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化与政治信仰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化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信仰的变迁总是伴随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这种变迁，往往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信仰不适应”状态。目前我国正处于历史的重大转型进程当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更、转换和发展，既呈现出各种各样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生动景象，也在一定范围内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并形成为政治压力和挑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信仰的重建，如何在一个处于重大转型但又是连续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有效实现政治信仰体系的调适、重建？
一、政治信仰与对转型时期“信仰危机”的几点认识
信仰是人们关于普遍、最高价值的信念，是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一种文化价值活动。信仰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体现为最根本的精神渴求和总体性的精神姿态，正是它为人类的全部行为实践确定动机与目的。对个人言，它构成个人行为的支柱；对民族言，它构成凝聚国民心智的民族精神；对国家言，它构成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因此，一个人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就等于失去灵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民族、国家肯定不是凝聚自立的民族和自主强盛的国家。
信仰问题一个极其重大的方面是政治信仰，这是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因素之一。政治信仰是信仰在政治生活领域的集中反映，往往表现为人们对政治制度、政治活动和社会现象所体现出的政治价值的认知、判断、评价和追求。就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政治信仰涉及到三个相关的重要问题：确认现实的政治体系；表明现实的政治体系的发展方向；对这种发展方向实现可能性的支持。总起来，这三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社会政治制度。具体化之，政治信仰指向政治生活的最主要方面，包括：对主导政治意识形态道义上的信任、追求和追随；对根本政治制度的认可和赞同；对政府所推行基本政策的信任和支持；对政府行为及其目标取向的信任，以及必要时能够为这种目标承担某种利益损失和做出利益牺牲；另外，有时还体现为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可见，有效的政治信仰及其体系的建立意味着政府强而有力的合法性。
人们对当前社会信仰问题议论较多，一些人更是忧心忡忡，认为存在严重的“信仰危机”。比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动摇或削弱了，民族整体道德水平下降了，等等。如何看待、估价转型时期的社会信仰状况？是不是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我觉得，这种说法缺乏科学冷静的理论分析，至少没有注意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政治信仰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性内涵，蕴含、展示着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政治信仰属于人的精神世界，它的产生以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为基础；而人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政治信仰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冥想，而是现实生活的内化，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走向更为科学的形态、阶段。政治信仰是一种从最高政治价值取向来制导人们精神世界和实践的理想感召型的特殊机制。这种信仰的稳定性与健康性往往是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和谐程度的一种典型反映，蕴含和展示着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在政治生活这一特定领域和层面的关系。因此，当社会政治生活还处于一个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发展、转轨时期时（如我国正在不断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意识形态层次的政治信仰呈现出某种不适应，十分正常，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现象，大可不必为此惊慌失措。
其次，如何估量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政治信仰问题解决程度。一些人在谈到信仰“危机”时，主要的依据是对过去的一种美好回忆，是一种理想化的精神幻想。那么，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问题到底解决得怎么样？其科学性、完整性、准确性、现实性如何？从整个时代发展大背景来考察，这种社会主义信仰体系能不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效的信仰支持？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则它又是否能长久地持续维持下去？当我们问这几个问题，就不能不以反思的态度承认，确实有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它各方面的改革，事实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以往没有而现在有了新的更深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是整体性的事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政治信仰体系相应发展变化、调适。其中，附着于原有社会主义认识之上的政治信仰逐渐削弱、失效是必然要发生的，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反映。对此，我们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
再次，树立正确的考察社会主义政治信仰的坐标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从不同角度、层面，运用不同的思想方法看待政治信仰，可以得出极为不同的结论。这就涉及认识、考察的坐标问题。确立观察政治信仰的正确坐标，第一，要认清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水平，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来树立政治信仰的标准；第二要从历史经验总结反思的高度来重新确立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第三，要从政治信仰本身的标准、政治信仰问题解决的整体性与深刻性、政治信仰问题解决的质与量等方面来考察；第四，需要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开放条件下，这种政治信仰体系的适应性、包容性如何来考察。从以上几个方面树立坐标，就会发现原有社会主义信仰中有一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不适应新的形势和条件。目前这种社会主义信仰不适应状况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主动改革和调适过程中出现的，是正在朝新的科学高度、阶段发展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二、政治社会化与政治信仰重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得出一个总体上结论：并不存在全面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危机”，充其量只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仰“不适应”而已。其根子不在群众的“信仰”而在于政治对群众的引导。如果一定要说是“危机”，则只能讲原有的、传统的社会主义信仰的危机，因为不同的社会生活形态需要不同的信仰体系，适应于原有的、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信仰内涵必然会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失去其效用，这是一种“危机”。或者，是还没有最终建立起新的、完备的、有效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体系的危机。这两个方面的根本之点，都在于党和政府自身的工作、引导而不是民众的“被动”“消极”的信仰。问题的要害是信仰的“重建”而不是危机的“解决”，根本的途径是建设、疏导而不是悲天悯人和“乌托邦”式的回忆。而政治信仰重建就体现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通过引导人们获取、形成、传播和延续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来实现维持或变革现有政治体系的重要功能。政治社会化，对个人言，它是一个人特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对社会认知模式的形成过程，是“培养和造就社会所需要的人”的过程；对社会言，则是一定政治文化传播和延续的过程，因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履行“造就什么样的社会”的功能。
政治社会化决定一定社会政治文化的类型，从而影响政治信仰的形成和有效性。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直接地影响着整个国家机器、政治体系的活动和运转方式，同时也以某种隐性、渗透性的机制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而政治文化的形成、继承和发展，正是通过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带有方向性、引导性的意识形态、道德价值和思想观念的灌输造就一定社会条件下群众所特有的政治信念、准则和态度实现的。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和发展，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政治体系的稳定化、秩序化，并对社会政治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提供坚实的保障。
政治社会化与政府倡导的主导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所体现的政治信仰的维持、强化和发展密切相关。任何政治体系都不能仅仅只是依靠占有权力来证明自身统治的政治性，它还试图为自身的权力和统治寻找和建立理论和道德基础。因为这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特殊的影响力——政治权威，这是一种极为可靠、持久、有效且代价相当低的政治性资源。这种理论和道德的基础就集中体现为主导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当它传播得越广泛、深入和持久时，政治体系就越趋于稳定、完善和健康。因为这时，这种意识形态将会转化为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自己的政治观念、准则和价值，也就是形成倾向于支持党和政府的积极健康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而这时主导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也能为实现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发挥巨大作用。二者的统一，对于培养、塑造社会所需要的人，对于社会的团结、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政治社会化功能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信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政治体系，总是意味着强而有效的政治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甚至可以放弃自身利益而仍然坚持信仰，可以身处逆境而依然奋发有为；而整个国家民族也能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克服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困难。但是一旦社会政治信仰体系遭受毁灭，或者不能建立起有效的信仰体系，就会产生对于主导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怀疑，必然对倡导它的政治领导人、现存的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连的政治行为产生怀疑，自然而然地产生对政府合法性的怀疑。当社会处于转型过程当中时，内部总是存在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利益的多元化，引起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个性化，不利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信仰的建立。政治社会化与社会政治的稳定性直接相关，所以它对社会转型期的政治信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三、寻求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方式和途径实现政治信仰重建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高度重视政治社会化问题，决不能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因为政治社会化通过“灌输”一定阶段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可以使人们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政治觉悟，形成一定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确立某种政治信仰，最终使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统一，在普遍、最高的政治价值取向上相同。这一任务，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由于面临着政治信仰重建的问题，更是显得万分迫切和重大。
首先，把握政治社会化的工作重心与核心内容，形成社会主义政治信仰的基本内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改革开放基本政策为几十年的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则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层次。这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为社会主义政治信仰体系增添了更为科学、更为丰富、更具说服力的内容。这一点，人民群众是支持和赞同的，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体系的建立正朝着正确、健全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等于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事实上，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使社会矛盾趋向多元化和在一定范围、条件下激化，利益取向、价值取向也随之趋向多元化。这种局面对于政治信仰体系的持续强化形成了有力挑战。针对这种情况，转型期要特别注意对政治社会化工作重心与核心内容的把握：继续强调、深化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指导思想的地位和意义；政治信仰主要体现为思想领域的内容，因此也要重视在新的条件、形势下倡导科学精神的问题；重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把握与发展，这是涉及到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制度支持、忠诚的关键性问题；重视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改革开放重大政策以及政治领导人的正确信息的传播和教育；以及保持和发展这种制度的至关重要性，等等。
其次，建立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协调化与持续强化机制，树立牢固、持续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政治社会化应当重视主导政治文化的连续与强化，使各种政治社会化机构协调起来，传播前后连贯的、一致的、共同的政治信息，通过持续性的强化产生“累积效果效应”，使社会主义政治信仰得以连续和强化。过去我们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并不够，缺乏一贯性和协调一致。正如邓小平所说，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这种协调化与持续强化机制，包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政策，以及重要法律的稳定性和有组织、有步骤的改革、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输出”的正确性与稳定性；注重重大政治事件对于社会主义信仰可能产生的积极、消极作用的分析和引导；对人民群众的政治社会化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注重新的发展阶段的再社会化和持续社会化工作；注重基本政治制度主导下重大政治行为的示范作用，如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的选举、参与等对人们政治价值、准则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等。
再次，建立政治社会化环节的全面性与整体性机制，真正从深层次解决社会主义政治信仰问题。我们处在一个名符其实的“政治时代”。今天，整个人类的生活日益与政治相结合，整个人类的政治生活也日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的整体，而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也日益表现为政治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政治信仰重建过程中，特别注意政治社会化环节的全面性与整体性机制；在强调学校作为社会化主要场所与阵地的同时，也要重视家庭、社区、工会、工作场所、大众传媒的作用，使所有这些机构和场所结合起来履行协调一致的政治“灌输”功能。注意结合发挥公开机制与隐蔽机制互相补充、配合和相互强化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一方面继续采取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集中强化性的社会化功能，同时也要注意采用文化性的、隐蔽性的、多样性的、渗透性强的方式，如学校生活、社区日常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规章制度、高尚人格宣扬等“隐敝课程”来发挥政治信仰重建的功能。重视政治社会化机制的薄弱环节建设。比如，如何充分发挥和强化社区的综合性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统一到社会主义信仰上来，就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