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为[1]2007年在《论汉字在日本的变迁与本土化》文中指出日本起初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四、五世纪,汉字传入日本后,从借用汉字的音,发展到借用汉字的意,以至于后来根据汉字创造出日本的文字——假名文字。日本人把两个发音、构造、特性等方面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融合在一起,成功的实现了汉字的本土化,使汉字成为有别于中国汉字的独特体系。虽然,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也受到过种种怀疑、排斥,并由于外来文化的涌入,也受到了并将继续受到冲击,但汉字在日本文字乃至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将以自身的价值确立在日语中无可取代的地位。本文通过汉字传入日本之后,在日语中的变迁及本土化这一出发点进行论述,希望能为日本文化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刘小荣[2]2002年在《论汉字在日语中的变迁与作用》文中研究说明汉字源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本创造本国文字的基础。汉语(连同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中日两国相互了解、文化沟通与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通过对汉字传入日本之后，在日语中所发生的音、形、义的特殊变化进行研究总结其发展嬗变的规律，希望能为日语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黎力[3]2013年在《明治以来的日本汉字问题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文字问题在文化史研究领域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冷门但实则颇具研究价值的主题。其主要原因是文字问题容易给人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印象,似乎与史学关系不甚明显,但本文则试图打破这种误区,将文字问题放在文化史研究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开展一项以史学为基础,结合语言文字学的交叉性研究。本文的写作内容和角度不是从文字本身的结构和特征那样的“就事论事”的角度来进行,而是将文字政策和其他有关文字的社会动态作为切入点,重点论述其文字政策的产生、制定、实施的前因后果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具有较为丰富的史学性研究内容和内涵。日本近代化的标志明治维新及其导致的近代化、西洋化历程对以汉字为中心的日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反思和冲击,同时也成为塑造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国家的近代文字政策的开始,对于当世和后世的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字政策的诞生有着其独特而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官方和和民间的各种推动因素,并留下了伴随日本至今的文字文化遗产。如果说明治时代开创了日本官方汉字政策的先河,那么其留下的理念、制度原型及其衍生体则一直存在于之后的各个时代,带来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影响及时代意义。作为语言文字现象的汉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认识、功用上的变化来源于社会文化需求的变化,也必定反作用于社会文化,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切都显着而具体地体现于明治以来的日本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中。日本汉字问题的辗转沉浮对日本社会文化具有众多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日本明治时代以来围绕日语中的汉字的地位和功用这一问题的官方政策、民间意见等变迁的史实,阐明其缘由、变化过程和结果,论述其历史意义社会文化影响。通过研究日语的核心组成部分汉字的使用变化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带来变化的结果和产生的各种影响，为近代日本语言文字及其与社会文化状况的互动关系这一较为新颖的研究方向做出一些建设性的有益的探讨。本文的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意义、先行研究的回顾、理论应用和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介绍日本汉字的来源及其主要特征,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介绍从近世到明治、大正、昭和至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汉字问题的状态和动向,分析论述民间和政府的对于汉字问题的观点、政策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结论部分总结正文的主要内容,归纳并阐释了从明治时代到当代日本各个阶段汉字问题的产生、形成和结果,分析论述汉字问题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最终为探究日本文字与社会文化的有机联系和互动作用以及理解其对日本国家文教事业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一个全面而新颖的视角。本文的主要收获和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围绕一个中心论题进行跨越时代的、全面的、系统性的梳理和议论,属于“专题文化通史”类别的研究。作为对近代以来日本文字文化的总论性研究,在国内历史学界,本文尚属首例,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对汉字问题和汉字政策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多集中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对近代以来的贯通性研究比较罕见。此外日方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汉字自身的构造或者汉字政策的形成演变,对其社会文化影响的论述尚不多见。中方的研究状况与其相似,更多的是集中于汉字本身,对汉字政策的研究还很不足,更谈不上对其社会文化影响层面的涉及。第二、研究日本近代以来的汉字问题和文字改革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文字教育和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中日两国都属于“汉字、儒教文化圈”,共同享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具有漫长的文化交流经历。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的内容比如简化字方面与日本有着不少共通之处,中国人的母语观和外语学习观和日本人也具有不少相似性。在全球化和英语强势的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了解和认识日本的国语国字政策和相关改革及其产生的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和后果有助于中国在面对维护汉字和传统文化及应对英语和外来文化这一重要而复杂的课题时采取更加理智和健全的态度和作法。第叁,区别于传统的文化史研究,本文还具有连贯性、综合性和适时性的特点。连贯性是指时间(纵轴)意义上从明治时代到战后130年以上的跨度对一个主题内容即汉字问题及其衍生现象的跟踪研究；综合性是指在同一时期内的主题内容(横轴)上不但具有对汉字政策、汉字使用特征的论述,还涵盖上述政策及实践对于学校教育、大众文化、社会风尚、青少年心理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适时性是就研究对象的汉字问题引导并重点指向当代日本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学习、道德、价值观、人生观等重要课题而言,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时代性意义和相应的参考价值。
冯金[4]2013年在《论汉字在日本的变迁与发展》文中研究指明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频繁,语言文化交流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在古代日本人在交流的过程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通过借用汉字的读音和含义,并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本土的文字——假名文字,在与自己语言系统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汉字广泛化。虽然日本的假名是从汉字中不断创造出的,但是汉字在日本文字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现在汉字仍然作为书写的重要工具。
齐一民[5]2013年在《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文中研究说明“言文一致”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二战”结束的语言变革过程的统称,其内容包括文字(“国字”)、文体(“国文”)以及通用语(“国语”)和文学等诸多方面,所波及的对象包括日本的民俗社会和国家形态等诸多层面,可以说,近代日本国家的形成是与言文一致密不可分的,因此,对言文一致内容的揭示和深入研究是研究日本近代国家和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步骤。日语语言文学上的言文一致的过程与日本建立新的国家模式以及“脱亚入欧”的理念相辅相成,言文一致的主旨是脱离原有的汉文、汉文表达模式并增加表音文字的比重,从而趋近欧洲的语音文字,因此研究言文一致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对研究日本如何实施“脱亚入欧”战略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扩张性质的国家,也会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由于日本的言文一致过程与中国从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化同源性注定为日本的言文一致和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以及中国近代语言文学的变革提供了同质性的变革和进化平台,因此,对日本言文一致过程的揭示和研究,又自然地构成了进一步理解和研究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扩展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言文一致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研究不可或缺的比较和参照对象。本研究通过围绕“国字—国文—国语”叁个有机联系的问题核心,展开近代日本对汉字、汉文和国语变革的内容和原因分析,力求从宏观的、比较的、发展的视域把握研究的对象,同时将当代国际关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互动纳入研究的问题意识,做到语言文化的理论研究和现实的有机结合,为解读当代日本的国家文化形态特征提供参考和借鉴。本论文共由六个章节构成,除了第一章“绪论”之外,第二章是对言文一致现象发生的原因和背景的分析；第叁到第五章是从“国字”到“国文”再到“国语”的逐级演变：第六章是日本近代文学和言文一致的关系。
许念一[6]2015年在《中国汉字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汉字规划视为汉语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因此上述观点不仅反映了汉字和汉语的密切关系,也维护了汉语规划研究的完整性。然而,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汉字问题,我们也应从汉字的自身特点出发,重视并强调汉字规划的相对独立性,充分发挥汉字规划的社会功能。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汉字规划研究”作为论文选题,集中解答了以下五方面问题。(1)为何要开展专门性的汉字规划研究?汉字规划的属性和定义是什么?(2)中国汉字规划经历了怎样的古今演变?(3)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汉字规划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经验?(4)中国汉字规划的主要范畴是什么?其划分依据和理论内涵又是什么?(5)当前的中国汉字规划问题有哪些?我们应如何有效应对?虽然汉字规划对汉语规划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但其独立性也十分显着。换言之,汉字规划兼具依附性和独立性两重属性。这一观点可由汉字规划的社会功能来证实。我们认为,国家认同、社会交往、教育启蒙和文化传播是汉字规划的主要社会功能。一方面,由于汉字规划在国家认同功能和社会交往功能方面是汉语规划的有益补充,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汉语规划而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汉字的形体表意性和文化传承性赋予了汉字规划超越汉语规划的特殊功能优势——教育启蒙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因此汉字规划的独立性也十分鲜明。据此,我们应在承认汉字规划依附性的基础上,强调和重视汉字规划的相对独立性,并将汉字规划作为独立的学术概念加以界定。所谓汉字规划,是指政府、社团、学者或个人通过颁行汉字政策、制定汉字法律、编写汉字规范等方式,对汉字的政治地位、本体要素(主要包括汉字的字形、字音、字量、字序等)、社会使用、国内教育和海外传播等方面所进行的前瞻性的动态引导与调节,旨在妥善解决与汉字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使汉字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从古到今,中国汉字规划先后经历了启蒙与成长、变革与探索、改革与稳进等阶段。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中国汉字规划不仅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行政指导体系,实践范围也不断扩大,全面涵盖了汉字地位、汉字字形、汉字字音、汉字字量、汉字字序、汉字典籍、社会用字、汉字教育、汉字传播和汉字社会活动等规划领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规划特点如下：启蒙时期(先秦时期)的汉字规划内容简单、形式原始；成长时期(秦代-清代)的汉字规划注重汉字统一,服务于专制统治；变革与探索时期(民国时期)的汉字规划注重汉字改良,突出汉字普及；改革与稳进时期(新中国时期)的汉字规划注重宏观引导,强调汉字规范。除中国大陆外,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汉字规划经验,也值得探讨与学习。香港、澳门地区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双文政策和繁简由之,台湾地区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繁体为正和简体为用,日本的规划经验表现为分门别类和注重应用,韩国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教育为先和韩汉并用,新加坡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全面简化和数位教学,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顺时简化和简化推广。中国汉字规划具有政治范畴、社会范畴、教育范畴和传播范畴四个主要范畴。四大范畴的划分依据为：第一,避免了类型划分的弊端；第二,与汉字规划的社会功能相互照应,突出了本文的理论主线；第叁,有助于揭示中国汉字规划的本质与规律。四大范畴的理论内涵为：政治范畴是指汉字的政治地位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显隐之辨、民国时期的存废之争和新中国时期的文字平等为代表；社会范畴是指汉字的社会使用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汉字统一、民国时期的汉字改良和新中国时期的汉字标准制定为代表；教育范畴是指汉字的国内教育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汉字强权、民国以后的汉字启蒙和近年来的汉字能力建设为代表；传播范畴是指汉字的海外传播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汉字交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字教学和2000年以后的汉字推广为代表。当前的汉字规划问题可以分为四类：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传播问题。其中,政治问题包括字母词的地位界定和汉字国际地位规划,社会问题包括繁体字的境内使用、地名用字规范、人名用字规范、网络用字管理和汉字信息产业建设,教育问题包括汉字教育安全维护和汉字书写能力提升,传播问题包括简化字的境外推广和对外汉字传播探索。我们建议：在开展字母词地位界定时,应明确字母词的性质,区分字母词的政治地位和功能地位。在开展汉字国际地位规划时,应避免文字霸权主义,积极应对大国文字的挑战,以获取国际话语权为规划核心。在开展繁体字的境内使用规划时,应理清简繁字关系,巩固简化字的社会通用地位,制定专门性的“繁体字表”,开展多种类型的繁体字活动。在开展地名用字规划时,应将规范观与实用观相结合,地名选字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政府、公众、企业利益相结合,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在开展人名用字规划时,应吸取他国的规划经验,开展人名用字动态监测,完善人名用字法规建设,研制推荐性人名用字表。在开展网络用字管理时,应认清网络新字的作用与性质,对其使用范围加以限制。在开展汉字信息产业建设时,应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健全汉字信息法律建设,注重汉字信息行业升级。在维护国内汉字教育安全时,应提高汉字教育安全意识,重视各阶段的汉字教育,合理部署外文教育战略。在提升全民汉字书写能力时,应正视“提笔忘字”问题,加强汉字书写教育,勿忘汉字文化之根。在完善简化字的境外推广时,应摒弃简繁对立的错误观念,发挥简化字固有的形体优势,增加简化字文化介绍。在开展对外汉字传播规划时,应增强宏观政策引导,构建对外汉字传播模式,开辟汉字文化走廊。
朱蕗[7]2009年在《日本“国字”研究》文中提出借用汉字之后又根据汉字的构形原理自行创造新字是汉字文化圈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中,日本的“国字”非常有代表性,研究日本国字的发展演变对研究汉字在海外的流变和创新有重要的意义。所谓日本“国字”是指日本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利用汉字的构形规律,根据生产生活的具体需要和艺术审美的需求自行创制的一批汉字体的文字。这批文字承载着日本特有的文化信息,体现了日本民族对汉字构形规律的创造性运用。本文从日本“国字”产生、发展的历史展开讨论,探讨日本“国字”的来源,确定日本“国字”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对部分前人认定是“国字”而在中国有相同字形的字是否符合“国字”的界定进行探讨,利用中国和日本历代的大型字书及其它文献材料对部分“国字”进行构形理据分析,描述日本“国字”的构形方式和结构类型,阐明“国字”的文化意义,分析日本“国字”与汉字的复杂关系。
张雪芝[8]2017年在《复刻字体在平面设计上的研究与应用》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汉字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有着惊人的魅力,汉字文化的发展历经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洪流中从未间断过,其生命力的强大,见证中国文化的起起落落,可被称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并且汉字作为视觉传达设计中最基础的一环,在不断地通过汉字来表现中华民族的气节与民族文化特征,而其独特的审美情怀,是在汉字表达国人对于中华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人情世故等独特表述方式,这种审美的形式是相当具备中国特色的,可以说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国家相比而言中最有特色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组成世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从宏观意义上来说,研究汉字与中外字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也是中外文化融合的证明。无论是从审美的角度研究来汉字设计中的复刻字体,还是以从古今中外的几个不同的学科门类中了解其中的相互性又是十分密切的。在简单梳理了历史上主流字体设计发展历史以及相应的设计风格,不仅是为了对中国汉字进行的一个纵向与横向的梳理,同时也是对整个字体发展历史与社会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纵横梳理能让我们清晰明了汉字输入输出的发展走向及,能培养正确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因为了解字体发展脉络的延伸,掌握汉字发源的源头。从中国汉字字体与国外字体发展历史两方面来观察汉字体发展史设计中出现的现象与问题也有其存在的原因,仔细分析每个字体现象的特点与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多借鉴优秀国外设计强国的优秀字库的经验来指导我国的字体设计研究,跳出这个环境看国内外的字体设计形势变化,便能看到我们的进步与差距。复刻字体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研究与应用,不应只放眼于传统的平面设计领域,对于其在数字化新媒体设计领域的表现也是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不仅围绕在传统纸媒设计与汉字的应用,在新媒体设计中的应用也进行了一些相关探索。中国作为汉字使用频率最多的国家,却面临着国内优秀的字库缺失的现状,一些字体设计师从传承遗留下来的优秀古籍、刻本中吸收发展良好的字体进行复刻,不失为解决国内字体缺乏精良字库的方式之一。当然复刻字体的诞生与现代平面设计的结合还取决于设计师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在看清这些问题,就理解了为什么当代平面设计中汉字的风格,以及其出现问题与现象的原因何在,这样综合全面的分析不仅能够系统的研究平面设计中的汉字风格,也是对整个历史文化、社会文化的一种梳理与延续。
张健[9]2013年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之汉字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从清末始一百年来,中国人大规模南下移民马来半岛,面对陌生的地域环境、多元的文化的冲击和多种言语的选择,逐步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变成了今天马来西亚华人族群。他们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艰难的生存境地,始终坚守华夏文化传统,从食衣住行、节日活动到思维模式、情感价值观,无不保持着强烈的华夏文化认同感。一百年里,华人吃苦耐劳、勇于奉献,为了保护华人族根,誓死捍卫华文教育事业。在东南亚众多国家中,汉字教育几起几落,甚至被消灭殆尽,但是在马来西亚,汉字教育在华社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仍然保持着欣欣向荣的态势,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所有这些现象引发笔者思考:马来西亚华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是否与其绵延不绝的汉字教育有着紧密的关系?汉字习得和使用及形成的思维模式是如何形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的?这对解决我国民族地区华夏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有何启示?为了厘清以上问题,笔者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为背景,在马来西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对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历史、华文教育斗争、华人族群意识、传统思维习惯、衣食住行、节日活动及基本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笔者首先通过文献法和实地考察对马来西亚汉字教育1的历史进行梳理,分析作为华社叁大支柱(华团、汉字教育和华文报纸)之一的汉字教育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而从文化认同的主体出发对作为华文教育的核心——汉字学习和使用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感的影响进行调查分析。笔者采用人类学问卷、实地考察、口语报告法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作为认同主体的华社和个人、物质和精神、受汉字教育和受英文与马来文教育的华人几个维度,分析汉字使用对华人文化认同感、思维模式、情感价值观和行为表现的影响,得出结论,马来西亚华人认同感之所以能长期不断生长,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中汉字习得及其产生的思维意义及情感价值观有着极大的关系,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华人华夏文化认同中起着保护和促进作用。那么,汉字学习及其由此产生的字思维特征在东西文化交融中对马来西亚华人华夏文化认同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些作用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实现的?汉字所表征的具象、比类和自反的思维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是怎样形成民族文化心理场进而凝聚文化认同的?于是,笔者聚焦于汉字的独特性,使用文献分析方法分析关于汉字的思维意义、汉字心理认知、汉字符号学特征、汉字的文化功能与汉字与文化认同的关系等文献之后,发现马来西亚华人族群文化特征是通过文化的符号化而得到保持的,特别是通过华文教育的核心汉字习得和使用来发挥作用。语言是文化认同最基本和首要因素,而文字又是语言的物质基础。笔者从汉字的源生意义出发,阐释汉字的创生性、包容性、文化功能和汉字与思维的关系,对比东西方文字产生的背景及其形成的思维、价值观差异,得出汉字思维的独特性:汉字作为华夏文化的基因,在运行了几千年之后仍然保留着初始时期的意象特征,兼物化形态的民族思维模式并融人文风情与自然风貌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东方思维特色和情感价值观,进而影响了华夏民族文化心理场,强化了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最后笔者针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寻根中汉字教育的优势与困境,提出马来西亚汉字教育的未来出路。研究通过对比在汉字习得和拼音文字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思维模式,探索华校叁语习得过程中的利弊条件,分析以汉字为核心的华文教育中如何取长补短,既能汲取以汉字为基因的华夏文化养分,又能捕获西方拼音文字习得过程中对人脑理性逻辑的形塑作用,以达到“中西合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从根本上保护华人的文化认同。汉字是华夏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基因,以汉字为核心的华文是华人文化认同的主要标志,更是华人族群寻求认同、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重要手段和精神动力,并在某种意义上关乎着华人族群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大多学者从方言口语使用的角度来说明语言对文化认同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分析汉字习得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取向,在多语环境中和东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阐释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中深刻的汉字思维成因。一方面丰富了文化认同理论,另一方面也为全球化背景下与多语环境中的华人文化身份认同与确认提供可借鉴的现实依据。
戴媛媛[10]2016年在《汉语在古代越南的传播与汉越语言的接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言的传播引起语言接触,语言的接触通过语言传播而实现。而传播方式常常受历史背景的限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在语言接触方面不同时期也会呈现出不同特点。越南作为邻国与中国密切关系已逾越了两千年之久,其语言深受汉语影响。汉语曾长期作为该国的官方书面语,而后又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汉语遭到废止。根据语言传播和发展的性状,笔者将古代越南汉语传播分为：接触期——准备期——发展期——繁荣期——衰退期——停滞期——复苏期七个传播时期。从自然传播到人为传播的过程中,汉语在越南的传播最为完整,也最具典型性,特别是古代越南汉语传播就跨越了前五个时期。当今全球“汉语热”的背景下,新兴的汉语国际传播和国际汉语教育在各个国家遇到的问题都不尽相同。深受汉语影响的古代越南一直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之一,始终同中国保持很长的文化联系,而国际汉语传播在当代越南不够顺畅。本文通过对汉语在古代越南的传播和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历时分析汉语传播的特点、途径、方式、及形态等得出五个基本传播模型；以汉语传播史观的语言接触分析探究汉语对古代越南不同方面的影响,共时探讨了汉语在古代越南不同时期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最后以越南为基点统计云南和广西四所大学越南留学生情况、赴滇泰、老、柬叁国留学生情况、汉文化圈叁国、东南亚十国及五大洲孔子学院(课堂)设立情况层层推进,试图发现当代汉语国际传播存在的问题并对可能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和反思,结合汉语在古代越南传播的成功经验和当下汉语国际传播存在的不足提出转型期汉语国际传播构想。
参考文献：
[1]. 论汉字在日本的变迁与本土化[D]. 郭大为.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2]. 论汉字在日语中的变迁与作用[D]. 刘小荣. 天津师范大学. 2002
[3]. 明治以来的日本汉字问题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研究[D]. 黎力. 南开大学. 2013
[4]. 论汉字在日本的变迁与发展[J]. 冯金. 科教导刊(中旬刊). 2013
[5]. 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D]. 齐一民. 北京大学. 2013
[6]. 中国汉字规划研究[D]. 许念一. 武汉大学. 2015
[7]. 日本“国字”研究[D]. 朱蕗. 北京语言大学. 2009
[8]. 复刻字体在平面设计上的研究与应用[D]. 张雪芝. 天津科技大学. 2017
[9].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之汉字影响研究[D]. 张健. 西南大学. 2013
[10]. 汉语在古代越南的传播与汉越语言的接触研究[D]. 戴媛媛. 云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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