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防教育 提升爱国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防教育论文,爱国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8年10月25日《解放军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时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国防教育应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次日，《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把国防教育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是由国防教育的社会性和长期性决定的，对公民进行国防教育，应当“成为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全社会性的教育活动”。江泽民同志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国防教育的本质，揭示了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的辩证关系。
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可以说，爱国主义是国防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防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的主题，是最生动、最实际、最有效的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对军人，而且对全体公民进行国防教育，提升爱国主义，都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国思想教育总体系中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新课题。
一、大国防教育的社会意义和本质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在较长时间不会爆发新的大战的相对和平时期，要向人民群众进行生动实际的国防教育，提高全民的国防观念，使社会国防职能得到普遍加强。在谈到国防教育的领域、性质、方针和对象时，江泽民同志作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是：(1)加强国防教育，提高人民的国防观念，是全党、全军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整个思想教育体系中有着重要位置，应当把它纳入到这个总体系中去。(2)对公民进行国防教育不是单纯的军事教育，应当贯穿于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成为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全社会的教育活动，因此应当成为社会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国防教育的社会性决定了它以每一个公民为教育对象，就是说，每一个公民无一例外的都应接受国防教育。(4)整个教育必须由党、政、军各机关，工、青、妇各群众团体，教育、文化、宣传、新闻出版等各部门通力合作。(5)把国防教育作为社会的系统工程来建设，把国防教育的内容转化为公民的精神财富和品质，使之成为国民公德，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总之，国防教育是贯穿于一切领域、一切工作中的全面性的爱国主义和国民精神教育，是新时期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从民族生存和发展、从全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和加强国防教育。
根据江泽民同志的论述，新时期的国防教育应当是一种“大国防”教育。什么是“大国防”教育呢？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国防不仅是军队的事，而是整个国家的防务，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所谓“综合国力”，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内容，也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大国防教育的社会目标就在于使全体国民从物质文明的硬国防力和精神文明的软国防力两大系统上来认识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战略，并在每一系列的具体位置上找到爱国主义的立足点、着眼点和理想升华点，努力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国防教育，实质上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为适应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生动实际的全社会性国民思想教育。国防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强化国家利益至上意识；培养公民为国家安全和发展而献身的民族精神和气节。其中，爱国主义是国防教育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当今国际社会，虽然国家制度、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各有不同，甚至有着根本的差异，但是，把“爱国”作为国防教育的核心和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却无一例外地成为各国国防教育通行的价值方针。大家记得，早在1957年，由于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就曾一度引起美国人从国防建设的战略高度对国家教育制度的全面反思，第二年美国联邦政府就通过了著名的《国防教育法》。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批准该法实施时指出：“通过这个法律，大大地加强我们美国的教育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国家安全所提出的要求。”（《国防与国防观念》第177页）有的国家还把国防教育命名为“军事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界定虽然有一定局限性，难以涵盖国防教育尤其是大国防教育的全部内容和功能，但它却从本质上揭示了国防教育的基本内涵。
二、从国民爱国主义情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看和平时期大力加强国防教育的必要性
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和平时期的国防教育，是鉴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对和平时期国民爱国主义情感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把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情感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常态和定势，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但这种发展变化并非都是积极向上的，它像潮汐一样，有高涨期，亦有落潮期。从国防教育的本质规定性来看，国防教育的主旨就在于把握住向上、向下两种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以便使爱国主义的航船，在潮涨期而不致随波逐流，在潮落期不致搁浅沉舟，始终沿着正确的航道，驾驭着时代的航船，驶向民族和平安全、繁荣昌盛的彼岸。
从一定的历史经验看，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发展变化和提升，与国防形势、国家安全系数、国防教育有着最直接、最密切、最本质的联系。
首先，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上涨的指数与国防形势的紧张度成正比。考察古今中外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的仁人志士，高涨的国民爱国激情，大多是国防形势紧张条件下的产物。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多是在民族、国家危难时唤起扶危济世、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心声。春秋时在孔夫子，当其鲁国受到齐国侵犯时，就曾无不动情地指教和责令弟子共赴国难：“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紧张的国防形势本身就是最实际、最生动、最激昂的国防教育课堂。孔子的爱国主义激情就是这个“大课堂”的产物。我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以及近代的千百万为民族大义而牺牲的英雄们，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由于国防形势的刺激而产生的。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战争中，在民族危难时奋起抗争的民族和人民的不甘做亡国奴的抗战热忱，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期及理性和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其次，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自然上涨的指数与国家的安全度成反比。历史经验表明，国家越安全，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越容易趋向淡薄，长期的和平环境极容易导致国民爱国主义情感的弱化。古罗马帝国曾经是一个具有尚勇爱武传统的民族，但是由于一度强盛，这种传统日益淡化了，转变为重金钱、重享乐、重安逸，社会风气日益衰败，终于导致了古罗马帝国在地球上消失的民族悲剧。西方还有个国家，在一度盛世之后，国民的爱国热情逐渐淡漠，以致于爱国心、荣誉心在当时社会上成了舆论讽刺的对象，一些咖啡厅等娱乐场所赫然挂着“妓女、军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最终使这个国家在一次战争中失利，演出了一幕白旗降国的历史悲剧。正如一位法国将军在总结这次教训时说的那样，当时“人们对于是非黑白已丧失了认识，而自私自利的心理代替了爱国心和公益心”（〔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3卷，第105页）。瑞士军事理论家若米尼曾深刻地指出：“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财产去保卫祖国的勇士们，还不如那些包税者和交易所的生意人受到尊重，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是非常可悲的！”（《战争艺术概论》第79页）人们也不会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对和平的一个时期，西方一些国家由于迷醉于一时的“繁荣”与“和平”，致使和平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国民中厌战、惧战情绪高涨，爱国热忱和尚武精神泯灭，甚至有的国家，许多青年为逃避应征入伍而纷纷谋求缓服兵役的“特殊任务”，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时，国土迅速沦陷于德国法西斯之手。正如法军总司令甘沫林在战争开始不久的一个报告里写的那样：“今天所动员的人员，在两次战争之间的阶段中，并不曾受到爱国的精神教育，所以他们对于决定国家命运的决斗，在精神上是毫无准备的。我方正面之所以被敌军突破的主因，即为部队的自动溃逃。”（〔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3卷，第386页）在长期的和平环境里，即使一个贫穷、落后和虚弱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很难自发地产生出强烈的全民族性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晚清时期的中国，若不是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架在民族的身驱上，国民的爱国情感也不会聚变成如白莲教、小刀会、义和团等民族正义爱国的壮举。在陶渊明笔下的封闭式的桃花源王国里，是不可能自然萌发出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的。
再次，爱国主义情感随着国防意识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防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和平时期国民的国防意识强化，有赖于持久的、有力的全民性国防教育。所谓爱国，必先有其国可爱。有其国必有其防。欲立其国，必先立其防；欲破其国，必先破其防。防立则国立，防破则国破。“国”者，用干戈保卫防线内的人口和土地之谓也。所谓国家，从域限意义上讲，即指国防界以内存在和发展着的一切要素的总和。所以，国防意识、国防观念，实质上是国家意识、国家观念。没有国防意识，就没有真正的国家意识，因而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没有国防观念，也就很难在理性的高层面和整体意义上确立科学的国家观念，因而也就很难使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向科学和理性的层面升华。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和平时期国民爱国主义情感的升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族的国防意识，提高国防观念。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不同的科学发展状况，其教育方法和途径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国防教育之中，利用和创造一切可以利用、创造的有利条件，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及时地进行全民性的国防爱国主义教育。例如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曾先后几次开展全国性的大讨论，实际上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全民性的国防爱国教育。再如有的国家，常备军很有限，但他们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全社会性的国防教育，尤其是非常重视和平时期国防教育的有效性，使全国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经常处于高涨而理性的状态。因而，他们完全可以在24小时内组成15倍于常备军的颇有战斗力的部队。
以上国民爱国主义情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和平时期，越要重视国民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励；而要持久地保持和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从科学和理性的层面上提升爱国主义，就应当重视学习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国防教育的理论，从提高国防观念入手，坚持不懈地开展国防教育，不断加大教育的力度，强化全体公民的大国防爱国主义意识。
三、大国防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根据江泽民同志的论述及世界各国国防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在新历史时期抓好国防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应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
第一，国家利益观教育。通过国家、民族兴衰与个人生存、发展关系的教育，使全体军民，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强化和提升国家利益至上观念。国家利益至上，并非是说轻视或无视个人利益，只是在个人利益、单位部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致力于保全国家整体利益。如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就是国家利益至上观念的具体体现。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上，每个人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同祖国的进步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人都要关心祖国的命运的前途，都应该为祖国的进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所谓国家利益至上，就是把国家利益的实现放在优先地位，在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奋斗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和个人利益。
第二，国家安全观教育。当今国际社会，虽然和平发展是主流，但不安全的因素依然存在。我们一方面正面临着高技术战争的挑战和考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看不见硝烟战争的挑战和考验。因此，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一方面，要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重视科技强军”，加强国防科技研究，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防工业运行机制，逐步更新武器装备，加强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完善国防动员体制，防止敌人的武装入侵，打破敌人的武力威胁；另一方面，又要打好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防止和击退来自敌对势力的精神和文化侵略。
第三，国家实力观教育，亦即综合国力观念教育。综合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文明建设水平，二是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综合国力即是这两个方面的表征。从大国防建设的观念来看，国富，不仅指物质的富有，而且还包括民族精神的富有。只有不断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才能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因此，在实施国防教育时，应当把强化两个文明同步发展意识与强化国防观念结合起来。
第四，国家疆土观教育。疆土观念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际社会背景，亦有不同的内容。尤其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疆土观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现代科学技术在远深海和高层空间的开发和运用，已打破了以往狭隘的疆土观念。海洋权、领空权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树立起一种新的国家疆土观念，用现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去保护和开发应该属于我们的疆土。
第五，国防价值观教育。传统的国防价值观有两个偏见：一是以消耗型国防意识为主导，二是以“安重相，乱重将”的价值观念来判定今日国防的价值。前一偏见受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而后者，则是以国防价值体验所造成的价值错觉为尺度。近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国防科技的进步及其对整个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早已改变了纯粹消耗型的国防结构模式。国防科技对国家、民族科技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国防工业对民用工业的促进或制导作用，国防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意义，越来越证明了近现代国防结构正从传统的消耗型向着增值型飞速转变。关于这一事实，在国防价值教育中不仅应当向广大军民讲清楚，而且要使全体军民确立一种人人关心国防、支援国防建设，尤其是把增加国防高科技的投入放在国家发展战略重要地位的新观念。至于“安重相，乱重将”的偏见，则完全陷入了价值体验的错觉误导之中，这实际上是而且仅仅是把战争看成是军队实现其价值的唯一形式。如“军人是战争的宠儿”即是最好的注脚。但我国人民传统的国防价值观教育亦有不少积极正确的因素，如“安不忘战”、“忘战必危”即揭示了和平时期国防价值、军人价值的内涵。诚如我国大贤兵圣孙武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在孙武看来，不经过战争而能御敌、退敌、胜敌，正是军人价值、国防价值的最高、最完美的实现形式。然而也正是如此，就像人们饱尝甘露止渴之后却淡化口渴时对水的价值体验强度那样，往往误导一些人在和平时期忽视或贬低甚至扭曲军人的价值，这是国防价值观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六，国防义务观教育。该教育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保卫祖国的教育，二是建设祖国的教育。每一个有公民权的公民，都有一定的国防义务和责任。这个义务和责任，不只是兵役法规定的服兵役义务，而是在更广泛、更高层次上来认识和履行的热爱国防、保卫国防和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义务。每一个在一定岗位上辛勤劳动的公民所履行的义务，从大国防观的意义上来说，都与国防义务有一定联系，都是一种实际的履行大国防义务的行为。但是未必每一个公民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只有自觉地意识到并自愿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为全面提高国家综合国力而尽义务的公民，才能从道德意义上称得上确立了大国防义务观的公民。这种义务，用一句话概括之，就是为祖国的安全与发展、繁荣与昌盛而努力劳动、创造和奉献。
第七，国防人生观教育。该教育主旨在于培养全体公民的爱国奉献精神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光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五种革命精神”，解决好幸福观、苦乐观、生死观、荣辱观等方面存在的种种模糊认识、偏见和成见，克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道德的影响，学习和发扬革命军人应有的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苦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精神。
第八，国防伦理观教育。该教育主要是教育人民和军人，正确认识、处理和发展各种国防伦理关系，如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等。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军政、军民及个人与国家、与国防等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或快或慢、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要教育军人和全体人民，正确认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继承和发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光荣传统，探索和创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各种国防伦理关系的新途径、新方法，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官兵团结，发展军民鱼水情、官兵同志情，建立、巩固和发展良好的军队内部和外部的“人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