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政治伦理学著作，他的伦理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其后续《政治学》的铺垫，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与先验相结合的伦理学，是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对进一步区分了个人与国家的界限，并对后世整个西方社会政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把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必须要从《尼各马可伦理学》入手。
关键词：目的；伦理；政治；亚里士多德
一、至善之追求
一般认为，在对伦理学的研究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亚里士多德与其导师柏拉图不同，他没有完全沿袭之前的“唯智主义”，而是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中更多地应用经验的方法，这一点在他的伦理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就指出：如果在人的目的系列或等级中存在着因自身的原因而被当做目的，人们追求它不再为着获得别的任何目的，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这一目的，那么就一定存在着最终目的或最高的善。不难发现，在这种经验的论证方法之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然带有着相当明显的形而上色彩。
亚里士多德所采用的目的式的方法是当时的智者学派为雅典带来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风气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唯智主义双重影响下的产物。一门伦理学只要试图沉思“什么使人生值得赞美和有意义”或试图告诉人们如何认识自己生活的目的并且实现一种好生活的内在目的而培植自己的内在品格和美德，仅靠经验是不够的。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中通过四因说对之前的哲学作了总结，而目的论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亚里士多德独创的观点，因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在《物理学》中说：“自然发生着的和存在着的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也就是自然不会做无目的之事。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是一种可能论而非确定论，是一种幸福论而非上帝论，是一种内在的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的目的论。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思想逻辑体系，他将对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回击寄托在其政治伦理学之上。他的政治伦理学思想路径大致上包含着着个人和城邦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需要追求至善也就是幸福，第二部分则是城邦共同体也需要追求至善，城邦与个人的追求相得益彰，通往至善的路径是由个人到城邦再到至善，个人的幸福与城邦的幸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不冲突，二者的至善是一致的。而智者派所宣扬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恰恰是破坏了这种一致性，过于强调一方，导致了城邦和个人的价值缺失，最终是不利于求得真正的幸福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最终善进行了阐释。他的政治伦理学就是为追求幸福追求至善而设立的。
二、《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政治暗喻
威廉•大卫•罗斯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与伦理学之关系有着精确的分析：亚氏的伦理学是社会的，而他的政治学则是伦理的，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追求至善，不管是伦理学还是政治学都是围绕人类幸福而展开的。亚里士多德将应用于个人的伦理观推广扩大到社会和国家中去，换句话说，《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实际上隐含了亚里士多德的很多政治构想。
1、城邦中的人
目的论思想自始至终一直贯穿着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人类的自然目的就是过上幸福的生活，过上幸福的生活的重要基础则是人类组成共同体。他认为，人是政治动物，天然地就要与他人一起生活。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亚里士多德运用了一种整体主义的考察方法，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城邦的共同利益，城邦共同体追求的至善远比一般个体追求的善要高，如果说人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幸福，那么城邦的目的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把人放入城邦进行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精神，城邦与家庭、村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城邦是前两种社会形态进一步发展的产物。相比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将城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使得城邦成为了人类本性完成的手段。明显地，亚里士多德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同于一般的自然主义者，在他那里城邦就是自然，城邦不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而恰恰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学说，暗含了一种功利主义的思考方式。《尼各马可伦理学》不关注单独存在的人，而是将人放入城邦中进行考察。
2、沉思与政治的分野
亚里士多德对于值得过的生活进行了阐释，而这一阐释直接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新认识和政体的新诉求。他为城邦的公民提供了三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快乐的生活；修正的政治生活；沉思的生活。明显的，亚里士多德更加倾向于后两种，同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的生活比政治的生活更加自足，沉思的目的是其自身，理智的生活是最接近神的生活方式的生活，也是神最喜爱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以一种理性的方式生活，这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成功，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神是不需要道德的，虽然沉思能够接近神，但是修正的政治生活似乎对个体的幸福来得更加直接和基础，哲学家自然可以去从事思考工作，但是单单依靠沉思是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的。
亚里士多德还把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进行了比较。实践智慧才是真正关心人类生存幸福的智慧，拥有实践智慧才可以称得上明智。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学—政治学作为对人的实践的善的研究，它不是纯粹思辨的，而是实践理性的研究。相较于柏拉图哲学王式的理想统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无疑更加具备了现实性色彩，变得更有实际操作性。我认为沉思与政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不是对立的路径，更像相辅相成，亚里士多德的沉思和参与政治生活，都建立在实现个人和城邦最高善的基础之上。由此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不倾向柏拉图的所谓的“哲学王”的统治，他更倾向于弱化版的理想国，也就是运用法律手段维系的政体。也正是在这种政体之下，这三种可选择的生活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3、中庸学说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学说在他的伦理学体系中是相当重要同时也是相当有争议的学说。正如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所讲的，如果在实践和感情事物上，正确总是同德性相联系，错误总是同恶相联系，那么中庸就是德性的特点，过度和不及就是恶的特点。如果将他的中庸之道引申到政治领域，可以看出他在政治形式中追求的也是一种中庸。
一般来说，上层社会拥护的往往是精英式的、贵族制度，相应的，平民阶层通常支持平民政体、民主制度，若是用中庸之道来考察，在亚里士多德眼中这两者都属于恶的政体，就好像鲁莽、怯懦和勇敢的关系，而立宪共和政体则最具有中庸的美德，并且最合乎理性的要求，平衡了自由、财富、身份和门第，关注到了社会主要群体的诉求，因而能够保持最稳定和持久的形式，也就能够实现城邦共同体对至善的追求。备受亚里士多德推崇的立宪共和政体，也在后来被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社会所沿用，在实践中的确证明了其独特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
[2]邓安庆.“无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意义和限度——以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三种论证为例[J].哲学动态,2011(01):48-55.
[3]详参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99a 7
[4]参见陈治国老师尼各马可伦理学导读第一章
[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简介：袁崇瑜（1998-），山东省青岛市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系生。
论文作者:袁崇瑜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19
标签：亚里士多德论文; 伦理学论文; 城邦论文; 目的论文; 政治论文; 政体论文; 柏拉图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9月32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