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悖论思维——试论毛泽东“再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教育论文,悖论论文,试论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大发展的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腾飞，城市极大地吸收了来自第一产业的人口。有位外国人却惊奇地发现，与世界发展趋势相反，“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1〕
将波及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家庭的1700万知识青年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对历史的一种悖动。关于这一点，事实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接纳了农村数千万人的剩余劳动力。到本世纪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两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要流入城市，这代表着现代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向。不将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相反却要由政府出钱将大量城市劳动力送往农村，其结果必然是扼制现代化进程。中国一定要走向现代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任何人为因素的结果。然而，在选择如何进入现代化上却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探索时期的思想闪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如何把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探索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这个总路线是根据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提出的。列宁指出：“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3〕而要实现工业化，除了广大的工人外，还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由于忙于政权建设，对知识分子重视不够，除了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外，很多地方的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合理使用。1952年底.我国每万人口只有7个半科技人员，就是这样少得可怜的科技人员还存在着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等问题。据北京、天津、广州等128个城市统计，竟有3005个高级知识分子失业。为了解决这种状况，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等同志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他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他特别强调：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了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5〕
为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作用，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主张，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6〕尽管这个方针仅对艺术和学术而言，并未涉及到政治、经济等领域，但它仍然吹出了一股较强的民主之风，这对于调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八大”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思想。他说：“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7〕
尽管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但他更关心的是变更生产关系，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因此他对“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采取了保留态度。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客观的分析：“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8〕
对于这样的状况，毛泽东并不满意，他担心由于过渡时期的大大缩短，而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因此，他要求：“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9〕
对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提出质疑
然而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很快就被毛泽东所推翻。1957年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0〕为了纠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说法，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11〕同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在运动中中共中央专门下达了《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这样，划右派的目标便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为除个别人外的所有右派平反。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澄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他分析：“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断定：“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12〕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与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反而从小资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毛泽东一直主张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农中去，与他们打成一片。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起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经过同工农在一起并熟悉了他们之后，“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13〕毛泽东以个人经历推导出一个公式，知识分子只有到工农中去，才能真正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场，他断言：“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4〕革命战争时期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否一样适用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否简单地概括为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在毛泽东看来，时间和历史条件的改变，并不能改变他推导出来的公式，因此他不断地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提出质疑，向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出到工厂、农村去的号召，并将“右派”分子有计划地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进行劳动改造。1958年4月，毛泽东在东湖会议上讲：“对知识分子我们已经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了他们在斗争中迷失方向而且动摇，那他们还有什么资本呢？”5月发表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的著名论断。这里的“卑贱者”指工人、农民，“高贵者”指知识分子，表现出毛泽东对体力劳动者的赞美和对脑力劳动者的蔑视。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知识青年应该怎样对待思想改造》一书，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同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相提并论，提出思想改造的根本方法就是和工农相结合，并通过这个唯一途径完成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这“是每一个知识育年都必须经历的”。此后，《人民日报》多次发表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社论，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泽东的公式展开论述的。
“再教育”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1962年，中共党内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而在与美国的对抗和苏联的论战中，毛泽东对青年一代越发感到担忧：“现在中国20岁以下的人从来没有打过仗、从来没有见到过帝国主义者，也从来不知道当权的资本主义，他们对旧社会没有一点直接知识。……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15〕这种忧虑来自于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判断。他认为，中国的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在这样的学校中青年学生受到了毒害，不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他提出：“培养革命后代，一定要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养成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6〕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7〕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开始体现出来，其标志就是毛泽东的“再教育”理论。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毛泽东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对“再教育”进行了诠释：“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再教育。”此外文章还对“再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做了说明：“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再教育”理论实际上是建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贯政策的延伸，过去强调“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改造”侧重于思想改造，而“再教育”则侧重于劳动改造。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的发表，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定位思维
为什么特别强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不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再教路，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较慢，根本无法接受城镇每年数百万的大、中学毕业生，因此无法被工业吸纳的毕业生就要被充实到“广阔天地”中去，从这一意义上讲，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解决就业问题没有什么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身份错位。“文革”前，突出知识青年的能动作用，希望他们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到农村干一番事业，改变农村面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文革”中，知识青年成为改造对象，接受“再教育”，处于被动地位，成为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出现了本末倒置，事实上限制了知识青年作用的发挥。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是否具有教育者的身份。
毛泽东对于农民的认识历来比较矛盾，时而把他们称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时而又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时而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时而又说“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时而说“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时而又说“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时而说“稍微放松了对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时而又说“中国的农民比英美的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18〕以上几组对比，我尽量采用发表时间上比较接近的文字，以增加可比性。从总体上讲，毛泽东对于农民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能够带领以农民为主力的军队最终夺取政权。同时，他又非常同情农民，爱护农民，乃至过高地估计农民，不仅将农民作为民主革命的实际上的主力军，而且将农民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力量，尽管他也批评农民，但在总体上是肯定的。因此，他在农民与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之问，始终把农民视为教育者，就连他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他要求毛岸英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农民为师。要儿子以农民为师当然有深远的意义。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谁能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19〕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20〕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看得清楚，也恰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构成主体是农民，因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曾使用过这样一种提法，他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21〕这一提法与“七大”通过的党章不符，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于贫农的特殊感情，但同时也引起了认识上的混乱，并在党内产生了指导性的影响。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苏联和国际上一些共产党曾表示怀疑，认为是“农民党”。〔22〕这种观点在国内也有一些市场。为了澄清这一认识，刘少奇在论述党的性质时指出，英国的工党的党员，大部分是工人，但工党的性质不一定是无产阶级政党，并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而决定党的性质的，是党的纲领、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人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等等。〔23〕1951年4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也提到“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领导的”。〔24〕河北省委党校一位同志见到“解释”后，特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述了自己不同意这个提法的意见，毛泽东把信批给安子文，要他提出处理意见。安子文提出，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毛泽东同意改正这一提法，并写信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及时复信表示同意，随后，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25〕纠正了两个领导阶级的提法。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农民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试图通过“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运动，不仅使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而且也使农民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再次造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尽管毛泽东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但中国的农民却似乎经过历次运动已经成了社会主义者，与被定为资产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及其受教育的知识青年相比，自然具备教育者的资格。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曾面对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小生产感到一种恐惧，甚至考虑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割掉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教育”的理论也随之而淡化。1973年，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出席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代表时，叶剑英的讲话似乎可以视作一个信号，他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仅是参加劳动，而且把知识带到农村去，农村并不稀罕增加劳动力，恰恰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有政治觉悟的青年去帮助建设。〔26〕这种对于知识青年的评价很近似于50年代。然而，不论毛泽东对农民的看法如何，却无法改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毛泽东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从青年时代就对学校的教育方法表示反感，因此导致他不重视正规教育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在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他更加迷信于自己以往的经验，过分夸大直接经验的作用，而忽视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甚至片面地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脑力劳动则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劳动。因此，将与工农相结合作为缩小三大差别和培养接班人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由于人才培养的连续性被打断，使中国的现代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并不是不重视中国的现代化，他曾经试图通过大跃进，一步跨向现代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他仍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并同意在1974年人民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然而由于毛泽东迷失在被人为夸大了的阶级斗争中，越陷越深，他不能以放弃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代价去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条件。邓小平后来曾这样论述这一段历史：“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27〕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选择新的突破口。
“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被否定
从1973年开始，中央对知识青年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有一项重大的调整就是提高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费。在此之前，平均每个知青的安置费只有230－250元，1973年增长到人均500元。有人测算，仅10年内国家共拨出安置费近100亿元，约占国家总支出的1.2%，这还不包括知青探亲报销的路费、口粮及生活困难补助、因重病及重伤给予补助的医疗欠款、每年举办的各级各类知青会议及培训班的支出、各级知青工作机构的开支，等等。这样巨大的开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很难估算，能让知青自食其力吃饱肚皮就算不错。在当时这笔帐只能从政治意义上去考虑。也许根本没人敢想，用这笔钱去建厂能够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能够创造出多少财富，创造出来的财富又可以再建工厂，再次解决就业问题。如此滚动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然而，巨大的财政投入却没有带来什么经济效益，这笔帐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去算都是一笔糊涂帐。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建议，在减少知青下乡的前提下，将知青经费中不必支出的部分用来扶持城市安排知青就业。国务院知青办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研究了具体落实的办法。历史有时很奇怪，当你转了一圈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时，可能意味着人们的认识出现了新的飞跃。从1980年开始，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城市知青就业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无声无息中划上了句号。
当我们处在世纪交替的门坎上时，我们不难发现，“再教育”理论使中国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物质，而是人才。到本世纪末，我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将有80%到了退休年龄，接替他们工作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知青中的幸运儿虽然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教育中出现的难以弥补的断裂，以及过早地涉足社会与政治，使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少有成就，而在仕途或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然而这正是这一代人的不足之处。据预测，到21世纪，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全世界都将出现较严重的人才短缺。日本预测，到2000年日本将缺少科技人员160万，到2010年缺少445万。下个世纪，世界各国科技人员的需求量将是现在的2至3倍，竞争最激烈的将是人才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据报道，1989—1993年，前苏联约有7万名科学家流亡海外，仅俄罗斯每年因人才流失所造成的损失就有600多亿美元。
回顾历史，常常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然而越是厚重的东西越能启迪人的心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调整了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国终于迈开了走向现代化的脚步。
邓小平曾经用一句极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一条真理：教训也是财富。一个能够承受磨难并不断纠正失误的民族，必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注释：
〔1〕【美】托马斯·伯思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2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1版第32卷第399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2页。
〔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6〕〔7〕转引自《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第23页。
〔8〕〔9〕〔10〕〔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4、409、40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0、64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9页。
〔15〕《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16〕引自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
〔1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75页，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18〕语出1955年12月6日毛泽东发表反对“右倾保守”的讲话。转引自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另一说：“听到有这种说法：西欧的工人不如中国的农民。”杜润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19〕参见刘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李良栋：《巨人与大地》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原始出处暂未查到。
〔2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609页。
〔21〕〔24〕〔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511页。
〔22〕〔23〕194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汇报，报告了全国党员的构成情况：300多万党员，农民约占80%；全国约有15万个党支部，农村党支部占80%以上；干部的主要成分是学生和农民。见陆沅：《“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的提法提出前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5期。
〔26〕参见刘文杰：《激扬与蹉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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