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人格理论的特征及其现代意义_易经论文

论“周易”人格理论的特征及其现代意义_易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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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0)06-0005-05

《周易》作为穷理尽性之书,被列为“五经”或“十三经”之首,它不同于其他子、集、经书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是从某一个特殊视角去反映社会生活,而是从社会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内部的人伦关系入手,对人之本性进行了较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以自然为契机,以人伦为支点,对人的人格给以理性的规定,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格价值基础。《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其人格价值义理对当代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无疑有着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因循自然,效法宇宙精神是《周易》人格理论的总特色

《周易》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它始终把宇宙大道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并由此延伸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以及对人格的本质规定。《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一命题的本体意义是说,阴阳两极的相互对立、相互联结和相互推移转化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和最高品性,它是一切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动务源泉;其人格意义则是要求人们用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去体察宇宙的本性,并把它作为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和依据,能够穷尽事物变化的道理,并把它运用于道德事业之中,就是最高的德行。宇宙大道的最高品德是在阴阳的相互作用中生成万物,因而,《周易》主张的理想人格应该“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功能,对自然界力求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力“利用厚生”,“开物成务”,与天地万物协调共存,并把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生活,建功立业,与人为善,和谐并存,协调发展。不难看出,《周易》把宇宙大道作为人格的最高参照,把尊崇自然、与自然万物协调发展理解为人格的基本前提和本质内含,人格的其他道德构成都是以这一基本前提和本质内含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这是《周易》人格理论的最高价值和最大特色。如《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段议论除其宇宙生成伦的意义外,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道德人格的自然基础是宇宙大道,天地是万物生成和社会礼仪形成的总根源。《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周易》看来,“天”、“地”是阴阳的代名词,意即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化生出天下万物,人类社会的产生及进化包括礼仪制度的形成,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人类生活应该效法宇宙的创生精神,以天地之大德为人格的总根据,“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圣人”者,即理想人格的活化;“大宝”者,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品性;“位”就是“格”。《系辞》的这一命题是继“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来,意即宇宙有其最高品性,人也应该有其最高品性,宇宙的最高品性是“生”,人的最高品性是根据宇宙的创生精神体察万物而建功立业,这就是最高的人格,何以保持人格呢?讲道德重礼仪就是保持人格的社会历史条件。人格的目的,道德是保证,二者是一种辩证关系,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如果没有人格,道德则失去目标,没有道德,人格则流于空泛而不能实现。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诠释儒家道德哲学时,把“仁、义、礼、智、忠、孝、节”等社会道德范畴理解为人格的本质内涵,忽视了人格的自然前提,把人格的社会道德条件视为人格终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这种理论的失误从孟子就已开始。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这是说,人之所以与其他动物不同,是因为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意识,孟子称为“善端”,“善端”就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先天基础,他要求人在社会生活中把这种“善端”“扩而充之”,而“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就是这种先天“善端”的人格表征和客观构件。不难看出,孟子的道德先验论抽掉了人格的自然基础,视人格为绝对的道德本体,这种理论背离了《周易》人格思想的原意,《周易》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是因为人具有参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德的能力,能够穷理尽性,在道德和事业上与天地合其德,就是理想的人格,否则,就无人格可言。《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大人”者即理想人格,这段议论再清楚不过地对人格的蕴涵作了又一次规定。孟子的人格先验论不仅否定了人格的自然基础,使人格成为一种脱离自然本体的绝对道德抽象,并导致中国人格崇拜的逐步外在化和抽象化。如《孟子·告子下》记载曹交向孟子于人格塑造,曹交向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显然,在孟子看来,尧舜是理想人格的活化;理想人格的实质内蕴是道德,效法理想人格就是穿尧之所服,说尧之所言,行尧之所事。孟子把对人格的考察、研究和塑造问题同人的能动性的活动即社会生产脱离开来,孤立和抽象地考察人的道德人格,殊不知人的各种社会属性包括道德属性都是在社会生产中衍生而出的。人格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它是人对于自然界能动性关系的定位,离开人对自然界能动性的认识和利用,脱离社会生产,人格只是一种抽象。按照孟子的理解,理想人格只能形成于对古之圣贤亦步趋的绝对效法和模仿之中,既不能超越圣贤的思维定式和活动范围,更与社会生产无关。不能不说孟子的人格理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圣人崇拜的理论依据,是造就中国封建社会畸型人的渊源,它背弃了《周易》人格理论的原意,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健康发展。

二、以天道为参照,引天以就人——《周易》对理想人格的诠释

劝戒人们穷理尽性,启示社会天人合一,这是《周易》的根本宗旨和特征。《周易》上举天道,下言人生,引天以就人,把宇宙大道和精神作为人生的本体依据,其目的就在于向人们揭示上下相通、天人一体的人生至理。天人合一是《周易》人格思想的理论特征,以天道为参照,引天以就人是《周易》人格理论的逻辑特征,《周易》循着这一逻辑,对社会生活中的理想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兹以《象传》六十四卦的部分逻辑格局为例,透视《周易》人格理论的基本特征。如:

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屯,云雷,君子以经纶。

蒙,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

需,云上于天,君子以饮食宴乐。

讼,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始谋。

师,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小畜,风行天上,君子以懿文德。

履,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否,天地不交,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

同人,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大有,火在碧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谦,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随,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响晦人宴息。

……

总体看来,《象传》六十四卦都是先述天象,后言人格,其中,言“先王”者七次,言“后”者二次,言“上”者一次,言“大人”者一次,余五十三卦皆言“君子”。“君子”者,理想人格也。而《象》辞中的“以”作“应该”解。这是说,在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只有依据自然规律和效法宇宙精神而行事而不是背弃自然以及盲图妄作才是理想的德行和正常人格。人格既是“天人关系”的产物,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格总是以具体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周易·象》辞中出现的“先王”、“大人”、“后”、“上”等都是人格的具体表征形式,它们包含着特殊的政治和道德的内涵,而“君子”人格却最富典型意义,它是社会生活中不同等级和不同职业人们的人格的一般蕴涵,各种不同的具体人格都是以“君子”为基础的。根据《象》辞解释,“君子”就是指能够体察自然之理并把自然之理运用于社会生活的人。这种人就是《周易》所崇仰的理想人格。

三、《周易》人格思想的当代启示

以人为中心,研究人的存在状态,这是当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这种研究的重心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性,即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从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表现着手,去研究人的本质、本能和人格等重大问题,研究的动机是力图揭示人们在工业社会的精神状态,并刻意寻求人类和人类文化所依据的先在之根,由此而重铸天人关系。文化和学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当代学术从不同领域展开对人的透视,客观上反映着人类在20世纪工业社会中深刻的人格困惑和精神危机。面对困惑和危机,人文学者们从学术上进行了积极地选择和超越。然而,离开人的存在环境,通过孤立的理性来思考人,企图从主体性本身来揭示困惑和危机的根源以及超越困惑和危机的途径,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片面的,因而,它最终不可能使人类摆脱困惑和危机。

《周易》从天人合一、万物同根的宇宙框架中思考人的存在及其本质,并由此引申出它独具特色的人格理论。在《周易》看来,人格是天人关系的产物,它是主体对自然客体必然性的体察和运用,而理想人格的蕴涵是指主体对天人关系的自觉意识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全方位运用,而整个道德体系是主体保持其完整人格的保障体系。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水平不同,人们对天人关系的体察和处理不尽相同,因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人格蕴涵,并由此引申出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体系。《周易》的人格思想,辩证地回答了人格理论中两个深层次的问题。其一是回答了“人何以为人”的问题,意即人作为人的本质依据是什么。《周易》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大凭证是主体的能动性活动,能动性的活动使人与万物区别开来并显现出人的独到价值,人的能动性活动的最高表现是对宇宙精神的自觉体察并把自身活动自觉与宇宙精神相协调,以宇宙大道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尺度,与自然万物并育,协调发展。这是人的最高价值和人格。如果失去这种“格位”,人就不称其为人。其二是回答了“人怎样为人”的问题,意即人格的社会基本保证是道德,道德不仅对人与人之间有调节意义,更为重要的它作为人格的保证,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终极的调节意义。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都是由宇宙品性衍生而来,它能够直接服务于主体的能动性活动,保证人格不致失落,鉴于道德对人格的“守位”作用,《周易》强调了“进德修业”的重要性。《复·初九·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复·六五·小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家人·上九·小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反身”,即反躬身向;“自考”,即自省。这是说,人们应该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言行,进行道德修养。如何提高道德修养呢?《易·文言》提供了一套具体方法。《乾·文言》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是说,依靠学习积累知识,靠发问讨论辩析疑难,以宽阔的胸襟和大度的姿态处世,以仁慈之心对待万物。《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文言》乾、坤二卦说的是不仅要“道问学”,还要“尊德性”,即“进德修业”。“道问学”、“修业”就是不断体察自然品性并以其为言行的最高参照,在社会中建功立业,使人格得以显现;“尊德性”就是不断提高道德修养,为人格提供社会保证。不言而喻,《周易》作为穷理尽性之书,的确是一部人格理论的宝贵巨典,它用古朴的语言对宇宙玄理进行了形象直观的描述,以严肃的态度由“天人关系”引申出对人格的界定,且以诚挚的热忱对人格的社会道德条件进行了解说,这种融天道和人道于一体的人格理论,煅造了中华民族既尊崇自然又注重品德修养的人格风范,它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其精湛的人格义理,对当代社会的人格重建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在人格问题上存在着某种失误。首先,在理论上没有对人格进行合理定位,要么根据政治的需要,予人格以政治的诠释;要么根据道德发展的需要,予人格以伦理的诠释。这种人格理论,没有抓住人格的本质内涵,把人格同人格的社会政治条件和道德条件等同起来,因而,这种人格理论对人格实践不能产生科学的指导作用。其次,在实践上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有失偏颇,具体表现在要么根据政治需要,塑造一种“高、大、全”式的人格形象,这种人格形象不是主体对“天人关系”能动性地体察和实践的产物,而是政治需要的结果,这种人格形象没有没有存在的质基和道德保证体系,因而,是一种对社会没有感召力的畸型人格;要么根据社会某一时期的暂时需要,塑造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的道德人格,这种人格形象往往产生于生活中某一个或然性“善举”中,虽然它与人格有密切关联,但没有发展必然性作保证,因而,其人格魅力也是短暂的。总之,在人格建设问题上,我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成效不佳,究其深层原因,就是脱离“天人关系”,离开人的本质特征的结果。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的文化和人格传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能否弘扬《周易》人格精神,排除多方面人格干扰,重建天人关系和人的内心世界,是21世纪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关键之所在。

没有英雄的时代是悲哀的时代,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不能没有理想人格的昭示作用。《周易》作为穷理尽性之书,是新世纪中华民族英雄辈出的理论宝典。

[收稿日期]200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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