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抽象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导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论文,教育学论文,抽象论文,主导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方法问题是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视野拓延、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成果纷呈，但也不可否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性”依然踯躅在艰难的改善和提升之路上。究其缘由，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择取和应用不无关联。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需求等出发，考察、反省、选择和确立适合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主导研究方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化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勃兴的省思 研究方法是任何一门科学开展研究的逻辑前提。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理论观点，形成科学的研究结论和成熟的知识体系。自觉省思并改良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多种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近年来，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统计学、测量学，甚至包括脑科学(神经科学)的方法等被借鉴和采纳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形成了许多新思想、新理念和新论断。毋庸置疑，这些学科方法的运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开拓了学科视野、扩张了学术版图、推进了学术创新，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被有意疏忽、可靠性被过分夸大，很多研究者缺乏对“方法”本身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反省，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建构的自觉性、自主性，要么大而化之地谈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要么简单粗糙地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 以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非常推崇的“实证方法”为例。实证方法是一种起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延续自然科学精神的体现。一般来说，实证主义的研究者假定人都是按照理性的要求行动的，现实世界遵循严格的因果规律运行，而且科学研究的方法与规则是统一的。实证方法最根本的立场是研究的客观性，最基本的原则是因果一致性原则，最主要的方法是实验观察、数据描述与模型分析。实证方法之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在于其资料收集的可靠性、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研究结论的客观性等优势。这些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被忽视，但也不应被夸大。不宜把是否运用实证方法作为唯一的科学标准，来审视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所有成果。不能认为，真正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就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根本原则的实证研究”。 不可否认，实证方法对一些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意识形态性、阶级性和人文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不可能把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难以信守“价值中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及其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问题，研究者在探讨人的本质、建构价值体系、塑造精神世界中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论的主体部分是难以通过经验的检验予以证实或证伪的，因此，不完全遵循“因果规律”；再加上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许多调查研究、数据统计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信度效度较差，常常出现“数据说谎”，致使很多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遍性和准确性。同时，由于实证性研究方法强调分类与数据，其结果通常以统计的形式来表示，一般不考虑内容、问题及领域之间的总体关联，实际上是一种碎片化的研究模式，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容和领域总体性需求不相符，抑制了研究的理论想象力和创造力。可见，建立在经验论世界观基础上的实证方法的本质局限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须谨慎选择、恰当使用实证方法。须知实证方法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最佳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方法择取和使用都不能“任性”。黑格尔曾说：“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1](P427)康德指出：“如有任何事物可当方法之名，则必为一种与原理相合之进行程序。”[2](P578)冯友兰认为：“一门学问的性质，与它的方法，有密切的关系。”[3](P173)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是人们任意选取的研究视角，不是不加分析的研究手段和工具，不是任意制定的研究程序和规则，而是依照学科性质、根据研究对象和问题性质确立的研究立场、手段、工具、程序、规则以及检验研究结论的标准的总和。这样的研究方法决定着研究的出发点、基本进路以及可得出的结论。不同性质的学科体系、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目的，往往要求和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择取中，最重要的是确定研究对象的学科性质。作为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其研究方法的选择及得失，类似于“道”与“器”、“体”与“用”的关系。只有“道”正、“体”健，“器”利、“用”多才能把握特殊规律，达到研究目的；否则，就可能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 二、科学抽象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和社会最基本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门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论根源于世界观，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没有和世界观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也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P691)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和社会的方法不同于思辨哲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它扬弃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以科学抽象法深入到对人和社会本质及规律的把握。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化，就必须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去认识和改造人和社会。 科学抽象法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创立和使用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在《资本论》这一巨著中得到最完备的呈现。马克思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5](P8)科学抽象是认知主体的能动性活动，是认知主体运用理性思维，发挥分析和综合能力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逐次形成概念、范畴、规律以及一般原理的认识过程，是从经验提升为理论，从旧理论孕育出新理论的必由之路。科学抽象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规定；第二阶段是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在科学抽象的第一阶段，也即初始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分析能力先将多样性统一的事物整体分解为多个部分或层面，并从中排除掉非本质的、次要的和偶然的部分和层面，从事物的现象形态抽取或剥离出某一部分或层面的一般性的共同的本质，也就是“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6](P291)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7](P25)在科学抽象的第二阶段，也即完成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综合能力按照不同部分和层面的本质性规定的内在关联，将它们在思维层面整合联结为一个统一体，即达到思维的具体。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并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7](P25) 在这里，必须指明，第二阶段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最大特色。从具体到抽象，形成的“抽象的规定”仅仅是关于考察对象的一个粗线条的框架，还不能够反映对象现实的丰满的规定。如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商品”，对商品一般的简单抽象规定，就不包括资本关系的社会内容，即使是对商品一般的透彻诠释，也不能包括资本——如作为资本的商品——的本质特征的说明。因而，在科学抽象过程中，从“感性的具体”蒸发出的“抽象的规定”，仅仅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还需上升到思维具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以第一阶段的认识结果“抽象的规定”为出发点，通过综合的方法，把反映事物各方面本质的“抽象规定”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关于事物统一体的科学认知。马克思这样描述从抽象到具体：“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7](P24)可见，在第二阶段再现出来的“具体”就已经不是“感性的具体”，不是现实的关系与过程在人们头脑中简单的影像，而是经过理性思维过滤、提炼和摹写出来的一个具有诸本质规定性的统一体，是有血有肉的具体事物。但是，这时的“具体”已不是事物原初形态物，是排除了各种主观幻觉、错觉和表现的具体，是科学思维对现实的摹写，是人类理性思维和智力创造的结晶体。因而，它“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7](P24)同时，这个思维中的“具体”比最初的表象形式出现的具体更加清楚、更加深刻地反映了现实。 科学抽象法不仅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方法，也是马克思研究人和社会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一生十分重视“人的科学”。如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把人当做抽象的存在物时，指出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把人理解为“类”或“共同性”，而在于他把这种共同性理解为“单个人”所具有的，而不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或社会关系中；还在于这种共同性是“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而不是社会地联系起来的。费尔巴哈之所以这样理解人的本质，根本上在于他的抽象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而不是科学的抽象。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P501)人既是“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人的和自然的主体”，[8](P220)也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9](P302)人既是“劳动的(进行生产的)主体(或再生产自身的主体)”，[7](P146)也是“社会联系的主体”。[10](P25)马克思批判那种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研究人和与人有关的社会现象的理论态度和研究方法，他主张“人的科学”是科学性和人道性的统一。再如，关于人类社会本质的理解，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和把握社会的本质，人类社会或者被神话，或者被精神化，或者被自然化了。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或者说，把社会“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P505)社会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1](P221)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血缘关系、伦理关系等。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用科学抽象法创立科学理论的同时，也为后人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方法指南。 科学抽象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人的世界、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应用的科学抽象法誉为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理论基础”，并认为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2](P157)他在《哲学笔记》中总结了马克思的抽象方法，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的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13](P135)毛泽东也是非常重视和善于运用科学抽象法的，他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14](P352)“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15](P375)面对中国革命的复杂局面，毛泽东总是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抽出来加以深入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从过去一切革命斗争的经验中抽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决定革命性质的主要问题加以分析和综合研究，为党奠定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从当时关于抗日战争的许多议论中抽象出抗日战争作为持久战的主题来加以研究，驳倒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三、科学抽象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导方法 一般来讲，研究方法可以根据抽象程度、涵盖广度和作用维度的高低大小，区分为主导方法和从属方法。将科学抽象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导方法，既是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必然选择，又是夯实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体系的迫切需要。 1.科学抽象法切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属性。 对学科属性的准确判定是学科方法择取的首要根据。判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属性，需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历史生成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历史发展两个角度来进行。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历史谱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与人类政治文明实践共生共长、同向同行的政治实践活动，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脉络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为了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学科，是一门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教化的特殊使命的学科。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关涉诸种复杂关系，有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有人在活动中的愿望和条件、目的和结果、理想和现实、预见与反馈、因果关系与偶然突变、预言自适应与社会测不准；有人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有人的思想规律、行动规律与教育规律；有社会历史活动中的规律性与目的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必然性与随机性、受动性与意志自由等等。其中，一部分属于社会科学，一部分属于人文学科。 基于此，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的一个基本判定，是它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统一体。它还具有精神科学的属性，是一种高级的“软科学”，相对于精确的、可检验的、超主体的“硬科学”——自然科学，它更为复杂、比较模糊、难以实证，特别是与主体和主体的思想认知有关，在研究结果上追求彰显事实与价值、数量与质量、真理性与合理性的辩证统一。它与自然科学相比，既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客观性、动态性、历史性，但也有许多的不同之处，在很多方面具有不可量化性、不可逆性、个别性和不可重复性。也正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之特殊性，决定了科学抽象法是更为切合的方法选择。与实证主义方法相比，科学抽象法对人的思想观念、行为选择以及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不是持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和归类，而是重视人文观念、历史发展和社会运行中的非实证性知识，重视人的行为和人文历史现象中的主观性、价值性和文化性的因素。通过观察和析离纷繁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用“抽象力”来剥离出本质、甄别清规律，然后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抽象”回到实践，去掌握真实具体，指导新的实践。显然，即便是自然科学的一般逻辑和分析方法可以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的研究中，但也必须要考虑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科学”“精神科学”属性，充分认识这些现象和问题的特殊性，在尊重方法论广阔想象力的同时坚持谨慎的应用态度。 2.科学抽象法贴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成立成熟的内在依据和重要标志，也是择取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准确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我们选用研究方法的又一关键所在。如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兼具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作为社会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它着重研究社会生活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运行、变革和发展，旨在揭示“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作为人文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则侧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现象”，即人所创造的涉及人自身思想养成、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及精神寄托的文化状态。它着重研究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政治观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旨在澄明“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而言，“两个规律”的研究都很重要，不宜偏废，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实践活动，我们认为“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的研究更具基础性和决定性。 当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时，它的部分研究对象是假定可以作实证研究和因果性说明的，有的还可作相当程度的实验性和定量化的研究。而当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精神科学，着重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时，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呈现为人自身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和精神世界，涉及人的主观方面，与人的信念、动机、思维、情感、需要、愿望等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价值性、文化性和非实证性，不存在像自然世界中那样强烈的和普遍有效的因果性。对这类对象的研究侧重于对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体验和思考，特别需要个性化的、深入系统的感受、理解和表达，需要从“从里面来理解”。研究者不可能再现和验证人的思想和行为过程，而可以通过移情来重新体验行动者的内在理性，通过抽象来深层诠释研究对象的行为选择。比如，研究个体信仰状态时，就很难用实证调查的方法来测量和判定其情绪和激情对其信仰的影响。而事实上，情绪和激情对人的信仰状态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写道：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8](P211)列宁也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6](P117)马克思、列宁的这两个论断即是他们科学抽象的结论。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两个规律”的研究本质上是理解性的、非实证性的，以科学抽象法为主导方法可以更准确、更详尽地规定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对象。也就是说，科学抽象法是研究“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7](P302)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优方法选择。 3.科学抽象法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需求。 基础理论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骨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建构至关重要。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对众多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事实的理论抽象；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诸理论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规律性、普遍性和稳定性意义的理论内容的逻辑呈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立至今30多年来，学界一直重视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已有了重大的积累和突破。“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学概念、范畴体系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指导思想的明确与坚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相关学科关系的梳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形态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地位与功能研究的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原则、方法体系的建构等，都有系统研究成果。”[18]但是，在保持一定的学科自信时，也要保持一定的学科清醒。我们必须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依然是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基础理论的涵育孕化，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应当关注的核心性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目前尚远远未达到可以轻言成熟的时候。”“现阶段我们能够拿出且可以广泛流通于学界的‘知识硬通货’仍然不多。”[19]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应是建立在科学抽象方法基础上，而不能趋之若鹜地采用经验实证方法的知识生产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重点强调运用科学抽象法，其客观的依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样态的复杂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律的隐蔽性。当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核心范畴、基本规律等“元理论”仍未达成共识、形成定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理性思维能力的运用不自觉、科学抽象方法的应用不科学。而自觉地运用理性思维、准确地应用科学抽象是进行科学研究、概括事物本质、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决定性环节。恩格斯曾说过，科学的形成有两个阶段：一是积累材料的时期，二是整理材料的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历史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基础理论的建构打下了基础。不论是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政治集团，还是不同地域的宣传团体、教育机构都掌握和传承一些思想宣传的经验，部署和开展一些思想教育的活动。比如，西方社会的宗教教育、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化、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文明建设等。这些“感性的具体”为我们“蒸发”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元理论提供一种可能性，而且实际上也提供一种必然性，使我们有可能甚至是必然地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撇开偶然发现必然，通过个性抽取共性，形成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内在联系、运行过程等“抽象的规定”。要真正建构起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还必须运用综合的方法，把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的本质的认识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当然，诚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20](P817)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科学的抽象不同于荒唐的玄想，它必须有根据和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实际的抽象。 4.科学抽象法统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其他具体分析方法。 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30多年的研究和建设历程，尽管多数研究者的方法路径属于科学抽象法，但通常并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诸多研究方法并未给予科学的分类分层。一般来说，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哲学方法论(methodology)，从这个层次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秉持的是唯物辩证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方法、方式(approach)，这个意义上的方法与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抽象法即属于这个层级的方法；第三个层次是比较微观意义上的方法(method)，这种方法比较具体，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采用的观察法、直觉法、文献法、实验法、调查法、田野法、比较法、统计法、抽样法等。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三个层次的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融会贯通的。“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抽象的、理论的层次，一个是具体的、实证的层次。具体实证层次的研究是解决时代问题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必须立足时代、贴近实际，非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必须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感，它需要对学科发展总体进程中的某些问题和研究对象总体发展中的某些现象做形而上的反思，给出逻辑起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使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不至于陷入纷繁杂多的表象中。只有清晰的理论思考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真正跻身于科学之林，在学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21](P5)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而言，科学抽象法和具体分析法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科学抽象方法统合着具体分析方法，具体分析方法是科学抽象方法的基础和归宿。对思想政治教育客观现象和本质规律的研究过程，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往往是从个别到一般，即由具体到抽象；然后再从一般到个别，即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质和现象、部分和整体、系统和要素的辩证统一，从根本上决定了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科学抽象法和具体分析法是必然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转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不仅要善于运用科学抽象法研究一般性规律，也要善于运用具体分析法研究特殊的现象，从而发现二者的联结，进而形成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成套思想”①。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成套思想”也即具有一般性、基础性、规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这类学科核心理论是在思维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从众多思想政治教育具体中抽取出来的各种规定的综合而产生的思维具体。只有先通过具体方法的分析，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的各种规定性区别出来，获得各种抽象规定，然后再通过综合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才能达到多种规定性统一的思维具体，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成套思想”。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推进和“成套思想”体系的构筑离不开抽象的规定，离不开思维抽象。科学抽象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导方法，它能够统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具体分析方法。 四、以科学抽象法为主导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科学化 正确的方法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的“自由创造”，也不是“有用的工具”，而是指明科学研究的方向、建立科学理论的方式和说明知识的内在机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将科学抽象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主导方法予以探讨和分析，旨在继续推动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科学化②。 首先，以科学抽象法为主导，系统地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从经验中升华出理论判断和科学结论，不断促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逐步达到科学的高度。诚如刘建军教授所言，“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提出，其实首先针对的就是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经验型’上升为‘科学性’”。[22]如何认识和对待“经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否“科学”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特别是在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轻视历史积淀、漠视鲜活实践、排斥生活经验，“实践中的问题，越来越进入不了学科专家的中心性学术议题”，[19]工作中的经验，越来越被遗弃在所谓的“纯粹的学术”之后。一些研究抛弃科学抽象法，简单应用和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对待“经验”褊狭的观念不无关联。因此，要推动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发展，首要的就是正确认识和对待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经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经验中不仅包含着感性知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蕴含着本质的东西。“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并不是不需要经验，也不是完全排斥经验，而是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以一定的位置。”[22]我们认为，要重视经验，要把经验材料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成立的第一必要性，恰恰是因为它有效地凝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主体能力的同时，内在地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其次，以科学抽象法为主导，全面地缕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困境，不断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的建构和完善。从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历程看，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地包含着两个传统：一个是工匠(思想政治教育实操者)的技术传统，一个是学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精神传统，前者积累了厚重的现象知识，后者则构建着理性的观念知识。而只有当这两者经过充分发展形成经验规律与科学概念，并有机结合在一起，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元理论”才能实现科学建构和发展，而这种结合的关键在于科学抽象法的正确运用。如前所述，科学抽象法是切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契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重点难点问题的科学方法，也是今后进一步建构和完善“元理论”的必由之路。 再次，以科学抽象法为主导，创造性地借鉴和运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创新性地补充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法体系，多种方法共同作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科学化发展。我们强调科学抽象法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科学抽象法就是完美无缺的，就要拒斥其他方法。实际上，科学抽象法是一种高级别的、高难度的研究方法，从具体到抽象规定、又由抽象规定到思维中的具体，都是借助于人的思维器官的“抽象力”来实现的，都需贯彻着逻辑—历史统一的方法原则来进行，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辩证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在运用科学抽象法时，必须坚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出发，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普遍的存在和总和，奉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原则。同时，还必须善于借鉴、科学吸纳、准确应用其他相关学科方法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积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从而推动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注释： ①“成套思想”是1957年12月25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在本文中，“成套思想”是指在思维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从对象抽取出来的各种规定的综合而产生的思维具体。 ②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刘建军教授将其划分为三个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的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的科学化。张耀灿先生赞成这种划分，并指出：“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中，学术研究科学化是龙头、是根本、是指导”。相关论述参见刘建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3期；张耀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思想理论教育》，2011年第11期。标签：科学论文; 政治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教育学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法的本质论文; 实证分析法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