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翻译改造中的周作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6年11月，因在战争期间与敌伪合作，周作人被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在周作人身陷囹圄期间，俞平伯曾致信胡适，希望他能够“为国爱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国民政府法院“薄其罪责，使就炳烛之余光，遂其未竟之著译”。①在命运急转直下的时刻，周作人在翻译方面的才能，竟被友人看作转圜的希望。 三年后，周作人提前出狱，回到北京。几年的囚牢生活让这位昔日的名教授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不再有“拿钱吃饭的方便”。此时，为一家老小生活计，他必须“认真的考虑我所能做的工作了”，最终，“想来想去，勉强地说还是翻译吧”。②随即，他开始翻译《希腊的神与英雄》。翻译由此成为周作人在建国后安身立命的根本。 由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新的人民政权对翻译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的背景下，周作人的译者身份、翻译对象都显得十分特别。而他也在专业领域内努力地协调自身与时代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其在大时代转型中思想和精神的复杂性。 一 体制外的“为公家译书”者 在新的人民政权下，周作人决定依靠翻译谋生。但此时要做一个自由译者，已不像从前那样简单。 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全国的文化事业都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型。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走向统一集中”的指示，并由此开始对出版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革。③随后，在194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新华书店总编辑胡愈之指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使出版作由分散走向集中，由面对局部趋向面对全国；使新华书店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领导、集中经营”④。这样，随着对出版业的全面接管和改造，出版机构将逐渐成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在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经营。自由译者的生存空间将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翻译界也开始了“组织化”、“计划化”的改造运动。在上海解放前夕，董秋斯、巴金、吕叔湘、冯雪峰等人就预见到“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有团结翻译工作者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的必要”⑤，于是成立了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并创办了《翻译》月刊。而“有计划有组织”这一提法，随着董秋斯被调往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而被带到了北京，作为改造翻译业的基本方针，在全国加以推广。 人民政府对翻译业的改造，第一项措施便是成立翻译局。翻译局隶属于出版总署。该署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其主要功能是接替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出版事业。首任署长为胡愈之，副署长为叶圣陶和周建人。其下辖的翻译局，由沈志远担任局长。关于翻译局的使命，胡愈之曾说：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工业化和经济、文化建设，我们需要大量吸收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以饲育我们的建设工作干部。为了我们祖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的建设，我们翻译工作者的面前放着很多工作要做。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当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的时候，就设立了编译局(应为翻译局——引者注)这个机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进和发展翻译出版工作。⑥ 翻译局的使命就是“改进和发展翻译出版工作”。而为何要对翻译工作进行改进呢？很明显，人民政权下的翻译，与过去已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为“即将到来的工业化和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重要部门。 当时对翻译业的改造，最基本的方针就是改变翻译业“无组织、无政府”的状态，实行组织化和计划化。不少翻译工作者都希望在出版总署翻译局的领导下成立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虽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但事实上翻译工作者已经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学校、人民团体的机构，有许多设置了翻译部门”⑦。绝大多数翻译工作者都转变为了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而不再是文化市场上的个体户。为此，有人说：“今天翻译职业，我想绝不会有失业问题的发生。”⑧ 在翻译工作者被组织起来后，翻译工作则遵循“计划化”的原则进行。所谓“计划化”，根据沈志远的解释就是：“对于全国翻译工作者，我们需要从经常的联系中去了解他们的人数、能力、专长、工作情况、译作时间等等，藉此可以统筹全国的翻译力量，按国家的需要来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俾收分工合作之效，而避免重复浪费之嫌。”⑨在这一背景下，作为自由译者，不是接受政府指派，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来选择翻译对象，又要让翻译作品能够被国家“统一领导、集中经营”的出版机构出版，以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就显得不太可能了。 与此同时，周作人不光彩的经历，又使他很难像其他翻译者那样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被体制接纳。1949年，在周作人回到北京后，友人孙伏园曾委托沈钧儒向毛泽东打听人民政府对周作人的态度，得到的答案是：“他应该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就对他宽大了”。⑩随后，11月17日，北京市最高法院曾传他问话，到11月28日，又来人调查八道湾的房产。1951年2月，周作人曾上书毛泽东，检讨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职一事，随后又致信周扬，希望获得人民政府谅解。不过，1953年12月，法院还是褫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他也被禁止以周作人这个名字发表作品。 很明显，翻译行业的“组织化”和“计划化”改造，加上个人经历上的污点，使得周作人要想成为体制内的译者或体制外的译者，都十分困难了。不过，人民政府还是给了他出路。1950年1月，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来访，邀请周作人翻译希腊文学作品。3月，郑振铎托人送来《伊索寓言》。周作人便着手翻译。由此，他虽然不能够像大多数翻译者那样进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翻译部门，但毕竟还是由一位自由译者变成了“给公家译书”的人。月底，他便收到了出版总署预支的稿费93万多元(旧币)。生活从此有了保障，而他的才能也得到了发挥。 毫无疑问，由故交叶圣陶出面邀请周作人翻译希腊语作品，并以预支稿费的形式使其生活得到保障，使其成为体制外的“为公家译书”者，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安排。 二 “一边倒”潮流外的翻译 确定了以翻译为业后，接下来就是译什么的问题。而叶圣陶“没有说定什么书，就是说译希腊文罢了”(11)。这也符合周作人自己的意愿，因为“我所觉得喜欢也愿意译的，是古希腊和日本的有些作品”(12)。 根据周作人1964年编订的著译目录，解放后他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古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上。其中，古希腊文学作品有《希腊女诗人萨波》《希腊的神与英雄》《伊索寓言》《希腊神话》《财神》《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希腊对话选》。日本文学作品有：《日本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枕草子》《石川啄木诗歌集》。另外还有《乌克兰民间故事》和《俄罗斯民间故事》。 虽然周作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了体制的接纳，但他的这些翻译作品，与当时的翻译潮流相距甚远。翻译局主办的《翻译通报》曾组织过多次笔谈，其中有“目前急需介绍哪些外文书”这一话题。绝大多数翻译工作者都认为应该首先翻译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方面的著作。(13)对此，《翻译通报》的官方态度是： 由于我们新中国的建国事业必须向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学习，所以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时，也成立了一个翻译局，主要任务是介绍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各种建设经验，以做我们建国的参考材料。……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胜利之后，因为要向苏联学习，要加强对苏友好合作，所以学习俄文形成了热潮，而翻译苏联作品也成了重要任务。(14) 可以说，翻译局的这一表态，实际上代表了新的人民政权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过程中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介绍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各种建设经验”是翻译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文化的输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和紧迫，甚至还可能反动。对此，上海的翻译工作者早有认识： 我们必须“一边倒”，倒向苏联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边，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革命斗争和建设的经验，学习他们的思想与文化，转而将我们的革命斗争经验介绍给兄弟国家与民族，尤其是亚洲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使他们更快地获得革命的胜利，因而更加巩固了我们的革命胜利。这一个国际交换的工作，无疑地落在翻译工作者的双肩。(15) 上海进步的翻译工作者们提出的“一边倒”这一口号，实际上来源于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历程，并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为中国设计的道路之所以行不通，原因在于“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学习对象了。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才让中国人找到了真理：“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由此，毛泽东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一边倒”的学习方针：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6) 以苏联为唯一的学习对象，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重要观点。在建国初，这一理论自然也被翻译工作者们用作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发现：“现在和从前是完全不同的时代了。人民政权从一开始就很重视翻译工作，尤其是俄文翻译工作。”(17)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出版物中，译自苏联的著作也占绝对多数。沈志远说：“过去三十年间所出版的全部俄文译本不到七百种，而一九五零年一年内出版(包括再版)的俄文译本，已多到一千六百余种。”(18)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周作人坚持翻译古希腊和日本的文学作品，而且是古典作品，与时代的要求就相距甚远了。因此，周作人也总是利用各种机会为自己的工作辩护。比如，对自己所翻译的希腊神话，他认为其价值在于：“要想理解西欧文学固然必须知道，就是单当作故事看也是很有意思的。”(19) 虽然是“为公家译书”，但这样的作品完全不可能满足“介绍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各种建设经验，以做我们建国的参考材料”这一紧迫的时代要求。当然，时过境迁之后，叶圣陶及出版总署“为国爱才”的义举就显得更加有意义。而周作人的翻译作品，也让建国初的文学和文化显得不那么单一。 三 专业与政治 在1950-1951年间，周作人在翻译古希腊和日本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译论。归结起来，这些文章的主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更具体地说，译名的问题，二是翻译的组织形式问题。 讨论译名问题的文章有：《名从主人》《名从主人的音译》《译名问题质疑》《翻译与字典》和《翻译四题》等。事实上，对译名问题的讨论，正是建国后翻译改造的先声。1950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肇直的《谈西文人名地名的翻译》。在这篇文章中，关肇直对译名混乱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并揭示了其背后的原因：“由于半殖民地的社会风气，以英文为时尚，很多人甚至一提外国文，心目中就想到英文，似乎英文是唯一的外国文。一般翻译工作者不加研究，任意译出，于是使人地译名越发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20)从作者对语言的等级观念的批判不难看出，在新的时代，译名问题不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领域的政治问题了。 因为译名问题的敏感，翻译局主办的《翻译通报》专门开辟了“译名商讨”栏目，对翻译中的译名进行批评指正，并发表了多篇关于译名问题的论文，又在组织的笔谈中专门设立了“你对统一译名的意见怎样？”这一话题，搜集全国各地翻译工作者的意见。 然而，一开始，周作人并没有机会参与这些讨论。但他通过别的渠道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其中《名从主人》刊于1950年1月11日在上海出版的民营小报《亦报》。在该文中，周作人重申无条件地遵守名从主人的译名原则。到1951年《翻译通报》出至第2卷第2期时，随着更多背景的知识分子在该杂志上亮相，周作人也以“遐寿”为笔名发表了《名从主人的音译》一文。在该文中，周作人重申了名从主人的译名原则，并指出要注意区分不同语言中的发音，而且建议译者“也需要点杂学”，这样“才不至于为英文读法所囿”。(21) 这虽然是在讨论译名的技术问题，但周作人提出要警惕英文的读法，暗中则与关肇直在《人民日报》上的立场一致。事实上，对英文定于一尊的地位的批判，正是建国初翻译改造的重要内容。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苏联是唯一的学习对象。加之当时中国从苏联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俄文翻译在经济建设中显得十分重要。在这一背景下，俄文自然要被提到比英文更高的位置。因此，周作人虽然是在谈论翻译的技术性问题，但背后却若隐若现地加入了自己的政治表态。 从这以后，周作人一连在《翻译通报》上发表了七篇讨论翻译问题的文章。而借谈论翻译的技术性问题来进行政治表态这一策略则变得越来越明显。发表于《翻译通报》第2卷第4期上的《翻译与字典》一文，借助讨论译名问题，对当时没有好的英汉字典的状况表示了遗憾，最后作者表示：“以翻译工作者的立场来说话，希望有好的字典出来，减少一点工作的困难。我们这个希望，现在可能逐渐实现，因为编字典在中国该是国家的事业，只有在人民政府之下，才能集中才财两种资源，根本地为民族与文化来完成这大工作，立下百年的基础。”(22) 除了讨论译名这一技术性问题外，周作人还就翻译的组织形式问题发表了意见。1950年3月，周作人在《大报》上发表了《谈翻译》一文，对集体翻译的形式表示了肯定。在该文一开头，周作人就指出：“有人听苏联友人说他们译书的办法，无论汉文俄译还是俄文汉译，都用集体翻译法，即是最初由甲照原文一一直译，其次由乙来把译文整理通顺，再加修饰，后来由专家校定，作为定本。……竭几个人的力量，各尽其所长，比一个人来担任自然要好得多了。”(23)集体翻译这种形式，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时就已经出现了。但此时周作人特别提出这一问题来讨论，并对其加以肯定，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当时的翻译改造运动中，不少人就“组织化”和“计划化”提出了建议，其中就包括集体翻译。如申伏就提出：“应该把每一种分配几个人译。并不是一个译几章，而是一两个人译完了，再交一两个人复看，然后再由一两个人来润色。翻译进行中，有问题即征询他人意见，或提出集体讨论。最后，复阅润色之后，仍要集会集体加以决定。”(24)这样的组织方式，不但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而且可以有效地将译者组织起来。 周作人也同样将集体翻译这一主张带到了官方的《翻译通报》上。在关于编写中国翻译史的一封信中，他指出“六朝至唐之译佛经，其集体译述的方法恐大有可供学习之处”(25)。随后，在《翻译计划的一项目》中，他重申，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清末的新旧约书翻译，代表了翻译事业上两个伟大的时期，而“它的伟大是因为成绩不小，而且都是国家或社会的事业”。这两项翻译工程都采用了集体翻译的方式。而与之相对照的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翻译则散漫无组织，且商品化倾向严重：“因为在这时期，翻译者都是个人手工业，又是做短工，枝枝节节地替书店供给货色，书店则以营业为目的，劳资关系既弄不好，也不可能真是为社会服务，有计划地实现翻译事业。”(26) 周作人在这一时期特别提出译经的话题来讨论并肯定集体翻译的意义，明显与官方翻译改造运动相呼应。在推广“组织化、计划化”的改造方针时，《翻译通报》组织了一系列的文章，都将矛头对准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翻译的散漫无组织状态和商品化倾向。比如，张荫槐说：“在旧社会中，大多数的出版物，跟新闻纸一样，只是一种商品”，因此是散漫的，而“今天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应该对人民负责……这是跟过去最基本的不同”。(27)周作人对此显然也有所认识。他表示：“在人民政府之下，自不必别求社会团体的支持，最正当适宜的是由政府来主办，我们回顾前代的成绩，深信现在可以更好，而且也应该更好，因为这回基础更坚固，范围也更广大了。这是国家的事业，可以动员全国人力，有计划地分别从事……”在这番表态后，周作人最后提出，在翻译的计划化中，“我个人如能分得一部分，也十分高兴尽力”(28)，直接表达了希望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的愿望。 不过，周作人希望能够纳入政府翻译计划的，是阿拉伯神话、古希腊的哲学、历史、文学等著作。这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以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学习对象的基本方向是相背离的。 周作人在政治上的判断失误还不止于此。在关于重译的问题上，他在不知不觉间表达出了与官方相反的立场。1950年4月，他在《亦报》上发表了《重译书》一文，对重译现象进行了肯定：“第二次以上的翻译，往往因为对于以前的译本感觉不满，所以从新译过，多少带点自信，要比旧本总好一点，因此重译书之多少与文化的发达是成正比的。”(29)随后，他又将这一观点带到了《翻译通报》上：“有用意的重译，我以为是值得奖励的，一面加上正确的批评工作，使得读者能够择取比较优良的译本，在译者出版者方面也是一种警惕，不好再随便从事。”(30) 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形势下，重译现象是不被提倡的。在很多人看来，当时人力物力有限，需要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利用。重译无疑意味着浪费。比如，王者香曾说：“同时在市场上出现了几种译本，除了是由于投机竞争，因而抢译乱译，还有什么话说呢？”他认为这一现象“造成经济上人力上的严重浪费，造成了对读者极端不负责任”。(31)而当时官方推行的“计划化”，如沈志远所说，正是为了“避免重复浪费”。也因此，《翻译通报》从第一期开始就以专栏的形式发布各单位的翻译计划，甚至在1953年6月15日复刊后取消了其他栏目，只刊登翻译计划，原因就在于“以免译本重复，浪费人力物力”。(32)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重译或许有利于提升译本的质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则是更为紧要的。周作人对此则缺乏敏感，更没有意识到此问题背后的政治意义。 四 结语 在建国初的社会文化转型，尤其是翻译转型的过程中，周作人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在一切文化事业都被体制化后，因为曾经的汉奸身份，周作人无法被新的体制接纳。但他又是一位具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并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才能，出版总署以邀约译书的方式妥善地解决了对他的安置，尽管他的翻译作品无法满足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周作人自身也在努力地协调自我与新时代的关系，不止一次地表达对人民政权的拥护。这种政治表态渗透到了他专业性的翻译理论文章中。不过，他有时候过于执拗于专业性的判断，而造成了政治上的失察，表明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翻译在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更没有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要求。在新的人民政权下，他的身份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政治表态就可以解决的。 ①俞平伯：《俞平伯致胡适》(1945年12月28日)，《胡适往来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1、73页。在周作人提出上诉后，俞平伯又联合沈兼士等15位文化名流向南京高等法院呈文，再次陈述了这一请求。见《沈兼士等为周作人案呈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抄件)》，《胡适往来书信选》(下)，第615页。 ②(1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周作人散文全集》(1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0～791、791页。 ③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印刷思考与回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④叶再生等：《新中国出版大事记(一)》，《出版工作》1989年第10。 ⑤《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特辑》，《翻译》第1卷第4期，1949年12月1日。 ⑥胡愈之：《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开幕辞》，《翻译通报》第3卷第5期，1951年12月15日。 ⑦董秋斯：《论翻译理论的建设》，《翻译通报》第2卷第4期，1951年4月15日。 ⑧张锡俦：《关于翻译的几个问题》，《翻译通报》第1卷第1期，1950年7月1日。 ⑨(18)沈志远：《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翻译通报》第3卷第5期，1951年12月15日。 ⑩张铁铮：《知堂晚年轶事一束》，《闲话周作人》，陈子善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1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798页。 (13)集体执笔：《翻译工作笔谈会》，《翻译通报》第1卷第2期，1950年8月1日。 (14)《翻译界动态·出版总署翻译局》，《翻译通报》第1卷第3期，1950年9月1日。 (15)孙思定：《翻译工作的新方向——代发刊词》，《翻译》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1日。 (16)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 (17)张君悌：《为提高翻译工作的质量而奋斗》，《翻译通报》第1卷第2期，1950年8月1日。 (19)周遐寿：《译本序》，《希腊的神与英雄》，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年版，第1页。 (20)关肇直：《谈西文人名地名的翻译》，《人民日报》1950年3月15日第6版。 (21)遐寿：《名从主人的音译》，《翻译通报》第2卷第2期，1951年2月15日。 (22)遐寿：《翻译与字典》，《翻译通报》第2卷第4期，1951年月15日。 (23)荣纪：《谈翻译》，《大报》1950年3月25日。 (24)申伏：《翻译的计划化》，《翻译通报》第2卷第5，1951年5月15日。 (25)周作人：《遐寿同志来信》，《翻译通报》第2卷第3期，1951年3月15日。 (26)(28)遐寿：《翻译计划的一项目》，《翻译通报》第2卷第5期，1951年5月15日。 (27)张荫槐：《我对翻译问题的意见》，《翻译通报》第1卷第1期，1950年7月1日。 (29)周作人：《重译书》，《周作人散文全集》(10)，第178页。 (30)遐寿：《重译书与重出书》，《翻译通报》第3卷第1期，1951年7月15日。 (31)王者香：《要多出几本好的翻译书！》，《翻译通报》第1卷第1期，1950年7月1日。 (32)《翻译计划》，《翻译通报》新一期，1953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