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 》“常人 ”观视域下的 机器人 、经济人与超人
——基于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语境
沈广明1，左勇华2
(1.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江西师范大学 数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与现代社会的批判，对现代人命运的担忧与归宿的设定，归根到底是要回应栖居澄明之境的“人”具有怎样生活形态的问题。“常人”思想就探讨了“人”之源始共同生活的状态。以“常人”思想为视域，“人”的现代性诸种形态面临栖居源始性沦丧、交往亲熟性匮乏及生活日常性凋敝等诸多弊病。“常人”哲学对于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了诸多启示，包括筑造源始性栖居之所、开拓亲熟性公共领域、培育生活日常性、回归“常人”生活等。
关键词 ：现代性；常人；存在；自由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在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想文化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基本特质，主要体现为现代技术、资本逻辑、契约式交往秩序及祛魅等等。现代性的逻辑生成对“人”的多形态塑造带来诸多现代意义及后果。在现代技术重组下，“人”与机器趋于同一是当下人工智能研究获得突破的前沿成果，人体的芯片植入与机器的生物构造结合而成的生命机器人将标识新的“人”种诞生，但科技发展改变“人”身心结构以致“人”为机器人所取代，成为人类的新威胁；在资本逻辑架构下，“人”以经济性为本质成为在现代社会获得生存权的基本要求，以理性、自利及契约为特质的经济人在资本运行与利润增殖中从假设的“人”转变为现实的“人”，以致“人”被资本制度裹挟于财富幻象中；在世俗化发育下，“人”从神圣性价值秩序中挣脱，通过对欲望、理性、意志等生命本能的彰显，展开自我否定、超越与改变，同时传统习俗、信仰、日常生活的沦丧也把“人”置入虚无化境域。就西方形而上学进程而言，机器人、经济人及超人是“人”的现代性形态的经典表现。
正常体质量组与肥胖组的年龄、受教育年限、FPG、TC、HDL-C、LDL-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肥胖组与正常体质量组相比，HOMA-IR及TG均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现代性批判是现代性问题探讨中的基本板块，它源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及人们的隐忧。现代社会的运转存在着一种恶循环结构：资本能给“人”带来利润，“人”获得利润必须发展科技，现代科技改变“人”身心结构，“人”的改变可以推动资本运行……如何破解该循环，使“人”从现代性形态中获得独立，是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课题。马克斯·韦伯曾用“铁笼里生活”[1](P187)譬喻现代性的弊害，吉登斯也宣称现代性会导致世界的“失控”。[2](P5)
现代性批判也是海德格尔哲学重要部分。“海德格尔是绕不过去的，因为他通过对形而上学发展史，尤其是现代形而上学及其表现形式的反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3]奥托·珀格勒把海德格尔思想列为三个阶段：“对存在与时间的追问或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对作为历史的存在真理的追问，对澄明的追问”，[4](P398)三者围绕“存在”形成整体性的“存在”学说。海德格尔指出，“存在”之“思想”一直由传统本体论以逻辑形式作为“理论”运用，“源起于这样一种追问的存在之思，自柏拉图以来就被理解为‘哲学’，后又被冠以‘形而上学’之名，”[5](P232)“存在”一直遗忘于传统本体论之中。“人”的现代性困境是“人”的主体化与世界客体化的产物，其根源在于“存在”之遗忘。《存在与时间》作为“存在”学说的第一阶段作品，它的“常人”思想提醒人们，“人”在现代性视域下已遗忘源于“存在”的源始性、亲熟性及日常性，在当下守护“常人”生活尤为急迫。
上述例证也可以说明：综合材料在艺术创作中的使用拓展了艺术的边界。不论是德加的“真实的”裙子，抑或是毕加索的绳索、报纸，勃拉克的油漆、木屑，塔皮埃斯的沙子和石块，这些以往不能进入艺术创作的“新鲜材料”出现在作品中，为观众打开了视觉界域的大门。纵观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我们可能会套用风格理论来谈论综合材料的运用，但不得不承认，在这些不断更替的风格中，视觉感受的陌生化乃是艺术家孜孜追求的目标。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独具东方文化色彩的日本物派，更是将物质材料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顺理成章的作为创作意识的核心。可以说，综合材料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已经慢慢成为主角之一。
“疏离性”(Abstaendigkeit)在文本中包含“距离”(Abstand)和枯萎、变味的(abstaendig)两重涵义，海德格尔用之表达“人”在“共同”交往关系中遁入被支配的萎靡状态。“人”和“人”在操持之际必须走进彼此世界，同时又遭受彼此排斥，形成张力式距离，人们在此距离中保持既亲密又疏远关系，“无论是与他人志同道合，还是与他人正相反对，人总是在为与他人有别而操心，不管只是为了消除与他人的差别；还是因为此在落在了他人后面，要补上与它们的关系；还是此在已领先于它们，也要压制它们”，从而“它(彼此共在)有疏离(Abstaendigkeit)的特征。[30](P374)“疏离性”将所有人推进“公共性”领域，“公共性”就凭助“大家一致的意见”、“所有人共同的决定”、“每个人都参与”等话语获得对“人”支配力，将“人”纳入号令。“人”在号令下忘却自身独立性，以公众意见覆盖自己判断，沦为平庸化、萎靡化状态。“疏离性”意味着“人”必须接纳“常人”、成为“常人”。
一、机器人·经济人·超人：“人”的现代性形态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社会由“人成为主体”与“世界成为图像”两条脉络衍生而成，“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6](P902)就此而言，“人”的主体化与世界客体化是现代性的基本标识。就“人”之主体化而言，机器人、经济人及超人是当下具有普遍影响的“人”的现代性形态。
“人 ”的现代性形态之一 ：机器人 。现代性逻辑预设发端于基督教神学，它的“历史整体性观念和历史进步观念的萌发，为以主观性的统治为特征的现代性注入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理解历史过程的价值观。其思维方式的特征为：历史必须设定一个主体，即把整个现实创造出来的‘创造主体’”。[7]“我思故我在”、“人为自然立法”等近代主体性原理以理性至上宗旨确立现代性的科学主义原则，“康德关于形式分化的理性概念恰恰意味着现代性理论”；[8](P4)近代机械论抹平“人”和自然物的区别，派生出“人”是机器说，这一猜想推进现代技术路径。以主体统摄客体和以客体消解主体的两种认识路径在实践的对象性活动中归于统一，“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科学与技术在实践中获得辩证性一体化。“人”从认识的“主体”转换为现实的生产的“主体”。
经济人在资本逻辑中成为“人”的现代性形态。经济学作为认识、解释与预测经济活动的理论，在经济社会的现实应用中，以经济规律架构现实的世界、以经济人塑造现实的“人”，使经济活动科学、高效、强悍地全球性铺展。尽管“经济人是现实经济关系的人的近似形象”，但是“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直接目的是以最小的努力和牺牲，获得最大的财富”。[15](P82-83)这种本性在商品-货币-资本的全球化配置下已成为现代人的基本属性，传统社会的敬神礼佛、富才厚德等修行在现代社会中被以理性、契约、自利等为内核的逐利行动所架空，现实的“人”趋于经济人化。在深层次上，“人”与经济人在现代社会的合一化是资本逻辑的产物。资本是自我增殖的主体，具有不断实现价值增殖的逻辑规律，“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16](P583)资本逻辑的经济扩张生成了现代性，“现代性之躁动和多变的特征被解释为投资——利润——投资循环的后果”，[17](P10)经济人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趋于现实化，成为“人”的现代性形态。
“人”与自然在生产劳动中相统一理论，为“人”与机器的合为一体提供可能。科学与技术在实践哲学视域不是纯理论、实验方法、劳动技能等，而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9](P97)而“科学就是靠技术发明来驱动自然力为劳动服务”。[10](P410)科学、技术、生产劳动在生产力发展中融为一体使“人”和自然相统一，这种主体对象化的统一以机器化生产为中介使劳动力与材料聚合一体，“人”与机器成为彼此部分与运转环节。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人工智能，试图使机器具有“人”的思考力，“要复制人的思维过程，必须复制人一样的大脑……这样的一个机器脑大概能够像人一样思维，”[11](P124)形成“人与机器人没有本质区别”[12]的人类新形态，人工智能机器逐渐具有“人”的能力，譬如AI在人脑结构和意识产生机制模拟基础上已具有自学习、自适应、自组织等特性；“人”被直接介入AI系统趋于机器化，如脑机接口、物机系统、人工合成生物等技术正逐层消解“人”与机器界限。机器人正成为真实的“人”。
“人 ”的现代性形态之二 ：经济人 。在近代主体性哲学中，个人主义将利益最大化作为理性的目的，“推理就是一种计算”，[13](P28)依靠自然法协调交往秩序，把欲望作为“人”的本性，成为构建现代性的另一板块，查尔斯·泰勒称个人主义为现代性隐忧来源之一。[14](P4)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体现为以私有制、契约和交换自由为内容的经济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是现代性进程主要推手之一，“经济个人主义与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关系不可忽视。‘个人’是执行现代性社会的最基本单位，而经济个人主义是对现代性个人概念构成的最重要的理论充盈和读写”。[7](P33)基于经济个人主义，经济学把“人”抽象为经济人，试图建立一套基于假设-演绎的科学理论体系。经济人以自利为目标，在遵守法律下以理性计算实现自身利益，通过自由竞争建立交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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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Einebnung)是由“均质性”衍生的“实存”状态，“均质性先行描绘了什么是可能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之事。一切奋斗得来的东西都变成唾手可得之事。任何秘密都失去了它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对一切存在可能性的平整”。[28](P148)在“公共性”机制下，“我”创作的作品只有赢得“他人”的承认才有“意义”，反之亦然，而任何作品只有先行摆放到“公共性”领域中按照普遍认同的标准、模式予以定位。由此出现了个人领域与“公共性”领域的冲突。“平整”就是凭助“常人”的公共权威调整冲突的方式，个别作品超越现有惯常性制度与规范的部分会被压制，原创性的东西必须离开创作者进入“共同”机制中被大众化，“我”、“他人”的私密体验与个别经历在“公共性”中被客观化为充当谈资的公众事件，等等。“常人”以“平整”方式维持对所有人的支配力、吸引力与领导力，构建既纷繁复杂又源始同质的生活世界。
二、主体·此在·共同此在：“人”的实存论建构
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及现代人的解读体现了现代性批判思想。现代人是“人”的主体化产物，“人”作为主体意味着“人把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的尺度”，“想要成为并且必定成为存在者(亦即客体、对象)的尺度与中心”。[6](P920)但现代人的主体性也置“人”于危机中。
首先 ，“人 ”成为生产式主体 ，没有前途且面临危险 。在技术化世界中，“人”成为没有出路的技术人，“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22](P443)作为现代社会的生产主体，“人”在走着自我毁灭道路。“在当今进行统治的就是人的自身生产与社会的自身生产”，而且“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23](P57)
其次 ，主体性的全球化扩张侵害着人类命运 。在《不莱梅与弗莱堡演讲》中，他用“企业之驱动装置”、“订置之企业运作”表述现代社会的经济生产与科学技术一体化结构，指出：“订置不仅以征用侵害自然的材料和力量，它同时也侵害人类的命运。”[24](P31)由此肇始的全球化剥夺 “人”的存在独立性，“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6](P921)。
再次 ，“超人 ”把人的主体性推向虚无主义顶峰 。他把尼采的权力意志划归在主体性哲学之列，“一般主体(sub-jectum)的存在状态(ονóiα)演变为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而自我意识则把其本质揭示为求意志的意志”，[25](P789)所以“在尼采关于作为一切现实‘本质’(Essenz)的强力意志的学说那里，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达到了完成”，[25](P792)“超人”仍是作为“主体”的现代人，“‘超人’这个名称命名的是那个人类的本质，这个人类作为现代人开始进入其时代的本质完成过程之中”[25](P804)故而“超人”代表着最高的虚无主义，深陷于技术与资本逻辑的桎梏中。
海德格尔把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称为无家可归状态。此状态源于“存在”的遗忘，“无家可归状态是存在遗忘的标志。由于存在遗忘，存在的真未被思考”。[26](P339)对于什么是“存在”，他做了神秘化解释，“说存在吧——什么是存在？存在是存在本身，”[27](P375)又说“存在就是澄明本身，”[27](P380)并赋予“人”以“存在”之看护者身份。在“存在”之澄明中，“人”才具有自由和意义。传统本体论中诸如理念、实体、权力意志等都是伪“存在”，不可能给予“人”以自由与意义，所以诸如机器人、经济人及超人等“人”的现代性形态是不自由和无意义的。《存在与时间》旨在“具体而微地把‘存在’问题梳理清楚，”[28](P1)其中的“常人”思想则探讨了栖居于澄明之“人”的源始形态。
《存在与时间》开宗明义指出，“存在”被遮蔽于传统本体论的逻辑范畴中，主张进入前逻辑的源始“存在”域，探讨“存在”与“人”问题。海德格尔将与“存在”发生行为的“人”称为“此在”、发生的行为称为“实存”。操劳是“此在”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成具有“世界性”的世界。“世界性”不是逻辑范畴，而是“人”与“存在”发生的行为，具有“为了作…”的用具性、“任…在…之中与…适逢其遇”的关联性、“去远”与“定向”的空间性三种方式。“人”与“自然”在它们组建下源始同一。海德格尔用“共同此在”表述“人”与“人”的关系。“共同”(Mit)是以介词形式表述构建交往关系的“实存”，亦即“人”与“人”打交道的操持，“为衣食‘操劳’，看护病体，也都是操持”、“互相怼恿、互相反对、互不需要、陌如路人、互不关己，都是操持的可能方式”。[28](P141)与操劳相比，“此在”的操持生成了生活世界，但交往关系离不开改造事物的生产活动，操持与操劳共属一体，“他人首先是在有所操劳的操持中展开的”。[28](P144)正是在操劳着的操持中，“共同”关系才可能产生，源始生活世界才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关系由“世界性”所组建。
首先，“人”与“人”在“为了作…”的用具性中相互结合。用具性(Zeughaftigkeit)是“自然”具有“存在”所给予的“为了作…”的“用具”性质，“人”在与自然的操劳中通过“为了作…”功能将自然物转型成作品。作品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不同“此在”共同参与、各负其职的产物，所生成的自然物、用具、作品是无数人的生命力凝结而成的实存境域。“我”使用的工具是“他人”的作品，“我”创作的作品也为“他人”所使用，“他人随同在劳动中供使用的用具‘共同照面’了，而‘作品’就是为这些他人而设的”。[29](P117)“我”与“他人”在“为了作…”中相互汲取各自的生命力而彼此融合。
筛选15名对于“水光感”有需求的消费者代表分组进行小组访谈，收集关于“水光感”的诉求，诉求包括：皮肤有光泽；皮肤通透；肤色白皙；皮肤水润；皮肤细腻；斑点或瑕疵不明显；皱纹或细纹不明显；皮肤饱满紧实。
其次，“人”与“人”在“任…在…之中与…适逢其遇”关联性中发生交往行为。“际遇”(Bewandtnis)是任一物在另一物之中与之适逢其遇(bewenden lassen mit etwas bei etwas)形成的整体性境域，不同事物在“人”的操劳中相遇而关联一起。事物的相遇也将使用和创作它们的不同“此在”带到一起，使其相互照面和彼此操持，“他人的共同此在也随着这种寻视操劳所及的东西一同照面，”[28](P143)此物、彼物、“我”、“他人”在“适逢其遇”的交往中组建关联的生活世界。
再次，“人”与“人”在“去远”与“定向”空间性中遭遇碰面。他将空间置于“此在”操劳于世界形成的“际遇”中予以界定，提出“去远”与“定向”空间性存在方式。“去远”(Ent-fernung)是“此在”在寻视式操劳中任“物”适逢其遇，将“物”彼此拉近、消除距离而创造栖居场所；“定向”(Ausrichtung)是“此在”在操劳中归向、走向、带向、拿向…处的指向方式。“去远”、“定向”生成的空间在消除物与物距离中，也使“人”与“人”相逢相遇、彼此走进，创建具有“空间性”的栖居场所。海德格尔指出：“‘这儿’、‘那儿’与‘此’原本都不是对在世占据空间地点的现成存在者所作的纯粹地点规定，而是此在的源始空间性的性质，”[28](P139)人们只有在由“去远”、“定向”方式生成的空间性中才能遭遇碰面，在共同世界中成为共同此在。
在“为了作…”用具性、“任…在…之中与…适逢其遇”关联性、“去远”与“定向”空间性运作下，“人”与“人”之间生成“共同”关系。“常人”形成于“共同”交往关系中。
“人 ”的现代性形态之三 ：超人 。尼采称现代人为现代“奴隶道德”哺育出的弱者，认为“理性”把逻辑思维提升到至高无上地位，导致扼杀生命的逻辑迷信与逻辑崇拜。他要摧毁理性，恢复“人”的生命本性。他说：“所有的神全都死了：现在我们祝愿超人长存，”[18](P86)把超人看作“现代精神已无可救药”[19](P229)的现代社会救赎者与现代人的超越者。超人运用意志追求权力，是创造历史并统治下等人的上等人，“喜欢危险、战争和冒险，而不愿妥协、被攫住、受助或让步，同时且自诩为征服者”[20](P294)的强者。
三、疏离性·均质性·平整：“人”的“常人”形态
他瞧遍了每个水坑，都没有用，最后，到了漫漫的暮色袭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一个水坑里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像鲦鱼般的小鱼。他把胳膊伸下水去，一直没到肩头，但是它又溜开了。于是他用双手去捉，把池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浑了。正在紧张的关头，他掉到了坑里，半身都浸湿了。现在，水太浑了，看不清鱼在哪儿，他只好等着，等泥浆沉淀下去。
“人之所以使用‘他人’这个称呼，为的是要掩盖自己本质上从属于他人之列的情形，而这样的‘他人’就是那些在日常共处中首先与通常‘在此’的人们。这个谁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不是人本身，不是一些人，不是一切人的总数。这个‘谁’是个中性的东西：常人。”[28](P147)在“共同”的交往关系中，由于“此在”是“共同”的，每个人在操持于“他人”之际，成为“他人”的用具，消融于“他人”的生活，栖居于“他人”的世界，进而涣散于“他人”的“共同存在”中而有了“他人”，所以“此在”不是任何个别人，而只能是中性的“常人”。“常人”(das Man)的“Man”是表述“每个人”、“人们”、“某个人”等涵义的代词。海德格尔用“das”对代词做了名词化处理，一方面用以指代共同存在的每个人；另一方面又说明“常人”不是具体个人。“公共性”(Oeffentlichkeit)是“常人”基本特质，文本涵义包含“公众”或“大家伙儿”、公开交往方式、公共活动场所三方面。它由“疏离性、均质性、平整”方式组建，“调整着对世界与此在的一切解释并始终保持为正确的”。[29](P117)
式中p0是一个常向量，δ(θ)是以θ为自变量的delta函数。因为作用力是一个垂向力P0eiΩt，因此
海德格尔这样解释“均质性”(Durchschnittlichkeit)：“此在的日常状态的这种无差别并不是无，而是这种存在者的一种积极的现象性质。一切如其所是的实存都从这一存在方式中来又回到这一存在方式中去。我们把此在的这种日常的无差别相称作均质性。”[29](P43)“均质性”是“常人的实存论性质，”[28](P147)体现为人们繁杂的日常生活具有的无差别特性：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是繁杂、有差别的；另一方面，人们的日常行为具有无差别的现象性质，即“存在”显现于生活世界。“均质性”生成具有强劲吸引力的“公共性”领域，亦即人们于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形成共同认同的行为规范、公共规则以及习俗。它们在“人”与“人”交往关系秩序化、惯常化过程中成为所有人依赖与托付的“共同”机制。在此机制下，“此在”沦为“常人”，任何行为都要先行摆放到“公共性”领域按照普遍认同的标准予以评判。
尼采的通过“忠实于大地”而成就自己的超人在现代社会被仿制成各种各样的强者，它的逻辑“使希特勒和奥斯维辛的存在显得正当，这就是尼采所谓的‘命运’：是强者就要心安理得地做主人”。[21]当下，强者被赋予“超人”身份，贴上天才、伟人等标签封为时代之标杆，并引发“超人”的无限可复制效应。现代人在理性与意志的合谋下趋于超人化，成为“人”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形态。
“常人”是“人”与“人”交往中“共同”关系的代表者，以“公共性”渗透、影响生活世界中的每个人。一方面，“人”不得不将自己的责任托付给“常人”，以拥有“公共性”领域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常人”也迎合“人”，接纳和担负其所有“责任”，以维护“公共性”。但海德格尔也指出“常人”所蕴含的悖论：它承担所有人的所有“责任”，但对具体的“人”却不负责任；它对任何事情都做出普遍正确的解释，但对具体的事情却模棱两可；它对所有人都有权威，但对具体的“人”而言却“从无其人”。正是无解的悖论使“公共性”领域与个人领域之间维系彼此依赖而又相互排斥的张力状态，构建“共同”(Mit)交往世界。
四、源始性·亲熟性·日常性：“人”的现代性困境与破解
就“常人”的内涵与特质来讲，“人”的“常人”形态具有现代性诸形态所缺失的源始性、亲熟性和日常性。源始性是“人”在“存在”所显现的前逻辑领域中的基本特性，体现为“人”在“存在”境域中以“为了作…”的用具性、“任…在…之中与…适逢其遇”的关联性、“去远”与“定向”的空间性诸种自然而然的技术所建构的生活状态。“常人”作为“人”在操持中形成的“共同”关系的产物，具有源始性：“常人是一种实存论环节并作为源始现象而属于此在之积极状态。”[28](P150)然而，“人”在机器人形态中丧失了源始性。“自然而然”为智能化大数据运用所取缔，代之以程序编排；“为了作…”的用具性消失在重组性技术“集-置”中；“适逢其遇”的关联性沉没在网络化技术“订-置”中；“去远”、“定向”的空间性遗弃在容器式空间技术中。
“人”作为“存在”看护者，具有“存在”源始赋予“人”的理解能力。“人”与世界源于“存在理解”而源始亲熟，体现为“人”与自然源始同一以及“人”与“人”共属一体的交往关系。“常人”基于亲熟性在协调“人”与“人”交往冲突中把彼此带入和谐共在，为不同“作品”提供彼此渗透吸纳的公共领域，以公共尺度给予各得其所的定位，以公共规则对“人”的任性予以约束。然而，亲熟性在“人”的经济人形态中归于消逝。“人”的操劳、操持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中变为预知所有信息、预判所有结果、预设所有行为的运算活动；“人”与“人”共同生活、彼此交道的关联活动在经济人自利性中转变为互相交易、互惠互利的逐利活动；交往中的“疏离性”在经济人中变为原子式个体的绝缘状态，“均质性”则因“实存”的缺失而变为抽象普遍性，“平整”在自由买卖中失去控制与协调的力量，进而“公共性”权威被抽象化为法则式逻辑术语。“常人”的亲熟性在经济人中被抽象化为由理性、自利及自然法组建的单纯经济性。
“常人”生活世界是大家伙儿一起过日子，日复一日以惯常、熟知及信赖的交道方式形成亲熟性关联境遇。“人”在此境遇自然而然地运用自然所供给的用具创作田园式生活，“人”与“人”以传统习俗维系家乡式公共关系。“人”不追问事物的确定性与世界可靠性，不反思个人目标、不谋求对他人的统治。“常人”的这种日常性给予“人”以平庸而悠然的生活特性，“常人怎么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么阅读怎么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28](P147)但在现代“超人”生存模式中，日常性已寂然沦丧。大家伙儿的“公共性”为权力意志构建的等级式统治秩序瓦解，时间的自然性在资本运转、技术研发、教育培训等时间订制中被截断，平庸、平淡、平凡等生活状态为欲望、理性、意志所预设的自我超越目标充盈，日常生活湮灭于无数超人的历史事件。
现代技术、资本逻辑、科层制秩序及祛魅等将“人”制造成机器人、经济人、超人等多重形态叠加的聚合体。同时，源始性凋敝、亲熟性匮乏以及日常性沦丧现象成为“人”的基本现状。“人”处于现代性设置的困境状态：一、家园荒芜化状态。自然世界被科学化分割与机器化重组，生活世界被商品—货币—资本的价值链重构以致公共交往领域被“财富幻象”[31](P37)所填塞，技术与资本合谋、欲望与财富互动、理性与意志协同，将重估一切价值篡改为把一切纳入价值中的普遍价值化，“价值化，使不可计算的东西变得可计算了”[32](P104)，招致精神世界在货币化计量中虚无化。自然世界技术化、交往空间幻象化、精神虚无化把“人”拖入家园荒芜化状态。二、原子式个体状态。“人”在现代技术改造中物质化、在资本逻辑运作中单向度化、在科层制度管理中单元化，以致成为原子式个体。进而，“人”与“人”交往关系嬗变为逻辑化结构关系、货币化逐利关系与聚合式契约关系，它们将“人”置于原子式个体状态中。三、非神即兽式状态。古希腊“离开城邦非神即兽”命题表述了城邦对于“人”之成为“人”的重要性。“人”在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非神即兽特征。一方面，作为多重身份叠加的构造体，“人”企图把自身提升为无所不能、征服一切的神；另一方面，“人”在作为现代性生发源动力的欲望支配下降格为兽。“人”所兼具的神、兽二重性使人在技术工具化、资本逻辑化、秩序的建立与摧毁循环中的西西弗斯化之中，成为非“人”之“人”。
从海德格尔“常人”哲学的启示看，破解现代性困境，首先应当筑造源始性栖居之所。在他看来，真正支配“人”的生活、主宰“人”命运的力量源于“存在”，工具理性的技术化、价值化、虚无化力量作为伪“存在”的衍生效应必然会在“存在”所显现的源始技术中自然而然被化解，“人”在“存在”中获得救赎而返乡。当务之急应筑造“常人”的公共家园，让“人”能够“在家中存在”，继而栖居于本真澄明中。
其次要开拓亲熟性公共领域。据海德格尔之见，以科学技术发展作为摆脱工具理性桎梏的方式，会把“人”带入技术进步与技术强制并存的恶循环中，克服理性化交往结构的路径在于以完全不同于逻辑关系的源始关联性组建“人”的公共领域。所以现代性的逻辑化机械主义、货币化中介关系以及科层化制度设计只有在“均质性”、“疏离性”及“平整”所开启的无逻辑、无介质、无等级的“常人”生活世界中才可能瓦解，“人”才能脱离原子式个体状态。这就需要以“为了作…”、“任…在…之中与…适逢其遇”、“去远”、“定向”方式重塑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开拓亲熟性公共领域。
再次，培育生活日常性、回归“常人”生活。“常人”是“人”的生活日常性来源，作为“此在”的日常性存在方式，“常人”是“生活”的主角，它把每个人带入到公共境域、提供公共话题、制造公共事件、传播公共舆论、制定公共准则、发挥公共权威等等。“我”、“他人”以“常人”角色开展着日常生活、处理着繁杂事务、维护着公共秩序等，打理终有一死的人生。“人”在“常人”的生活方式中具有日常性，是自由自在、真真实实的“人”。在现代社会培育生活日常性，“人”能够剔除强行安置于自身的诸如理性、意志、欲望等作为“本性”的抽象普遍性，将自身从总体性存在者还原为独立自存的个别人。在“机器人”、“经济人”、“超人”等所组建的境域中，“常人”生活方式所突显的“自由”，恰恰是摆脱现代性桎梏、突破神兽二重性的救赎良策。
毋庸置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离不开技术、商业、自我超越精神。但技术的局限往往具有时滞性与不可逆性，经过资本的全球化铺展则可能衍生灾难性后果。“常人”能给出恬淡、安稳、自然而然的生活，它也为“人”之所不可或缺的生活形态。就此而言，海德格尔“常人”思想对现代性困境的破解确有针砭时弊之用。当然，“常人”并非“此在”的本真状态，“人”更要理解“存在”、持守“存在”，成为本真之“人”，才能真正脱离无家可归之生存处境、栖居于澄明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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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 ，Economic Man and Superman in Being and Time in the Eyes of “They ”——Based on Heidegger’s Critical Context of Modernity
SHEN Guangming1，ZUO Yonghua2
(1.School of Marxism，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2.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Heidegger’s critique of Metaphysics and modern society and worries about the fate of modern people and the setting of fate，is to respond to the question：What form of life does “Man” living in a clear and bright circumstance have?As far as the civilians’ thinking was concerned，the state of the origin of common life of “Man” was discusse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y” thinking，various forms of modernity of “Man” faced many maladies，such as the lost dwelling origin，the lack of intimate，familiar contact，the desolate everyday life，etc.The philosophy of “They” provided a lot of enlightenment for solving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ity，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ce of original residence，opening up the public domain of affinity，cultivating the daily life，returning to the state of “They”，etc.
Key words ：modernity；“They”；being；freedom
中图分类号 ：B56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9)01-0065-07
收稿日期 ：2018-05-18
基金项目 ：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教师培育项目“技术化生活世界与海德格尔技术伦理研究”(编号：18wkpy46)
作者简介 ：
沈广明(1979-)，男，江苏淮安人，哲学博士，博士后，中山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德国哲学、技术哲学。
1995 年开始，全国交通行业开始注重服务品质。已经到南航湖南分公司的程凤萍告诉记者，当时湖南分公司打造的芙蓉乘务示范组被评为“全国青年文明号”。
左勇华(1976-)，男，江西湖口人，经济学博士，科技政策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技术哲学。
(责任编辑 ：余小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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