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国民性论文,神话论文,形象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2)01-00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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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前肯定已料想到他死后依然逃脱不掉被污蔑被攻讦的命运，所以，像王朔之类 的鲁迅批评，先生如果有知是不会感到意外的。但先生决然不会想到的是，在他身后60 多年，有人竟将他视为西方传教士的精神傀儡，并以挽救者的姿态，要清除他身上的殖 民话语遗毒：“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太钦佩他那些独有的‘文化人’形象的 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面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 。”如果这批评是来自新锐批评家或那些文坛泼皮倒也罢了，偏偏它却出自并不新锐的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之手。因此，当我初读冯先生2000年那篇批评鲁迅的文章[1]之后 ，曾感到嗖嗖一股冷气袭来，一时间，搞不懂冯先生这是怎么了：在写小说、舞丹青、 弄文物、护古城之外，竟也玩起以毁“鲁”为荣的文化批评来了?再说，鲁迅先生确曾 以典型解剖的方式犀利地批判过中国国民劣根性一面，但冯先生自己也曾以人像展览的 方式广泛暴露过中国国民腐朽性的一面。既如此，这“国民性”批评怎么会突然成为问 题了呢?在文学家冯骥才的背后是否也站着某位西方理论传教士呢?我暗自猜度。
后经学界朋友指点，我终于找到了谜底，并看到了批评家冯骥才身后刘禾那新锐又自 信的面孔。我这才知道，冯先生的文章，不过是刘禾国民性神话理论的一次批评实践而 已。而与冯先生的文章比较起来，刘禾的文章更学术但也更片面，其观点更难苟同。由 于国民性理论关系到对鲁迅形象、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重新 认识评价，不能不加以辩驳，于是，便产生了这篇对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2](P199 )质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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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对西方殖民话语霸权为己任的刘禾，是很懂得占据话语制高点的。请读她文章的 开篇：
“国民性，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从晚清到今天，中国人的集体想象被这个话题断断 续续地纠缠了近一个世纪。无论理论家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尖锐，争论多么激烈，其中的 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识：相信国民性是某种‘本质’的客观存在，更相信语言和文字在 其中仅仅是用来再现‘本质’的透明材料。这种认识上的‘本质论’事实上模糊了国民 性神话的知识构成……绝大多数学者不是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给中国的国民性定调子、下 结论上，就是在它和阶级性这两个概念之间争论不休，可是，一个比它们更有意义(且 属于前提性)的问题，却被彻底地排除在视野之外：‘国民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知 识范畴?它的神话在中国的‘现代性’理论中负载了怎样的历史意义?”
这真是先声夺人。刘禾超越了百年来众多理论家的分歧，而对他们公认的“国民性” 话语前提进行提问。说是提问，其实前一个答案她已先验地给出了，即“国民性”话语 是一种神话知识①(注：刘禾在该文结束时曾注明，“说它是神话，我不过在这里用了 一个隐喻，指的是知识的健忘机制。”意思是国民性的话语在生产自身知识的过程中， 抹去了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国民性成为具有超然性、真理性的东西。但我在本文中 仍将作者用名词给出的“神话”(国民性神话)理解为虚构的意思，因这与赛义德在《东 方学》中对东方主义话语比喻是一致的。)；后一个的答案她也在文章中解答了，即“ 国民性”话语是为西方殖民者张目的霸权话语。正是站在这一话语“制高点”上，刘禾 几乎将百年来所有推进中华民族进步解放的思想文化先驱们，统统一网打尽，使他们或 者变成被国民性神话蒙蔽者，或者成为国民性神话能动诠释者。
前者如梁启超、孙中山。梁启超从日本引入国民性理论，是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 国家理论的；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他们的奴性、无知、自私和 缺乏自由理想是国民性的一大缺陷。“值得玩味的是，梁启超和孙中山两人都曾是抨击 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驱，然而，他们的话语却不得不屈从于欧洲人本来用来维系自己种族 优势的话语——国民性的理论。”后者的典型则是鲁迅。据刘禾说，“鲁迅国民性思想 的主要来源”[3](P73)就是明恩溥教士写的那本《中国人的素质》(以下简称《素质》) ，鲁迅笔下的阿Q简直就是明教士理论的拷贝。鲁迅几乎是在形象化地阐释作为殖民话 语的国民性理论。
显然，刘禾这种“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思想史结论。但正因其 偏激如此，也使她的结论极其脆弱、不堪一击。因为刘禾虽然可以颠覆话语，却毕竟不 能改写历史。历史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五四”运动及鲁迅等思想先驱的国民性批判和 文化启蒙，才使中华民族步入不断革新、革命的道路，才有了中国的百年振兴。假如按 刘禾的逻辑，百年来，我们的思想先驱们统统都受蔽于国民性神话，上了殖民霸权的当 且自觉为其张目，那西方殖民者称霸中国的野心岂不早就实现了吗?今日刘禾们又怎能 进入美国的学术话语中心，以充满自信的姿态，做这样的思想史翻案文章以对抗后殖民 话语霸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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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如果认为刘禾就这样容易被驳倒，那就错了。实际上，我们尚未与她交手呢。因 为我的上述结论依然属“本质论”的实证产物，而根据刘禾的理论，讨论要在语言文字 构成的“不透明”的话语层面上进行，而在这一层面上，所谓百年来中华民族素质大大 提高这一事实都未见得存在呢!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中，她便曾在括号 中提出这样的质问：“人们开口闭口讲晚清闭关锁国，讲落后的封建社会，……讲传统 的愚昧(好像现代就不愚昧)”[4]。既然这样，我们就无权“开口闭口”讲晚清的愚昧 ；而没有晚清的愚昧，还谈什么思想启蒙与进步呢?不要认为刘禾是在这里玩偷换概念 的游戏，她的这一质问是严肃的，在这背后，透露出的正是刘禾反对国民性话语霸权的 坚定立场。因此，我们必须正面领教刘禾的国民性神话理论。
根据刘禾从“跨语际”语源学研究的结果：“‘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 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 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19世纪的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国民性的 概念一度极为盛行。这个理论的特点是，它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 的首要准则(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冷战后的今天)，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 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那些被征服者的 发言权，使其它的与之不同的世界观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阐说的机会。 ”显然，刘禾认为，这种国民性理论就属于赛义德所揭露的“东方主义”，其目的是要 虚构出一幅“妖魔化东方”画图，为西方的话语和政治霸权提供依据。在中国，它的具 体话语实践者，就是1872年来华传教的明恩溥教士(即刘禾说的斯密思)。
刘禾认为，明恩溥的话语，绝不只是反映现实，而且塑造、创造了现实，“它改变了 西方的自我概念，也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知识受当 时的理论决定，而与现实少有关系。”只是由于众多思想先驱，特别是鲁迅，没识破这 一点，反而相信并认同了这一国民性理论的神话，才使我们确信明恩溥所做的国民素质 描述是真实的存在。今天，刘禾的使命，就是揭露这一“阴谋”，让我们从国民性话语 霸权中走出来，并像冯骥才先生那样，廓清罩在先驱们头上的迷雾，夺回属于中国的话 语权力。
这就是刘禾反对国民性神话理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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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当我真正直面刘禾时，却总感到刘禾背后有唐·吉诃德身影。她的国民性 神话说，如同将风车视为敌人一样，是话语迷幻变形或夸大的产物，是真正的“神话” 话语。
刘禾笔下其实涉及到两个国民性“话语”概念，一个是从属于种族主义国家理论的国 民性话语，一个是一般的国民性话语或国民性概念。说前者是殖民主义的霸权话语，是 一种有特定价值内涵的话语系统，我没有异议。任何殖民主义的种族优越论或种族歧视 观点都是违反人文、人道精神的。德国法西斯祭奠的法宝，就是雅利安种族优越主义， 并由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但这是不是意味“国民性”、“民 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概念都是种族主义的专有话语，所有使用这些概念的人，都 成为殖民话语的传声筒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一般的国民性话语系统或概念与种族主 义理论并没有必然关联，而只是一种对事实进行概括的描述性话语①(注：国民性是一 个弹性的概括范畴，它既可狭义地指民族的文化社会性格特征，也可广义地概括民族的 科学素养道德修养及文明素质等特征。本文中，与刘禾对明教士的批判相对应，我采用 广义的国民性概念。)。刘禾的批判，却完全将这两种话语系统混淆了。
我们知道，20世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文化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语言或符 号结构中，能指、所指之间搭配的任意性，以及所指因境而定、随境而变的规律性。在 语言符号中，某些专有、专用或特指概念，及构成这些概念的语汇，一旦所指内涵被设 定或公认，往往会相对确定。像中国封建时代称域外国家的“夷”、近现代国人称洋人 为“鬼子”和西方人称中国人为“中国佬”(Chinaman)等等语汇，无论用在什么地方， 其否定性、贬抑性内涵都是客观存在的②(注：刘禾惊人地发现了，鸦片战争爆发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翻译者将“夷”翻译为“野蛮人”，歪曲了清政府的意思，造成 清政府“夜郎自大”的假象!一个带有贬义辞源的概念(古代便有“四夷八蛮”之说)， 刘禾认为应译为“陌生人”之类，而一个明明中性的“国民性”，刘禾却看出它的贬义 性。这就是跨语际研究的优势体现吗?)。但对大多数语汇概念来说，它既可以在某个特 定话语系统、特定价值语境中，获得特指的价值内涵，也可以脱离这一内涵而在新的话 语系统、价值语境中获得新的价值内涵。实际上，一个语汇或概念出身如何、能否被活 用并不关键，关键是它要能有效地揭示或解释所指存在、促进人类思想的沟通和交流， 这才是语言固有的文化公器性质。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凡进入某一价值体系的语汇皆不 能再独立运用的话，人类的一切思想交流都将难以进行，所有的话语系统都将难以建立 。譬如，马克思的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理论体系，尽管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范畴， 但并不影响其语汇甚至某些原理进入西方资本主义话语系统，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 重要理论资源。同样，今天我们也将西方国家的公共事务、经济管理、科学技术诸多方 面的语汇，大量地引入采用，成为中国当代话语系统的重要知识和理论资源，但这也并 没有改变我们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主义属性。而像“果民性”、“民族性”、“阶级性 ”等带“性”的语汇，属于类群概括性概念，更没有明显的价值内涵，它完全可以被包 容在完全对立的价值系统中。
因此，即便“国民性”概念在种族主义理论中，具有贬抑东方民族的内涵，但这一词 汇本身却是干净的。即便梁启超等人不从日本“转口”引进这个概念，中国学者从启蒙 和改造国民素质的任务出发，也要寻找和创造某个概括国民共同特性的概念。因为启蒙 和改造愚昧的国民是当时先驱者的共识，国民性话语或概念只是适用了这一需要而已， 其间并不存在屈从西方话语霸权的问题，也没有支持西方话语霸权的负面效用。所谓的 “国民性神话”论是刘禾百年后虚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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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刘禾也知道，讨论不能只在话语层面进行，不能仅仅抓住“国民性”概念的 “出身”不放，还必得进入到现实层面，要看这一概念所指陈或概括的内容是否真实， 究竟是再现了还是歪曲了国民素质的“本质”。这便涉及对明教士1894年所著《素质》 的评价了。
由于先读了冯骥才、刘禾的批判才读《素质》，我对自己阅读期待与阅读体验的巨大 差异感到吃惊——这样一本对中国人态度客观的著作，怎么能变成某种“妖魔化”中国 的著作呢?在这部著作中，明教士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性、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和文化传 统的描写，大多是客观可信并真实的。其中，他对中国人节俭、勤劳、仁爱等优点的描 写，更是真诚的。在《勤劳》一节中，他这样写道：“的确，如果所罗门所说勤劳和双 手可以致富的那句经济箴言正确的话，中国应该是地球上最繁荣昌盛的。”[3](P26)他 还质疑了“全盘西化”的观点，特别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文明民族，当我们 的祖先还在原始丛林中觅食之时，他们早就开化了”。[3](P290)显然，这里面没有什 么殖民话语霸权。
不仅如此，他还坚决反对使用“中国佬”(Chinaman)词汇，而主张使用“中国人”(Ch inese)；他还说服了老罗斯福总统，将二千万庚子赔款用于创建清华大学并培养了中国 “数千百留美的各种人才”。对于西方国家30年来的外交政治行为(指1894年前——引 者按)“并没给中国带去什么好处”[3](P288)的事实，他也提出了批评。当然，明教士 所说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用基督教拯救中国的目标，但这位在中国落后农村 一呆就是50余年的明教士，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不抱敌视态度的事实却是清楚的。
刘禾却读出了敌意或仇视。这主要是因为《素质》用主要篇幅所描述的中国人的素质 ，多数属于缺点或劣根性的存在。应当说，由于明教士缺少深入的历史和文化分析，他 将落后的生活习性与民族的文明素质、文化传统和性格特征等等混在一起描述，是欠科 学的。譬如《素质》说中国农民省吃俭用，宁肯饿着肚子步行几十里也要回家吃饭之类 ，便纯属于贫穷造成的习惯，谈不上共同“性”，今天这种现象已经基本上消失了。但 《素质》中诸多涉及共同“性”的民族缺点，却多是客观存在，并不存在明教士凭空捏 造的问题。譬如说中国人表达不清晰之类缺点，今天便不少见，包括一些全国学术会上 ，总有些教授在限定时间内的发言让人一头雾水，搞得听众不知是否该鼓掌。这属于国 人缺少科学教育和逻辑训练而造成的习惯。而像言而无信、抱残守缺、柔顺固执、缺乏 公共精神等行为特征，则都属于传统文化酿就的劣根性，今天仍在我们身边严重存在着 ，无需回避，也回避不了，笔者自己就屡屡被自己同胞的这些素质折磨得毫无脾气!
因此，是否称这些民族劣根性为“国民性”并不关键，关键是它们真实存在着。这就 像阿Q的癞疮疤一样，你称它为“疤”也罢，或不让称它为“疤”甚至禁说“亮”也罢 ，它都存在着。“国民性”话语在这里，所指明确，“名”、“实”一致，确实是“透 明”的。既然话语是透明的，刘禾所谓国民性神话或西方话语霸权理论便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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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刘禾自有她的根据。就在这本《素质》中，她独具慧眼，找到了明教士服从于 殖民话语需要，歪曲或“再造”中国现实的例证。下面便是她引举的唯一一个完整的例 子，即《素质》对中国人睡眠习惯的描写：
在睡眠上，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差异，与我已经提到过的中西基本大分歧吻合。一 般而言，中国人哪儿都可以睡。使我们觉得难堪的干扰并不能打扰他。以砖作枕，以稻 草或泥砖作床，他就可以好梦不惊，房间不必暗下来，别人也不用安静。“夜里哭泣的 婴孩”，可以尽管继续啼哭，因为并不会影响到他。某些地区，有时似乎所有的人都睡 着了，好像狗熊冬眠一样。大家规律地在夏日午后的头两个小时，不拘地点，依本能睡 着。在这季节，午后两点的静寂可比午夜两点。对于劳工阶级和很多其他的人而言，睡 觉的姿势无关紧要。设想在中国找一百万、一千万的人来作下列考试，是毫无问题的： 试验他们躺在三轮推车上，像蜘蛛一样头朝下，张大了嘴含着苍蝇，是否睡得着。
刘禾说：“这个段落很能代表斯密思的笔调，他在语法上使用现在时态和‘中国人’ ，这个全称来表达‘真理’，描述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本质差异。睡眠，一个人们共 同的生理状态，在这儿被用来描述文化差异，而其意义早已被西方人优越的前提决定。 这儿要紧的，不是描写错误的问题，而是语言所包含的权力问题。”刘禾还认为，文中 轻蔑的比喻，表现了明教士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和他与中国仆人间的阶级差异，他正是 从自己或他人与中国劳动阶级之间的不快经验取材、并利用这种价值差异来建立“中国 国民性”的理论的。
对于没读过《素质》的读者来说，刘禾的这段引文和分析很能使人产生共鸣，进而认 同她的国民性神话理论。不过，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尽管明教士这里的语气和比喻确 实含有轻蔑劳动者的色彩，属于《素质》中容易引起反感的内容之一，但刘禾这里的分 析却纯属上纲上线。
查阅国内新近出版的秦悦译本《素质》，明教士有关睡眠的描述开头一句是这样的： “关于睡眠，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说明了一些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有区别。”[3]( P80)其中并没有关于“中西基本大分歧”的意思。由于没有原版可对比考证，我无法考 证哪种译法更准确。退而言之，即使刘禾的译文是正确的，也得不出明教士是在描述中 国人与西方人本质差异的结论。因为就在这一节中，明教士罗列了一系列中国人对现代 文明生活方式“麻木不仁”的事实——不会体育锻炼、不强调空气新鲜、忍受病痛等等 ，有关睡眠，只是并列的一种而已。同时，他还指出当时中国人面临的磨难：“任何一 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人经常处在死亡的边缘，这就是他们社会生活的条件。雨水略少 ，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多，又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涝，对此只 能听天由命。”“‘眼睁睁地忍着’，这正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3]( P83)由此，读者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麻木，是生活环境逼迫 造成的，与阶级和种族毫无关系。再看看鲁迅笔下的阿Q，不是头上还生着癞疮疤吗?阿 Q的形象，如果上起纲来，比明教士的描述恶毒得多了，那简直是在“肆意丑化贫雇农 ”!
实际上，在今天中国西部落后的农村，明教士所描述的这种情景还依然存在，有些甚 至更为严重。据报载，广西某县领导率领干部下乡住进农户家里，竟夜不成寐，因为各 种爬虫在铺上横行无忌!但当地农民却夜夜都睡在这样的环境中。相比之下，几个苍蝇 飞舞又算什么呢?不知刘禾是否认为国内这些“现在时”的报道也是“国民性神话”的 歪曲和虚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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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所谓“面子”问题。刘禾认为，这也属于明教士臆造的国民性话语霸权①(注：中 国人的面子问题，包括诸多学术性话题，笔者将另文对此专门讨论。)。说只有中国人 讲面子，肯定是不对的，刘禾对此质疑是有道理的。但重外在面子、死要面子、要毫无 价值的面子，却是国人迥异于欧美人的“根性”特征，这决非明教士的捏造，也不是鲁 迅笔下阿Q的演义，而是至今仍存在于普通百姓甚或人文学者身上的事实。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提及余秋雨例子。有人抓住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行为不放，要求余 忏悔。余应不应当忏悔，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但余在文革中的实际表现，却是个事实 确证问题。余秋雨自认为清白(已有材料证实，余确实无大问题)，却拒绝澄清后一个问 题，并以这样一段妙论做辩护：我身上肯定没有伤疤；但有人让我当众脱衣服验证，这 个动作比有伤疤还糟糕余秋雨这个比喻太生动了。生动之处在于，他将直面 读者辨明事实的过程，视为当众脱衣服；何为当众脱衣服?就是大掉面子!这表明余秋雨 在思想深处对丢“面子”的恐惧。(类似的情况如果放到西方学者那里，我想，他宁肯 选择当众“脱裤子”，也要辩明真相；歪曲掩盖真相，才是最大掉“面子”的事情)。 只要我们留意，生活中这样鲜活的例子太多了。读者不妨读一下当代学者易中天先生的 《闲话中国人》。他对“面子”的论述极为精彩，并获得读书界的广泛共鸣。而这，恰 好也证明了“面子”问题的当代性。
因此，刘禾将阿Q、将鲁迅对阿Q“面子”的生动描写，都归于明教士的影响，认为“ 虚荣、可怜、可笑，加上最糟糕的夸张和戏剧化，阿Q的举手投足似乎吻合斯密思对中 国人爱面子的描述”，这既贬低了鲁迅的意义、抹煞了“阿Q”的典型性，也大大抬高 了这位美国传教士的身价。就明恩溥这样一本说不上深刻的《素质》，竟能催生出一个 不朽的艺术典型、能影响数代国人的文化行为特征，那他不真的成“神”了吗?
实际上，刘禾的国民性神话批判，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民族的自尊，内里也正浸透着某 种阿Q精神、掖藏着一种“面子”意识。因为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明教士这些描写让她 感到丢人了，所以才像阿Q老祖那样讳疤忌亮并义愤填膺。如果明教士尽说中国的好话 ，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照亮欧美的灯塔之类，那刘禾肯定是要击掌共鸣、拥而赞之 的(刘禾对《白银资本》的肯定便证实了这一点)。但问题是，碍于面子，阿Q主义地掩 饰某些负价值存在，它们就不存在了吗?中华民族就振兴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像给 母亲治病一样，我们请一位医术高明的好西医，目的是希望他能确诊病情、治病救命， 至于其态度是否谦恭并不紧要①(注：曾有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到大医院看病千万不 要按态度好坏挑医生，那些态度不好的医生往往是有真本事的，他对你态度不好，可能 正因为你没大毛病。)。如果这位医生故意掩盖病情，或者恭维说咱妈的结核病灶灿若 鲜花，那才十恶不赦呢!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我十分钦服并赞同鲁迅的立场和观点：他 对当时那些一个劲地恭维中国的人，总持怀疑态度，要人们提高警惕，因为他们想让中 国就此腐烂下去，变成他们的“人肉宴席”；反之，“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 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我想，这正是鲁迅生前 多次提及并在临终前依然要向国人推荐《素质》的原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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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刘禾看来，鲁迅是受蒙蔽者，没能看出明教士的险恶用心。而刘禾一眼看穿 了，在《素质》结尾处，她找到明教士这样一段话：“为了改革中国，性格的本源必须 被伸入和净化，良心必须登上宝座，不能像日本的天皇一样，被幽禁在宫殿里。”[2]( P77)译文似通非通，疙疙瘩瘩，莫名其妙。且看刘禾的翻译与批判：“他的动词可以轻 易翻译成帝国主义行动：伸入即侵入，净化即征服，登上宝座即夺取主权。”经刘禾这 一揭露，读来确实令人不寒而栗!如果套用“文革”话语表示，这明恩溥之“狼子野心 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找来秦悦译本一对照，又大错了。这段话原来是这样的：“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 在素质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几位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 禁在皇宫里。”[3](P293)再结合前后文读下来，其意思很清楚，即明教士在这里主张 用推崇良心方式来提高国民素质。当然，他并不掩饰自己广播基督教的动机，但却绝无 侵略者的阴谋。在当时的殖民语境中，明教士如果要煽动什么入侵行动的话，是根本不 需要曲笔的。真正怀有“阴谋”的恰恰是刘禾自己。掌握跨语言书写优势的刘禾，特别 强调语义在翻译中的流变，但她却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悖逆自己的主张，偏偏拿这“不 透明”的“译文”大作“翻译”文章，随心所欲，无限上纲。是她一时疏忽吗?非也!她 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将百年前的明教士置于死地，然后再“拯救”鲁迅。这不正是典 型的“文革”话语霸权术吗!文革期间，我正读高中，曾也无师自通地用这种话语霸权 ，严重伤害过自己的老师。想不到，后文革时代成长且学成于美国的刘禾，处处以反殖 民话语霸权为己任，自己竟也能如此娴熟于文革话语霸权!这便有些令人困惑了：刘禾 何以如此呢?
如果我们不怀疑刘禾学识的话，我想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她自视自己理论动机崇 高，所以便置科学事实与方法于不顾了。而这种为了“崇高”目标而扭曲真理的作法， 同样是渊源有目的。大跃进年代，曾有著名科学家论证小麦亩产万斤的科学性。在反胡 风、反右派、反文艺黑线时，更有许多著名学者拍案而起，揭露众多“反革命”们“一 贯”的“反党野心”。于是，后来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次以“崇高”名义 进行的“革命”，将我们国家和民族推向灾难的边缘。人们总结这些历史教训，并将其 归结为极左思潮和极左人物。但为什么极左思潮、极左人物这样容易在中国文化土壤上 孳生，而且能激起整个民族的共鸣呢?人们不去追问了。
其实，这便是潜在的国民性使然。“文革”是悲剧，也是闹剧，它正是中国国民劣根 性的总爆发、大写真!缺少科学理性训练、缺乏道德良知约束、且虚荣自私的中国人， 一旦“崇高”名义在手，如“革命”的阿Q一样，什么规范什么约束，统统将置于脑后 ，这能不导致大悲剧、大闹剧吗?这种源自国民劣根性的闹剧，反过来又使国民劣根性 得以迎风滋长。今天，从器物建设上处处散发出来的爆发户气息中，从种种时髦的学术 论争、学术命题和学术话语所暴露出的盲目自傲的民族文化心理中，我们不是仍可以清 晰地嗅出阿Q主义的味道吗?阿Q主义，一旦得势，就必然是霸权主义，政治霸权、学术 霸权或话语霸权!这便是国民性套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怪圈。刘禾说过，我们不能离开 国民性话语去讨论国民性，这很对。但我们在讨论国民性时，更不能无视和否定自身国 民性的存在。刘禾的霸权文风和她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本身，便是她也没能摆脱国民性 桎梏的例证。
只有受到刘禾批评的鲁迅，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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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为鲁迅的伟大处正在于，他解剖别人，更时时解剖自己。鲁迅是现代中国自觉 批判国民性、重塑民族魂第一人，也是自觉剖析自己，升华自身灵魂第一人。鲁迅不愧 是民族之魂!
在一篇有关鲁迅的随笔中，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国人哪种自卑又自负的阿Q精神。德国在普鲁士时代也曾是庸人气息弥漫的 民族，连歌德都不例外。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 贝多芬这样伟大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 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若干年前，在一次有德国高级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上 ，中国一位学者“不礼貌”地提到德、日对法西斯复活的态度问题。这位德国学者严肃 地说，对于日本的态度，他不加评论；但德国的态度很明确：“尽管我是战后出生的， 但如果在坐的各位需要我表态的话，我愿意在这里表示道歉和忏悔，为德国曾给人类带 来的巨大灾难!”当时，我的心灵就为之一震：这是怎样健康的民族心理啊!
再看同样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我们虽然已从屈辱中崛起，从落后中走出，我们的物 质文明水平、我们的整体文明素质都已大大提高。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鲁迅之后中国 缺少思想大家，亦由于种种政治历史主题的变奏，国民性改造的主题戛然停止，国民性 似乎已变成一个鲁学专有的学术话题。解放后，政治文化领域中一次次残酷的阶级斗争 ，我们民族虽然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我们却并没像德意志民族那样 进行全民反思，没有进行真正的灵魂拷问和良知忏悔，更没有把民族素质重建任务响亮 地提出来。这样，与百年前相比，我们国民性改造的任务，在许多方面变得更为艰巨了 。
每个不持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今日中国东部某些发达城市的面貌与实际生活水平，与 欧美国家已没太大差别。但市民素质的落后依然明显地存在着。衬托在现代物质文明的 背景下，国民素质的种种劣根陋习，如同身着名牌西服的阿Q那头上的癞疮疤一样，显 得更为刺目。而深入下去，人际道德层面上的国民性现状，则更令人忧心如焚。中国传 统的厚厚人格面具上，已被涂上各种保护亮色；种种伪善投机谋私行为竟被世俗舆论所 默许：“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变成“喻世名言”。老实诚实，成为无能弱智的代名 词；良知与诚信已成为社会的稀缺资源，孩子从进幼儿园开始，就学会了帮阿姨撒谎， 干部上了领导岗位，便开始虚报数字，以致在某些“崇高”名义下，谎言畅行，作弊无 阻，人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行文至此，便想起传媒中经常见到的大标题：“英雄流血又流泪”。当英雄主持正义 与歹徒搏斗负伤牺牲时，那些被救者竟悄然离去，不敢指证歹徒，甚至不去报警…… ，屡屡发生的这类事件表明，中国确实太需要有良知的人了。但良知是什么?是社会的 常德①(注：笔者将“常德”视为“圣德”、“美德”之下的底层道德规范，参见拙著 ：《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257页。)范畴，它在任何社会中 都应当是最普遍最寻常的价值因素。作为民族良知承担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明教士提 倡良知百年之后，再次听到“呼唤良知”的口号，怎能不深深感到自己严重失职!因此 ，当刘禾女士在美国和他的同志们为启发某种民族阶级觉悟而呼唤时，我却感到了国民 性改造任务之迫切与艰巨。
但反观自身，我又深感悲观：我们这一代，以及后文革这一代知识分子，能再肩负起 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吗?当然，并不能责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素质的退化。在极 左的阶级斗争环境中，某些国民劣根性曾堂而皇之地变成供知识分子学习的优秀品质， 而历次运动中频繁的挨斗或斗人、挨整或整人的角色转换实践，又使知识分子固有的人 文操守和理性良知被扬弃殆尽。曾经对国民劣根性嫉恶如仇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本身 却成了集国民劣根性之大成者②(注：这种劣根性素质，甚至被咱某些知识分子同胞带 出国门，在国外丢中国人的“面子”。笔者出国旅游时，竟发现一条“规律”，就是宁 肯与语言不同的老外打交道，也千万别信咱“爱国”同胞(留学国外的知识分子导游)的 话，他们爱的只是我口袋中的钱!我为自己的同胞情谊被利用而愤慨!但却不能象刘禾这 样向“西方主义”发泄，因为那与人家“话语系统”无关。)。进入后文革时期，中国 知识分子缺少自审忏悔意识，对当代思想史阿Q式地集体遗忘，从历史角度讲，也是不 可宽恕的。这也是导致新生代知识分子“审父”批判的动因。如王彬彬，如余杰，他们 撕下了历史的封条，唤起了人们的痛苦记忆。但当他们自身的文革遗风暴露无遗时，却 更使人警觉，更令人失望：在这种怪圈式的大批判中，中国知识分子，能承担起改造国 民性的历史使命吗?
知耻近乎勇。面对知识分子这种尴尬的历史处境，我想，一切爱国的、有社会良知和 使命感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应以鲁迅为楷模，自省自励，在批判国人的国民性的同时， 也自觉剖析自己，改造自身的国民性，以便能承担起培育刚正健康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 民族精神的历史任务。如是，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
愿与刘禾女士共勉。
收稿日期：200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