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三十年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我国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97(2008)05-0005-10
1978年至2008年，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走过了三十年。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并就当前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创新路径提出了一些看法。
1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的三个十年
1.1 第一个十年1978-1988：恢复与发展
(1)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恢复与发展。1977年冬，我国的高考招生制度在中断10年后恢复。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恢复高考招生录取。1977级本科生于1978年3月入学。1978年6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会上，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共同确定了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方案，并决定协作编写教材。这次会议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
1980年5月北京图书馆刘季平馆长代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198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讨论通过。提纲认为当时图书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专业干部缺乏”。对今后工作，《提纲》提出了五点意见。其中第四点意见是：发展图书馆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加强图书馆专业人员培养。《提纲》的意见对于大力发展图书情报学教育提供了政策保证。
1983年4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研究了图书情报学人才需求、培养目标和结构、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质量和教材建设等问题[2]。同年9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发展和改革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几点意见》，成为新时期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1978-1987年间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本科专业恢复发展迅速。本科专业从原有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一南一北两个点增加到全国范围内的52个教学点。全国图书情报学本科在校人数1977年只有200多人，1979年增加到1074人，1981年有1500人，1983年有1700人，1987年达到6300多人[3]。
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恢复与本科教育基本同步。1978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招收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届硕士研究生。197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全面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1981年1月，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同年11月，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4]。至1988年，我国有6个图书馆学硕士点，7个情报学硕士点，1个档案学硕士点。1978-1987年，全国毕业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147人，在籍研究生221人[5]。
(2)教材与课程体系的建设。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此后，图书情报专业有8种教材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规划(1978-1983年)，60余种教材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年)[6]。教材的立项与编写有利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1985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四川新都召开了“首届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学术讨论会和经验交流会”，重点讨论了图书情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大纲的制定，并确立了图书馆学的10门核心课程，即：图书馆学原理、分类与主题、文献编目、目录学、参考工作与工具书、文献检索、图书馆管理、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检索。
(3)情报学教育的兴起。1978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了科技情报专业，之后，北京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也陆续创办了情报学专业。
随着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图书馆学系的名称已经不能涵盖全部内涵。1984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建设为图书情报学院，此后各高校图书馆学系开始更名，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图书情报学系”。此次改名有利于图书馆学专业与情报学专业的融合发展。
1.2 第二个十年1989-1998：变革与调整
(1)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确立。1990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四次会议增设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学科评议组，审议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硕士点的设立等问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设立标志着图书情报学学科的成熟稳定。
1990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武汉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991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图书情报专业博士研究生，这标志着我国图书情报学最高学历教育的开始，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与学术地位得到了承认。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于1993年获得了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1996)、北京大学(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联合，1998)获准设立了情报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
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规模也在扩大。据1995年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有58所高等学校设有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在校大学生在4000人以上。其中大学本科教育点53个、硕士研究生教育点11个、博士生教育点3个[7]。至1998年底，我国共培养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生1465名，博士生43名[8]。
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目录中，图书馆学、情报学长期难以找到自己的合理归属。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图书馆学属于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类，情报学属于工学门类的管理工程类，档案学划归史学门类，分属于不同门类。1990年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立了“图书馆与情报学”一级学科，划归理学门类，二级学科为图书馆学、科技情报。1997年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在“管理学”门类下设立“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设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3个二级学科。研究生目录修订使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在学科门类的归属上适得其所，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设置比较规范合理，有利于按照宽口径来培养研究生[9]。一级学科的确定明确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对学科群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学科的更名与本科专业目录的更改。20世纪90年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信息化不断推进和深入，而传统的图书情报学教育重点在于文献信息管理，学科和教育体系难以满足信息环境和需求变化的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不做出有效反应，学科教育就难以发展。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危机就是很好的反映。在美国，1978-1992年，共有14所图书情报学院关闭。美国图书情报学院关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对信息社会中迅速变化的环境与需求没有引起充分重视。
1992年9月，国家科委(科技部前身)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决定，将沿用了近40年的“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该举措在图书情报教育界引起了极大反响。1992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率先改为信息管理系。截至1995年3月，在全国52所图书情报学系中，已有26所改名为信息管理系(或信息资源管理系、信息技术与决策科学系、文献信息管理系、信息产业系等)[10]。1999年4月，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与新闻学院合并组成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学系的名称在中国内地几近消失。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以改名为标志，向以信息管理为核心的方向延伸和发展。即使在图书馆学专业中，课程体系也在调整变化。传统课程在整体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明显递减，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课程)所占比例有大幅度上升。课程体系所包容的知识面正在迅速拓展[11]。
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科技情报”专业调整为“科技信息”专业，将“社科情报”专业调整为“信息学”专业。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把图书馆学专业和档案学专业作为一级学科“图书档案学类”下属的二级学科，归入新增设的管理学学科门类，而信息学专业和科技信息专业与原有的经济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林业信息管理等五个专业合并组成一个新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作为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下属的二级学科归入管理学学科门类。
1998年本科招生目录的改革使情报学本科专业并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由于图书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分属于不同的一级学科，有学者认为这打破了原本已初具规模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格局[12]。受大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招生在上世纪90年代遇到了困难，1999年全国开办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院校仅20所，有些还停止招生或隔年招生[13]。
1.3 第三个十年1999-2008：完善与创新
在1999-2008年间，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全面拓展自身研究领域，以学科群的姿态出现，增强自身影响力与竞争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00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2年武汉大学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设立出版发行学、信息资源管理等博士点学科。2006年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与2000年相比较，我国二级学科授予硕士学位学科专业点由57个增加到127个。其中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20个，情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40个，档案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10个[14]。更重要的是，“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一级学科授权学科后，通过备案方式批准了出版发行学、信息资源管理等学科为二级学科，具有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资格，进一步丰富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体系。
此外，经人事部批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于2002年、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于2003年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03年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关于新设43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通知》中，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设立了3家博士后流动站，分别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南京大学设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流动站。这样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建立形成了一套“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作为学科建设的标志之一，国家重点学科是教育部对高等院校中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进行详细考核后，择优确定并计划安排重点建设的学科，是评定学科的最高等级。在2002年的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中，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武汉大学的情报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取得了历史性突破。2007年，在教育部进行的新一轮重点学科评估验收中，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学和南京大学的情报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被评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也有所斩获。1998年5月启动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是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并组织的，旨在逐步建立有效的质量监督和激励机制，推动研究生教育工作重点切实转移到提高培养质量上来，培养和激励博士生创新精神，促进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该项评选工作列入《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中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共2篇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全国先后有5篇论文获得提名奖。
2003年，为了切实推进教育创新，深化教学改革，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教育部启动了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项目。国家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国家精品课程的申报参选也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至2007年，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已经有9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见表1)。
彭斐章教授、吴慰慈教授获武汉大学、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称号，黄长著研究员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04年开始，教育部实施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院校的13名中青年先后入选该计划。2007年，为了提高我国高等学校教师素质和教学能力，确保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中设立了教学团队建设项目。2007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核心课程教学团队”成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推动了图书情报学教师队伍的发展。
表1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国家精品课程
年度课程名学校负责人
2004 目录学概论武汉大学 彭斐章
2005图书馆学概论北京大学 吴慰慈
2005信息管理学基础 武汉大学 马费成
2006电子文件管理武汉大学 刘家真
2006档案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 冯惠玲
2007信息服务与用户 武汉大学 胡昌平
2007文书学 黑龙江大学倪丽娟
2007信息资源共享中山大学 程焕文
2007信息检索与利用 山东理工大学 葛敬民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充分发挥各科类专家学者对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研究和指导作用，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教育部设立了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度。2002-2006设立的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先后召开了五次工作会议暨系主任联席会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07-2011第二届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代表更加广泛，有来自25所高校的30位图书馆学专家参加。海峡两岸教学、学术交流频繁，先后联合召开了九届教学科研学术研讨会。
在新的十年中，图书情报学教育国际交流更加广泛。2000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中美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讨论了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在数字时代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21世纪新技术对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影响等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2006年召开的第二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探讨了数字时代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学科的变革与创新问题，讨论通过了《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类教育发展方向及行动纲要》。国际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与国际的接触与合作。
2 我国三十年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四项进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图书情报学人才培养能力显著提高
伴随着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图书情报学教学机构大幅增加，图书情报学的招生规模也迅速扩大。与此同时，图书情报学教学机构也不断调整教学体系，完善学科课程设置，保证了图书情报学人才素质和能力的同步提高。
(1)招生情况。在本科招生方面，对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等23所学校的招生进行统计发现，从2003-2006年，23所学校图书馆学的本科招生人数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达到3800人[15]。
与本科生招生情况类似，图书情报学硕士招生规模也由于培养单位数量的增加而增长。从情报学来看，2000年底，我国有28个情报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300人左右[16]，而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近500人[17]。与此同时，对30家图书馆学硕士培养单位的统计显示，2002-2006年这些单位共招收1291名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发展速度很快，几乎呈直线上升，招生规模由2002年的178人增长到2006年的338人，增长了89.9％，平均每年增长22.5％[18]。
在博士研究生招生方面，图书馆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单位数从2002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3家增长到2008年的8家(新增南开大学、空军政治学院南京分院、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招生人数也随之增加。到2008年，我国有8个情报学博士点：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防科技信息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吉林大学、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其招生规模也在稳步增加。
(2)就业情况。2008年6月，教育部有关部门公布了本科专业2004-2007年连续四年的就业状况，部分专业的就业率如表2所示[19]。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图书情报学类本科的就业率在人文社会科学专业领域排名相对比较靠前，学生就业率较高。这反映出了图书情报学专业毕业生在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获得了提高。
我们以图书馆学专业为例，具体分析图书情报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参见文献[20])。肖希明教授主持的“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调查”项目调查收集了19所图书馆学培养单位2002-2006年的本科以及研究生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我们将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去向分为图书馆、从事专业教学工作、继续深造或出国以及其它(企事业单位等)等分类统计。调查显示，2002-2006年5年间，这19所培养单位共有图书馆学毕业生2992人，其中顺利毕业的人数为2899人，毕业率接近100％。在毕业的2899人中，毕业后去图书馆工作的有1481人，占总数的51％；从事专业教学工作的103人，占3.5％；继续深造或出国的664人，占23％，其它的有651人，占22.5％。可以看出，近5年来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反映了我国图书情报教育事业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取得了进步，并且有一半以上的毕业生进入图书馆行业工作，达到了人才培养的目的。
(3)课程设置情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图书情报学的课程设置一直紧跟社会发展，不断调整变化，以适应社会对图书情报人才的要求。在本科课程设置方面，大多数图书情报教育机构在其专业课程设置上，都将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的核心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反映了图书情报学专业核心课程已经趋于稳定。此外，各图书情报学教育机构还根据社会需要，开设了很多实用性和操作性较强的课程，说明图书馆情报学本科教学越来越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业务能力，也提高了这些机构培养图书情报学人才的能力。
在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方面，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并未出台统一的政策性规定。对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3个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点的课程设置情况调查可知，开设频率较高的课程主要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信息资源组织、检索、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组织、文献学、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等[20]。
根据王知津、孙立立2005年的统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25所院校情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主要为：情报学理论与方法、信息组织与检索、信息分析与研究、信息咨询与服务、信息经济与产业、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信息技术与系统、信息政策与法律等[21]。
绝大多数研究生的教学单位都将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技术列为开设的重点课程，并且都注意开设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课程。这说明在硕士研究生教育方面，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机构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理论知识的积累和沉淀。与此同时，我们比较这些课程可以发现，这些课程基本涵盖了2003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的本科核心课程，说明各单位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存在较好的延续性。
图书情报学的博士生课程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各图书情报学博士教学单位更加重视对学生图书情报科学理论深入研究能力的培养以及对前沿研究领域最新发展的掌握。这也为培养图书情报学领域具有出色科研能力的人才提供了保证。
2.2 图书情报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初步建立
(1)人才培养教育体系的总体状况。近年来，图书情报学人才培养教育体系不断发展，办学形式和办学层次更加多样化，逐步形成了以博士学位教育、硕士学位教育、学士学位教育、专科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相结合的多层次、较为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见表3、表4)，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2)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地域分布。为了从地域特征方面反映中国内地图书情报学教育的现状与发展，我们参照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CALIS)对地区中心的划分方式，将统计到的全国99家图书情报学教学单位所在的地区划分为八类，分别为：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25家)；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10家)；华东南地区(包括上海、浙江、福建、江西，14家)；华东北地区(江苏、安徽、山东，17家)；华中地区(湖南、湖北、河南，10家)；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4家)；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10家)；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9家)，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图书情报学专业地域分布示意图
从图1看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学单位地域分布的总体特征仍然表现为东部多于西部、北部多于南部的特点；但从整体上来看，尽管地区差异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图书情报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图书情报学专业分布逐渐具备广延性特征，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各地区教学机构都保持了一定数量的增长，这也促进了图书情报学人才数量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分布和增长。
2.3 图书情报学师资队伍初步形成
教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是保证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图书情报学现有从业教师数量没有完全统计数据，但据2006年对部分院校的统计，平均每所图书馆学教育单位的专业教师为11人，可推测，当前99所图书情报学教学培养单位共有教师当在千人以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师资规模。这里，我们仅以图书馆学的教师队伍发展为例，分析我国图书情报学师资队伍的主要特点。
下面具体分析2006年我国38所教育机构图书馆学从业教师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学科背景[22]。
2006年，389位图书馆学专业教师中35岁以下教师数量为63人，占教师总数的16.20％；35～45岁教师180人，占46.27％；45岁以上教师146人，占37.53％。专业教师的年龄反映着教师队伍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一个完整的教师队伍，应该由经验丰富的老年、起骨干作用的中年和朝气蓬勃的青年所组成[23]。与此同时，有39人年龄在55岁以上的教师，占总数的10.03％，其中还包括多位资深的图书馆学专家，他们依然坚守在图书馆学教育的岗位上，为培养新世纪的图书馆学人才、帮助青年图书馆学教师、促进专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支图书馆学教学队伍中，教授162人，占42.08％；副教授138人，占35.84％；而具有初中级职称的教师共85人，只占22.08％。可见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师的职称相对较高，教师职称分布呈倒金字塔结构。目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以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为主，因此，现有教师职称结构总体上比较符合图书馆学教育的需要。
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师的学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近30％具有博士学位或即将取得博士学位，40％左右具有硕士学位，只有29.27％的教师具有本科学历(学士或双学士)。
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开展结构合理的图书馆学教育要求教师队伍具备较为广泛和全面的多学科专门知识。师资队伍背景的多元化也就成为评价图书馆学教师质量的重要标准。到2006年底，在38所院校提供的365位图书馆学教师的学科背景中，具有图书情报档案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的教师247人，占教师数量的60.39％，具有自然科学专业知识背景的79人(占21.64％)，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教师83人(占22.74％)；其中，同时具有两种及两种以上专业背景的有39人，只占全部教师数量的10.68％。他们中有31人同时具有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和某一专门学科的交叉知识背景。在涉及的非图书馆学专业中，主要学科包括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工程技术(如船舶工程、机械工程等)、医学、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管理学、中文、历史、外语、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总的说来，我国图书馆学教师队伍的专业背景具有一定的多元化特征。
2.4 图书情报学科建设成绩显著
经过三十年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学科建设工作发展很快，也反映了图书馆和情报学科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并被社会公众所熟悉和认可。
对2002年至2006年的图书情报学科的本科教学点、1981年至2006年硕士点和博士点的数量变化加以统计，结果见表6、表7及图2～图4。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发现，我国图书馆学和档案学本科教学单位增长速度较为平缓，已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就图书馆学新增本科办学点来看，多数属于一般本科院校，而2000年以前，我国图书馆学本科点一般设在省、市以上的重点院校，包括一些国内外知名院校。随着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图书情报学本科教学单位在学校类别的分布上正日趋均匀，这样有利于提高图书情报专业教育的普及程度。此外，很多学校多分布在西部及边远地区，也有助于为这些地区的图书馆输送大量专业人才，带动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从图3可以看出，2006年的图书情报学科硕士点数量较2000年增长了将近3倍(尤以情报学硕士点增长的数量最多)，说明硕士生教育已经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图书情报学办学层次形成了以硕士生教育为主导的格局。
此外，博士点的不断增多表明图书情报学的博士生教育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图书情报学科的高层次人才需求在不断增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图书情报事业在改革开放后紧跟社会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3 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五个方面问题的思考
3.1 学科教育环境：面向泛在信息环境
图书情报学教育为社会培养图书馆与信息职业人才。职业竞争力的提高离不开学科教育对于所处环境的准确把握。我们面临的信息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今天信息资源的丰富与普遍，信息技术的普及与易掌握，信息工具的廉价与普遍使用。人们将这种环境称为泛在信息环境(U环境)。日本和韩国在2004年都推出了下一步国家信息化战略，分别称作u-Japan和u-Korea；2005年新加坡信息通信发展管理局发布名为“下一代I-Hub”的新计划就是对这种环境的反映。人们设想，在U环境中，任何人都能在任何时间使用任意网络连接的数字设备检索人类的所有知识……在这一愿景中，再也没有教室、组织或个人被隔离在全世界最好的知识资源之外[26]。因此，原有的图书馆与信息服务必将发生深刻变化。
2008年IDC最新报告显示，2007年数字世界的信息量达到2810亿GB，比其之前预计的数量要多10％。到2010年，数字世界的信息量将是2006年的10倍，这比之前预测的要多4倍[27]。而与此同时，资源的异构性特征更为明显，包含知识的信息更加分散，“知识在信息中迷失(knowledge lost in information)”。扩展信息/知识发现的范围与深度、基于语义的信息检索、将信息空间融入日常生活、提升信息的可获取性和可用性、通过信息获取提升用户的创造力等都是数字图书馆在U环境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28]。
图书情报学教育必然要随着环境加以改变，培养具备竞争力的信息职业者。图书情报学教育应如何发展才能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图书馆与信息职业者？2003年6月美国专业图书馆职业资格委员会向专业图书馆协会理事会提交的《21世纪信息专业人员从业资格修订版报告》提出了21世纪专业图书馆员应具备的11项职业能力和13项个人能力。图书馆学教育都需要为社会对职业提出的新使命和新要求提供实质性的能力支持。美国“信息学院运动(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iSchool运动)就是倡导以信息(information)、技术(technology)和人(people)的关系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
3.2 学科教育价值：融入图书情报实践
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价值何在？我们认为，融入图书情报实践才能体现出学科教育的价值。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停办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主席Richard Dougherty曾建议ALA执行委员会制定方案声援教育界同行，但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执行委员会成员认为，图书馆学教育与实践脱离，教育工作者理应受到惩罚[29]。以ALA前任主席Michael Gorman等为代表的人士认为，图书情报学教育，特别是图书馆学教育正面临危机。学科教育危机的实质是面临外界对于学科教育价值的质疑。Michael Gorman在《图书馆学教育何去何从》一文提出图书馆学教育的危机之一即在于众多图书情报学院的授课内容与图书馆实际工作要求之间的差距渐行渐远[30]。“加拿大图书馆人力资源研究”2005年的调查报告表明：图书馆员认为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与工作的要求并未很好地连接。只有约2/3(63％)的馆员认为他们的硕士生教育为其提供了适应图书馆工作要求的技术和能力。不到一半的馆员认为教育提供的问题解决及信息技术技能的学习满足实际工作需要[31]。
根据肖希明教授等的调查，图书馆馆长认为部分图书馆学毕业生在某些岗位难以发挥作用的原因中，“图书馆学课程太偏重理论性，方法与技术的内容偏少”、“图书馆学专业知识陈旧，跟不上图书馆实践发展的需要”、“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与实践脱节”为部分主要原因，持有这些意见的馆长比例分别为52％、45％和42％，仅次于“缺乏其他学科背景知识”(67％)。而对馆员的调查则表明，专业课程内容的新颖性和实用性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前景和职业竞争优势[32]。
回顾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历史，学科教育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传统。“智慧与服务”是文华图专的校训，要求学生要用聪明的才智为社会服务。沈祖荣先生认为“图书馆学为实用科学”，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实际操作训练，真正体现学贵且用的原则[33]。杜定友先生也十分强调实践环节。在图书馆学课程教学活动中，他都安排实习或实践内容，使学员能结合工作实际，学以致用；而注重实用也是其拟定的教学大纲的特点之一[34]。刘国钧先生身兼图书馆学教育家与实践家的双重身份，在教学中亦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基准[35]。很多学者强调应加强图书馆学实践与教学的紧密结合。但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与批评声音的存在让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深入思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图书情报学教育应始终秉持的教育理念。
我们强调学科教育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但不应将学科教育与岗位培训等同起来。教育是图书情报学院(系所)应担负的责任，而岗位培训则是信息机构的职责[36]。图书情报学教育并不是为学生提供某一特定领域的培训以使其适应某一特殊岗位，而是为其传授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核心与通用知识，从而为其选择图书情报学事业或其他相关领域打下基础。
3.3 学科教育目标：优化知识结构
2000年，美国发布了《21世纪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专业人员教育Kaliper报告》，报告认为，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课程变化趋势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37]：趋势一：除了提供有关图书馆作为具体机构与业务的课程之外，LIS课程正在处理更加广阔的信息环境和信息问题；趋势二：LIS课程在继续吸收其他学科观点视角的同时，一个独特的核心已经形成——以用户为中心成为主导；趋势三：LIS学院和培养计划正在课程中不断增加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和引进；趋势四：LIS学院和培养计划正在试验培养专业课程的具体构建；趋势五：LIS学院和培养计划在为学生提供更灵活的多种不同的教育模式；趋势六：LIS学院和培养计划通过提供本科、硕士、博士不同程度的学位来拓展其课程。
而从iSchool的课程设置来看，网络技术和计算机使用几乎成了图书情报学课程体系的必备组成。网络资源设计与检索、知识网络可视化与导航、信息多媒体技术、元数据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几乎和传统的编目、检索课程一样成为学生的必修课。总体而言，iSchool包括的课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图书馆、信息学基础知识；信息网络技术与信息系统；②信息组织与获取；③信息与社会、艺术、法律；④信息与经济、管理与市场；⑤认识论与研究方法；⑥主题讨论与研究；⑦专门学科与信息，等等。另一方面，多样化、个性化已经成为iSchool课程体系的基本特征，学院也鼓励学生根据自己将来的职业兴趣和研究爱好设计和选择课程，实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形成广泛的知识基础，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如伊利诺伊(Urbana-Champaign)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院在要求情报学硕士必须学习两门基础课程(信息组织与获取，图书馆、信息与社会)之外，为学生设计了7类参考课程体系：信息组织与知识展现；信息资源、利用和用户；信息系统；历史、经济与政策；管理与评价；社会、群体与组织信息学；青少年文学与服务。每一个体系都包括10～15门不等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对未来职位的设想选择课程体系[38]。U环境中，图书馆与信息管理职业需要具备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工程学、法学、经济学等两门或多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图书情报学学科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及高素质的复合型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当务之急是要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课程中至少应包括信息模块(主要包括信息发现、信息描述、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获取、数据挖掘等课程)、技术模块(包括网络技术、信息系统、语义网和知识本体(Ontology)技术、认知工程技术、可视化、RFID以及射频网络技术等课程)、用户模块(包括用户需求分析、用户行为分析、信息服务等课程)、法律政策模块(包括信息政策、知识产权、隐私权管理、信息平衡等课程)。应根据这样的目标，逐步扩大双学位、双硕士、博士后的培养，在硕士和博士阶段扩大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提升LIS毕业生的综合素质。
3.4 学科教育方法：以问题为中心
在新环境下，重大信息需求通常以复杂问题的形式出现。如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控制研究、疾病的诊断与预防等等都不是一个学科所能解决的。如何满足用户信息需求？我们认为要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以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提供了具有任务特点的问题情境，教师围绕问题组织教学与实践内容，并将一个大问题分解为若干相互联系的小问题，使教学过程贯穿于完成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之中，即将具体的教学任务置于循序渐进的实际问题解决的情境中展开。通过启发式教学法、双向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直观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思考和解决中学习，切实提高学生适应竞争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5 学科教育归宿：向图书馆与信息管理科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一级学科发展
在新的信息环境和用户信息需求条件下，图书馆、情报机构、出版机构、档案馆等机构在信息交流网络中承担的功能有趋同融合的趋势。各信息机构对信息的发现、获取、组织、挖掘、检索、服务等一系列业务流程也趋同，其工作目标也趋向一致：都是为了在海量信息中为用户发现、筛选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信息；更快、更好地掌握和应用信息技术以提高信息服务效率，消除信息资源获取中存在的各种障碍等。
学科研究与教育发展必须及时反映实践的变化并以满足实践的发展要求为目标。在当今数字信息环境中，区分哪些是属于图书馆学、哪些属于情报学研究领域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学科实践中功能、流程、目标的趋同也要求学科融合发展。世界范围内也呈现出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的融合趋势。2000年IFLA修改了沿用多年的《图书馆教育指南》，强调情报研究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学院资格认可采用的标准经历了图书馆学、图书馆与信息学等名称的变化，今天他们采用的则是“图书馆与信息研究”(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的一级学科名称。2002年英国图书馆协会与信息科学家学会合并成立图书馆与信息职业学会(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ILIP)。因此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未来来说，采用图书馆与信息管理这样的一级学科名称既有利于保持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的职业传统，也有利于迎接新的信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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