额去扩大另一部分劳动力的土地配额的土地规模扩大的企图，以及大规模的集资和劳动力输出动意都会被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的家庭社会福利功能所抵消。因此，二元经济启动的状态在中国不具备。
二、二元经济的运行机制
二元经济论以系统整合力为发动机、以功能分立为传动装置、以资本深化为加速器而构建成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对照中国实际会发现现实与该理论处处相悖。
（一）系统整合 在二元经济模型中，推动经济发展的是系统整合力。二元经济各自系统是整合的，即技术先进的现代产业部门配置高资金技术结构具有高资金效益结构；技术落后的传统产业部门配置低资金技术结构具有低资金效益结构。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作用，资金和劳动力沿着技术进步的方向源源不断地从传统产业部门向现代产业部门流动。现代产业部门通过规模和网络效应推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最终实现经济一元同化。
中国经济现实体现的却是另一种机制。首先，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各自系统不整合，即技术先进的产业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配置高资金技术结构却具有低资金效益结构；技术落后的产业部门（集体乡镇企业）配置低资金技术结构却具有高资金效益结构。其次，由于价格机制扭曲，平均利润率规律失灵，劳动力和资金流向与技术进步异向异步。再次，现代产业部门规模和网络效应发挥受阻。可见，国民经济多层次非整合格局决定其以非二元经济推力运行。
（二）功能分立 在二元经济模型中，经济发展动力的传动是通过功能分立实现的。经济发展决定于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结构优化取决于系统要素从低技术状态分离而向高技术状态转移，既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的流转，这种流转又决定于系统要素的功能分立，即经济主体及生产要素只发挥经济高效功能，不发挥社会福利保障功能。在经济主体及其生产要素经济高效功能作用下，二元经济整合力得以传递。资源和生产经营要素向技术先进的高资金效益的现代部门流动，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化。
中国经济主体及其生产经营要素功能分立程度极低：农户生产与消费胶合，其生产经营要素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的经济高效功能尚未从养家糊口和应付生死病老的社会福利功能中分离出来，不能传递系统整合力沿技术进步方向流转资源；国有大中型企业工厂办社会，负责解决职工住房、能源水电、粮油付食品供应、医疗保健、子女上学就业、生死病老及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社会保障福利，由企业包揽下岗退休职工的工资、补贴福利的人数以及指令接纳超编的新就业者人数逐年增加，企业及其生产经营要素的经济高效功能难于从强硬的社会福利功能中分立，进行优化组合。经济整合力及其传递力微弱，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动力逆着两元经济传动方向传递，国民经济反二元经济运转。
（三）资本深化 在二元经济模型中，加速经济发展的是资本深化。资本深化指资本积累增长快于劳动力增长的过程。资本深化要求具备以下条件：（1）经济主体行为利润最大化；（2）生产经营要素资本化；（3）工资率保持不变。在资本市场完善的情况下， 只要劳动力供给无限或富有弹性，工资可维持不变，国民收入中利润的份额即可增加，利润增加会引起储蓄的增长，而储蓄增长又会导致产业资本投资增加。从而以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消耗促使现代部门资本的扩展来加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我国尚不具备二元经济资本深化的三个条件。虽然劳动力供给弹性很高，但工资并不能维持不变，工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远快于利润和投资基金的增长。在投资增长的同时一直伴有通货膨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由资本深化引起的，而是以耗竭资源为代价换来的。1953年到1986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8.6倍，而同期能源消耗增长了23.4倍， 四种有色金属消耗增长了3.5倍，化肥消耗增长了264.5倍。根据1986年统计，我国每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其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日本的 7—8倍，美国的4.5倍，巴西3.4倍，韩国的2.3倍。
中国无二元经济所依存的条件，其经济也不按照二元经济机制运行。中国存在的是两层社会经济结构。
三、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经济为上下两层：上层由官僚、绅士和官工商金融者等组成；下层处在社会经济低层或社会经济的基层，由农民组成。两层社会经济结构特性差异显著：一是收入相差悬殊。上层一个低等成员县令年收入白银约30000 两（俸禄和浮收）是基层一个最富裕农民年收入白银约200两（经营200亩地，每亩年收入1两白银）的150倍。二是收入来源不同。社会经济下层人员耕种土地，收入来源于农业；上层社会人员除享受国家的俸禄外，主要以国家封赐的良田及利用职权通过不平等交换或暴力胁迫兼并土地租给农民而收取地租，并借助农民对其土地依附性而支配农民的人格，收取各种劳务和贡品，凭手中的权力，藉征苛捐杂税之机搜刮农民的钱财，插手工商业和柒指高利贷聚敛财富等。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打击，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摧垮了中国封建上层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势差被削平，上层社会压榨农民的工具之一土地封建地主制及其耦合链高利贷被消除。地权均化的土地改革带来农村空前繁荣，社会成员经济势差大为减缓。但是随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两层社会经济结构得以再生、修复和强化。
建国后社会经济体制两层社会经济结构随人民公社化在全国范围推行而逐步成型。整个社会经济明显地分为上下两层（如图1）， 上层由国家干部和企事业职工等组成；下层由处在社会低层的农民组成。两层社会经济结构四大特征明显：（1）势差显著。 上层社会企事业职工领取稳定的工资收入，下层农民挣得非稳定的风险收入。上层平均收入是下层平均收入的3.27倍，两层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相差近10倍。上层社会经济有机构成是下层社会经济有机构成的几十倍。上层社会成员以公职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并以法定工会等组织形式实现其民主监督，下层社会农民无权取得公职管理国家，更无权成立农会等组织去实现民主监督权。（2）封建性世袭。上层社会国家干部、 企事业职工享有下层社会农民没有的各种特权，并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和职业子女顶替制使其世袭。将封建性的官者世代为官，工者世代为工，农者世代为农的世袭制发展到难以矫治的程度。与生俱来的等级待遇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政治、经济以及婚姻家庭行为。（3）民间索取。 上层社会经济凭国家政权，集税、租、费、购于一体，垄断市场，农产品统购统销，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下层社会经济索取上万亿元的资金作为上层社会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基金。（4）政治驱动。两层社会经济维系层间索取， 必然排斥地位平等的市场交易经济，经济运行靠政治驱动，“抓革命，促生产”和“政治（稳定）压倒一切”是不同阶段的决策基准和行动口号。
强化两层社会经济结构措施主要是冻结户籍，禁止农户向城市迁居，严格限制农民异地活动。下层社会进入上层社会只有一两条仕途。农民子弟通过高考或参军提干跳出农门跃入上层社会成为国家干部或企事业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推荐”也可迈入仕途进入上层社会。高考和参军提干仕途虽较封建社会科举仕途要宽阔，但相对几亿渴望迈出农门跃入上层社会的农民来讲，仕途还是太少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知青下乡插队人才倒流期间，有幸从社会下层升迁到社会上层者真可谓是凤毛麟角。
人民公社化期间，两层社会经济结构层间势差大，但层内成员收入差距较小。层间升迁机制内在化于层内，农民在系统内沉浮不再由生产好坏、收入多少而决定，而是从政。农民上中下的形成决定于其在“权力场”的位置，即与权力人格主体的血缘、姻缘、地缘、民族缘、信仰缘等的远近程度。
农民金字塔底层无通向社会的开口。在人民公社化时期，集体经济分给每人一份口粮，只要农民有饭吃就不会到社会上去乞讨，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人均口粮田和劳均责任田，以户为单位分散经营，低层农民不会破产，即不可能异体化为非农户，高层农户也就不易扩大土地规模即不能升华为农业企业化经营实体。农民异体化受阻使得农业规模经济运行机制难以形成，导致人口、资源和经济的数量链增生而质量链脱节，其特点是人口再生机制与家庭规模反其资源规模和经济规模相互激励强化形成刚性，家庭人口低素质繁育与资源低层次利用和经济低效率运行相互制约循环。
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上万亿元原始积累，但未实现和完成异体化过程，现在不得不为其异体化的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进行第二次原始积累。乡镇企业为农民异体化开辟了通道，但农民须与兼业化相分离并争得独立人格后才能迈出这一漫长的异化历程。
在两层社会经济结构中，农民独立人格残缺， 主要表现如下：（1）国家企事业及乡以上行政管理工作为上层社会的专利，农民无资格参加此工作，而且农民终身为农，即使对国家的贡献再大，国家也不承认其工作，一律视其工作年限为零；（2）农民与非农产业职工一样， 同为国家主人，但国家只允许干部和职工参与国家管理并组织自己的组织——工会，而禁止农民参与国家管理并组织自己的组织——农会，农民不仅失去民主监督管理权利和自身利益保障权，同时也失去与政府对话的机会，形成政府长期偏斜城市企事业职工的政策无限地进行；（3 ）农民与其它产业者同是纳税人，而且将其全部剩余劳动和一部分必要劳动献给国家累计高达上万亿元的工业化发展基金，但国家财政基本上只用在城市市建、交通、通讯、卫生、防疫等公共事业及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社会保障福利，而农民却必须承担乡村交通、通讯、文教、卫生、防疫等各种社区公共事业基建投资和事业费及自理生死病老的绝大部分福利保障；（4 ）乡村社区公共事业的民办性和乡镇管理机构的膨胀及其人员的利益扩张必然发生对农民的强行摊派，导致农民负担过重；（5 ）国家集租、税、费、购于一体，并垄断市场，强迫农民接受不平等交易条件，如远低于市场价格、不付现金的“白条”等，以实现巨额资金的层间索取；（6）乡村干部代理集体资源配置和充当发包人， 并行使支农和扶贫资金及农业生产资料的具体分配，农民对资源的依附性必然接受干部指派的各种不合理任务和不平等条款，以及提供有损人格的劳务和礼品等；（7 ）国家冻结户籍将工业化和城市化资金提供者农民排斥在城市文明之外，即使有一部分农民流入城市，也处于“三等”公民的地位。同一技术层次的工人列为几等，国家长期工（一般不干活）指使合同工，合同工指使农民工。农民工劳动环境最恶劣、安全保障最差、劳动强度最大、劳动报酬最低。农民独立人格的残缺致使社会主义农业市场经济孕育条件难以形成。
在两层社会经济结构中，上层社会经济发展基金及其成员的社会福利保障主要通过层间索取由下层社会经济提供，其竞争激励和承担风险的机能退化；不劳而获和坐享清风的习气滋生蔓延。人浮于事、颓堕委靡，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国家管理机构臃肿，政府开支庞大，集团消费特别是公款吃喝和购买小轿车增长惊人。在强化个人经济功能时税收缺位，个人基金膨胀，公共基金被侵蚀，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导致上层经济的不整合，难以胜任国民经济引擎角色，经济发展主推动乏力。
两层社会经济结构是集权体制的演生形成。政治上的集权体制必然导致经济上的两层结构。集权体制的立法、司法、行政在三权合一与两层社会经济结构的租、税、费、购四位一体互为条件，同生同灭，与此相耦合的还有对下为王对上为奴抑制性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它们相互依存、复制和强化构成网络，使以平等契约关系决定的个人独立制为基础的多元及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滋生、发育和成长。
四、扬弃二元经济化
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弊端都缘于其两层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并延续几千年的两层社会经济具有极高的兼容性，不断将经济及管理主体行为纳入其强大的运行惯性中。在改革前，决策主体自觉不自觉地以强化两层社会经济结构消除各种弊端，结果造成经济问题的累积。改革开放以来，照搬西方“二元经济”的发展理论，来描述分析中国两层社会经济结构。此中不言自明的原因是二元经济论将中国经济以及体制改革等问题简化为几个经济变量的流动组合，从而可避开敏感问题的困扰。这不仅阻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而且有可能丧失经济根本问题解决的历史良机。
二元经济论是西方学者试用其完备的政治经济多元市场机制来描述、解释和调控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一元多层式经济的一种理论假说，经发展中国家半个多世纪实践验证该假说是苍白无力的，中国实际更是与之格格不入。我国不具备二元经济存在的条件，也无二元经济运行机制。若直接套用二元经济调控操作措施，无疑会引起经济状态的混乱。
为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均衡高速发展，我们不得不扬弃二元经济理论体系及其政策含义，并加强政治一元两层及多层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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