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城市化的社会主义属性与质量提升研究_共同富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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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081-006

       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1]但是,国内外对城镇化的社会属性研究较少,对城镇化是否具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属性的研究采取回避的态度。面对“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人满为患、房价高企、交通堵塞、雾霾蔽天,举国上下食品安全、水安全、环境安全全面堪忧的城镇化结果,人们开始对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属性及其社会主义品质进行重新思考。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城镇化过程社会属性变化的二元函数假说,揭示了城镇化属性量和质的变化规律,指出深入研究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属性的变化,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打造我国城镇化的社会主义内涵与品质,对小康社会建设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

       一、城镇化过程的社会属性及其内涵

       城镇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与文明的全面转型发展过程,必然有其过程的历史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张森林,2004)。对城镇化过程的社会属性,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在这里,城镇化过程的社会属性内涵,主要指城镇化过程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指城镇化过程的社会主义取向与资本主义取向。

       所谓资本主义性质与取向的城镇化,就是体现与满足资本获利要求的城镇化。所谓社会主义性质与取向的城镇化,是体现与满足人本主义目的的城镇化。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达到共同富裕。体现与满足达到共同富裕要求的城镇化,社会主义城镇化追求公共利益和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资本主义追求私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城镇化的资本主义属性,是地道的物本主义(钟怀宇,2007)。城镇化过程的社会主义属性与资本主义属性,是城镇化过程社会属性的根本内容。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结合当前我国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城镇化的任务,对我国城镇化过程社会主义属性的具体内涵有了初步的阐述。城镇化要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3]城镇化,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要传承文化,提高历史文物保护水平。城镇化,要坚持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大力提高土地、水、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控制开发强度,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的比重,增强水源涵养和环境容量,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力,不断提高环境质量。[4]

       城镇化社会属性的具体内容,表现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与文明全面转型发展等城镇化过程的各个方面。这些内容,涵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各个层面。城镇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包括生产力发展,即社会主义的城镇化,必须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包括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即无论农民工还是非农民工。不能因身份差别出现就业歧视、劳动报酬歧视,不能出现货币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剥削;包括公共资源均等化,即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公共资源不能垄断配置。不能高位锁定,要均衡配置,要确保人人拥有平等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与机会;包括缩小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消灭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发展;包括环境美好,减少排放,有利于集约、节约、绿色、低碳、生态与智慧社会的发展;还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扩大,公共资产与财富的扩大,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扩大,公共资产与财富的扩大,是前述内涵实现的基础与保障。与此相反,被视为城镇化资本主义属性的内容。[5]

       二、社会属性变化的二元函数假说

       1.二元函数假说

       令Y代表城镇化过程的社会属性,取值限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量值可以是程度和方向。这里规定,城镇化过程由资本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演变,Y由负值变为正值。Y为正,绝对值变大,表明城镇化过程社会主义成分增大,城镇化的社会主义品质提升。反之,亦反。

       令P代表生产力。生产力本身没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但依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论断,这里可以将生产力发展速度加快,或者生产力发展速度高的城镇化过程,定义为社会主义性质。反之,生产力发展速度减慢,或者生产力发展速度低的城镇化过程,定义为资本主义性质。

       令J代表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程度。内容上可以包括社会公正程度、共同富裕程度和社会和谐程度等。反过来,就是代表社会差别、社会剥削、社会侵害、社会矛盾与斗争的程度等。作为社会属性指标,可以定义,社会公正程度高、生产资料公有程度高、共同富裕程度高和社会和谐程度高,为社会主义性质,反之,就是资本主义性质。J也是一个向量,标志社会差别、社会剥削、社会侵害与社会矛盾与斗争的发展变化方向。也可以定义J值正向变化,不论绝对值起点多少,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反之,为资本主义性质。

       如是,本文得到以下城镇化社会属性变化的二元函数假说:

       Y=F(P,J)

       该假说的含义是,城镇化过程的社会属性Y,基本上由社会生产力P和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程度J两个关键变量所决定。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 P和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程度J两个关键指标。我们可以清晰地分析与判断城镇化过程的具体社会属性Y的变化特点。

       2.假说成立的依据

       城镇化过程与资本集中,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作为矛盾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诞生,共同发展。

       在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社会主义的标志与特征是:共同富裕,社会公平和谐(牛先锋,2005)。那时,社会主义是空想的,没有城镇化运动与实践作支撑。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时代,社会主义强调城镇化过程的所有制实现形式。即建立公有制来消灭私有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支撑。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需要通过建立公有制与消灭剥削的途径来实现(于幼军、黎元江,2011)。[6]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代,社会主义淡化了对建立公有制的严格要求,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实现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通过改革与创新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程丹,2013),是对传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升华。从而,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与主要标准,经历了从上层建筑领域向经济基础领域的拓展之后,又从经济基础领域的生产关系层面向生产力层面深化与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为前提,以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为目的、为落脚点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按照邓小平同志和党的十八大报告等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以及传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本文认为城镇化过程属性之一的社会主义,可以使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程度这个二元函数来表达。[7]

       三、城镇化过程社会属性的变化规律

       城镇化在18、19、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化过程的社会属性,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存在于城镇化社会实践过程之中。社会主义城镇化实践,兴起于20世纪,在21世纪,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依据二元函数假说,以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和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程度指标。可以绘制的城镇化过程社会属性变化曲线与路径示意图(图1)。从二元函数假说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量的变化上是连续的,不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度等方面绝对的对立,生产力发展速度比较低,社会差别大、社会剥削严重、社会侵害大与社会不和谐程度高,共同富裕程度低的区域为资本主义,见图1左下角。落在这个区域的国家或社会,其城镇化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图1右上角,为生产力发展速度快,无社会差别、无社会剥削与侵害,社会和谐程度高,共同富裕指数高的区域。这就是人们理想中的城乡一体化的共产主义社会。

       介于右上角与左下角的中间区域就是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过渡区间,说明社会主义城镇化是资本主义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图1还可以发现,一个点从资本主义属性向社会主义属性过渡,或从社会主义属性向共产主义属性过渡,有无数种曲线、路径和轨迹。这表明一个国家的城镇化从资本主义阶段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有多种模式与路径选择。

       图中还象征性地画出了两条曲线,代表两种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一种为经历曲折发展过程后,成功过渡到共产主义区域的路径。另一种为进入社会主义不久,又重新倒退回到资本主义区域的路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通过一定的路径,可以实现连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后恢复资本主义,为此理论给予了充分的证明。[8]

      

       图1 城镇化过程社会属性变化曲线与路径示意图

       在漫长的城镇化过程中,相比水平或程度指标,社会属性的方向指标更为重要与关键,使用方向指标考察社会过程属性演变时,一般不关注轨迹的起点水平,更重要的是关注轨迹的走向与变化速度。也就是说,城镇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属性的分野,并不在于生产力水平有多高,也不在于社会共同富裕和谐程度有多高,而在于这两个指标的正负变化。如果一个城镇化过程没有导致生产力进步,没有导致社会共同富裕和谐程度的改善,我们说这个过程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反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正是这个缘故,世界上一批原本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收入差距与社会矛盾很大的国家,只要生产力、收入差距与社会矛盾随着城镇化而不断有所改善,也被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城镇化。

       四、1978—2012年我国城镇化社会属性的特点与问题

       贫穷和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1993)。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观点引领下,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总体上体现了城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由于长期存在城乡分割,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错误地认为改革就是私有化,就是“甩包袱”,就是“抓老鼠”等原因,导致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城乡收入差别不断扩大,进城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不能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待遇和权利,市场上暴利宰客现象泛滥,炒地炒房炒股炒金风气盛行,地市房市股市秩序混乱,行业垄断、价格垄断时有发生,环境问题、城市病问题严重。这些都与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性质格格不入。[9]

       1.城镇化低端粗放,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

       这是我国城镇化社会主义品质不高的重要表现。1978—2012年期间,中国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其人口的城镇化,2012年全国不完全城镇化率大约为25.6%,东部地区达到31.9%,中部和西部分别为22.6%和23.0%,东北地区最低,只有13.3%。二元结构是资本主义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我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不仅没有消灭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还形成了城镇内部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二元结构。[10]

      

       2.公共资源高位锁定,配置极不平衡

       近10年来,影响我国城镇化过程的公共资源过度向特大城市集中,被全国或区域首位城市高位锁定,导致大城市、特大城市急剧膨胀,中小城镇数量和规模下降,中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要素资源人为短缺的限制。[11]

      

       3.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和谐稳定受到挑战

       整体来看,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收入差距是2.2倍,到了2012年达到3.1倍。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发展中国家略高一些,为2倍左右。超过3倍以上,说明我国收入差距过大,收入结构失衡。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直接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居民对收入分配日益不满。在物价不断上涨的现状下,不满情绪尤为强烈,社会和谐稳定也受到很大的挑战。[12]

       4.尚未绿色,即已高碳,环境污染极为严重

       1978—2012年间我国的城镇化过分强调“物”的城镇化,过分强调GDP的增长速度,导致大气、水环境和土壤环境质量严重下降,尚未绿色,即已高碳,环境污染极为严重已成事实。

       五、提升新型城镇化社会主义属性与品质的途径

       世界经济社会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目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新形势下,中国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新型城镇化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社会主义属性和品质?

       1.坚持城镇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

       社会主义属性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能够指导党员干部群众,排除干扰,以理想信念焕发精神、凝聚力量、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道路上,必须强调城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强化城镇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运用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城镇化运动。[13]

       2.把握城镇化的社会主义特色与品位

       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根据城镇化社会属性的变化规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特色与品位,主要表现在质量提升、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生态建设、四化同步、五位一体、成果分享等方面。

       面向未来的我国新型城镇化,其社会主义品质与属性的取向,仍然是进程适度,体现出同步、互动、协调的特点;以人为本,提高城镇化质量,离不开低碳、绿色、智能;公与私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现共同富裕;公共资源分散化,向中小城镇与落后地区配置;城镇化发展均衡化;城乡一体发展,收入差距缩小,消灭二元结构;解决环境问题与城市病,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

       3.全面打造与提升城镇化的社会主义品质与属性

       社会主义品质与属性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体现。如果城镇化缺乏社会主义品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句空话。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打造社会主义品质,提升城镇化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促进公平发展;第二,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第三,着力解决公共资源高位锁定问题,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均衡发展;第四,解决农村与农民社会保障偏低问题,增进共同富裕水平。[14]

       4.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基础载体

       科技、教育、人才、公共资源和国有资产是实现社会主义城镇化的经济基础。要构建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基础载体,必须推进国有和集体经济的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充分挖掘国有公共资源与资产的价值,为提升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水平提供支撑;要充分利用累进税收机制,控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度消费与奢侈消费,实现社会公平;要大力发展技术型大学,通过工人知识化、农民知识化来实现产业的高科技化,实现劳动力就业与产业升级同步发展。此外,在保证环境友好、质量合格、自由竞争的基础上,任何立足于本地资源优势、比较优势,并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而形成竞争优势的农业生产模式都值得提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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