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抚养的测量：现状、困境与改进
——基于中国生育（率）研究的视角①
周 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 ）
［摘要］ 与隔代抚养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是，隔代抚养从定义到测量都鲜有讨论。这集中表现为有关隔代抚养的数据差异悬殊。文章认为，其原因在于各数据对隔代抚养的测量并不一致。进一步，文章梳理和比较了各数据中相关测量的异同，发现各测量主要存在“替代”测量、“支持者角度”测量、“主观”测量和“孙辈年龄未限制”测量等问题。本文主张，在家庭生育决策视角下，隔代抚养的测量应向“直接”测量、“被支持者”角度测量、“孙辈年龄受限制”的测量、“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相结合的测量方式转变，因为并非所有的隔代抚养都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关键词］ 隔代照料；生育决策；测量；角色
1 引言
隔代抚养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当下个体生育意愿、家庭生育决策乃至中国生育率的重要因素[1]-[10]。然而和这种重要性极不相称的是，隔代抚养从概念到测量都鲜有讨论。这集中表现为各个调查中有关“隔代抚养”的数据差异悬殊。基础性工作的缺失将严重阻碍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本文将从有关隔代抚养数出多门、差异悬殊的现状入手，分析各种测量的异同，从思辨和案例的剖析中来解释隔代抚养的内涵以及现存测量遭遇的难题和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2 文献回顾
尽管学界对中国生育率到底有多低的争论仍然莫衷一是[11]② 该文罗列了各学者、机构对2000年和200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估计与调查，显示各方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与调查不仅有分歧而且分歧还很大。 ，但基本的共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生育率业已达到并低于更替水平了[12]③ 郭志刚的这篇文章中，给出了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按六普模拟等八家数据，其值均低于2.1。 。同时，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担忧和争论中国是否可能出现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欧洲局部地方已露出端倪的“低生育率陷阱”[13]-[15]，分歧和争论逐渐凝聚起共识，并推动了政策层面的变革——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几年前，部分学者还担忧全面放开二孩将引起出生人口大规模堆积[16]，2018年年初公布的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就用事实表明“‘生育率反弹’的担忧不复存在”；事实上，中国的低生育率并没有因政策的转折而全面复苏，相反，一孩的数量和比例仍呈进一步下降趋势[17]。
低生育率时代，哪些因素影响和最终形塑了当下的生育率呢？Bonggarts（2001） 在新世纪初就带着他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六因素理论给低生育率研究打开了思路[18]。不过，将隔代抚养的家庭支持看作对生育成本的削减，其发轫至少要追溯到经济学派对生育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诠释[19]-[22]。然而，欧美国家、地区和深受儒家文化形塑的地区，其隔代抚养的表现形式和作用自不可同日而语[23][24]——尽管国内外对隔代抚养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多是从家庭关系/代际交换[25][26]，影响隔代抚养的因素[27]，隔代抚养对孩子的影响[28][29]、对老年人自己的影响[30]-[32]以及对（育龄） 妇女就业[33][34]、抚幼参与[35][36]的影响方面展开。尽本文所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尚无有关隔代抚养对人口要素，尤其是生育变动的影响的研究。
但是，当低生育率时代持续延长，二孩政策惠及每位妇女时，如何促进妇女生育尤其是再生一个，就自然成了理论与现实层面亟待回应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在江苏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基于2007年和2010年的跟踪数据显示，实现了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家庭中，91.3%的妇女其父母、公婆都帮助他们照料了子女[1]。而闫萍（2015）在对北京市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发现，家庭照料（主要指祖辈对孙辈的照料）成为了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第3至第5位的因素。更进一步，周鹏（2017）则从理论和宏观经济模型上阐释了延迟退休将通过削弱老年人的隔代照料支持而降低或延后家庭中年轻女性的生育的观点，并提请关注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或与其他目标（二孩政策）可能引致的冲突。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一孩”对于每个家庭是刚性需要的话，那么二孩生育的条件就更可能符合“木桶理论”——任何条件的缺失或不足都可能阻碍生育（二孩）目标的实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就更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沃的现实土壤。正如引言部分所涉及的参考文献，如果说早期的研究，学者们还将隔代抚养当作影响生育的诸要素之一而“一视同仁”的话，那么“全面二孩”政策后，隔代抚养就自然地升级为“核心自变量”了[9][3][8][10]。
但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分析，则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担忧——隔代抚养既然如此重要且深植于我们的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文化之中，那中国的隔代抚养到底有多普遍呢？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不知道隔代抚养到底有多普遍，我们怎么能精确地评估延迟退休（政策）通过代际支持对中国的生育率造成的影响呢？由于各个调查和研究侧重点不一，调查和测量的对象、范围及方式不尽一致，甚至隔代抚养的称谓也五花八门④ 有关隔代抚养相似的称谓，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概念：隔代抚养、隔代抚育、隔代照顾、隔代照料、代际支持、逆反哺、跨代抚养、非正式照顾（informal care）、祖父母照料、祖辈对孙辈的照料、家庭支持、“候鸟型”照料和“留守型”照料、隔代带养、祖辈管教、祖辈共同养育。 ，对隔代抚养的定义也往往“不拘一格”、含混不清，最终导致有关隔代抚养的数据众寡有异、相去甚远。那么，各种隔代抚养的数据，其调查和测量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呢？其优缺点如何？又该怎样扬长避短加以改进？
3 准确测量隔代抚养的重要意义
从已有的研究实践来看，隔代抚养至少可以从家庭关系/代际交换、影响隔代抚养的因素、隔代抚养对孩子的影响、对老年人自己的影响以及对（育龄）妇女就业、抚幼参与等多个方面展开。因此，其重要性便可以从多个维度展开论述。本文主要基于生育（率）研究的视角，着重从生育相关研究的角度论述准确测量隔代抚养的重要意义。
3.1 有利于把握隔代抚养现象到底有多普遍
表1展示了本文所搜集到的有关隔代抚养的文献以及文献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从表中可知，有关隔代抚养的测量结果，即隔代抚养的比例从24.1%到88.9%不等。甚至同样是基于2011年的CHARLS数据，但何圆（2015）和王晶（2017） 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所得出的测量结果也不一致 [10][38]，其中前者为34.9%，后者为48%，两者相差足足超过13个百分点。而最让人诧异的则是，将隔代抚养看作影响生育（率）的核心自变量的文献[3][39]竟然都不涉及隔代抚养的测量结果。无独有偶，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第一、二期调查都不涉及隔代照料的问题，直到第三期才出现了对该现象的设问。
表1 有关“隔代抚养”的文献及测量结果
3.2 有利于更准确估计隔代抚养对生育（率） 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的调查和研究都表明隔代抚养成为了影响妇女生育尤其是再生育一个孩子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依据现有定义而测量出的有关隔代抚养，无疑是相对粗糙的，需要向精细化迈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隔代抚养都在生育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更好说明这个问题，下面以周鹏（2017）、宋健（2018）提出的要关注延迟退休（政策） 通过作用隔代抚养对妇女生育决定的影响为问题背景进行说明[3][17]。
延迟退休政策将普遍地使老年人延迟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削弱来自老年人的隔代照料支持，最终使得妇女倾向于少生育（如图1）。如果想要测算延迟退休到底对生育率会造成多大程度的负向影响，隔代抚养数据差异悬殊、非精细化的测量则是横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拦路石。以表1显示的数据为例，隔代抚养比例的高值约为90%、低值接近四分之一。如果假设延迟退休政策使得隔代抚养消失且没有隔代抚养必不再生育，那么政策将使得可能为2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约0.25到0.9个孩子。当然，这里面有两个强假设与现实并不相符，其中之一就是隔代抚养与生育的联系。显然，有必要继续追问，什么样的隔代抚养会和妇女及其家庭特征相联系并对妇女的生育决定产生影响。经验显示，那些周末照料、临时照料、对大龄孩子的照料等可能并不会影响妇女的生育决定。比如，在CHARLS（2013年）的数据中，那些回答在过去一年照顾了孙辈的人群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人群仅花费了不到10周照看孙辈或者每周花费几个小时照看孙辈。表2展示了“过去一年每周花费多少小时照看孙辈”的情况。显然，每天花费3.5小时以下，和每天花费8个小时以上的照料，其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时间/强度上的差异造成的对于照料者本身或者被支持者的影响差异，都是不可忽略的。但遗憾的是，尽本文所知，尚未有关注这种差异对被支持者会否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的研究。或许正是目前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主导了我们的相关调查和测量，并主要表现为测量上的简单倾向。总之，目前的测量是无论如何不能使研究更加深化的。
（2）建立健全合作社制度，吸引农民将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管理，进行集约化生产，采用机械化种植，大规模提高产品产量、质量和工作效率。据测算，一般机械播种每人每天可播种面积折算大田面积2 hm2左右，而且出苗均匀、整齐，栽插时漏插、缺棵少，秧苗素质较好[8]。
当然，准确测量隔代抚养的意义远胜于此，这里只是以问题为导向，用举例的方式展开的论述。相信随着研究实践的不断推进，准确测量隔代抚养的基础性意义将更加彰显。
图1.延迟退休（政策）影响生育率的路径与机制
资料来源：周鹏（2017）。
表2 过去一年每周花费多少小时照看孙辈单位:%
4 隔代抚养测量现状评述
为叙述的方便，本部分将以隔代抚养为何数出多门、差异悬殊为中轴，采用对比的方式，来呈现隔代抚养在测量上的现状和问题，并通过把握隔代抚养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在下一节提出本文的改进主张。
表3 替代的测量和直接的测量
4.1 隔代抚养测量的现状
4.1.1 替代测量与直接测量
本文首先发现，隔代抚养存在替代测量和直接测量的差别。表3展示了典型的有关隔代抚养的替代测量和直接测量方式。其中Chen F,et al（2000）用1991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探讨了祖父母的地理/居住距离（grandparental proximity）对育儿母亲抚幼参与的影响 [35]。他们发现，同住的祖父母和就近居住的祖父母的存在，显著减少了育儿母亲抚幼参与的时间；不过后者只在父系祖辈（即祖父母而非外祖父母）上存在效应。文章认为，祖父母的抚幼参与是父系（权）文化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对育儿母亲抚幼参与的替代和补充。但遗憾的是，该文所使用的数据并没有直接的隔代抚养的测量，而是从居住距离和是否影响到育儿母亲的抚幼参与来判断隔代抚养的存在与否。与之相似的测量方式还包括Burnette D,et al（2013） 文献中所涉及的测量 [37]。该文对文化差异十分显著的中美两国的隔代抚养情况做了比较分析。但在对中国的隔代抚养分析上，却直接转向了对农村的分析，并聚焦于留守儿童的照顾方面。所使用的测量方式也仅仅是考察祖辈是否同住（其中包括三种类型：仅和祖辈同住，和父亲、祖辈同住，和母亲、祖辈同住）。而在Ko,P.C.,&Hank,K.（2014） 的文献中，则不再采用替代的测量了 [27]。该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直接测量隔代抚养的情况——过去一年花了多长时间照顾孙辈，发现中韩两国尽管都有着儒家文化传统，但隔代抚养的参与情况却相去甚远，其中前者高达58%，而韩国仅为6%。
4.1.2 支持者角度的测量与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
其实我们岭北人说归说，大多数人自己也是如此。对乡里乡亲的倒是有些拘谨或小气，对个外乡人都是一样的大方。尤其是碰到外乡人与村子里人吵架打斗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帮外地人的多。奇怪吧？
表4 支持者角度的测量与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
4.1.3 主观的测量与客观的测量
当然，本文所列的改进主张是建立在访谈案例和思辨基础上的，其最终能否做到准确的测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修正。
第一，替代测量是数据受限的无奈之举，转向直接测量是大势所趋。
本文获得了这两篇文章所用数据的原始问卷，前者通过“最后1个/现在这个孩子3岁以前白天主要由谁 （03本人父母04配偶父母）照料”来识别“隔代抚养”；后者的识别策略则为“您的父母或公婆是否帮助您照料子女”和“过去一年里他们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照料孩子（小时）”。除此之外，本文获得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的调查问卷，其测量问题为“孩子父母最近非假期的1个月，晚上/白天，孩子最主要由谁照管 （2.孩子的爷爷/奶奶 3.孩子的外公/外婆）”，并提醒访员注意 “选择一位最主要的照管人”。显然，表中前二者强调对 “（最）主要由谁照顾”的理解和回答，后者则是对 “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的回忆与估计。因此，本文将之分别归属于隔代抚养的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
4.1.4 孙辈年龄限制与不限制的测量
表6展示了隔代抚养测量中孙辈年龄限制与不限制的测量方式。王晶、杨小科 （2017）将隔代照料嵌入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之下，区别了隔代照料的“候鸟型”模式和“留守型”模式，并发现“候鸟型”模式提高了年轻人的二孩生育意愿，而“留守型”模式则和二孩生育意愿负相关[10]。张银峰 （2017）通过对天津市女青年生育意愿的调查，检验了二孩生育意愿的成本与收益，发现家中有老人帮忙照料能显著降低妇女生育的成本，是“家庭生育二孩的基础条件”[40]。如表所示，在测量方式上，CHARLS 2012年的调查将孙子女的年龄设定为16岁以下，而王晶、杨小科和张银峰则将孙辈的年龄分别设定为7岁之前和未满3岁之前。显然这样的差别也是造成隔代抚养差异悬殊的原因之一。当然，孙辈的年龄不仅有表中所列的设定，还有阶段上的划分，如上幼儿园之前，上小学之前等 [5]。不仅如此，从祖辈角度的测量也涉及到年龄设定不一致的问题。比如，CHARLS的调查对象为45岁及以上，而中国城乡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LASS）则将调查对象设定为60岁及以上。这些设定的不同，都会导致测量结果的不一致。
由于众多干扰因素的耦合作用下，国家脆弱性的评价在模型构建、指标筛选、权重确定以及数据获取等方面存在技术难点。其中，国家脆弱性指标权重确定是关系评价结果重要性、合理性的重要一环。采用AHP(层次分析法)是主观意志的反映，而熵值法则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各有不足。针对上述两种评价方法存在的缺陷，立足于在各自类别中具有代表性的权重确定方法，本文采用AHP—熵值法构建国家脆弱评价指标权重[1，2]。
表5 主观的测量与客观的测量
事实上，无论是支持者角度的测量还是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都是科学的。不过这两种测量方式，所测得的结果可能天差地别。假设如下情形：1）一个4-2-1结构的家庭，在过去的一年中只有祖母参与照顾孙辈，那么从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隔代抚养的比例为25%，而从孙辈、妇女的角度则为100%；2）一个4-2-2结构的家庭，在过去的一年中只有祖母且仅参与照顾第二个孩子 （老大的年龄足以自己照顾自己），那么从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隔代抚养的比例为25%，而从孙辈、妇女的角度则分别为50%、100%。但在家庭生育决策的视角下，从生育主体的角度来进行测量更为合理。
表7展示了隔代抚养中截面测量与队列测量的不同。其中李芬、风笑天 （2016）基于全国12城市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祖辈照料第二个孙子女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其中一个发现为，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祖辈照顾参与度也随之下降 [5]。不过，这种截面的调查不能回答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祖辈照顾参与度的真实变动情况。而真正的队列考察方式，必须追踪一批孩子 （可假设0岁的队列），观测其成长过程中祖辈的照顾参与情况。不过，尽本文所知，尚无有关隔代抚养的队列测量方式的调查。
表6 孙辈年龄限制与不限制的测量
4.2 隔代抚养各测量的优势、局限
严格来说，不同的调查，其目的不同，所以测量方式存在差异是完全正常的。不过，对同一现象的测量，其差异太过悬殊，则反映的是对现象本身的认识存在巨大分歧。而且，就隔代抚养与家庭生育决定的关系来说，对隔代抚养现象本身多凝聚一些共识，则是必要且可能的。毕竟，并非所有隔代抚养都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隔代抚养可能有周末照料、对大龄孙辈的照料以及对婴幼儿的日常照料等多种形式。显然，经验来看，周末照料、对大龄孙辈的照料等不会影响年轻夫妇的生育决定。甚至，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对孙辈处于婴幼儿期的日常照料，也仅仅是年轻夫妇生育事实发生后的被迫参与，因为这些年轻夫妇可能由于吸毒、监禁等原因不能履行抚幼责任[41]。遗憾的是，已知的文献和数据很少讨论亦无法识别隔代抚养到底在家庭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但对已知测量的归类、比较和分析，本文以为，现存测量的优势和局限性在于：
坐标原点位于模型对称线与楔体前缘交点, 以O标示, x轴与来流方向一致, y轴垂直于大平板表面. 在3条测量线上沿楔面的压力分布结果按照x′坐标给出, x′自原点O沿楔面指向下游.
毫无疑问，“替代测量”和“直接测量”的局限与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那种只有祖孙同住的家庭，更可能是祖辈照顾孙辈，但在三代同住的家庭中，我们无法仅仅通过这种居住形式就判断出祖辈对孙辈进行了日常的照料，因为也有这样的可能，即祖辈失能变成了被照顾者。而直接测量则更能准确反映这种代际支持的方向，即反哺（晚辈对长辈的支持）抑或逆反哺（长辈对晚辈的支持）。
表7 截面测量与队列测量
4.1.5 截面的测量与队列的测量
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似乎都有其局限。主观测量强调对“（最）主要由谁照顾”的理解和回答，而客观测量则是对“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的回忆与估计。在作者的访谈过程中，就遇到被访者不太好回答 “主要的照料者”这个问题的情形。被访者表示，自己的孩子刚半岁，除了自己休产假24小时照看孩子外，自己的母亲也是一天24小时值班。不过在孩子更大些的案例中，比如3岁之前，被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颇为清晰，就是自己的母亲/公婆为孩子的最主要照料者。当然，可以认为，在那些祖辈与孙辈不同住的家庭中，被访者可以比较容易地估计祖辈对孙辈的日间照料时间。这对定量地评估隔代抚养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而那种主观的测量似乎无法做到。
对孙辈的年龄 （或某阶段）进行限制的测量主要存在于生育的相关研究中，而不进行限制的测量主要集中于老年角度的测量。这似乎表明，对孙辈幼年阶段的照料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常识性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孙辈更大一些，其照料者、照料内容都随之变化，幼儿园、上学时期由教育机构负责日间照料，并且自身也逐渐习得照顾自己的能力。不过，限定的标准如何，是限制在3岁、6岁或者上幼儿园、上小学之前，还需更为细致的考虑。
1998年和2004年，重庆九院先后与当地两个一级医院合并，通过低成本运作实现了医院资产的保值增值、区域卫生资源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重组。在实施医疗重组过程中，张培林提出了“五合”理论，具体指“合人、合财、合物、合功能、合心”。该理论不仅成为原国家科委全国医院产权制度研究课题，并且原国家科委还将重庆九院的先进理念向全国推广。随后，“五合”理论成为清华大学《医院商学院》经典教材，部分研究成果内容被国务院新医改方案所采纳。
队列测量只在考察 “随着孙辈年龄的增长，祖辈照顾参与度的变动”时才出现。换句话说，仅出于考察隔代抚养在家庭生育决策中扮演的角色的目的是没有截面和队列测量的分野的。
5 改进测量的主张
在分析了现存隔代抚养相关测量的优势和局限后，本文提出如下改进策略。
表4展示了隔代抚养的测量中存在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和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的分野。其中何圆、王伊攀（2015） 采用2011年CHARLS的数据考察了隔代抚育对老年人退休决策的影响[38]。文章认为，“需要照顾孙辈的主体倾向于提早退休”，且“主体会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帮助子女分担抚育孙辈的压力”。该文通过对“退休时六岁以下的（外） 孙子女数量”和“提供照料时间”的测量来识别主体的隔代抚养参与情况。这里的主体，显然指的是 （外）祖父母，因此这种测量是支持者角度的测量。而靳永爱等（2016）的文献，则是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即 “没有父母或公婆帮忙照料孩子，女性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能性更小”，且照料的可获得性是引起生育计划与偏好相偏离的重要因素 [15]。除此之外，本文以为，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也可以有更细致的区分。其中一种如靳永爱等 （2016）的文献，另一种则是从孙辈自己的角度进行的测量，其测量方式可以是“你（孙辈自己）由谁照看”[14]。不过，可能由于被访者都是成年人，所以从孙辈的角度进行的测量还未见诸各调查。
当然，这个故事的初衷，不是真的让人们像那个老太太一样，拿根铁杵去磨针，而是想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专心致志，坚持不懈。但无论市场经济的规律，还是生存竞争的现实，都已经证明，任何的人生之路，都不会像铁杵磨针那样简单。
图2 直接测量和被支持者角度测量
图3 客观测量
图4 孙辈年龄限制的测量
第二，支持者和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都很科学，但在家庭生育决策视角下，应向被支持者 （妇女/夫妇）角度的测量进行转变。基于这两大原则，本文设计了如图2所示的测量问题。这种测量方式显然优于通过是否同住来判断隔代照料是否存在的间接测量方式。另外，这个的问题设计在于让被支持者（妇女）自行判断其子女的日常照料者，而不是通过支持者来进行判断，避免了二者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为在访谈中作者发现，有的家庭支持者和被支持者的陈述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对对照组的25例患者施以常规护理，在患者入院以后，护理人员要遵医嘱按时按量指导患者服用药物，了解和观察患者的病情恢复状况，实施常规健康宣教，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进行常规干预，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
第三，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在不同的情形下各自发挥作用，可以探索将主观和客观同时放进测量之中。图2的问题设置可以说也是比较主观的，但本文摒弃了传统的问“主要照顾者”的设计。因为在作者的访谈中发现，被访者对 “主要”的理解并不一致。为克服这种理解的不确定性，本文加上图3所示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别是 “同孩子相处的频率如何”、“每次同孩子相处的时间如何”。在选项设置上，本文舍弃了让被访者自己填答确切时间的设计，而是用时间段来代替。图2和图3的结合可以算作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的结合，显然，图3的问题可以用来检验被访者是如何理解“日常照料者”这个角色的。
随着基础建设项目的不断推进，各类基建项目资产逐渐增加，管理这些资产需要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当前，我国各企业在基建项目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这些问题影响着基础建设的推进，亟待解决，企业应该予以重视，建立健全基建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对基础建设项目的财务管理水平。
第四，对孙辈的年龄进行限制十分必要，因为很难想象生育主体会由于自己的孩子上初中时没有隔代照料而放弃生育。如图4所示，除了在0-3岁设问以外，还可以考察3-7岁或者上小学以前的状况。
表5展示了现存测量中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的两种不同倾向。宋健、周宇香 （2015）利用2010年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检验了生育对妇女就业的影响，发现家庭的照料支持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会“减少生育对妇女就业的不利影响”[34]。茅倬彦、罗昊 （2013）利用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数据，考察了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诸因素，其中来自祖辈对孙辈的照料支持是一项重要因素[1]。
六、结论与讨论
隔代抚养在中国似乎太过司空见惯，以致人们习以为常。然而，在低生育率时代，隔代抚养似乎又重新焕发了研究的生机——隔代抚养成为影响生育主体进行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某些家庭进行生育的基础的和必要的条件。然而，和这种重要性极不相称的是，鲜有对隔代抚养的概念和测量进行讨论的文献。本文搜集了各调查中对隔代抚养的各种测量，归纳了主要的测量方式；在此基础上，从家庭生育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各测量的优势和局限，并提出了本文对隔代抚养测量的改进主张。
纳入在该院治疗的92例高血压合并糖尿病老年患者。按照随机排列表法划分，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6例患者。所选92例患者均了解护理目的与方法，自愿加入本次研究，签定相关知情同意书。观察组46例患者中：男 23例，女 23例，年龄范围 54～68岁，平均年龄（61.56±6.48）岁；对照组 46例患者中：男 23例，女 23例，年龄范围 55～69 岁，平均年龄（61.73±7.37）岁。 排除精神障碍者，严重肝脏损害，两组一般情况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可比性。
水稻种质资源是研究水稻的物质基础，在杂交育种的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更好地利用种质资源，应对水稻的优质资源进行探讨，使水稻的优质基因得到更好的遗传，以发挥种质资源的作用。根据我国水稻发展的特点，应大力收集各地优质的品种和特异的品种，并加强对优质种质资源的引进和新品种的鉴定、评价，从而提高杂交水稻育种的产量。
在测量方式上，本文发现，隔代抚养存在如下几种对立的类型：
第一，“替代”的测量和“直接”的测量方式。前者主要通过居住模式来考察隔代抚养的情况，一般认为，只要祖辈和孙辈同住就视为存在隔代抚养。而“直接”的测量则是问被访者是否存在祖辈照顾孙辈的情形，肯定的回答则被视为存在隔代抚养。
第二，“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和“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前者考察的是祖辈当中，有多少人参与了隔代抚养，是抚养或照料的提供方。后者主要是从妇女或生育主体角度进行的测量，主要通过“您的孩子由谁照顾”来进行识别。
第三，“主观”的测量和“客观”的测量。前者一般通过询问“谁是主要的照顾者”来进行测量。后者一般通过让被访者回忆和估计 “每天大约照顾多少时间”来进行识别。
第四，“孙辈年龄/阶段不限制”和“孙辈年龄/阶段限制”的测量。前者对孙辈年龄的设定可以很高，如CHARLS中的16岁以下。后者则将孙辈年龄或所处阶段的设定往下调整，诸如设定为3岁、6岁或上幼儿园、上小学以前。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隔代抚养都在生育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本文主张的改进原则是：替代测量是数据受限的无奈之举，应转向直接测量；支持者和被支持者角度的测量都很科学，但在家庭生育决策视角下，应向被支持者（妇女/夫妇）角度的测量进行转变；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在不同的情形下各自发挥作用，可以探索将主观和客观同时放进测量之中；对孙辈的年龄进行限制十分必要。隔代抚养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其到底有多普遍的疑惑一直困扰着我们，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隔代抚养进行科学地测量。
然而何谓科学的测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何谓隔代抚养”才是更深层次的症结所在。首先是对“隔代”的理解，从孩子的角度来说，隔代必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外）祖父母，甚至（外）曾祖父母。毕竟在预期寿命大大提高的今天，四代同堂的家庭亦不少见，且随着健康寿命的增长，曾祖辈也有提供照顾的客观身体条件。其次是对“抚养”的认识，和“抚养”类似的词汇很多，如养育、抚育、照顾、照管、照料等，或许对抚养的内容进行限定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
总体来说，构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是要合理评估园区主体(包括规划引导者和实践者)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规范园区发展模式，拓展园区发展路径，推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茅倬彦，罗昊.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J].人口研究,2013(1):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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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in Quo,Problems and Counter Measures of Skip-Generation Raising Measurement:A Perspective of Fertility in China
ZHOU Pe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 The existing studies of grandparental childcare in China have no consideration of the fertility and few discuss o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kip-generation raising.As a result,the measurement results can be great differences in various surveys because of inconsistent measurement techniques.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main measurement techniques in various surveys,and finds that the main problems in measurement of skip-generation children raising include proxy,supporter perspective,subjective and unrestricted age of grandchildren.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asurement of skip-generation raising,in perspective of family bearing decision,should adopt directing measurement,childbearing women measurement,measurement restricted the grandchildren' age,combin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ment.After all,not all skip-generation rais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amily childbearing decision.
Key words: Grandparental Childcare,Family Bearing Decision,Measurement,Roles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19）01-0031-13
［收稿日期］ 2018-07-17
①［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19XNH097）。
［作者简介］ 周鹏，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目前研究领域：生育、家庭代际关系。
标签：隔代照料论文; 生育决策论文; 测量论文; 角色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