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的四次大转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次论文,建设社会主义论文,思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4)02-0024-05
在历史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曾经发生过多次思路的大转折和模式的再选择，本文着重考察四次，尽管不止这四次，但我们认为本文讨论的四次是最重要的和最有典型意义的。
从马克思的国家所有合作经营的设想说起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其物质基础是由资本主义创造的，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他对过渡时期的经济体制有一个大体的设想，这就是：国家所有合作经营。这个设想是从当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事实出发的。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承认这种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压力，迫使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对私有制的扬弃，从而使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日益发展。在这些发展的形式中，他们关注的主要有四种：合作制、股份制、垄断组织和国有制。马克思对这些形式之所以特别关注，一是它们表明社会化生产的发展日益增强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压力；二是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事实出发，思考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四种形式中，他们认为，有两种形式对过渡到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有直接的意义，这就是合作制和国有制。
合作制的优点是，他是国家这个政治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是既不依赖国家，又不依赖于资本家的生产者的自愿联合；其缺点是这种制度中，生产资料归部分人所有，会造成局部利益压倒整体利益的弊端。
国有制的优点是，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生产资料社会性达到全国规模的形式，因而是最发达的形式[1]，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利用国家政权来改造社会的主要形式；其缺点是国家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过于强大，就会压制社会，带来种种弊端。
国家所有、合作经营作为过渡时期经济制度的设想，可以使两者的优点得到发挥，弊端得到控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必须逐步把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的同时，提出：“把全部生产逐步过渡到合作制的轨道上去。”[2]在他们看来，合作制不仅是所有制，而且是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一直可以保存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有这样的表述：“以合作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3]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国有制越多越好，国有化越快越好。恩格斯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的情况下，国有化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4]
第一次大转折：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
当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之时，至少有两点出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料：一是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建立；二是把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变为实践的第一个方案，竟是以德国的国有化和战时经济体制为借鉴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英、美、法、德四国中，国有化趋势表现得最明显的，并不是经济最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和美国，而是相对落后的法国，尤其是后来者德国。德国国有化的迅速发展，是从俾斯麦时期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俾斯麦的国有化政策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它是向中世纪的倒退。这个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俾斯麦继承了普鲁士现代化的传统：政府在现代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导致国家权力的膨胀，阻挡了市场力量对封建主义的冲刷，形成了对旧社会力量容克地主的依赖。加之，德国是存在严重的国家崇拜的国家。民众的驯服，对官僚的恭敬，相信国王和大臣的精神气质，使军事政策一直凌驾于民意政府的原则之上。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精神一直延续到希特勒。[5]但是，有一点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条件做出充分的分析：对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来说，国家和国家所有制在经济发展中有什么特殊作用?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认识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德国开始的。德国在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利用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进行强有力干预，包括国家办企业，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德国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不能说与此无关，也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典范。
列宁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国有化的否定，相反以德国的经验为借鉴，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进入20世纪之时，德国已是公认的后起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典范，它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起来，走了一条与英法不同的道路，使本来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后来居上，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了英法两国。正是以这个经验为借鉴，列宁提出了经济落后的俄国，利用国家的力量，在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赶上和超过西方的设想。此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全面管制和调节经济的办法，并强迫各企业加入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组织，成为组织得最好的战时经济。列宁说：德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6]他认为，如果把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变成苏维埃的国家，就可以获得一个服从于人民利益的、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此其二。正是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在经济落后的俄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建立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走向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这个设想既包含有十分精辟的思想，也有失误。它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同新经济政策相通的；它把战时经济与和平时期的经济混为一谈的失误，又是同战时共产主义相通的。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苏维埃俄国曾实行过三个方案：十月革命后，最初方案的实施；1918年春提出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修正方案；国内战争爆发后，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后来列宁把这三个方案都叫做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
第二次大转折：利用市场机制的混合经济
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反思和粮食税实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列宁认识到不仅战时共产主义，而且在这之前的国家生产和分配制度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7]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并非是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进行的，它是从形势所迫而采取的某些对策中生长起来的。1921年春，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俄国共产党决定放弃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与此同时，设计的经济体制的类型是，上面实行集中，下面实行农民的自由贸易。这种自由贸易应当严格地控制在地方范围内，大部分农产品应不经市场，搞有组织的商品交换。后来，列宁在回顾1921年春天时的认识时说，“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用新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8]。恰恰是这一小块自由贸易，冲跨了有组织的商品交换，自发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市场。列宁通过这一发展的深刻思考，提出：必须进一步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利用市场机制，“活跃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形成。
新经济政策确立之时，一方面提出：“不健全市场不可能迅速恢复大工业”；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把最大部分的国家物资(原料、粮食、燃料、货币)集中在国营大工业手中，并有计划地分配这些物资。”[9]这里包含着两种相互排斥的原则，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另一种是指令性计划的原则，两者发生了尖锐地冲突。1922年初，以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斯米尔诺夫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个矛盾。他说：“一方面，所有国营企业……都应转入所谓经济核算的主张日益推广，另一方面，‘最重要产品’应全盘分配的原则仍牢牢地保留着。这两种原则之互不相容是一点也不难理解的。”在市场和计划的初次尖锐的矛盾中，他主张坚持“计划”，而把国营工业排除在市场之外。[10]1922年春，面对这一冲突，列宁提出了相反的思路：要使国有企业提高效益，必须让它们进一步实行商业原则，并让它们到市场上去竞争。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既保留了多种经济成分，又存在市场机制，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仅仅是利用市场机制的混合经济；它的未来仍然是计划经济。
第三次大转折：以全面国有化为基本框架的计划经济
列宁去世以后，苏联的所有制结构很快从控制制高点，走向了全面的国有化，到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终于被废弃，形成了以全面国有化为基本框架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急剧转变是怎样发生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甚至严重的危机。其中最尖锐的是两个矛盾：一是革命中农村变革带来的矛盾；二是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赶超战略带来的矛盾。正是这两大矛盾推动了这一转变的迅速发生。
无论苏联还是中国走向全面国有化都是由农村的全盘集体化运动直接推动的。就俄国来说，随着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开展，无论农村和城市国有经济和准国有经济——集体农庄所有制的比重迅速提高，终于形成了全面的国有化。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出现又都同尖锐的粮食问题有关。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个体农民耕种，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由于消灭了地主、削弱了富农，破坏了原有的商品粮提供的机制，但新的商品粮的提供机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随着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大规模的建设提上日程，商品粮的需求大幅上升，但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却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当然，商品粮的提供机制之所以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既同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把农民挖得太苦有关，也同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允许的农村改革有关。
如果说，农村变革中出现的粮食收购危机是走向全面国有化的直接推动力，那么，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的选择则是更深层次的推动力。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与这种发展战略相对应，形成了全面国有化为基本框架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全面国有化并非是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结果，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行特定的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安排，以便于利用国家的权威进行积累，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加速建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速提高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这种模式中的准国有制——集体农庄所有制也并非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不得不选择把农业剩余作为提高资本积累能力的主要手段，不得不设置工农业剪刀差。这种制度安排，便于解决粮食收购；便于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生产，不能因为剪刀差造成务农比较效益差而放弃农业生产。选择这种发展战略和体制，既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历史的必然。波兰学者W·布鲁斯、K·拉斯基的《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求索》曾经指出：“这种经济机制变化和苏联式发展战略的推行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提出了二者的相互关联问题。”“这一轮廓看来是足以说明运行体制和快速的工业化之间的联系——这不是说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而是说这是在同时考虑到了高速发展战略的影响、现存的意识形态框架、政治体制和对计划的一般理解状况的情况下的最可能的选择。”[11]
第四次大转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率先突破苏联模式，走向市场取向。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独立自主传统的大国的大党，也不仅是因为中国有能商善贾的历史传统，而且应当感谢“文化大革命”。正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危机，推动中国人在苏联模式经济增长的潜力耗尽以前，就开始深入地检讨它的弊端。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重新打开窗户放眼看世界之时，看到的世界不仅与苏联模式建立时有根本的不同，与“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的世界也有极大的差别。在苏联模式建立之时，正是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弊端充分暴露之日，30年代大危机爆发之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看到：西方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带来了几十年的稳定增长，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生的新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发展，重视市场作用的东亚正在崛起；而忽视市场机制的苏联东欧国家日子都不好过。邓小平总结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点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12]由于当时计划经济的潜力尚未耗尽，人们普遍接受的体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
中国走向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和突破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首先它直接造成了农民所有权的变革，其次，它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而带来了第二、三产业所有制结构的大调整，带动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发展，从而启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取得了强劲的势头。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提出要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
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推动了思想解放，促进了各地的开拓进取，各地市场活跃起来，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生活也因之明显提高。市场取向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成就，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新的解释。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来应当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已经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这就是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突破，一方面是对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我国改革的自我推动。我国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双重体制的并存也带来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双重体制摩擦很大，漏洞很多，效益下降，结构恶化，腐败蔓延等问题。现实的困境再一次提出理论飞跃的要求。邓小平针对有的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反复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根据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需要和邓小平多次谈话，特别是南方谈话的精神，江泽民于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建议十四大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目标采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十四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说，到十四大为止，我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那么，十四大以后，则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框架；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主要是农村改革推动的，那么，在进入90年代以后的发展和改革则主要是非国有的民营企业推动的。一方面，由于所有制改革取得的进展，到1997年十五大召开之时，我国已经形成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框架的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的雏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作出概括已有可能；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明确，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以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加突出了出来，做出这一概括十分必要。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实践越来越证明，所有制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上的差距。但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困难多，争论多，阻力大。为此，江泽民在“5·31”讲话中突出强调：“要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含义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
以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发展变化的一个简略的考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思路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观也随之发展变化，考察这个发展变化的历程，是回答当前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思路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的体制和模式也随之发展，考察这个发展变化的历程，也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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