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试论论文,时代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指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和具体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其以独特的时代特征和学术风格而直接影响、乃至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后中国发展的路径，从而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渊源。延安时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学术风格。本文主要是探讨后者，以展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和风格。
一、史学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一方面，延安时期，唯物史观最终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考方式和价值尺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近代以来诸多史学思潮为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产物。同时，它深受苏联斯大林时期史学，尤其是党性原则的影响。
1.对诸多史学思潮的兼收并蓄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近百年以来中国史学与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本身即是在批判和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①，但也继承了他的思辨精神。所以当其主张从经济领域着手研究人类社会的同时，也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马克斯恩格斯曾批评兰克是“天生的‘历史的宫廷侍从’”②，只会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但他们并不反对兰克学派所宣扬的如实直书精神；对于兰克学派将历史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做法，他们虽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但是最终也认可了“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③。因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指导的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然也可以从中找到西方史学研究的影子。
从对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梳理中亦可寻找到痕迹。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即被不断引进，并被用以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延续将近200年的三大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相对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几乎被同时介绍到中国，以致中国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而中国史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亦“正与一般政治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④其实战国时期诸子思想尖锐对峙的背后即已存在着自觉的兼容与合流，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与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之间便恰若战国诸子，出发点和建构模式均趋一致——皆是为了救亡图存以及掌握学术话语权，亦皆可视作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混合及杂糅。笔者以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能与现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能够长期共存的原因，亦更是“七七事变之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⑤的根源所在。
在众多史学思潮相互激荡、融合的20世纪前期，由于受到多元选择和兼收并蓄这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也会对西方史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有所借鉴。
2.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虽然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西方史学东渐之旅的驿站之一，然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却普遍恪守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正如叶蠖生所指出的，抗日战争以来，“唯物史观成为一般的前进历史学者所公认的历史科学的唯一法则”，“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历史科学的指导方法，唯物史观学派逐渐走向主导的地位”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史学工作者一致认为，以往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都不能正确地说明社会的发展并解释其变化的规律，而只能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呢?
首先，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曾一度致力于使史学研究切合现实需要。当时，日本昭和政府的文部省强行将神话解释为历史，其御用文人又大肆鼓吹“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统治和“日本至上”的神国论的皇国史观，东方社会“停滞”论亦成为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好借口。在此刺激下，史学工作者加紧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当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以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为了批驳三民主义“装饰下的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⑦，史学工作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纷纷撰文，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历史、武装人民、批判敌人。
其次，延安史学的发展受到了苏联斯大林时期史学的影响。一方面，延安与苏联原本即存有基本一致的意识形态，而史学研究往往又为政治导向所左右。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亟需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援助，这就决定了前者必须拥护斯大林的思想主张，而延安的史学工作者也必须接受斯大林时期史学研究的“范式”。由于德波林学派被斯大林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末，当斯大林发动以批判德波林学派为核心的史学界清洗运动后，唯心主义自然也就成为延安中共中央及其史学工作者所要集中批判的对象。如毛泽东曾指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⑧唯物史观成了批判唯心主义最好的武器。
第三，延安整风运动固化了史学工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了研究历史也应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观点。而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又为全党指出了“古今中外法”这一不同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三部历史文集，在全党范围内掀起学习中共党史热潮的同时，也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了王明等人的错误，诸如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等，从而将唯物史观直接灌输给了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每一位中共党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典范。⑨唯物史观从此成为了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评判历史发展是否进步以及保障中国史学研究科学性的唯一依据。
3.发展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吸收了西方史学的合理性之后，除了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这不仅是由当时的苏共关系及革命形势所致，亦更与延安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受教育的背景密不可分。
当时，陈伯达、吴玉章、吴亮平和杨松等延安时期的史学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而该所学校的教育和培训，对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在苏联支持下，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革命者及加强中苏关系而建立的学校，后来则逐渐演变为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党团组织和培训学校。该校除设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等相关历史课程外，还更注重具体的训练以保证思想上的纯粹与单一。据蒋经国回忆当时的训练方式即有：“(1)自我批评。个人要从家世、出身、经历、志愿，彻底的予以坦白交代，自我检讨，自我批评。(2)连环监视。参加组织的，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连环式的互不脱节，脱节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罚。(3)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都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查。(4)参加工作。要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等。”⑩于是，经过身体和精神双重洗礼的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自然便能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是“苏联模式”来阐释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进行中共党史研究。
斯大林时期的史学研究，一方面是遵循自上而下的指示，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党史研究的标准”(11)；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歪曲历史、唯党是从。受其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格外强调党性原则，既会根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固定党史研究的“范式”与评价标准，亦会行个人崇拜之风，“一字之褒，荣于华衮”。其中，也杂存着许多为后来史学家所诟病的问题。
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可发现，其对历史问题的总结无论是逻辑框架还是价值判断都紧紧扣住了政党史学的宗旨：夺取政权时革命斗争须和历史学家凭借话语而相互信赖，而巩固政权时则要从革命史学转化为国家史学或某种通俗版本的纪念史学。《决议》便是将许多好事都挂在了毛泽东的名下，却对其错误忽略不计；就连毛泽东自己也解释为“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12)。当然大局虽得以顾全，但也为日后的个人崇拜埋下了伏笔。譬如在陈伯达眼中，毛泽东即已演化为料事如神的预言家，“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起的十年内战期间内，几乎全部历史都活跃在一九三○年一月毛泽东同志所写的纸上了”(13)。陈伯达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延安时期大部分史学家的观点。
当然，个人崇拜于史学论著中的出现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亦有身为共产党员的信仰使然。当时延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又被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因而在战时背景下，党性修养越强的史学工作者，就越可能在其论著中出现个人崇拜的倾向，也越有可能因为夸大其词而背离历史的真相。只能说是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通过党员教育而不断内化于延安史学工作者的认知结构中，而由此形成的一致认同则又直接作用于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二、史学研究为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服务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度成了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有力工具，因其不仅需要迎战日本侵略者的应用史学与皇国史观，还需要回击民族主义者的复古思潮，以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合法性。史学研究被三条主线所贯穿始终，史学工作者强烈的史家情怀亦被嵌入了史书的字里行间。
1.史学思想有三条主线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有志于弥补中国传统史学的三大缺憾，“第一，他们都为封建统治者辩护。第二，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第三，注重文物制度(上层建筑)，忽视食货经济(下层基础)”(14)。因而他们的史学思想也是由三条主线所构成，基本上都是围绕于历史事件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左右，且更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所谓社会根源，就是指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探索社会根源的前提在于把握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而唯物史观又使史学工作者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阶段。于是，他们才得以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即争论不休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总结。如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为驳斥秋泽修二的东方社会“停滞”论提供了理论武器。如吕振羽在1939年至1940年先后撰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问题》等一系列文章，驳斥秋泽修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用政治形态而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立统一的生产方式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用外在矛盾而非内因来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延安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著作中也都贯串了阶级斗争的主线。“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的是研究一定阶级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研究阶级斗争，研究怎样消灭阶级以达到无阶级的社会。”(15)因而发现敌人与消灭敌人，便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工作者史学思想的第二注释。例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便不再是对诸子之学按照学术流派分门别类进行研究，而是视为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斗争与利害冲突。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也是开宗明义：“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试看过去经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16)至于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一经问世就在国统区遭受严禁，还是因为宣扬阶级斗争的缘故，“国民党发出通令：‘范书宣传阶级斗争，混淆视听，可恨可恶，务必取缔。’”(17)范文澜自己也宣称该书宗旨为：“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人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18)这些却都给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眼中，不论是要促进中国社会的前进发展速度，还是要消除“三座大山”之于贫苦大众身上的残酷剥削与压迫，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的力量。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掌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最终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于是，所谓的治世便“不是‘圣君贤相’施行仁政的结果，而是农民起义的产物”(19)；生气蓬勃的工农群众因为具备“伟大团结的民族思想”和“勇敢坚韧的反抗精神”(20)，因而堪称帝国主义“瓜分论”的命运终结者；甚至本应以阶级矛盾为主的辛亥革命和以民族矛盾为主的抗日战争也可被诠释为农民斗争的再现。如在陈伯达所撰写的《论农民问题》一书，他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朝廷的成功，无疑地是因有农民的参加和帮助”，“九一八以后，东北各地义勇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战争，其中的成份，最大部分就是由农民组成的”。(21)毛泽东给周扬的信中也指出：“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22)这些论述对农民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以这三条主线为代表的史学思想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纵使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力会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而转向批判卖国主义，但是其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却从未放弃。
2.史家情感嵌入历史书写
战时背景下的延安史学工作者，出于斗争的需要，而将强烈的史家情怀嵌入了史书的字里行间，以致通篇史书给人的感觉都是火药味十足。
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范文澜即不仅运用拟人手法来批判清朝统治者的腐化堕落，“满清统治者的肺腑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便被贿赂熏染得秽浊不堪”(23)；还借用翁同龢的点评来揭露列强的残暴与诡诈，“法公使每次提出要求，先替清政府拟就承认文件，不准改动一字，翁同龢称为‘鬼’、‘犬’，以表示深恶痛绝”，“英公使态度也异常蛮横，翁同龢说他‘贪如狼，狠如羊，其狡猾不下于施贼’(法国公使施阿兰)”(24)；更使用恩格斯的话语来赞颂中国人民坚韧不屈的反抗精神，“凡英国侵略军所到的地方，一定有人民反侵略武装出来抵抗。恩格斯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须知战争多半也是一种实际事务——华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英人对华的新侵略》)，就是因为中国人民有特别坚韧的反抗精神”(25)。总体而言，这段跨度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记叙能够使读者充分感受到史学家鲜明的喜怒好恶与情感波动。
如范文澜所撰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便是将蒋介石影射为了曾国藩，作者写道：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他不仅丝毫没有民族思想，更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的内战为中心”。(26)又如陈伯达的《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同样亦是在影射蒋介石：“作为一种政治的象征来说，袁世凯在现实的政治中，仍然高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而由于发展的结果，现实的袁世凯，在手段的残酷与阴毒上，终究远远地超过了已死的袁世凯。”(27)这样的史学虽被赋予了超级战斗力，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工具的作用，但是其真实性也大打折扣。史家情感对史书真实性的影响，反映了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发展时期。
三、秉承史学传统之余的学术创新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是一脉相承的。更为可贵的是，战时背景下的延安史学工作者在借鉴古人“论从史出”和“设馆修史”等经验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自己独有的学术见解和学术旨趣。
1.“论从史出”传统的发扬
秉笔直书与承敝易变的史者精神历来是中国史家引以为傲的使命所在和智慧体现，而“论从史出”恰恰又是解答这一史学命题的最基本步骤。因而，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也担负起历史研究的职责和重任后，如何选择史料和运用史料也就成了他们一度争论不休的话题。
史书撰写过程中，“纸上材料”和“地下发掘”谁才是真正的主宰?一场古史分期争鸣，触发了延安史学工作者对于史料选择与运用的深入探讨。
1940年范文澜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与吕振羽、吴玉章一起批驳郭沫若的西周奴隶说。为此，考古学家尹达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应该以甲骨文字和遗迹遗物等考古发掘为依据来判定社会性质，而不能一味相信古籍。因为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于删写之际很可能将当代社会生活的成分混入”，尤其是范文澜所参考的还是一份错简，误将“战国时代的作品作为研究殷商社会的史料”(28)。尹达对纸上材料的怀疑很快便引来了谢华和叶蠖生的先后反对。谢华批评尹达的史学研究方法是“一种很幼稚的用甲骨文来反对古书的办法”(29)；而叶蠖生亦指出即使是考古发掘也不能完全信赖，因为“发掘成果还很小，所发掘的遗址半在盗掘破坏之后”(30)。之后尹达又撰文进行了反驳，继续强调考古史料的重要性(31)。
其实古史分期的争论至今学术界尚无定论，然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却借此机会系统地表述了自己关于史料运用的主张。叶蠖生后来即将史料划分为了地下发现的古器物和遗址，金石记录，各代的笔记、游记、诗文集，各种有关历史的小说和专门的历史著作这五种，同时也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史料真伪的判断理由以及合理运用史料的相关见解：
首先，甲骨文已经成了“死体”文字，考证者尚各执一词，毋论一般学者；其次，铜器铭文、碑志易被伪造，也即有大量赝品；第三，诗文笔记常有过分夸大，易误传、失真，也有后人伪造；第四，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历史著作，都存有一定的阶级意识，为统治者辩护；第五，旧史著作的许多部分因为注重贵族生活和宫廷政变而非社会情形，因而在今天用处很小；第六，史料的保存很不平衡，政治多于经济、汉族多于少数民族、文学多于艺术、对外战争多于对外贸易、贵族生活多于人民疾苦、成文材料多于发掘材料；最后，原始史料不符合现代读者的口味，即使可贵也不得不大量删却。(32)
笔者以为，不论是尹达等关于“纸上材料”和“地下发掘”谁为主次的争论，还是叶蠖生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将史学工作者对于史料选择及运用的疑惑与思考及时总结出来，都反映出延安史学工作者在对待史料时的小心谨慎。战时背景下的他们，不仅很好地继承了“论从史出”这一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其实也更为后人重新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殿堂的大门。
2.“设馆修史”下的集体合作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被组织于固定的治史机构之中以进行统一的史学研究与写作，如延安马列学院及其历史研究室，以及延安中央研究院及其相关研究室。其实，这些治史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具有古人“设馆修史”的印记。
其一，设馆修史的最大好处即在于史料采择的周全与完备、史家集体撰述的规模效益与各抒所长，而延安时期的治史机构便恰恰做到了集众人之力，也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延安地区十分有限的学术资源。《中国通史简编》的编纂就是范例，范文澜接到毛泽东的任务后，便立即召开了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全体会议，并讨论决定采取分工合作和集体创作的办法。当然，史学工作者的分工合作也还解决了“天下之理，不可以不通”的史家难题。从延安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的研究与工作计划即可看出，基本上都是按照史学工作者自身的兴趣专长来安排各自的研究工作的。而如此便能集中各人优势以在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铸造新的学术“范式”，更可用崭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去填补系统治史的空白。
其二，设馆修史也有流弊。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有大量论述：一来史家集体著史，难免有碍个人独立思考，众史家“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无法再铸一家之言。二者官设史馆，实录、直书皆无可能，“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与之类似，延安时期的治史机构中其实也存在着种种限制，无论是学术之争，还是治史的前提与目的。如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杨绍萱主张西周仍是奴隶社会，而范文澜“却比较自信，不轻易接受不同意见”(33)，这就导致杨绍萱不愿合作，而当范文澜自己写好初稿并向大家征求意见时，多数人也就不愿意表示看法了。又如在从事史学研究时，历史研究室的史学工作者始终不忘的即是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尤其是王实味事件和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事上。每当政治浪潮袭来，史学政治化的特征便格外明显。
然而，较之于古代史馆，延安时期的治史机构取得了长足进步：既不再是为帝王将相姓编写家谱，也不再是仅知个人而忘记群体，即注重对人民群众生产和斗争活动的记载。同时，也不仅体现在史学工作者的史书编纂上，还体现于他们的教学工作之上。研究对象的重大改变、通俗史学读物的编写、教员课堂传授历史知识以及学员课内外的讨论切磋等等，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从而击碎了那曾一度高高在上、被人焚香供养的史学神像。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在延安地区迅速普及开来，正是因为两所治史机构承担了其中的主要环节。它们的有机运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研工作迅速发展，达成了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且为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它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亦更是后人从中汲取智慧与灵感、进而把握克里奥女神脉搏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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