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甘肃永登鲁氏家族与藏传佛教
宿爱云1，2
（1.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西宁810000；2.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州213001）
[摘 要] 甘肃永登鲁氏家族是甘青土司中最显赫的家族之一，鲁始祖为蒙元旧吏，明王朝为巩固统治，将归附的故元部落首领或军官，任命为土官，置封于卫所。鲁氏家族凭借军功，获得了明王朝对其新政治地位的认可和身份的认同。鲁氏家族以藏传佛教信奉为主，为维护家族统治，广建属寺，遵奉“兄为土司，弟为堪布（僧侣）”制，世袭王朝所授僧职，权兼政教，是甘肃永登最重要的家族式政教合一实体。鲁氏家族对藏传佛教的派系表现出了多元信仰的态势，这种多元信仰态势是明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民族、家族三方在西北区域互动的必然结果。鲁氏家族历明清两代五百余年而世袭罔替，雄踞一方，对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 鲁氏家族；身份认同；僧职；藏传佛教；寺院
西北甘青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土司制度是在甘青地区的历史进程中曾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一种特殊政治体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文化多元性，中央王朝想要仅依赖世俗的力量实现其稳定治理，显然是行不通的。藏传佛教在西北边陲有较大影响，因此明王朝遵循“缘俗立教”和“因俗以治”理念，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修建佛教寺院，使国师、禅师等人具有行政权力，并与土司分管地方，统领辖区人民，土司制度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明王朝这一治理策略，旨在凭借藏传佛教的“向化”功能，达到“弥边患”的政治目的。
甘肃永登鲁氏家族是甘青土司家族中较为显赫的家族之一，也是西北众多土司中延续时间最长、势力范围最广、制度较为完善的土司。“河西巨室，推鲁氏为最。鲁氏自元迄明以逮我朝五百余年，分土食邑，前有创之，后有承之，世继其美，靡不脍炙人口”[1]52。鲁氏家族凭借军功，以所属佛教寺院为基础，权兼政教，是甘肃地区最重要的家族式政教合一实体。该家族历明清两代五百余年而世袭罔替，雄踞一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宗教信仰产生过重大影响。
K-1600是东田纳西技术园区的最后一批历史遗留建筑之一。该园区占地2200英亩，在二战时期曾拥有一座铀浓缩厂——K-25铀浓缩厂。K-1600的去污和退役是能源部拟进行的场区治理工作的组成部分，预计这项工作将在2018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完成。森图斯最近在俄亥俄州派克顿(Piketon)完成由120台离心机组成的示范级联的去污和退役工作。
一、鲁氏家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确立
经文献梳理，学界关于鲁氏家族始祖的探讨有三个观点：其一，鲁氏家族始祖源于蒙古岐王家族属部，非元宗室；其二，鲁氏家族始祖为元安定王脱欢，即成吉思汗后代阔端、阔列坚后裔；其三，鲁氏家族始祖源于土族土司。据《鲁氏家谱》载，鲁始祖为元王室安定王脱欢。但其家谱记载与史料不符，存在“攀附”之嫌。据考证，元王室安定王脱欢在元时已经去世，《鲁氏家谱》所载的鲁始祖脱欢卒于洪武三年（1370年），元安定王脱欢与鲁始祖脱欢逝世的时间不符，王继光[1]170-171、南德庆[2]56-57、易雪梅[3]51等学者都进行了详述，此不再赘述。鲁氏家族始祖为“土族土司”，此说不严谨。在明代，西北的“土人”还普遍地被称为“土达”，而“达”在明代通指蒙古。鲁土司所属就拥有“土达”“土人”和“土民”等称谓，但这些称谓与后世的“土族”并不对等[4]84。周伟洲先生认为土族是“吐谷浑人先后融合了藏、蒙古、汉、羌等族，最后形成的”[5]212，此说是。鲁土司始祖脱欢本为蒙古裔，蒙古族与土族为两个族别，即便蒙古族在土族的历史形成中起过关键作用，但二者在族属构成成分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该观点不严谨。
笔者赞同王继光先生、胡小鹏先生和王瑛先生的观点，鲁氏始祖为蒙元旧吏，非元宗室，鲁氏家族源出于蒙古岐王家族属部[6]30。据文献分析，元朝时河湟一带分封有弘吉剌部驸马岐王系统，河州驻有镇西武靖王系统，凉州有畏兀儿亦都护系统，甘青交接处有行使吐蕃大权的西平王系统。明初时期的河湟流域，岐王家族的末代岐王朵儿只班仍然活动于此。《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岐王桑哥朵儿只班以其所部来降”，洪武五年（1372年），“朵儿只班遁去”。洪武七年（1374年），设岐宁卫。“岐宁卫”的设置，胡小鹏先生认为此目的明确，就是为了招纳朵儿只班部落设置的[7]57-64。从《鲁氏家谱》诰敕中也可验证“岐宁卫”的设置，“洪武七年，令（巩卜失加）授以昭信校尉，岐宁卫管军百户”[1]56。按，洪武七年（1374年）鲁氏始祖脱欢次子巩布失杰（“巩布失杰”，史料中又写作“巩卜失加”），供职于岐宁卫，长子阿失都为百户。因此，蒙古岐王家族与鲁氏的渊源不言而喻。洪武三年（1370年）至洪武九年（1376年）间，岐王朵儿只班游移不定，叛服无常。洪武十年（1377年），“朵儿只巴叛走沙漠”[8]6899，但其部下并未全部退出河湟流域。明王朝设置卫所安置蒙元降卒，岐王朵儿只班旧部多被就近或就地安置于西北各卫所中。因此，上述史料可证鲁氏始祖脱欢为岐王桑加朵儿只班旧部。
明王朝为巩固地方统治，将归附的故元部落首领任命为土官，安置于卫所，授予其世袭。鲁氏始祖脱欢长子阿失都和次子巩布失杰，于洪武七年（1375年）供职于岐宁卫。岐王桑加朵儿只班叛走后，明王朝设置庄浪卫，安置降吏，巩布失杰供职于庄浪卫，自此鲁氏家族世居庄浪西大通（今连城）。《秦边纪略》概括庄浪卫为“其地狭，其山宽，其土瘠”。[9]87庄浪有所谓“甘肃咽喉，冲疲特甚”，交通地位十分重要。
鲁氏家族凭借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屡立军功兴起于河湟之间。据咸丰年间的《鲁氏世谱》载“洪武三年庚戌：徐达克兴元，遣邓愈招谕西部。始祖脱欢公归附，从达北征……”[1]130“我始祖脱欢公投诚明室，世为西河捍御之臣，则陇右藩篱，鲁氏为重荷焉。”[1]56《鲁氏世谱》载，三世鲁贤，“智勇谋略，暗合兵法。永乐九年，西凉降虏叛。”“十年，同都指挥陈怀剿捕叛徒杨狗儿等。”“十二年，北虏寇兴和，檄公入援，平之，以功升指挥佥事。”“上以功屡有勤王功绩，因谓之曰：……尔今内附久，且有远征之功勋，业可比周公。因赐以鲁姓，改名为贤。”[1]106被赐汉姓，是明王朝对其“汉化”的一种策略。鲁贤在洪熙元年“征安定、曲先、罕东三卫”，因功获世袭诰命，这为鲁氏家族世业的壮大奠定了基础。鲁贤长子鲁鉴智勇双全，“天顺七年冬，捏都儿番族叛。八年，奉命西征率兵讨之，俘斩二百余级，尽平其族。”“成化元年，以功升都指挥使。三月拜骠骑将军署都督佥事，充左参将，镇守庄浪。”[1]107《明史·鲁鉴传》：“鲁氏世守西陲，有捍御功，至鉴官益显，其世业益大，而所部土军生齿又日盛。”[10]2514因此，三世鲁贤（鲁失加）与四世鲁鉴凭借军功，树立了家族威信。五世鲁麟、六世鲁经、七世鲁瞻也都收到过皇帝的敕谕称赞，军功卓著。
鲁氏历代土官继承祖烈，听命朝廷征调、守卫、保塞之令，世积威言，通过对明王朝树立军功为筹码，换取了明王朝对其新政治地位的认可和身份的认同，并以纳入王朝体系的身份维护了其在地方上的特权和统治地位。
二、鲁氏家族藏传佛教信仰及所属寺院
妙因寺的教派传承是很复杂的。据罗文华先生考释，“万岁殿”是妙因寺最早的建筑，殿内壁画设计独特，其中“四臂大黑天宝帐护法两尊大黑天护法神”，该壁画为萨迦派寺庙壁画大门两侧最为常见，因此，可推测此殿壁画的设计受到萨迦派的影响[17]63。又“据《安多政教史》载，（金刚持）佛像的传播是在噶玛派的几位大师中相互递传最后才到了连城的。……妙音寺从土司（蒙元旧吏）建寺角度看应属萨迦派，金刚持又为噶举派最为信奉的本尊之一，从佛像递传角度看初期传承似应为噶举派”[18]66。成化七年，四世鲁鉴又依喇嘛洛登巴所请，在妙因寺修建了多吉羌殿，专为供奉噶举派祖师传下的一尊金刚持像。按“金刚持”为噶举派最为信奉的本尊之一，这说明明中叶鲁氏家族对噶举派比较推崇，噶举派的影响力并未被格鲁派的崛起而淹没，也进一步说明了此时期鲁氏家族教派信仰的多元态势。明末清初，妙因寺改宗为格鲁派寺院。因此，妙因寺教派的传承又可反映该地宗教文化繁盛，藏传佛教教派更迭复杂的特色。
鲁氏自明初分置庄浪卫后，分获僧俗两职，自明初至民国1931年，世袭罔替。鲁土司不仅是永登区域少数民族的政治首领，而且也是这一区域的宗教首领，“兄为土司，弟为堪布（僧侣）”制度，在鲁氏统辖区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鲁氏家族迎合时势，施资广建寺院，积极释教，其家族庞大的政治势力，使藏传佛教在此区域影响较大。其修建的寺院，规模较大的有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东大寺、西大寺、宣化寺等。鲁氏家族对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信仰表现出多元的信仰态势，萨迦派、格鲁派及噶举派都曾受到崇奉和礼遇。入明后鲁氏最早信奉是的萨迦派，明中叶后对萨迦派、格鲁派和噶举派共同尊崇，明末清初独尊格鲁派。鲁氏家族的家寺显教寺、妙因寺、感恩寺、东大寺等寺院的教派传承，可以体现其家族藏传佛教教派信仰变化的脉络。
鲁氏家族的属寺全面改宗格鲁派始于17世纪初期，即“鲁家喇嘛”喜饶尼玛建立东大寺后。东大寺，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因在连城妙因寺以东，故名“东大寺”。蒲文成先生认为“该寺先为萨迦派和噶举派寺院，明末清初改宗为格鲁派寺院”。《安多政教史》也载，“过去有许多萨迦派和噶玛派的圣哲到过这儿，他们赠送了许多佛像、佛经和佛塔”。鲁嘉夏仲和他的兄弟土司等延请前世衮卓任堪布并制定寺规，东大寺此后并按格鲁派的做法开始活佛转世。因此，我们认为，在“鲁家喇嘛”喜饶尼玛的助推下，鲁氏家族属寺开始改宗格鲁派教法，其教派思想影响到整个连城。清道光八年（1828年），在鲁土司（即鲁如皋）的旨意下，为其三子（即鲁家堪布）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堪布囊谦（今存囊谦的部分建筑），此时东大寺寺院佛事最为盛兴。《安多政教史》载，六世达赖曾在此寺任过堪布。清同治年后，该寺院渐衰落。
甘肃连城有句俗语：“先有显教寺，后有连城城”，认为显教寺建造时间较早。显教寺是鲁氏家族最早的一座家寺，其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元初，萨迦班智达叔侄途经连城，在石屏山修建了萨迦派的静修院乔噶林，这是有关藏传佛教在连城地方，甚至在甘肃地区传播的最早的记载。那么萨班路经时，连城一定会有藏传佛教信仰的基础，或者说会有藏传佛教寺院存在，显教寺原寺有可能就存在，或为萨班所建，现在已难考证。赵永红先生认为“永登二寺（即尕达寺和显教寺）”为萨迦班智达所建，是萨迦寺院[13]152。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在1995年考察显教寺后，根据显教寺大殿的建筑格局也认为显教寺最初为萨迦寺院[14]287-288。《永登县志》称显教寺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此说有误。该记载主要受乾隆年间《鲁氏家谱·卷一·纶音》所收录的一道永乐皇帝于九年“礼请”连城地方高僧的敕文的影响[15]93。《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24载：“成化十八年二月辛酉，陕西庄浪卫大通寺番僧劄丹班建寺于本寺东南隅……因来朝贡，乞赐名。诏赐东南隅寺曰显教”。该敕《鲁氏家谱》中也有记载：“成化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奉礼部尚书周敕赐建寺劄付一道。”因此，显教寺之名，为成化十八年敕赐所来。此外，《明实录·孝宗实录》卷160记载了弘治十三年“显教寺番僧朝贡事宜”，《明实录·孝宗实录》卷178记载了弘治十四年显教寺番僧请“袭其师国师、禅师之职”事宜。可见显教寺在15、16世纪已成为地位较为显著的藏传佛教寺院。格鲁派的兴起，庄浪诸寺跟随教派发展的潮流，纷纷改宗格鲁派，其中就包括显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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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五年（1407年）庄浪卫设立了掌管藏汉佛教事务的管理机构僧纲司。此期间，《安多政教史》载：“萨迦派的曲吉坚赞和格鲁派的喇嘛鲁本·桑木旦森格和鲁土司结为供施关系。”[16]127-128《尕达寺寺志》载，明代永乐年间“萨迦派大师曲吉坚赞和格鲁派大师鲁本·桑木旦森格先后来到此山修行传教，以鲁土司（三世鲁土司鲁贤）为首的藏、汉、蒙各族信徒云集此山，虔诚供养二师，在两位大师主持下，在各山峰修建了佛殿……”。这则史料说明，明初萨迦派势力影响仍然很大，格鲁派崛起，教派之间出现融合发展态势。鲁氏家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遵奉不同教派。这一时期，表现了鲁氏家族对萨迦派与格鲁派的共同尊崇。
鲁氏家族另一座家寺“妙因寺”，是明清时鲁氏于其辖区内所建诸多藏传佛教寺院之中心。据《安多政教史》载，妙因寺的前身是一座用来奉祀金刚持佛像的小佛堂，这尊佛像的到来是在鲁氏家族被安置连城后。鲁氏被安插于连城后，妙因寺屡次整修扩建，于宣德二年（1427年）七月，建成了万岁殿，成化七年（1471年）又建成多吉羌殿。妙因寺在宣德二年（1427年）前称“西大通寺”，宣德二年赐名“妙因寺”，正统七年（1442年）赐名“大通寺”，此名沿用最久，清咸丰十年（1860年）时，复称为“妙因寺”。杨善德先生认为，“妙因寺”又称“大通寺”，是因为正统七年（1442年）河桥驿有寺，赐名“大通寺”，其寺毁，搬迁并入“妙音寺”，“妙音寺”遂借名“大通寺”[15]63。古河桥驿是否有寺，是否为“大通寺”，是否寺毁迁入妙因寺，并无史料佐证，仅为杨先生推测。笔者按，妙音寺被称为“大通寺”，这与连城古地名有关，《安多政教史》载，“大通城里有金刚持寺”，此“大通城”即为“甘肃永登县之连城”[16]，寺院命名，以地域作为区别标识，是符合古人命名的文化心理。连城以古地名“大通”为区别标识命名的寺院，不仅有大通寺，还有“大通直关寺”（即尕达寺）、大通大寺（即为东大寺）[16]，又连城的“大通河”的命名，笔者认为也是源于连城古名“大通城”。
堵截式浇注系统适用于大型铸钢件的浇注，其原理是：在浇注过程中，完成本体浇注后迅速滚入钢球，阻止下层浇口进钢，使后期浇注的高温钢液通过上层浇口平稳进入冒口，提高冒口补缩效率，保证铸件的顺序凝固；同时避免浇注后期本体进渣，保证型腔钢液纯净。采用小规格的冒口和更低的浇高就可以生产出内部质量合格的铸件，降低生产成本。堵截式浇注系统设计主要包括滑道设计、砖管设计、堵截钢球设计，同时把握好钢球释放时机。
元朝为维护统治，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理策略，极力遵崇藏传佛教，奉行“政教合一”制。明初“袭元旧制”，藏传佛教成为中央王朝与西北边地政治互动的纽带。明王朝对藏传佛教寺院从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佛教僧团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西北边地宗教领袖承担地区“贡使”职责，而明王朝往往奉行对藏地贡使回赐独厚的政策，厚重的“回赐”大量涌入寺院，这对藏传佛教寺院的蓬勃发展给予了重要的经济支撑。甘青土司遵行“政教合一”制，广建佛教寺院，运用宗教力量来统领辖区人民。这些寺院“以世俗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11]98，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单元”。
1073年吐蕃昆氏家族的后裔衮乔杰波于后藏建立萨迦寺，最后发展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派别——萨迦派。约在1212年前，西纳家族的西纳格西投效成吉思汗，萨迦派教法得到元皇室的推崇。据《安多政教史》载，蒙元时期萨迦班智达叔侄一起赴凉州会谈，经连城，被连城景色吸引，在此修建了萨迦派的静修院乔噶林，这也进一步证明萨迦派在13世纪中期就在连城产生影响力了。《甘肃通史》载，萨迦派乔噶林（即连城尕达寺）是藏传佛教传播至甘肃时所建最早寺院。八思巴及其弟子时期，统领天下释教，萨迦派寺院发展迅速，并得到元皇室的大力支持，此时期萨迦派在安多地区传播进入鼎盛时期，据王兰先生考释，萨迦派在安多地区繁盛时期的寺院大概有31座[12]135，其中22座寺院分布在甘肃境内，萨迦派在甘肃地区影响深远。鲁氏为蒙元旧吏，驻扎在甘肃永登一带，结合萨迦派对元代皇室的影响，可论证鲁氏家族最早信奉的是萨迦派。
联合国的任务讲规则、讲标准、讲计划，一般不采取突击的方式。但中国军人传统上习惯对领受的任务进行突击，抢进度，提前完成任务，导致联合国认为交给中国军人的任务过轻而增加工作量。结果，中国维和官兵始终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不堪重负。此外，维和行动一般都是多国参与，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大相径庭，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维和任务执行的效率和质量。
进入大清王朝，随着中央统治的加强，西北地区逐渐走向“郡县化”态势，雍正初年（1723年）庄浪卫改为平番县。清政府强调的“一切政治悉因其俗”，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促使格鲁派势力达到极盛，鲁氏家族的属寺妙因寺、显教寺、感恩寺、东大寺等皆先后改宗格鲁派。
三、鲁氏家族僧职的传袭
Fazzari等 （1988）通过分类研究方法，发现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越重，公司内部现金流和投资活动的正向线性关系越显著。基于此，本文以欧拉跨期投资方程作为测算企业内部现金流与投资活动间敏感度的基准模型。欧拉跨期投资方程的实质是描述企业的最优投资行为，其主要的约束条件是资本和外部融资，之所以称作跨期投资方程是因为涉及到当期投资与前期投资间的作用关系。在上述的约束条件下，并与利润和成本函数联立方程，通过迭代计算可以得到如下实证检验中常用的欧拉跨期投资方程的一般形式：
不仅是中国，当前全球车市都在减速。今年9月份，美国、欧洲、日本的汽车销量也均为负增长，在亚洲具有代表意义的日韩两国，汽车销售也同样乏力，销量同比分别下降2.0%和17.2%。因此，对于中国车市的数据波动，不妨多一份淡定，相关企业与其呼吁政策刺激，不如自身练好“过冬”本领。
鲁氏家族的属寺多以宗亲子弟出任寺主或堪布，来管理寺院。鲁氏家族僧职的传袭，自三世鲁贤的弟弟剌干罗祝思开始。据《大通寺寺志》载，该寺为三世祖鲁贤之弟剌干罗祝思建，俗称“鲁家堪布”，为妙音寺寺主，这是史料记载鲁氏家族的第一位僧职。《鲁氏家谱》所收录的明宣宗下发敕谕二道中有详细记载，给予妙因寺“颁敕护持”的礼遇，并要求官员居民等人“听从剌麻裸古鲁监参等及僧人自在修行”，并敕“都纲一员，印信一颗、劄付一张”[1]89-90。这一时期妙因寺由鲁氏家族尽心供养，在庄浪一带的政教两界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宣德皇帝下诏对该寺大加护持，并把“庄浪卫僧纲司”移至于此，以寺中喇嘛裸古鲁监藏为僧纲，管理整个庄浪的佛教事物。但据史料载，“红山堡报恩寺僧纲司”即鲁土司时期的“庄浪卫番僧纲司”。有学者指出，“清乾隆朝以前，都纲之职，一直在阎姓喇嘛中传承世袭”，[19]184白文固先生也持此种看法。笔者认为，鲁三世时期“庄浪卫僧纲司”应是安置在妙因寺，后因故被迁出，遂安置在红山堡报恩寺，所以才有上述史料的记载。但“庄浪卫僧纲司”迁出的时间和缘由，均未有相关史料佐证。妙因寺是鲁氏家寺，红山堡为鲁土司始祖脱欢之子巴只罕及后裔统辖区域，所以鲁氏家族与庄浪卫僧纲的密切关系，仍是不言而喻的。又据《安多政教史》载，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鲁家喇嘛”（据考证应为鲁土司九世鲁允昌的宗族兄弟）喜饶尼玛修建了大通大寺（即东大寺）[16]，喜饶尼玛为东大寺第一世班禅堪布。有明一代，鲁氏家族与所属寺院的密切关系，有效的巩固了其在连城的统治地位。
塔顶含油污水密闭排放流程：从初常顶石脑油出装置处和减顶污水出装置处分别接线至蜡油至罐区，罐区备用专罐接受吹扫期间产生的含油污水。在换热网络、加热炉等管线吹扫和煮塔过程中，当塔顶蒸汽经过冷凝后产生的大量含油污水，可通过此流程密闭排放至罐区，可有效杜绝大量含油污水直接排含油井，冲击污水处理厂，在此次停工期间，此密闭排放措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清初，鲁氏率族积极归附，重获世袭土司特权，家声重振。鲁氏是其辖区内宗教寺院的最大施主，积极崇佛释教。鲁氏家族除长子外，其他的儿子大多成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堪布，以此其家族势力伸入宗教之中。如十五世土司鲁纪勋袭职后，其子任妙因寺寺主，“鲁嘉堪布活佛，妙因寺寺主，鲁氏十五世土司鲁纪勋次子，出家为僧，为土民十旗诸寺院僧团领袖”。[20]45十六世鲁如皋，其子有四，内三子均皆出家为喇嘛，惟存一子鲁寿，后长大改名为鲁锡，经该土司鲁如皋派令督带土兵护解。
鲁氏家族的僧官传袭，在鲁三世和鲁十五世时史料有详细的记载，其他世系因缺乏资料不知其详。但据考释，妙因寺寺主“土司家族不任职期间，亦是地方大姓任职”[21]71。
鲁氏家族僧职的承袭，是中央王朝完善土司管理制度，淡化其少数民族部落意识，强化国家整体意识的一种有效治理手段。鲁氏家族在僧职系统内世袭传承，牢固地确立了鲁氏家族在连城地区的统治地位。
四、总结
鲁氏家族自明初归附以来，管辖部落，效力疆场，至三世鲁贤、四世鲁鉴，凭借军功奠定了鲁氏家族在甘肃永登的统治地位，获得了明王朝对其新政治地位的认可和身份认同。鲁氏家族尊崇藏传佛教、广建寺院，遵奉“兄为土司，弟为堪布（僧侣）”制，世袭僧职，这是鲁氏家族的必然选择，也是该家族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文化根基。
从明至清，鲁氏家族对藏传佛教教派的信仰表现出多元态势。萨迦派、格鲁派及噶举派都曾受到鲁氏家族的崇奉和礼遇。鲁氏家族入明后最早信奉是的萨迦派，明中叶后对萨迦派、格鲁派和噶举派共同尊崇，明末清初开始独尊格鲁派。这是明清社会变迁大背景下，国家、民族、家族三方在西北区域互动的必然结果。
在国家层面上，明王朝实施“缘俗立教”和“多封众建”的理念，极力推崇藏传佛教，旨在通过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领袖与地方土司配合，“俾相化导”，充分发挥各自的影响力，通力承担朝廷赋予的政治责任，在各自领域内能“广布佛教，化导群迷”，从而达到“永享太平之福”的目的。因此，鲁土司尊崇的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都是中央政府“多封众建”理念的具体体现。
在民族层面上，明初故元主势力虽退出中原，但残余势力仍并占据着广阔的漠南、漠北、东北、西北的大片土地。“河湟流域分布着大小土司共17家，其中蒙古裔土司就11家”[6]。因此，蒙元在西北区域的统治历程，使蒙古族在西北区域有很大的影响力。鲁氏家族的根基是蒙古族，而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信仰中至关重要。因此，鲁氏家族能够持续在西北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也与鲁氏家族坚守民族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在家族层面上，鲁氏家族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能迎合时势，顺应潮流。鲁氏为巩固家族统治地位，维护家族世袭特权，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都予以施受和推崇，力主世俗的统治特权得到宗教力量的护佑。因此，鲁氏家族在庄浪一带显赫之极，维系了五百余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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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ushi Family and Tibetan Buddhism in Yongdeng，Gansu Province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U Ai-yun1，2
（1.College of Humanities，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Xining 810000，China；2.College of Humanities，Jiangsu University Technology，Changzhou 213001，China）
Abstract :The Lushi family in Yongdeng，Gansu Province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amilies in the Tusi of Gansu and Qinghai.The ancestor of Lushi was an old official in the Yuan Dynasty.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rule，the Ming Dynasty appointed the capitulated tribal leaders of the Yuan Dynasty as local officials and placed them in the guardhouse.With military merit，the Lushi family gained the recognition of its new political status and identity of the Ming Dynasty.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the family，the Lushi family mainly believed in Tibetan Buddhism and built a large number of monasteries，following the system of"Brother as Chieftain，Brother as Monk"，to inheri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monastery conferred by the Dynasty，power goes deep into politics and religion，Lushi Fam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unity entity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Yongdeng，Gansu Province.The Lushi Family manifested multiple beliefs in Tibetan Buddhism.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chang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is pluralistic belief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tate，nationality and family in the Northwest region.Lushi family experienced two dynasti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more than 500 years，inheritance is irreplaceable，ruling one side，the family has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s，economy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Lu Family；Identity；Monk position；Tibetan Buddhism；Temple
[中图分类号] B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15（2019）05-0045-06
[作者简介] 宿爱云，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史、景观史研究。
[责任编辑 邹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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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鲁氏家族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僧职论文; 藏传佛教论文; 寺院论文;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